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吉林省敦化烈士陵园的“革命烈士榜”上，最近增刻了戴家7人的名字：戴万龄、戴万春、戴万珠、戴万发、戴克俭、戴克吉、戴克志，加上以前就榜上有名的戴克政，戴家英雄群体共有8名烈士。敦化戴家毁家纾难、精忠报国的历史在几十年后终于实至名归。

戴万龄（又名戴凤龄，字洪昌）是敦化城东富裕大户戴家的掌门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这位年过花甲的开明乡绅，誓死不做亡国奴，率全家老少举旗抗日。他带领“戴家军”先后跟随中国国民救国军、绥宁反日同盟军、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英勇顽强地战斗在长白山区，最后壮烈牺牲。到东北光复时，戴家一共有50多人抗日殉国，成年男人除了一个年过七旬的老人外全部牺牲，只有几个寡妇、孤儿幸存下来。

“戴万龄一家以民族大义为己任，举家抗日，前仆后继，是活生生的真实版‘杨家将，是不畏强敌、尽忠报国的杰出代表，表现出高度的爱国主义和浓重的家国情怀，谱写了一曲反抗外敌侵略、捍卫民族独立、高扬民族气节的慷慨悲歌。”吉林省东北抗联研究会副会长张彦夫教授说。

正直豪爽“大当家”

戴万龄祖籍山东省莱州府掖县周廷社香合乡，生于1871年农历六月初一，4岁时跟随爷爷、父亲闯关东，来到吉林省额穆县黑石江东戴家堡子。一家人筚路藍缕，勤俭持家，家业日兴。后来，戴家人丁兴旺，开始分流，戴万龄一支来到敦化县沙河沿，辛苦创业，逐渐成为殷实之家。到戴万龄掌家时，戴家拥有土地400多垧，4代同堂60来口人，成为沙河沿一带的大户。

为防土匪侵扰，经官府同意，戴家牵头组织了民团，拥枪百余支，并建筑了东西长约200米、南北宽约100米的四合院，共有房屋80多间，院墙高9尺，四角筑有炮台，雇了不少“炮手”看家护院。

戴万龄一生坎坷，个人和家庭4次遭遇匪劫，为去晦气他4次改名为彭龄、喜龄、希龄、凤龄。戴凤龄是他最后使用也是使用时间最长的名字。戴万龄15岁成亲，一共生有6个儿子、4个女儿（其中1女夭折）。他对家人要求非常严格，给长子、次子、三子分别取名“克勤”“克俭”“克吉”，寄托“勤俭家业才能兴旺发达吉利”之意。他说人要有志向，要精忠报国，故给四子取名“克志”。如果儿子能入选官府做官，他希望能像包公那样公正不阿、为百姓作主，故给五子取名“克选”，有盼望入选、金榜题名之意。他说做人要走正道，故给六子取名“克政（正）”。

毁家纾国难，成立“戴家军”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旧部“老三营”营长王德林不甘心做亡国奴，1932年2月8日在吉林省延吉县小城子举旗抗日，成立了中国国民救国军（简称救国军）并自任总指挥。他出身绿林，曾经救过戴万龄一命。两人是山东老乡又兴趣相投，都反对日本人在东北的横行霸道，反对官府的腐败无能，遂叩头结拜为“盟兄弟”。

戴万龄深明民族大义，曾资助过反对日本修建吉林至敦化铁路的活动。他对日本人在东北的霸道行径深恶痛绝，对其狼子野心心存警惕，早就为抗日作准备，陆续变卖了城里的商铺，花重金购置了100多杆枪，还聘了一个东北军退役李姓军医到“戴家大院”坐诊。

王德林决定把攻打敦化县城作为救国军成立后的第一仗。1932年2月18日，他率军来到“戴家大院”，戴万龄杀猪宰羊，犒赏三军。王德林说：“大哥，日本鬼子已经欺负到家门口了，这回我跟小日本干到底了！你也参加我的队伍抗日吧！”戴万龄握着王德林的手立即说：“我早有此意，如贤弟不嫌弃，我愿抛家舍业追随贤弟，共同抗日报国！”王德林激动得热泪盈眶，当即任命戴万龄为救国军乡团大队长，让他迅速招兵买马。

戴万龄就以戴家子弟、家中“炮手”和长工共100来人为基础，又动员沙河沿左右村屯200来个猎户、“炮手”出身的青壮年，组成300来人的乡团大队。戴万龄的4个兄弟、5个儿子、3个女婿，都追随他参加了救国军。

1932年2月20日拂晓，戴万龄率乡团大队随救国军第一次攻打敦化县城，经过激烈战斗，一度占领了县城，给敌人以震撼。但由于攻城的情报被内奸告密，大批日军从吉林赶来增援并有飞机助阵，救国军不得不撤离。为避免日寇报复，戴万龄派人急速给沙河沿的家人送信，叫他们将家中枪支弹药、钱款、布匹收拾分装在20多条麻袋里，加上粮食，一共装满30多辆大车、几十张爬犁，戴家老少60来口也跟随救国军一起撤退，从此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漫漫的抗日之路。

很快，日军与伪军追到沙河沿，将“戴家大院”包围，杀死了留守的戴万生（戴万龄的堂弟），放火烧毁了全部房屋和没来得及带走的粮食、物资。这更激起了当地百姓对日本鬼子的仇恨，坚定了戴家满门抗日到底的决心。

不久，乡团大队被正式改编为救国军第五营（也称独立营），戴万龄为营长，戴克勤、戴克俭、戴克吉分别为连长，戴克志等9人为副连长，戴克政为传令兵，戴万龄的两个孙子为营长警卫员。这支部队因以戴家子弟、亲属为主体，也被称为“戴营”“戴家军”。此后，戴营随救国军转战于吉、黑两省东部地区，先后参加了镜泊湖连环战和二次、三次攻打敦化以及攻打额穆、安图、东宁等战斗，多次重创日伪军，狠狠地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1933年1月，面对日寇的重兵包围，救国军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王德林退至东宁县中苏边境线一带，决定带领部分伤病员和家眷撤至苏联再绕道回关内。

临行前，他对戴万龄说：“大哥，你也跟我去苏联吧！”戴万龄回答：“我活着做中国人，死了做中国鬼！”王德林无奈地说：“那你就带着自己的队伍往回打吧！”他们没想到，这一别竟是永诀！

留下的救国军前方司令吴义成和戴万龄将部队分成两部，各率本部人马突围。戴万龄命一连打冲锋，二连在中间，三连断后。一连“炮手”多枪法好，戴克俭的“把兄弟”、被称为“独龙”的神枪手李海峰找出敌人的薄弱环节，带领战士奋勇冲杀，硬是把包围圈撕开一个口子，率先冲了出去。二连夹在中间顺势冲出。三连大多为年轻人，跑得快，负责阻击追兵。戴克政率5人战斗小组殿后，他弹无虚发，追上来的一小队日本兵全被他撂倒。突出敌人重围后清点，戴营伤亡惨重，牺牲和受伤者各有100多人。

戴营撤至汪清县罗子沟，与救国军柴世荣部会合，加入了“柴旅”，后随其参加了绥宁反日同盟军。1935年2月，戴营加入周保中任军长的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1936年，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成立，从此，“戴家军”走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道路，追随周保中军长转战白山黑水，与日寇进行殊死战斗。

英勇不屈，壮烈牺牲

戴营开始组建时有300来人，最多时有四五百人，但在残酷的战斗中不断减员。1935年8月，部队在东宁县遭遇敌军重兵包围，戴营负责掩护主力部队突围，经过浴血奋战，遭受重大伤亡;后来攻打宁安又牺牲一些人。到1936年初，戴营已经不足百人，“柴旅”加入东北抗联第五军后进行整编，由于抗联没有营的编制，戴营人员分散编入第五军其他队伍。周保中军长考虑到戴万龄年事已高，委任他为副团长，专门负责军需后勤工作。

1937年，抗联第五军大部队去了黑龙江省宝清、密山一带，在日寇不斷“围剿”下，部队给养十分困难。留守宁安一带的戴万龄奉军长命令，先后分5批派出8名戴家子弟潜回家乡筹集粮食，均告失败，7人被捕，其中6人牺牲、1人入狱。

1937年深秋，为救部队燃眉之急，戴万龄亲自带着三儿子戴克吉等30多人潜回沙河沿一带筹粮。戴万龄藏身一亲属家时，被汉奸发现告密，引来鬼子抓捕。为不连累他人，戴万龄把两把手枪藏在灶坑灰堆里，走出房屋束手就擒。敌人将其两个大拇指用铁丝捆住，把双手背在身后，先在沙河沿、马鞍山游街示众，几天后押往敦化县城。戴克吉为营救父亲，率领战士们在马鞍山一带伏击敌人，打死数名日伪军，终因势单力薄，与十来个战士当场牺牲。

在敦化日本宪兵队，日寇对戴万龄严刑拷打，百般摧残，折磨多日，逼问他抗联部队的去向，他宁死不招，对鬼子骂不绝口。初冬第一场大雪来临时，残暴的日寇用两块钢板将戴万龄夹在中间，再用铁丝捆绑后，泼上汽油点火焚烧。戴万龄疼得满地打滚，钢板都烧红了，仍骂声不绝，最后奄奄一息时被鬼子扔进了狼狗圈。这位67岁的老英雄壮烈牺牲！

前仆后继，满门忠烈

据戴家后人统计和党史专家调查，戴万龄一家4代人参加抗日部队，前后牺牲了50多人。戴万龄的4个儿子、4个弟弟、1个女婿战死沙场，另外两个儿子也因抗日而牺牲，1个儿媳、1个孙子在艰苦转战途中因缺医少药而病逝。

戴万龄的长子戴克勤，1935年在东宁突围战中腿被打折、身上3处受伤，辗转回到沙河沿东沟养伤，不久被汉奸出卖而被捕。在日寇酷刑折磨下，他的手指甲全都脱落，仍坚强不屈，后被一个远亲保释出去，不久因伤重于1945年3月去世。他是戴家最后牺牲的青壮男丁。

戴万龄的五子戴克选，是戴家唯一未直接参加抗日队伍的人，父亲举旗抗日时，他正在吉林市读书。戴万龄听从了抗日队伍中的地下共产党员胡泽民、陈翰章的建议，让戴克选打入敌人内部做地下工作。戴克选于是转入伪吉林地方警察学校学习数月后，进入敦化县伪警察队做地下情报员，多次为抗日部队购买弹药军需、提供情报。1939年，他在一次为抗联购买500发子弹时，被两个同事怀疑并敲诈，在与他们搏斗时头部被打成重伤，4天后不治身亡。

戴克政是戴万龄的六个儿子中排行最小也是最出色的一个。他16岁随父参加救国军， 1933年冬加入中国共青团，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战斗中不断成长，1936年在抗联第五军第二师升为连长，1938年6月任第三师九团团长。1938年8月，戴克政因腿部负伤，与13名战士留守宝清县小团山临时营地并看守通敌犯人。13日，200多敌骑兵将营地重重包围，戴克政率战士们与敌激战3个多小时，弹尽援绝，与9名战友壮烈牺牲。日军在戴克政身上翻出了团长的证件，又残暴地向他的遗体连刺数刀。

“戴家军”这个英雄之家的抗日事迹，举世罕见，感天动地，必将永远镌刻在中华大地上。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周长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