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思思，谢彦明

（西南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云南 昆明 650224）

家庭农场是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组成部分，更是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因此，为促进家庭农场持续发展壮大，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一系列扶持家庭农场的政策性文件。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鼓励发展家庭农场，2013 年中央一号文件第一次明确指出家庭农场的概念，对家庭农场经营提出了发展对策和方针。2014 年，农业部发布了《关于促进家庭农场发展的指导意见》，各级地方政府也做了部署和安排。云南省同样重视家庭农场的建设发展，积极响应中央政策，在《关于实施家庭农场培育计划的指导意见》 基础上出台《关于实施家庭农场培育计划的实施意见》，加强对家庭农场的培育。通过对系列文件的梳理发现，家庭农场的经营发展越来越受重视，从中央政策指引到地方政府的精确规划，都为家庭农场的发展提供了良好基础，帮助提高家庭农场生产经营能力。2008—2022年，家庭农场迅速成长起来，农业农村部首次对全国家庭农场发展情况开展统计调查时，家庭农场数量为87.8 万个，截至2022 年，农业农村部公布全国家庭农场名录系统填报数量已超过390 万个。在家庭农场发展过程中，关于经营环境对家庭农场的绩效产生了什么影响，影响机理是什么的问题，陈德仙和胡浩[1]认为经营环境既影响家庭农场的培育，也影响其经营绩效。曾福生和李星星[2]也同样认为以经营环境为中介的路径能够更高效地提升家庭农场的经营绩效。这些学者用资金、劳动力、土地、文化、政策、市场、教育等要素构成经营环境，实证检验得出经营环境对家庭农场经营绩效影响显著。

然而，我国家庭农场与其经营环境并未完全相容[1]。当前，大量实践表明，家庭农场虽然在政策的扶持下快速成长壮大，但仍然面临种种挑战[3]。对于家庭农场发展面临的困境，顾群[4]概括为4 个方面：土地流转不畅，扩大土地经营规模难；缺少足量的职业农民，提高生产经营效率难；农村金融发展滞后，贷款融资难；缺乏配套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支撑，提高家庭农场经营者的积极性难。曾平生[5]在家庭农场面临的挑战中总结了以下几点：农民对土地产权认识不明晰、政策落实不到位、缺少资金支持、农村劳动力缺乏、农村社会化服务薄弱。除此之外，王建华等[6]将家庭农场发展面临的困境分为内部和外部发展困境2 个方面。内部发展困境包括农场主管理水平欠缺、农产品质量不高、对外合作程度低、营销渠道单一等；外部困境包括政府扶持力度不够、土地流转困难、融资困难、保险制度不完善等。因此，为进一步探究经营绩效的多重影响因素，本文将经营环境划分为经济社会环境、政策环境、生产环境、交易环境4 个经营环境，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实证检验经营环境对经营绩效的影响机理。

1 数据来源、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1.1 数据来源

数据主要来源于全国家庭农场名录系统、实地调查与云南省统计年鉴中搜集的数据指标，其中，为探究外部宏观环境对家庭农场经营绩效的影响，从云南省2020 年统计年鉴中选取了家庭农场所在区县的人均生产总值、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旅游总收入、旅游总人次等外部经济社会环境数据。调查范围包括大理白族自治州、怒江州、曲靖市3 个州市13 个区县的4 830 个家庭农场数据样本，以家庭农场主为调查对象，主要围绕家庭农场的年度收入、经营状况等情况进行了解，目的是了解影响家庭农场经营绩效的因素。数据显示，农场主有2 031 户从事种植业、2 380 户从事养殖业、419 户从事种养业结合。

1.2 模型设定

为研究经营环境对家庭农场年度总收入的影响因素，选用的模型是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本文多元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y 为家庭农场年度总收入，β0为常数项，βi为第i 个自变量的系数，xi为第i 个自变量的值，μ 是随机误差项，i=1，2，3，4，…，n。

1.3 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在借鉴何劲和熊学萍[7]家庭农场经营绩效的评价指标上，遵循科学性、可操作性等原则，将被解释变量y 用家庭农场年度总收入表示，定义为经营绩效。在现有文献中，经营产值或收入、实际净利润或净收入都常用来衡量家庭农场的经营绩效[8]。这里的家庭农场年度总收入是指家庭农场的农业经营收入，主要来自自身经营的农产品销售收入，而不包括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等其他类型收入。因此，选取各类农产品经营、销售收入之和来度量家庭农场的经营绩效。

（2）解释变量。家庭农场经营绩效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借鉴陈德仙和胡浩[1]相关研究成果，确定了经济社会环境、政策环境，借鉴郑风田等[9]研究成果，确定了交易环境，结合我国家庭农场实际情况，确定了衡量家庭农场经营绩效的生产环境。根据变量属性的不同，本文将人均生产总值、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旅游总收入、旅游总人次5 个变量划分为家庭农场经营的经济社会环境，将是否获得扶持、是否获得贷款、是否购买农业保险、是否在工商局注册、是否注册商标划分为政策环境，将耕地面积、林地面积、水面面积、降雨量、化肥施用量作为生产环境，将乡镇距离、县城距离、高速公路距离作为交易环境。同时，为消除变量单位差异和数值带来的影响，对年度总收入、人均生产总值、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旅游总收入、旅游总人次、乡镇距离、县城距离、高速公路距离变量进行了取对数处理（见表1）。

表1 变量定义表

2 结果与分析

2.1 描述性统计分析

如表2 所示，年度总收入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9.8 亿元，收入差距大，可见各地区家庭农场的经济发展状态有巨大差异；旅游收入最小值为0.087 亿元，最大值为240.5 亿元，旅游人次最小值为59 万人次，最大值为4.265 亿人次，数值间差距大，说明各地旅游环境的吸引力不同，旅游资源也比较分散；是否获得扶持与是否获得贷款的均值分别为0.014、0.025，说明获得贷款的次数比扶持多。家庭农场的耕地面积均值为3.322 hm2，不超过6.67 hm2，大部分农户不具备规模化经营条件。总的来说，因各市州之间的差异，造成经营环境的各项结构特征不一致，数值落差较大，也意味着各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因此需要构建良好的经营环境去提升家庭农场的经营绩效。

表2 描述性统计分析

2.2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运用SPSS 21 软件对家庭农场经营绩效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首先进行总样本回归，在此基础上，按照种植业、养殖业和种养结合的分类标准进行分类回归，上述回归的调整R2依次为0.248、0.240、0.297、0.141，都达到0.01 的显著性水平，说明各回归方程总体拟合效果较好。现对结果中筛选出的18 个显著性变量从4 个方面具体分析，回归结果如表3 所示。

表3 家庭农场经营绩效的实证分析

2.2.1 总样本回归分析。（1）经济社会环境方面。经济社会环境中的人均生产总值对家庭农场绩效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且达到5%的显著性水平，说明人均生产总值的增长不利于农场年度总收入的增长，可能的原因在于随着人均生产总值的增加，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越好，农民更倾向于从事二、三产业，所以农业就业人口在总就业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不断下降[10]，即人均生产总值越高的地方生活水平越好，人们越不愿意从事农业。经济社会环境中的旅游总收入对家庭农场经营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达到10%的显著性水平，可能原因在于发展乡村旅游增加了旅游收入，旅游得到发展又能进一步拓宽农民的就业渠道，为农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因而直接或间接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动力[11]。与之相反，旅游总人次对家庭农场经营绩效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且达到10%的显著性水平，可能的原因在于旅游业因其综合性和敏感性更易受外部环境和突发事件的影响[12]。

（2）政策环境方面。是否获得贷款对家庭农场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达到1%的显著性水平，说明人均生产总值的增长不利于农场年度总收入的增长，即贷款获得量越高，家庭农场经营绩效越好，可能原因是因为金融机构鼓励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发展，且政府扶持通过增强家庭农场生产性融资能力，进而也能提升家庭农场信贷可得性[13]，因此也能看出扶持政策与贷款的可得性联系紧密。是否在工商局注册也对家庭农场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达到1%的显著性水平，在工商局注册对家庭农场整体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这体现在注册家庭农场更有利于贷款、抵押等融资活动和扶持政策的正常开展[14]。

（3）生产环境方面。生产环境中的耕地面积、林地面积、水面面积、降雨量、化肥施用量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达到5%的显著性水平。耕地面积、林地面积、水面面积越广，降雨量越大，化肥施用量越多，家庭农场年度总收入就越高。从其他学者的实证分析中可知，家庭农场与传统的一家一户小农生产最大的差别在于土地规模较大，即便比普通农户多投入更多的土地和人工成本，家庭农场的纯收入也较高，究其原因在于农户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获得了规模效益[15]。

（4）交易环境方面。交易环境中乡镇距离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且达到1%的显著性水平，即乡镇距离越近，家庭农场年度总收入越高。可能原因在于农场距离乡镇近，更能掌握市场信息，因此农产品更易售出，农场也会因此发展得越来越好。县城距离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达到5%的显著性水平，即县城距离越近，家庭农场年度总收入越低。可能原因在于农场距离县城越近，发展空间越有限，尤其是涉及家禽，因环保要求会被限制养殖或禁止养殖，因此离县城远的家庭农场更有竞争力，其距离高速公路的显著性不明显。

2.2.2 种植型回归分析。种植型家庭农场的经营环境中，生产环境与交易环境对家庭农场经营绩效的影响效果最为显著。生产环境中耕地面积、林地面积、水面面积、降雨量和化肥施用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均达到10%的显著性水平，这是因为生产环境是家庭农场经营过程中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并且直接影响不同经营类型家庭农场经营面积与经营地点。比如，会对农作物的生长状态与产出结果产生直接影响。交易环境中乡镇距离与县城距离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一般来说，农产品重量较重，而种植型农产品成本相对偏低，因此单位成本较普通货物高，所以交易环境会直接影响种植型家庭农场的经营成本。

2.2.3 养殖型回归分析。养殖型家庭农场的经营环境中，经济社会环境与生产环境对家庭农场经营绩效的影响效果最为显著。经济社会环境中常住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旅游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达到5%的显著性水平。可能原因在于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增长，城镇居民收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膳食结构也逐步改善，人们对畜肉产品的需求量处于逐年增长态势，对品质好、价格高的畜肉产品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这直接推动了养殖业的快速发展。其次，生产环境中林地面积、水面面积、降雨量和化肥施用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均达到5%的显著性水平，可能原因在于养殖场生产环境中的温度、湿度、生存面积密度和空气清洁度，都会影响畜禽的生长、发育状态，从而也将直接影响家庭农场的经济效益。

2.2.4 种养结合型回归分析。种养结合型家庭农场的经营环境中，生产环境对家庭农场经营绩效的影响效果最为显著。生产环境中耕地面积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林地面积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且都达到5%的显著性水平。即耕地面积越大种养型家庭农场经营绩效越好，林地面积越小种养型家庭农场经营绩效越好。可能原因在于耕地经营面积太小，达不到规模效益，在最佳规模之前，只要不断扩大规模，成本就会一直降低，使耕地规模效益充分发挥[16]，而在家庭农场与林业劳动投入较低的情况下，小规模的林地经营更适合种养结合型的家庭农场。此外，交易环境中离县城距离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达到5%的显著水平，即县城距离越远种养型的家庭农场经营绩效越好，可能原因在于种养型的家庭农场需要同时经营种植业和养殖业，所需经营面积较大，而距离县城越近，农场的发展空间越有限，一是因为偏远地区土地租金较低，二是因为县城周围养殖家禽会因环保要求被限制养殖或禁止养殖，因此离县城远的家庭农场更有竞争力。

3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3.1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云南省家庭农场的经营环境，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探究了异质性经营环境对总样本与不同经营类型家庭农场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有以下发现。

（1）经济社会环境在整体上对家庭农场经营绩效产生积极影响。但人均生产总值、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旅游人次均呈现负相关，表明经济社会环境越好并不意味着家庭农场的经营绩效越好，需要弥合城乡发展的巨大鸿沟，优化家庭农场的经济社会环境。

（2）政策环境中，是否获得贷款对家庭农场的经营绩效产生比较广泛的显著影响，但从整体的政策环境来看，政策环境未对家庭农场的经营绩效产生显著影响。可见，对家庭农场存在扶持政策缺位现象。

（3）生产环境对家庭农场经营绩效的提升产生深度影响，并且渗透于不同类型的家庭农场，说明农业生产环境是影响家庭农场经营绩效的关键因素。因此，持续改善生产环境是提高家庭农场经营绩效的重要着力点。

（4）交易环境对家庭农场经营绩效同样产生积极影响，其中对种植型家庭农场经营绩效影响最为显著。因此，提高交通运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是提高经营绩效的有效途径。

3.2 政策建议

（1）优化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就意味着城乡之间土地、产业、人口、资本等要素的自由流动，实现要素的优化配置。一方面，可以为新型城镇化建设释放更多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带动城乡之间的消费与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这样不仅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滞留问题，也能为新型城镇化输送更多高素质人才[17]。与此同时，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动农村产业数字化转型，推动交通、物流、能源、市政等基础设施智慧化改造，逐步形成网络化、智能化、协同化的融合基础设施，支撑城乡一体化协同发展。

（2）精准实施扶持政策，改善家庭农场融资环境。在家庭农场的政策制定上，构建与不同类型家庭农场政策需求相匹配的扶持政策体系，率先在家庭农场“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上力求突破；家庭农场经营类型多样，要想进一步提高家庭农场经营绩效，必须考虑不同经营类型的家庭农场的扶持政策需求；破解家庭农场流转土地无法抵押的问题，政府应适度降低涉农贷款的门槛，完善并加大政策支持；进一步完善家庭农场金融服务体系，重点对家庭农场经营的基础设施、厂房、设备提供资金支持，改善农村金融市场环境[18]。

（3）完善土地流转制度，鼓励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经营。近年来我国土地流转面积不断增长，土地规模经营趋势明显。但是与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以及国际水平相比，我国土地经营规模仍然偏小，农业劳动生产率低[19]。数据显示，经营耕地面积小于0.667 hm2的家庭农场占比高达50.81%，并且占比最高，经营耕地面积在0.667～6.67 hm2的家庭农场占比33.14%，6.67～20 hm2家庭农场占比13.12%，20 hm2以上的家庭农场占比2.9%。相关研究表明，经营耕地面积在6.67～20 hm2是保证我国农村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最佳区间[20]。而从云南省家庭农场经营耕地的面积来看，其适度经营规模还远远达不到。因此，需要政策的支持，建立健全土地流转市场，完善土地流转制度，以此促进农场主向适度规模化经营方向发展。

（4）提高农产品运输效率，优化家庭农场交易环境。云南省属于高原山区，地形地貌复杂，交易环境成为影响家庭农场经营绩效的重要因素，因此政府应为农产品物流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输提供支持。要加大对公路新建与修复的投入，提高公路网络的通达能力，保证农产品的运输畅通无阻，降低农产品的损耗率[21]；要加强农产品物流运输中网络信息技术的应用，搭建农产品网络运输平台，确保各物流节点企业保持信息实时共享，以此提高物流运输的效率；要对助力乡村产业发展的物流企业加大税收优惠力度，进一步完善各类农产品运输优惠政策，降低物流运输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