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坤 汪川

日本经济“失去”的时代对中国而言颇有借鉴价值。首先，中国应充分借鉴日本银行在宏观调控和货币政策方面的得失，避免政策失误与经济周期产生叠加效果。其次，应建立宏观调控与产业政策之间的“隔离墙”，明确宏观调控与产业政策的边界。最后，借鉴日本应对人口老龄化和海外投资的经验，在进一步推进对外开放的同时，加快国内企业“走出去”的海外布局。

“失去的三十年”夸大了日本经济的衰退程度

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日本，经历了一场深刻的经济转型。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平均增长率在20世纪80年代曾高达4.6%，但1990-1999年，平均增速仅为1.5%，被称为“失去的十年”。2000年之后，经济增长率虽有起色，但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在2008-2009年，日本经济连续两年负增长，“失去的二十年”甚至“失去的三十年”的讨论随之而起。

自1990年开始，日本经济增长确实出现了减速，整个20世纪90年代而言，日本年均GDP增速仅为1.1%。不过，自2000年开始，日本经济基本恢复了正增长，进入缓慢复苏期。日本人均GDP也保持了较长时期的快速增长，其间虽然时有波动，但整体保持着较高水平。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1990-1999年，日本平均经济增长速度低于德国、法国等欧洲同侪，但自2000年以来，日本经济增长并未出现系统性偏低，而且劳动生产率始终保持较快增长。

首先，就实际GDP增长率来看，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相比日本20世纪80年代平均4.31%的增速，1990-1999年1.5%的平均增速，日本的确可称为处于经济增长的“失去期”。但如果考虑到同期德国平均经济增速为2.17%，法国和意大利等国也仅为2%左右，那么日本经济结束追赶期的高速增长、回归2%左右的增速是自然现象。因此，如果要讨论日本经济是否“失去”，其参照系也应该是横向比较的2%，而非纵向比较的4%以上。

其次，即便能将20世纪90年代设定为日本经济的相对“失去期”，2000年至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日本GDP平均增速为1.45%，而同期德国和意大利经济增速分别为1.55%和1.46%。两国相比较，将这段时间称为日本经济“失去的三十年”明显存在偏颇。同理而言，国际金融危机后的2010-2019年，日本经济平均增速达到了1.21%，而作为欧元区经济引擎的德国，其同期平均GDP增长率只有1.97%，意大利更是仅为0.24%，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经济“失去的三十年”自然无从谈起。

最后，从劳动生产率角度来看，日本全要素生产率始终保持了较高水平。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90年以后的三个十年当中，日本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分别为0.92、0.94和0.98，均明显高于德国同期水平（分别为0.87、0.93和0.97），日本经济在生产效率上的表现基本处于发达国家的领先水平。值得注意的是，有观点认为，日本制造业外移是日本经济“失去”的原因。事实上，正是因为日本企业有目的地将经济活动和就业机会在日本内外重新配置，日本企业的生产率保持了较快增长态势。如果考虑到人口老龄化带来每年劳动力减少1%，日本经济能够保持1%以上的经济增速，就意味着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在2%以上。

综上，考虑到2000年之后其经济增长已经回归潜在增速，日本的经济增长在2010年之后反而处于发达国家中的相对较好水平，所谓“失去的二十年”和“失去的三十年”的说法不攻自破。

至于20世纪90年代，虽然日本经济表现较之其他发达经济体并未出现系统性差异，但其发展态势明显不如其他阶段，甚至出现了很多不容忽视的问题，可以认为，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确实经历了相对“失去期”。

“失去”背后的三重叠加：经济增速收敛、经济周期衰退与宏观政策失误

经济增速收敛是指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GDP增速出现不断下滑的特征。战后，日本在很长一段时间保持着高速增长，但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经济增速开始出现明显的收敛特征：该国经济20世纪60年代平均增速为10.4%，而70年代平均增速则为4.45%，到了泡沫经济之后，日本经济平均实际 GDP增长率降为1%左右。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经济“失去”的大背景是人均国民收入增长带来的经济增速下滑，是经济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因此，评价日本经济增速不能简单地和其20世纪60年代高经济增长相比较，更应该对标同期欧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

另一方面，日本经济的“失去”是经济周期衰退的结果。20世纪90年代初，隨着泡沫经济崩溃，日本经济开始陷入低增长的状态：1990年经济增长仍高达4.84%，泡沫经济破灭后的1993年直接跌至-0.46%。虽然在1994年之后，日本经济恢复增长，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进一步加剧了其经济萧条，1998年、1999年又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

如果日本经济“失去”可以看作是经济周期衰退，那为何“失去期”可以高达十年或者更长？即便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期，日本经济增速在2008年和2009年为负增长，2010年经济增长便恢复至4.1%，经济周期衰退仅仅持续两年。

究其原因，日本政府于20世纪90年代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失当，对日本经济造成了多次负面冲击，形成多轮经济衰退的叠加效应，导致了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萧条。尤其是在“广场协议”之后，为扩大内需，日本央行长期推行宽松货币政策，更加剧了已经过热的国内投资，泡沫经济由此形成。之后，日本央行又跟随美联储加息刺破了经济泡沫，从而造成广泛的经济衰退。1990年，“海湾战争”引起油价波动。为应对油价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日本央行提高利率，进一步加剧了国内衰退。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90年代，日本央行吸取泡沫经济的教训，转而在宏观调控方面采取谨慎态度，限制经济萧条中的货币政策作用，这也加深了日本经济衰退。

此外，这一时期日本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配合频频出错。例如，日本经济于1996年开始出现复苏迹象，但桥本龙太郎政府的平衡财政和增税措施叠加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造成了1997年后的新一轮经济衰退，导致日本经济直至2000年后才逐渐得以恢复。

从深层次看，日本经济政策频频失误，是因为混淆了宏观调控与产业政策的政策边界。战后，日本的货币政策长期带有产业政策特征，其核心是以低利率补贴企业，尤其是出口企业。虽然充当产业政策职能的货币政策在短期内有助于扶持和鼓励企业发展，但也造成了金融体制和货币政策的僵化，从中长期来看，造成了诸多恶果。例如，长期低利率和汇率的货币政策，造成了巨额的经常账户顺差。为了消除这一经常账户顺差，日本政府开始鼓励资本流出，以致日本金融市场不得不与国际市场接轨。在“广场协议”之后，随着日元快速升值，为了缓冲外需下降的负面作用，日本央行实施了扩张型货币政策以扩大内需，结果形成了庞大的经济泡沫。

日本经济“失去”的现实折射

鉴于中国在经济结构和金融结构上与日本具有较高的相似性，日本经济的“失去”对于中国而言颇有借鉴价值。就中国的情况来看，在经济结构方面，国民储蓄率明显偏高、居民消费占比偏低，2020年，中国国民储蓄占GDP的比重超过45%，几乎超过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一倍以上。高储蓄率造成了一系列宏观经济问题，尤其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外部经济环境恶化，过高的国民储蓄主要通过国内投资来消化，这与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的状况十分相似。而在金融结构方面，中国国内金融体系同样以间接融资的银行信贷为主。因此，中国经济增长不可避免会受到宏观调控和货币政策的直接影响。

考虑到中日两国的相似性，日本在经济“失去期”的表现或可为中国提供“前车之鉴”。

首先，我国应充分借鉴日本银行在宏观调控和货币政策的经验教训，避免政策失误与经济周期的叠加效果。遇到类似泡沫经济崩溃之类的负面冲击时，宏观调控和货币政策应稳定，坚定地维持低利率政策，耐心地等待市场信心恢复和金融机构重新健康运转。同时，也有必要采取“量化宽松”式的货币政策，直接向市场注入流动性。

其次，应建立宏观调控与产业政策之间的“隔离墙”，明确宏观调控与产业政策的边界。与日本的情况类似，中国的宏观调控范畴比较宽泛，在职能设置上往往将宏观调控与行政审批等混淆在一起，结果造成宏观调控措施手段越界。为有效区分宏观调控与产业政策的边界，应明确宏观调控的职能，依靠市场化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手段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产业政策的职能则应转向中长期国家经济战略，并限定宏观调控行政化手段的适用范围和条件。未来的产业政策应着重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致力于创造促进公平竞争、鼓励创新的市场环境。

最后，借鉴日本应对人口老龄化和海外投资的经验，在进一步推进对外开放的同时，加快国内企业“走出去”的海外布局。这不僅有助于扭转人口老龄化带来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负面效果，还可帮助国内企业在全球进行资源配置，全面提升企业的劳动生产率。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