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典籍博物馆高高的台阶下方，是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的办公区域。乍一进入，略显压抑。陈红彦的办公室在走廊尽头，四人一间，入目尽是书刊杂志。陈红彦温婉亲切的态度中隐然有古韵，语速柔且快，带着记者很快进入了她的古籍世界。

希望成为老师那样的人

陈红彦是现任国家图书馆古籍馆馆长，本科求学于北京大学古籍专业，毕业后即从事古籍工作。算起来，她的专业经历到今年整满40年。

选择古籍文献作为终身职业，是陈红彦在高中时期就确定了的事。她的高中一年级班主任常康老师常常自己刻蜡板，印上一篇古文给学生们“加餐”，让同学们标点、注释、翻译，陈红彦的兴趣很快聚焦在了古文上。高考时，根据常老师的建议，她报考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并如愿被录取。

进入北京大学，陈红彦遇到了一众名师。她曾在一篇文章中回忆：“入学后的第一次震撼，是金开诚先生书法级的板书和渊博的学问。之后，王力、阴法鲁、周祖谟、裘锡圭、袁行霈、倪其心、安平秋、严绍璗、孙钦善、白化文、董洪利，以及客座教授黄永年等，这些原来在书本上见到的名字，竟换作本人在讲台上侃侃而谈、在身旁谆谆教诲，使我受益匪浅。”

陈红彦印象中本科阶段接触的老师字都漂亮，学问都好，对教学尽心尽力，同学们也都爱学。4年跟一众名师学下来，学生都打下了深厚的基础，“说实话，老师们的教导至今还常在我的工作中冒出来，包括思维方式，都是有用的”。 陈红彦说，“同时我们也有了做人的榜样，都希望成为老师那样的人。”

1987年陈红彦毕业后，进入国家图书馆（时称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善本组工作，当时部门主任是李致忠先生，组长是王玉良先生。

国家图书馆善本室有个传统，新人入职后要跟着老师熟悉书，“包括书名、作者，几百上千种，这是一个基本训练”。随后，要到各部门轮岗，熟悉图书馆全貌。但陈红彦这一届例外，因为恰逢国家图书馆旧馆迁新址。国家图书馆搬家，清点是重头戏。新老员工都集中进行搬迁了。

陈红彦领到的第一项工作是写卡片。老师的要求很明确——要一笔一画，不能写连笔。陈红彦说：“图书馆写字的最高境界就是小孩字，目的是让人看得清楚，再一个是要有行气，一行一行要整齐，这也是进图书馆的第一步。”

最精准的《永乐大典》修复

国家图书馆有著名的四大专藏：敦煌莫高窟密室的“敦煌遗书”，元代山西广胜寺请印的金刻佛家宝典《赵城金藏》，以及明清两代官方编纂的巨著《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它们入藏后的保护和修复无疑是古籍人最为牵心挂肚之事。

古籍修复室在1909年京师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建馆后不久就建立了，当时仅有一两名修复师。1949年《赵城金藏》入藏时破损严重，为了抢救这4000余件国宝，政府专门调来4位老师傅增加修复力量，从1949年到1965年日复一日地修了十几年，终于使《赵城金藏》复其旧貌。陈红彦生于1965年，国宝《赵城金藏》修复完成于1965年，陈红彦感慨着命运的神奇。

《永乐大典》2007年回归，是古籍修复室提升修复能力的又一次契机。《永乐大典》1912年起陆续入藏国家图书馆，此后数次修复。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开始实施，当时陈红彦是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第一任主任，根据上级安排对华东区进行督导时，契机再次出现。

当时，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研究馆员程有庆和中科院杨成凯、故宫博物院施安昌、文物出版社孟宪钧一起，到华东核查古籍善本。刚到上海，老家在上海的施安昌就告诉大家，一位老邻居说手中有一册《永乐大典》，想请专家鉴定一下。当时，大家都觉得在民间发现《永乐大典》的概率很低，程有庆在古籍馆工作这些年，经常有人拿着假《永乐大典》到国家图书馆，有的是影印本，有的是仿制品。当天晚上，收藏者袁女士抱着一册《永乐大典》来到几位专家下榻的宾馆，展现在四人面前的一册《永乐大典》与国家图书馆地库中的一模一样，是“模”字韵的“湖”字册。此前，国家图书馆已经收藏的两册“湖”字单册，在程有庆的印象中，正好缺中间这一册。经反复证实，这册《永乐大典》是真品。

陈红彦也亲历了这册“湖”字《永乐大典》的入藏过程，那时她刚刚回到善本和普通古籍合并不久的古籍馆，之后在2022年又亲历了这册《永乐大典》的修复。她记得：“这册《永乐大典》的修复与以往不同，不仅继续贯彻了过去最少干预、修旧如旧的整体修复原则，还有很多科技手段用了起来。”

“2003年的修复，材料是个瓶颈，找不到合適的书皮材料。我们的修复师张平老师跑遍了北京城，只找了一个相近材料先用上。2007年回归的这册，2022年我们在社会力量的支持下进行修复。这次，我们的青年修复师用他们的学科背景进行检测分析，不断试验，然后进行机织，研制出了匹配的材料。他们把研制出的材料在显微镜下一根一根丝对接，让这册《永乐大典》生机焕发。”陈红彦还特别提到，是修复师科技水平的进步、各专业年轻人的配置合适，加之社会资金的助力、前人经验的继承，才成就了这次最科学、最精准的修复。

但过去修复的也不埋没，“因为没有之前一次又一次的加固和维护，《永乐大典》的生命不可能维持到今天。修复古籍的过程更科学更规范，还复原了过去的材料，使得《永乐大典》有了更科学、更有效的材料去保护。而掌握了这个方法以后，其他的古籍修复也可以用上。所以，现在的进步是时代的特征，是科技的赋能和助力。”陈红彦说。

三种不同类型师带徒的模式

任何一个岗位都是经验和科技的结合，特别是古籍修复。陈红彦回忆：“老馆长周和平就认为手工技艺传承更有效。”2013年，文化部在古籍馆挂了“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的牌子，馆里的8位年轻人拜古籍修复技艺国家级传承人杜伟生为师，开始了师徒间的技艺传授。“后来朱振彬也收了徒，他们都有拜师仪式，我们准备今年或明年再办一次。” 这些老同志特别敬业，青年人学的不只是技术，还有精神的传承。

“修复室这些老师各有长项，朱振彬修复书拿手，刘建明单张和拓片修得特别利落。”刘建明、朱振彬都是全国技术能手。对于修复行业而言，经验非常重要，经验不够，学历再高也上不了手。所以，古籍馆对年轻人的培养，除了重视学历背景外，还注重古籍保护计划在职培训、学校对学生的培养，加上师徒传承，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师带徒的模式，陈红彦称之为“三驾马车”。

古籍馆成立之初，修复室人员以老同志为主。老同志陆续退休后，年轻人开始担当主力。现在修复组组长胡泊1981年生人，也是全国技术能手。

作为馆长，陈红彦对修复师的修复数量没有一律要求，她始终认为严谨和科学比数量更重要。“因为我觉得用心修复、用科学技术修复的东西和随随便便修复的，从长期保存来说是不一样的。对千年古籍来说，哪怕是几百年的古籍，修复科学有效，真正地保护好它，要比追求数量、浮皮潦草地赶活儿重要得多。”

陈红彦说，她总爱和她的修复师同事们说，“我们几十年职业生涯，能够为千年古籍延寿，是多么功德无量的事”。

（摘自《北京青年报》王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