张瑞荣，马丹阳

（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草原畜牧业是牧民利用天然草原，主要以放牧食草牲畜的形式，生产和销售牲畜和畜产品，满足自身需求和市场需求。内蒙古大草原从东至西依次分布草甸草原、典型草原、荒漠草原和草原化荒漠，草地的生产力逐渐下降，适合的牲畜品种也有差异。牧区一般处于干旱、半干旱地区，气候条件恶劣。少数民族人口聚集，收入来源单一，主要依靠放牧养畜。由于牧户承包草场面积有限，草场分布细碎化，限制了可饲养放牧的牲畜头数，影响了牧民增收和草原畜牧业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是目前草原畜牧业经济发展的基本理念，在这样的理念下处理好牧区人、草、畜的关系，促进草场流转，实行规模经营，是实现适度规模经济、促进牧民增收、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因素。随着土地确权和“三权”分置工作的陆续实施以及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就业机会增加，牧区劳动力发生转移，牧区草场流转市场愈发活跃，为草原畜牧业实现适度规模经营提供了契机。

本文基于调研数据，应用统计描述分析法、多元回归模型模拟分析法，确定草场流转与规模经济的关系，验证草场流转可以促进规模经济发展和牧民增收。

1 草场流转的影响因素及其效应

草场流转主要是草场承包经营权流转，是指草场承包经营期内，在不改变所有权性质、用途的基础上，承包经营者通过转包、租赁、互换、入股等多种方式将全部或部分草场承包经营权转移给他人或组织，从事畜牧业生产经营行为。其本质是牧户自我决策优化的过程，在综合评估自身的经营能力和家庭资源禀赋后，牧户选择转入草场扩大畜牧业经营规模，或选择转出草场从事其他工作。目前，内蒙古草场流转主要以出租、转包为主，约占54%，多为短期协议、嘎查内部周转。据锡林郭勒盟农牧局数据显示，2022 年全盟共有草场1 802 万hm2，牧户71 800 户，户均承包经营草场251 hm2，全盟共规范流转草牧场141.93 万hm2，约占草场总面积的7.88%，涉及8 948 户，约占牧户总数的12.46%，草场流转主要以出租为主。

1.1 草场流转行为的影响因素

草场流转行为的影响因素分为内部和外部因素，内部因素包括户主年龄和文化程度、户主是否为干部、牧户家庭资源禀赋、畜牧业收入等，外部因素包括城镇化、信息化、政策条件、组织和流转市场建设情况等。

1.1.1 内部因素。（1）户主年龄和文化程度。草地一般从年长且受教育程度低的牧户手中转移到年轻且文化程度更高的牧户手中[1]。（2）户主是否为干部，正向影响草场流转行为[2]。（3）牧户家庭资源禀赋。草场承包面积小、牲畜数量多的牧户更倾向于转入草场。（4）畜牧业收入。畜牧业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例越高，牧户的家庭人口数越多，其发生流转行为的可能性越高[3-7]。

1.1.2 外部因素。（1）城镇化。随着城镇经济的快速发展，非农就业机会增多，教育和医疗资源向城镇集中，农村剩余劳动力更多地选择进入城市。农民所在家庭劳动力转移程度越高，其转出农地的意愿则越高[8]。非农工资收入对农户土地转出有显著正向影响[9]。（2）信息化。信息化可以降低参与农地流转市场的搜寻成本和谈判成本，扩大农地流转对象范围，从而显著扩大农地转入规模[10]。以互联网为载体的农地市场中介平台能打破“熟人交易”，提供更全面、客观的农地市场资讯，解决农地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实现流转交易的市场化和契约化，从而促进农地流转[11]。（3）政策条件。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降低农户金融准入门槛，提高农户金融可得性，从而为农户调整经济决策，实现土地流转市场化创造有益条件[12]。农业“三项补贴”改革扩大了规模农户的土地转入规模[13]。农民对新农保保障能力的评价越高，其转出农地的意愿则越高[8]。工商资本下乡租赁农地正向影响农地转出行为，工商资本下乡提供惠农服务正向影响农地转入行为[14]。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是否获得贷款、是否投保社会养老保险、是否加入合作社等是影响草场流转的加速器[3-8]。（4）组织建设。农地流转目标考核能激励村干部强化对农地流转市场的监管与服务，从而促进村庄农地流转[15]。组织化程度越高，村组织与村民之间以及村民内部越容易通过信任建构来协调流转决策，提升农户农地流转的参与度[16]。（5）流转市场建设。草场流转交易市场建设滞后导致信息闭塞，信息不对称下的交易成为目前草地租赁市场的常态，不利于草场流转[17]。中国北方草场流转市场正处于从传统以熟人交易为特征的“关系型”市场向以陌生人交易为特征的“要素型”市场过渡的转型期，可促进草场流转[18]。

1.2 草场流转效应

1.2.1 生态效应。草场流转在不同程度上缓解了牲畜需求和草场供给间的矛盾，草场整体生态环境得到改善[19]。草场超载的主体是草场面积较小且未进行草场流转的牧户，草场承包面积越大，超载程度越低，草场流转具有正的生态环境效率[20]。也有学者认为，转入草场后牧户会降低自有地块的放牧强度和超载过牧程度，更加追求在转入草场上过度放牧带来的短期收益[21-22]。

1.2.2 经济效应。现行草场产权制度下的牧户经营“小而无效”，牧户参与草场租赁市场可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牧业生产的技术效率，增加牧业产出[23]。当牧户转入草场面积较小时，其实际草场经营规模与最佳经营规模差距较大时，牧户家庭人均收入可能会降低，增收效果有限。而对于转出草场的牧户来说，获得租金的同时，通过转移劳动力来获取更高的其他收入，使牧户家庭人均收入大幅度提高[24]。

已有研究对草场流转做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梳理了各种因果关系，提出了各种观点，但对于草场流转促进牧户经营成本降低的机理，特别是对中小牧户转入草场，能否实现规模经济，进行实证研究很有必要，研究结果对于促进草原牧区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牧民增收具有一定价值，也可为相关政策制定和完善提供依据。

2 理论基础、机理和假说

2.1 理论基础

2.1.1 土地产权理论。马克思是研究土地产权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我国土地产权制度的推进和演变一直以马克思的土地产权理论为指导。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土地产权是一组由土地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结合在一起的“权利束”。土地所有权处于核心地位，指的是产权主体在法律范围内拥有对土地多种用途进行选择的权利，包括对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土地占有权是指产权主体对土地具有实际上的控制权。土地使用权是指土地使用者可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利用土地进行生产生活。土地收益权是指主体对土地的各项权能进行合法处置而享有经济收益的权能。马克思认为土地市场上最关键和最主要的问题是土地产权的界定问题。土地产权要想和其他财产权利一样在市场上自由流动，就必须进行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

明晰的土地产权可以给农牧民吃下一颗 “定心丸”，大大提高农牧户开展农牧业生产的意愿，激活土地的财产性能，进一步推动土地经营权流转，释放土地流转红利，带动农牧户多元增收。

2.1.2 规模经济理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将规模经济定义为：在既定技术条件下，生产一单位产品的平均成本如果在某一区间递减，那么就可以说这里有规模经济。畜牧业规模经济产生的原因在于牧户拥有的初始要素禀赋不匹配，草场面积小，生产技能单一，为维持基本生活，必须饲养一定数量的牲畜。但是容易出现超载过牧，导致草场退化，再加上禁牧，冷季需要购买饲草料时价格相对较高，支出大，劳动力、水井、棚圈、围栏、机械、运输设备等人力资源和养殖设备不能被充分利用，造成单位养畜成本高、收益少的局面。而转入草场，可以帮助解决这一问题。

2.2 影响机理及研究假说

由于牧户没有市场影响力，只是产品市场上的价格接受者，因此，在假定价格不变的条件下，牧户收入水平的提高主要源自产量的提高和成本的降低。

2.2.1 产量角度。饲草料供给不足是制约牧业生产规模的关键障碍。转入草场增加了牧户经营草场面积，提高了天然牧草的供应能力和饲草料的供给总量。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饲草料供应能力的提升可帮助牧户增加牲畜饲养数量，提高牲畜饲养质量，从而提高牧户的牧业总产量。

2.2.2 成本角度。转入草场有利于降低单位牲畜产品的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进而降低单位牲畜产品的总成本。从单位固定成本来看，草场围栏、水井、棚圈以及牧业机械等固定资产随着牲畜数量的增长，分摊到每一单位畜产品的固定成本逐渐减少。从单位可变成本来看，饲草料支出是牧户牧业生产中最主要的成本支出[25]，对可变成本的大小起决定性作用，牲畜疫病支出也会影响可变成本的大小。转入草场和购买饲草料是牧户补充饲草料的主要渠道，转入草场可以对购买饲草料形成替代。随着饲草料价格逐渐攀升，相对于购买饲草料而言，转入草场的价格相对稳定。在雨水正常的年份，转入草场可以为牧业生产提供充足的天然牧草，降低经营成本。但是在极端干旱年份，转入草场可能面临颗粒无收，导致牧户仍然需要额外购入饲草料，从而增加牧业成本。因此，转入草场对于单位可变成本的影响具有气候依赖性。

2.2.3 牲畜疫病角度。转入草场延长了放牧时长并拓展了牲畜活动的放牧空间，降低舍饲过程中的疫病传染概率，减少牲畜疫病的发生[26]；此外，转入草场还可为牲畜补充多样化的牧草，保持牲畜的营养均衡。因此，转入草场很可能通过降低牲畜防疫支出，降低单位可变成本。

综上，在气候正常的年份，草场转入可以通过降低单位可变成本和单位固定成本的综合作用，降低牧业生产总成本。

基于上述文献和理论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牧户可以通过草场流转扩大牧业经营规模来降低单位牲畜的饲养成本。

H2：牧户转入草场后，生产成本构成中的草料支出减少。

3 实证分析

根据历年《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数据分析，肉羊生产成本中费用支出最大的是饲草料费用，占比约75%；其次是人工费用，占比约15%。减少饲草料费用支出是降低成本的关键因素（见图1）。

图1 内蒙古地区肉羊养殖业的成本收益

2011—2015 年以饲草料成本为代表的生产物质费用发生了跃升。2012—2016 年，位于高位的饲草料成本、区域性的小反刍疫病和严重干旱等不利条件叠加，导致畜产品价格下跌，2012—2016 年，内蒙古畜牧业出现了严重亏损。2017 年后畜产品价格逐渐回升，畜牧业收益开始恢复。草畜价格波动剧烈不利于中小牧户维持原有畜群和生计改善，也不利于草地生态保护。

3.1 数据来源和数据分析

数据来自课题组2016—2021 年在内蒙古草原牧区进行的实地调研，涉及乌审旗、苏尼特左旗、巴林右旗和阿巴嘎旗4 个牧业旗，获得有效样本量98 户。表1 为4 个牧业旗草场流转和牧业生产的基本情况。流转率高的旗，流转价格较高，需求增加导致价格上升，符合市场供求规律。草场条件不同，载畜能力不同，巴林右旗降水量较大，草场生产力较高，载畜能力高，牧户经营面积小，流转率高。苏尼特左旗属于荒漠草原，降水量低，草场生产力低，草场载畜能力低，牧户维持同样的生活水平，需要经营更大的草场面积。乌审旗主要是沙地草原，年降水量相对较多，草场载畜能力仅次于巴林右旗，调查户饲养数量最少，折合标准羊数为272.09 只，草场流转率、流转价格最低。阿巴嘎旗属于典型草原，年均降水量250 mm 左右，调查户饲养数量最多，草场流转率排第三，草场流转价格较低，草场载畜力高于苏尼特左旗，低于巴林右旗和乌审旗。

表1 样本旗牧户草场流转和牧业生产的基本情况

由表2 可知，参与和未参与草场流转的牧户在家庭资源状况方面差异显著。相对于非流转户，转入草场的牧户家庭人口数、经营草场面积和饲养头数明显要多。转入草场牧户家庭初始承包草场面积相对较小。

表2 样本牧户主要特征

3.2 变量选择

被解释变量：草料支出和饲养单位成本（按羊单位计算）。若转入草场后草料支出减少、单位饲养成本减少，即认为草场流转能促进规模经济的实现。

解释变量：选取牧户是否转入草场和转入草场面积来表征其草场流转行为的核心变量。

影响牧户生产经营情况的一些重要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包括草场初始承包面积、饲养数量、劳动人口数、畜牧业收入和其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机械投入和地区虚拟变量。以牧户家庭机械如打草机、搂草机、摩托车、拖拉机等的折旧费以及当年牧业生产消耗的燃油费代表其机械投入水平。

3.3 模型构建及结果分析

为了检验草场流转背景下是否存在“规模经济”，验证假说，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Y 为被解释变量；β 为各待估参数；Dum 为“是否转入草场”虚拟变量；Xj为各解释变量，j=1，2，3，…，7，共有7 个；RDk为牧业旗虚拟变量，以苏尼特左旗为对比基准旗，k=1，2，3，分别表示乌审旗、巴林右旗、东乌珠穆沁旗；i 表示各调研牧户，共有98 户。其他具体指标解释详见表3。在多元回归中，方差膨胀系数（VIF）小于5，表明变量中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见表4）。需要指出的是，回归计算中，转入草场面积X1、初始承包面积X2和畜牧业收入X5数据取了对数形式，以消除数据差异过大带来的影响。4 个回归方程最终采取的形式，去掉了不显著的变量（见表5）。

表3 变量取值及描述统计结果

表4 多元线性回归结果多重共线性检验

表5 多元线性回归结果

由表5 可得如下结论：（1）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转入草场显著减少草料支出，饲养牲畜数量越多，草料支出越多；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家庭劳动力人口数和初始承包面积对草料支出有正向影响；畜牧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和机械投入水平对草料支出影响不显著。相较于苏尼特左旗，乌审旗、巴林右旗、阿巴嘎旗草料支出增加显著。（2）在5%显著性水平下，转入草场面积越大，草料支出越减少。劳动力人口数、饲养牲畜数量与草料支出显著正相关。畜牧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机械投入水平对草料支出影响不显著。相较于苏尼特左旗，阿巴嘎旗草料支出增加显著，乌审旗、巴林右旗草料支出差异不显著。（3）在1%显著性水平下，转入草场可显著降低牲畜饲养成本。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初始承包面积越大，越显著减少饲养成本。饲养牲畜数量对成本影响不显著。在5%显著性水平下，畜牧业收入占总收入比重越大，饲养成本越低，机械投入与饲养成本是正向关系。相对于苏尼特左旗，饲养成本显著下降（1%显著性水平），阿巴嘎旗饲养成本也显著低于苏尼特左旗（10%显著性水平），乌审旗饲养成本低于苏尼特左旗，但不显著。（4）在1%显著性水平下，转入草场面积越大，饲养成本减少越显著，转入草场面积的平方显著正向影响饲养成本（5%显著性水平），说明随转入草场面积的增加，饲养成本呈非线性“U”形变化，一定程度表明存在适度规模经济。牧户畜牧业收入占比越大，饲养成本越低（5%显著性水平）。机械投入水平越高，饲养成本越显著增加（1%显著性水平）。相对于苏尼特左旗，巴林右旗饲养成本显著下降（5%显著性水平），乌审旗、阿巴嘎旗也低于苏尼特左旗，但不显著。

总的来看，4 个回归方程分析表明，草场转入显著减少草料支出，降低饲养成本；在一定范围内，转入草场面积越大，越有利于减少草料支出，降低饲养成本。转入草场，增加养畜数量，也存在适度规模经济。相较于苏尼特左旗，乌审旗、巴林右旗、阿巴嘎旗转入草场更有利于降低饲养成本，特别是巴林右旗。从理论上分析，草场流转能够调节草场资源和牧户家庭的其他资源，使各种家庭资源从“失配”状态调整到“适配”状态，从而提高生产经济效率。牧户转入草场可以扩大养殖规模，充分利用资源，从而产生规模效益。

4 结论与讨论

针对样本数据，构建多元回归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和系列检验，得出研究结论：牧户可以通过草场流转扩大畜牧业经营规模来降低单位牲畜的饲养成本；牧户转入草场后，生产成本中的草料支出显著减少；转入草场对草场生产力较高的牧业旗县效果更突出。

根据调研数据，将折算后的牲畜数量划分为4 个规模等级：饲养羊单位数低于150 只的为散户，150～300 只为小规模户，301～600 只为中等规模户，高于600 只为大规模户。在调研的98 户牧户中，散户12户，占比12.24%；小规模户23 户，占比23.47%；中等规模户38 户，占比38.78%；大规模户25 户，占比25.51%。中小规模户（包含散户）占比74.49%。

由于调查的牧户主要是中小牧户和散户，所以研究结论对于中小牧户、散户显著成立，表现为转入草场可以显著减少草料支出，进而降低成本，实现规模经济。也就是说，样本中小牧户、散户无论草场面积还是养畜规模，与适度规模经营还有一定差距，具体表现为经营草场面积较小，而饲养牲畜头数相对较多，因此鼓励中小牧户、散户转入草场，有利于降低整体草原畜牧业经营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现阶段，超载过牧和饲草料成本过高是草原畜牧业高质量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因此，政府应对中小牧户、散户给予适当的政策倾斜，采取贷款援助、交易对接等帮扶措施，提高牧户的草场转入能力，一方面发挥草场流转的生态效益，另一方面避免加剧牧区贫富分化。同时，应建立健全转移牧户群体社会保障体系，保证草场流转市场供给的稳定和增长，发挥草场流转市场功效。草场转入和草场转出是草场流转的2个侧面，只有当市场存在足够多的转出草场，牧户才可能通过市场交易转入所需的草场。此外，应提高转移牧户进城务工和进城定居的公平感、幸福感和获得感，稳定转移牧民的长期城镇化意愿，激发潜在转移牧民城镇化意愿或外出务工意愿，进而促进草场流转，实现适度规模经济，提高草场生产经济效率，增加牧民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