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玉瑞

(陕西中医药大学,陕西 咸阳 712046)

《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作为以生命科学为主体的“百科全书”,同时汲取和融会了秦汉及其以前的哲学、天文、历法、气象、地理、心理等多学科知识,确立了中医理论与临床的基本范式,深刻影响着中医学术的发展。因此,也得到了近现代中医学界广泛、深入、持续的研究,《黄帝内经百年研究大成》对此做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总结,但就《内经》的研究方法与路径而言,则缺乏较为深入的梳理与分析。而《内经》的研究方法与路径,直接影响着内经学乃至中医学术发展的方向,决定着中医学术研究的成效,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总括《内经》成书以来历代研究概况,有关《内经》研究的方法与路径可概括如下。

1 考据学研究

考据学的具体内容包括古籍的整理、古书的辑失、古书的辨伪、古书文字的校证、名物制度的考释等,具体到《内经》的研究,主要涉及《内经》成书年代、书名由来与作者、版本及其源流、校勘等研究。此方面的研究,《黄帝内经百年研究大成》有所总结[1]。关于《内经》的成书问题,班兆贤著《〈黄帝内经〉书名与成书年代考证》(2009),其他如龙伯坚《黄帝内经概论》(1980)、任应秋等编《内经研究论丛》(1982)、马继兴《中医文献学》(1990)、廖育群《重构秦汉医学图像》(2012)都有专题论述。廖育群认为今本《内经》并非《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黄帝内经》十八卷”,《素问》《灵枢》的最终成书年代在《七略》之后,且两书内容皆有古今之分,今本《内经》极有可能是在博采《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各种医经著作的基础上成书的[2]。马继兴[3]系统阐述了《黄帝内经》的著作系统。关于校勘多集中于《素问》的研究,代表作古代如顾观光《素问校勘记》《灵枢校勘记》、胡澍《素问校义》、俞樾《读书余录·素问篇》(又名《内经辨言》)、于鬯《香草续校书·内经素问》、田晋蕃《内经素问校证》等,现代如郭霭春《黄帝内经素问校注》(1992)、李今庸《李今庸读古书札记》(2015)、范登脉《黄帝内经素问校补》(2009)等。《内经》辑复方面的研究,唯有段逸山所著《〈素问〉全元起本研究与辑复》(2001)。

2 语言文字学研究

传统语言文字学研究主要有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修辞学等方法,现代又涉及注释、翻译、语法以及语料库语言学方法等。《内经》“其文简,其意博,其理奥,其趣深”(《素问》王冰序),因此运用语言文字学方法以识字、析义、明理,自然成为古今研究《内经》的基本方法。就传统语言文字学研究而言,大多数医家的注释之作,古代如杨上善《太素》、《素问》王冰注、马莳《素问注证发微》《灵枢注证发微》、吴崑《素问吴注》、张志聪《素问集注》《灵枢集注》、高世栻《黄帝素问直解》等,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学者丹波元简《素问识》《灵枢识》、丹波元坚《素问绍识》、森立之《素问考注》等,在比较前代医家注释的基础上多有所创见;还有专就《内经》语言文字进行研究的学者与专著,如陆九芝的《内经难字音义》、江有诰《江氏音学十书·内经韵读》以及钱超尘所编《清儒〈黄帝内经〉古韵研究简史》等。现代学者运用传统语言文字研究《内经》,当首推钱超尘所著《内经语言研究》(1990),分别从训诂、音韵、语法三方面对《内经》作了全面研究和分析。《内经》修辞学研究,当以班兆贤的《黄帝内经修辞研究》为代表。

现代学者常将校勘、注释、语译、析义等方法综合运用于《内经》研究,较有代表性的著作如郭霭春《黄帝内经素问校注语释》(1981)《黄帝内经灵枢校注语译》(1989)、山东中医学院等编《黄帝内经素问校释》(1982)、傅贞亮主编《黄帝内经灵枢经析义》(1993)《黄帝内经素问析义》(1997)、张登本主编《白话通解黄帝内经》(2000)、中医研究院研究生班编著《黄帝内经·灵枢注评》《黄帝内经·素问注评》(2011)、张珍玉《灵枢语释》(2017)等。工具书的编撰也是现代《内经》语言文字研究的重要方面,代表性著作有傅贞亮等编《内经词典》(1990)、郭霭春等编《黄帝内经词典》(1991)、凌耀星等编《实用内经词句辞典》(1994)以及本人所编《中医经典词典》(2016)。

进入21世纪,一些学者开始借助于现代语言学方法跨学科研究《内经》,比较有代表性的如赵丽梅[4]以认知语言学里的原型范畴理论、隐喻/转喻理论和框架语义理论为指导,对《内经》中的典型多义词进行了深入探讨,具有一定的开创性。语料库语言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主要研究机器可读自然语言文本的采集、存储、检索、统计、自动切分、词性标注、语义标注,并研究具有上述功能的语料库在词典编纂、语言教学、语言定量分析、词汇研究、词语搭配研究、语法研究、多语言跨文化研究、作品风格分析等领域中的应用。闻永毅等[5-6]探索了以语料库语言学的方法研究《内经》的语言文字。杨茗茜等[7]结合本体构建及扎根理论方法,获取《素问》脾藏象理论咳类相关疾病术语49个,建立术语关系63条,形成并诠释脾藏象理论相关咳类疾病知识本体。

以上两个方面也可总属于文献学研究。文献学方法主要包括目录、版本、校勘、训诂、辑佚和辨伪及历史研究方法等,其原则是尊重历史、尊重原著、尊重原意,试图最确切、最清晰的再现原作者的本来认识和经验,因此是《内经》研究的前提与基础,张灿玾主编《黄帝内经文献研究》(2005,2014年修订)可谓此方面研究的重要成果。但文献学方法也有其局限性,它研究的结果只是为人们提供了一些历史的资料,给人们以某种启示、线索或进一步研究的依据,而不是医学科学研究的结论,对文献研究的结果要放回实践活动中加以验证和评价。

3 诠释学研究

通过对经典的不断诠释来传承与拓展一种思想传统,历来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医学术发展的特点之一。因此,中国学术史上有源远流长的经典诠释传统和丰富迭杂的人本诠释经验,但从来也不存在一种作为理论出现的诠释学。诠释是指站在某个“视点”展开的理解活动,再给出一套语言文字符号的建构。诠释学作为一门关于理解、解释和应用的技艺学,经历了作为圣经注释理论、语文学方法论、理解和解释科学或艺术、人文科学普遍方法论、此在和存在理解现象学和实践哲学的诠释学的发展与转向,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十分活跃的哲学思潮,其影响已经超出人文科学范畴,而波及自然科学。

现代诠释学包含理解、解释、应用和实践四方面的意义,从诠释学的角度而言,《内经》的学术研究史,可以说就是《内经》的诠释史,只不过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尽相同的理论与方法。但将诠释学方法引入《内经》研究则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根据文献记载,笔者[8-10]最早提出借用诠释学的方法研究《内经》,系统阐述了诠释立场与《内经》研究、诠释学与经典理论的创新、诠释原则及边界与《内经》研究、诠释层次与《内经》研究等问题,指出中医学术的发展涉及到从中医经典到现代语言、从中国传统学术到现代科学语境等不同层次的转换,以及从科学诠释学的角度对中西医学的哲学与方法论审视,进而创新发展中医学等诸多问题,因此,必须汲取国内外诠释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借鉴经典诠释学、哲学诠释学、创造的诠释学、科学诠释学等诠释学不同门类的理论与方法,是开展《内经》乃至中医学术研究的必然趋势,而如何基于中医学两千年以上注释经典的传统及其实践经验,借助现代诠释学方法,系统开展中医经典与中医核心理论的现代诠释,建立和完善概念明确、结构合理的中医理论体系,阐发中医理论的科学内涵,促进中医理论的创新发展,提升其指导临床实践与科学研究的能力,则是研究的重点。诠释常常处在与文本相对而言“向心”与“离心”这两种力量之间的紧张之中,一方面要有新的创见,另一方面又要避免过度诠释。笔者所著《黄帝内经的科学文化诠释》(2023),从原文讲了什么、为什么这样讲、讲对了还是错了、为什么说对了还是错了、所讲内容在现代还有什么价值五个方面,科学与文化两个维度对《内经》162篇原文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诠释。杨峰等[11]探讨了诠释学与经典中医文献研究、经典中医文献的实践特性与诠释学的关系,并以诠释学的观点,对“是动、所生”的古今研究作了评述,借以说明中医文献研究的诠释学向度,认为诠释学能为我们提供富于启发性的见解与思路。另外,还有学者研究了诠释学视域下的《内经》英译问题[12]。

4 理论研究

《内经》理论研究,可分为理论的发生学研究、理论体系建构研究与本体理论的研究三个方面。

4.1发生学研究 发生学方法是反映和揭示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形式发展、演化的历史阶段、形态和规律的方法。它把研究对象作为发展的过程进行动态的考察,有分析地注重考察历史过程中主要的、本质的、必然的因素[13]。从方法上看,发生学从自然科学研究领域逐渐被应用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已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研究方法。运用发生学方法研究科学思维问题,揭示出:①人类总体科学思维的发展历程与个体科学思维发展过程有着类似于“生物发生律”的关系。②科学思想发展史与叙述、掌握各门学科概念、定律的逻辑顺序也有着类似于“生物发生律”的关系。发生学方法是构造科学知识逻辑体系的重要方法。现代科学哲学家也用这一方法研究科学知识如何生长的问题。

《内经》的发生学研究,就是运用发生学方法,尽可能地把《内经》中的概念、命题、理论、方法等回置于其发生发展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即当时的实践经验、思想文化、科学技术水平等背景下加以综合的动态的考察,以明确它们的初始内涵,弄清基于概念所进行的原始的逻辑运演过程,厘清《内经》理论的概念体系、结构框架、思维模式,为中医理论的规范、建构、创新提供前提保障。《内经》的发生学研究是《内经》研究热点之一,发表论文达50余篇,涉及藏象、经脉、营卫气血神、六淫学说、运气学说、药食气味理论等诸多方面,较有代表性的研究如李如辉《发生藏象学》(2003),笔者对藏象、经络、营卫、运气等发生学亦有所研究[14-16],并对中医发生学研究进行了系列述评[17-23]。其他如辽宁中医药大学鞠宝兆团队对藏象理论的发生学研究[24-29],山东中医药大学团队关于神、心藏象、运气学说的发生学研究[30-32],王颖诺等[33]探讨了六淫理论的发生问题,冯文林[34]从发生学的角度研究了《内经》治则治法的渊源与形成,袁婷[35]将文献研究法和跨学科研究方法相结合重新解读《素问·异法方宜论》的医学疗法起源五方观。

纵观《内经》有关发生学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诸如缺乏总体规划,研究很不均衡,研究水平不高,逻辑思维混乱,理论诠释错误等。发生学的研究不仅是要搞清相关理论产生的社会文化、医疗与日常生活实践基础,与早期哲学、自然科学与医学等文本的关系,更重要的是要揭示《内经》理论的本质,是内生还是外源的,理论说明了什么等本质性的问题,为后续的研究提供基点与思路。

4.2理论体系建构研究 严格说来,《内经》162篇文章相当于古代的论文集,虽说其编排有一定的内在逻辑,如黄龙祥[36]认为《灵枢》《素问》是一部完整书籍的两个部分,二者的性质、关系是以《灵枢》为内篇,系理论创新之作、叙述方法以“撰”为主,以《素问》为外篇,为临床应用和资料整理性质,叙述方法以“编”为主。但总体上各篇之间内容相互交叉,甚或观点不一,并未形成一个有机的理论框架。因此,从唐初杨上善开始,历代医家对《内经》理论框架体系建构甚为重视。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如杨上善《太素》作为《内经》理论框架建构第一家,将《素问》《灵枢》原文分为摄生、阴阳、人合、脏腑、经脉、输穴、营卫气、身度、诊候、证候、设方、九针、补泻、伤寒、寒热、邪论、风论、气论、杂病19大类,每类又分若干篇目并给予注释。滑寿《读素问钞》(1519),对《素问》删繁撮要,以类相从,分为藏象、经度、脉候、病能、摄生、论治、色脉、针刺、阴阳、标本、运气、汇萃12类。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内经要旨》(1556)选编部分医经原文,分为阴阳、摄生、病能、论治、脉候、色脉、藏象、经度、运气、标本、针刺、骨空12篇,酌加按语、注释或提示。张介宾《类经》(1624)是现存全部分类《黄帝内经》最完整的一部著作,共分为摄生、阴阳、藏象、脉色、经络、标本、气味、论治、疾病、针刺、运气、会通12大类、390节(篇),条分缕析,纲目清楚。李中梓《内经知要》(1642),从《黄帝内经》中选录切合实用的重要内容,按道生、阴阳、色诊、脉诊、藏象、经络、治则、病能8类编排,并加注阐释、校勘而成。汪昂《素问灵枢类纂约注》(1689),精选《黄帝内经》中学术性较强并且实用价值较大的原文,分为藏象、经络、病机、脉要、诊候、运气、审治、生死、杂论9类。沈又彭《医经读》(1764),选取《灵枢》《素问》中有关生理常态、病机、病证、诊法治则的经文,然后分为平、病、诊、治四集,并进行注释阐发。陈念祖《灵枢素问节要浅注》(又名《灵素集注节要》)十二卷(1866),节录《灵枢》及《素问》中重要内容,分为道生、脉象、经络、运气、望色、诊候、审治、生死、脉诊、病机10类。

今人秦伯未《秦氏内经学》(1934),最早提出“内经学”的名称,内容分为《内经》的解剖学、诊断学、治疗学、方剂学、病理学、杂病学七章,明显受到了西医学的影响。时逸人《时氏内经学》(1941)内容较《秦氏内经学》有所扩展,其上篇“导论”分为15个部分,涉及《内经》的书名、成书过程、著作时代、学说时代性、学说分析、学说后世应用等问题;下篇本论按照摄生、阴阳、生理、色诊、脉诊、病理、治法、病机、标本、经脉病10个专题,选择原文进行解读和论析。李今庸《新编黄帝内经纲目》(1988),节选《黄帝内经》原文333段,分为人与自然、养生、阴阳五行、藏象、经络、病因病机、病证、诊法、论治、针灸、运气、医学教育十二章。王洪图主编《内经学》,分为生命与人体、藏象(含气、精与神、经络)、疾病、诊法、论治、摄生与康复六章,每章下又分若干节,较为全面、简要地构建了《内经》医学理论框架[37]。现代《内经选读》教材的编写,也体现了《内经》理论体系框架建构的思路与成果,北京中医学院编著《内经讲义》(1955),采用原文选编与现代中医理论建构混合的方式,开启了运用现代语言文字整理、建构中医理论的新篇章。程士德《内经理论体系纲要》(1992)分为《内经》理论体系的基本学术思想、“时藏阴阳”调控系统、生命的时间节律、藏象、经络、病因、病机、病证、诊法、治则、制方和养生学说十二个方面,阐述了《内经》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将生命的时间节律单列一章,突显了《内经》理论的特征。笔者等[38]提出内经学是指研究《黄帝内经》医学理论与临床诊疗知识、技术及其发展演变规律的一门学科,其外延从医学本体知识的角度而言,包括中医哲学、中医思维方法、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经络学、养生学以及部分中医临床学科等。从支撑学科知识角度而言,涵盖中医时间医学、医学气象学、医学心理学、社会医学等。

另外,近年来也有学者对《内经》一些具体理论的框架进行了探讨,如禹佳[39]对《内经》针灸理论体系框架的学术特点的探讨,何流等[40]对《内经》方剂理论体系框架基本要素探析,刘佩东等[41]对《内经》中医体质学说的理论框架研究,刘斌等[42]对《内经》骨的理论框架探析,郭静[43]有关《内经》肝咳理论体系框架的探讨等,反映了《内经》理论体系建构的不断深入。

4.3《内经》本体理论的研究 《内经》本体理论主要指《内经》所涉及的中医基础理论、诊断学、养生学等医学理论,因此,《内经》本体理论的研究与中医理论、《内经》学术史的研究相互关联,也是《内经》理论研究的主体,研究内容很多。王洪图主编《黄帝内经研究大成》(1997),分《黄帝内经》理论体系研究、阴阳五行研究、藏象研究、经络研究、病因病机研究、诊法研究、治则与治法研究、刺灸研究、摄生研究、运气研究十章,系统梳理了相关研究概况,资料甚为丰富。王庆其等主编《黄帝内经百年研究大成》(2018),分为《内经》学术体系研究、阴阳理论研究、五行理论研究、藏象理论研究、精气神理论研究、经络理论研究、运气学说研究、养生理论研究八章,系统全面地梳理了近百年来的研究概况。

《内经》本体理论研究的专著较多,有代表性的如程士德《内经理论体系纲要》(1992)、熊继柏《内经理论精要》(1993)、任秀玲《中医理论范畴——黄帝内经建构中医理论的基本范畴》(2001)、韩永贤《黄帝内经素问探源》(2004)、烟建华《医道求真:黄帝内经学术体系研究》(2007)、沈丕安《〈黄帝内经〉学术思想阐释》(2014)、张登本《黄帝内经二十论》(2017)、田合禄《内经真原——还原内经原创理论体系》(2019)等。有关专题研究的如卢玉起等《内经气学概论》(1984)、姚春鹏《黄帝内经——气观念下的天人医学》(2008)、陈曦《〈黄帝内经〉气化理论研究》(2012)、彭鑫主编《〈黄帝内经〉“中气”概念及理论研究》(2021)、吴考槃《灵素药义》(1929)、张骥《内经方集释》(1933)、高也陶等《黄帝内经二十五音频率分析及图谱》(2005)、方药中等《黄帝内经素问运气七篇讲解》(1984)、王玉川《运气探秘》(1993)以及笔者《运气学说的研究与评述》(2010)等,另外,张树剑[44]运用了文字学、史学、诠释学等方法,对《内经》针灸概念进行微观研究,并对针灸理论与概念形成的思想观念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孙鑫[45]从药性理论、配伍原则、服药方法、临证用药法则及十三方用药特点五个方面梳理了《内经》中药理论,初步提炼出《内经》中药理论核心概念范畴,并对《内经》《神农本草经》和现代统编中药学教材中药理论体系进行了比较研究,归纳总结了中药理论体系演变发展的影响因素。

5 临床医学研究

《内经》不仅奠定了中医学理论基础,理论用于指导临床实践,而且《内经》本身就论述了内、外、妇、儿、五官等多科的病证,故古今医家有关《内经》病证的研究也是其重点之一。王洪图主编《黄帝内经研究大成》分病症概论、六淫病证、形体病证、脏腑病证、妇人病证、官窍病证、疮痈病证以及《黄帝内经》理论的临床应用专题研究共八章,全面系统的总结了《内经》有关病证的内容以及后世的研究与应用情况。王庆其等主编《黄帝内经百年研究大成》对近百年来《内经》临床医学的研究成果,从病因病机理论、各科病证研究、诊法与辨证研究、治则治法研究、针灸研究、其他疗法研究六个方面进行系统总结。

《内经》临床医学的研究专著,首先当推王庆其主编的《内经临床医学》(2010)与《黄帝内经病证学概论》(2016),其他著作如秦伯未《内经类证》(1962)、王进全等《内经类证论治》(1987)、聂惠民《内经病证辨析》(1988)、杨智孚《内经与临证》(1990)、王洪图等《黄帝医术临证切要》(1993)、刘炳凡《黄帝内经临证指要》(1998)、朱祥麟《论内经风病学》(2001)、陈明《黄帝内经临证指要·藏象篇》(2006)、赵进喜《〈黄帝内经〉与中医现代临床》(2006)、王庆其《内经临证发微》(2007)、黎敬波主编《内经临床运用》(2010)、李晓政《〈内经〉临床解读》(2018)、邹纯朴等《黄帝内经病证方治辨要》(2021)、张善忱等《内经针灸类方与临床讲稿》(2009)等。仝小林主编的《脾瘅新论——代谢综合征的中医认识及治疗》(2018)可谓是基于《内经》理论研究现代疾病的创新之举,具有一定的研究范式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