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 高地雪

1984 年，你作为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的政策研究员来到华盛顿特区，在国会技术评估办公室工作。当时，你对科学政策的关注重点在哪里？

从那里开始讲起很不错，因为自那时起，已有太多事情发生了变化——但也有些事没变。1984年，我参与的第一个项目是一份关于微电子学研发的报告。当时，美国半导体产业刚意识到自己将要面临来自日本的全球性竞争。当然，在过去的40年里，半导体生产全球化，并且集中到了世界的某个地区。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件事给美国带来的问题：国家安全问题、经济问题、供应链问题、就业问题。

40年后，我们终于对此采取了行动。让人惊喜的是，去年，国会通过了《芯片与科学法案》。这是本届政府已经做到的一系列事情中的一部分，这些事情切实为在美国投资指明了一条非常不同的道路。过去有一种相当自由放任的想法，就是让生态系统进行创新，让企业来做决策。你认为美国现在更加积极主动了吗？

是的。拜登总统谈到了“拜登经济学”以及他的目标，也就是建立一个从内向外、自下而上发展的经济体系。为了实现这一愿景，我们需要关注这些关键行业。这不仅是因为半导体等行业内的就业机会，还因为这些行业会给供应链带来多米诺骨牌效应。新冠大流行让我们记住了，当亚洲的工厂关闭时，底特律的汽车工人也会受到影响。

因此，所有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必须采用新工作方式的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