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 敏

（甘肃政法大学 商学院，甘肃 兰州，730070）

一、引言

随着物联网、云计算、自动化、人工智能等各类技术的飞速发展，企业对于数字化的尝试在近几年变得尤为普遍。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推动企业降本增效、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党的二十大提出，要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十四五”规划纲要更是将数字经济部分单独列为一篇，并在主要目标中提出：2025 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 比重提升至10%①。

在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大冲击中，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在锁定确诊病例轨迹、密接人员、及时更新疫情信息及分析疫情变化趋势等防疫环节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根据埃森哲最新发布的《2022 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2022 年仅有17%的中国企业转型成效显著，但根据前两年的报告显示，每年均有超过五成的企业表示会增大数字化方面的投入。这说明，尽管已经有很多企业增加了数字化投入，甚至将其作为战略核心，但是能使数字化真正发挥作用以达到预期效果的企业占比却不高。究其原因，数字化转型成本高、难度较大且成果不确定性较高，造成了企业“不会转”“不能转”“不敢转”。在《2022 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中，有近六成的受访企业高管表示在未来一至两年会增加数字化方面的投入，这表明面对市场愈发艰难的挑战，数字化转型已经逐渐成为大数据背景下不可逆转的趋势，成为越来越多中国企业的“必选项”。目前，我国已经有超过半数的企业对于数字化转型有较为清晰的认知乃至已经具备了转型的具体战略，但仍有少部分企业对数字化转型还没有任何计划，数字化转型企业占比由东到西呈现递减趋势，我国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仍然处于初始阶段[1]。

本文将从概念界定、影响因素、实现路径以及转型成效四个维度来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评述，并在此基础上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未来的研究方向做出展望。

二、概念界定

对于数字化转型概念的提出与讨论最早起源于本世纪初。随着数字化的飞速发展，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对数字化转型展开研究，但目前对于数字化转型的概念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通过梳理发现，Vial[2]118对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定义受到了较多的认可，其认为数字化转型是指通过信息、计算、通信和连接技术的结合触发对实体属性的重大改变，从而改进实体，更好地实现企业发展绩效。

部分研究认为数字化转型是企业主动进行的行为，对企业进行转型是为了谋求更好的发展机遇。即企业通过对信息技术、计算技术和连接技术等进行组合应用，重构产品服务、组织结构、业务流程、商业以及合作模式等，旨在为企业创造并获取更多的价值。但也有研究认为数字化转型是企业面对环境的变化而被动产生的行为，改变自身去适应环境的变化。即通过数字技术对现有的生产制造、组织与管理等各个方面进行改造，提高企业应对市场变化的能力，满足不断变化的市场与商业环境的要求，避免被市场淘汰。

周琦玮等[3]提出，在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内涵的探讨中，部分研究坚持“过程观”，即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看作是一个过程，更注重对于转型中企业变革环节、流程等的描述；同时更多研究坚持“变化观”，更侧重于转型带给企业的变化，对于转型的后果、带给企业的价值有更多的描述。但不论是“过程观”还是“变化观”，都强调转型过程中数字技术的应用及带给企业的显著效果，表明学者们对于转型的路径以及带来的效果赋予了更多的重视。姚小涛等[4]从正反两方面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涵做出了解读，从正面提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应聚焦于企业这一实体，更多地关注一些关键属性，例如数字技术的应用、转型的范围、价值创造模式、转型目标及结果等；从反面表明数字化转型不等同于数字化或数字化升级，不一定要颠覆已有的价值主张，最关键的不是技术，而是人。更有研究从战略变革的视角对数字化转型进行解读，提出转型背后实际上是互联网对企业现有战略的更新、嵌入、主导的过程[5]126。所以在转型过程中，不仅需要面对组织结构、人员等问题，更要做好承担战略风险的准备。

研究认为，数字化转型的概念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界定，首先是数字技术与原有要素的融合或革新，包括物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其次是转型涉及的范围，企业的各部门各层级、生产过程、业务流程、组织架构等方面；最后是转型成效，为企业带来新的价值及新的发展机遇。综上，本文将数字化转型界定为，以提升工作效率、获取新的发展机遇为目标, 将企业中各方面旧的要素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的创新变革过程。

三、影响因素

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内外部的诸多因素都有着紧密的关联，这些因素或促进、或阻碍，都在对数字化转型进程产生深刻影响。

（一）驱动因素

从企业内部来看，对于数字化转型驱动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组织能力、组织战略、政企关系及金融科技等方面。从组织层面来说，组织能力对于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起到较为明显的驱动作用。技术创新能力方面，能力越强，越容易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企业通过对技术创新的投入，可以更好地完善产品功能，提升竞争优势，从而获取更多的市场份额，同时有效调节产能过剩，从而推动企业的数字化转型[6]。企业在进行数字化转型时都会致力于培养动态能力和运营能力。数字化转型意味着企业需要学习外部的数字化相关知识，识别相关资源并利用，动态能力可以有效帮助企业对外部环境的变化进行感知并抓住机会，获取企业所需先进技术、人才等资源，促进数字化转型成功；运营能力则作用于企业内部，在转型过程中对维持企业运转的基本业务活动进行支撑。除此之外，数字化能力、价值创造能力也是企业数字化转型必备的核心驱动因素[7]。就组织本身的属性而言，组织遗忘便于组织学习。由于组织遗忘的影响，企业能够主动遗忘过时的传统知识和错误的数字技术知识，降低对传统知识的路径依赖，使企业获取更多的数字技术知识，促进企业的数字化转型[8]95。针对组织所选取的战略，进攻型战略的企业更倾向于开拓创新，因此这类企业会加速数字化转型的进程，以提升管控风险的能力。因此战略激进度对于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也具有正向影响，战略激进度更高的企业，其进行数字化转型的动力越强；动机越足，数字化转型的程度也就越高[9]。政企关系方面，企业的政治关联与数字化转型也密切相关。不论是直接关联还是间接关联，都会通过政策感知和市场感知的中介作用对数字化转型发挥促进作用[10]。金融科技对于企业数字化转型也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金融科技所具有的高科技导向可以让企业明晰数字化转型对于企业发展的重要性，积极引入金融科技同样可以对企业的转型进行推动[11]。从个人层面来说，行为主体对于数字化转型的认知以及对认知的影响也是转型实施过程中主要的驱动机制。认知在形成过程中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不论是价值观念还是原有经验都离不开学习积累，因此管理者高质量的学术经历对于企业数字化转型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12]。

从企业外部的视角来看，驱动因素主要集中在政府行为、市场环境以及相关企业等方面。就政府行为而言，首先是各类数字经济政策的出台，得力的地区政策指引对于企业的数字化转型非常有利，能够提供更好的发展环境；其次是政府的支持补贴能够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起到显著的激励作用，其中对于国有企业和技术密集型企业表现得尤为明显；最后是对外开放政策的全方位实施。对外开放是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动力，扩大对外开放可以使企业接触到更多资源，强化创新动能，避免固步自封，而资本市场的开放则可以削弱高管短视，缓解融资约束，进一步对数字化转型起到强化作用[13]96。就市场环境而言，首先就是企业所处的营商环境，其质量的提升对于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明显提升了数字化转型工作的深入程度[14]；同时企业所在地也是影响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因素之一，不同地区的市场环境具有显著差异。我国东部地区相比于其他地区，人力财力物力都更能支持技术发展，更能深化企业改革[15]68。相关企业方面，同群效应的作用最为显著。企业会通过参考同群企业决策实践，做出本企业的决策，通过模仿和学习同群企业，加速本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进程，即数字化转型存在着显著的同群效应。

（二）阻碍因素

从企业内部的视角来看，对企业数字化转型阻碍因素的谈论主要集中在组织惯性、管理者行为、企业战略及数字化转型门槛等方面。组织惯性通过负向影响组织的动态能力，从而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阻碍。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实质上是从“工业化管理模式”向“数字化管理模式”的变革，这意味着企业不仅需要打破对旧体系的依赖，还要适应不断变化的新体系[8]93。而组织惯性意味着组织对于原有结构、模式、路径的依赖或惰性，与数字化转型创新变革的本质截然相反，企业需要摒弃现存的会造成企业竞争力降低的要素，接受各种新的知识，这对于传统企业来说更加艰难。就管理者行为而言，管理者的短视行为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16]。管理者的决策视野无论是在市场竞争中还是在战略转型中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数字化转型的成败。企业应注重管理团队的建设与进步，及时且准确地解决转型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避免因为管理者的短视行为阻碍企业的发展。针对企业所采取的战略，金融化会对企业的财务行为、融资状况、生产投入和创新产出产生显著不利影响, 进而抑制数字化转型。具体来看，企业金融化的一系列行为会挤压企业创新转型的空间、可用现金等一系列资源，并且降低创新动能，从而不利于企业数字化转型。最后由于数字化转型门槛相对较高，受到低盈利能力、高融资约束等条件的制约，部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仍然停留在低端的数字化设备改造和技术应用配套阶段[17]。

从企业外部的视角来看，营商环境、政府等都发挥着显著的作用。从整个营商环境来看，产业内竞争会削弱资本市场开放，减少信息披露，在整个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都发挥着显著的逆向调节作用[13]96。政府方面，发展目标制定得不合理同样也会给数字化转型带来不利影响。政府设置的发展目标定位过高会加剧地方财政压力，降低财政科技支出强度，由财政支出不平衡引起的挤出效应会降低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水平。地方经济增长目标越高，越会对企业的数字化转型造成显著负面冲击[18]。

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因素错综复杂，在研究客观因素的基础上，应结合组织者的主观因素进行探讨，除了对于转型成功企业案例的研究，也要去深究转型失败企业的深层次原因，深入不同情景、不同企业状况、不同发展阶段下的不同影响因素，更要对影响的途径和机制进行研究。

四、实现路径

大量文献表明，不同企业的转型路径存在着较大差异，企业所处的不同行业、生命周期乃至规模都会导致转型路径的不同。由于差异化的存在，找到一条科学合理的转型路径对于企业转型能否成功至关重要。对于转型路径的研究大多从转型的不同阶段入手。如赵丽锦等[19]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技术主导阶段，这一阶段的实现路径主要包含技术外包采购型与技术引进吸收型；其次是客户主导阶段，实现路径包括创新主体并购型与客户市场驱动型；最后是生态主导阶段，实现路径是自主创新驱动型与生态链协同型。

从企业所处的不同行业来看，大多数研究集中在传统行业和制造企业，虽然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虚拟经济逐渐兴起，但是实体经济始终是我国经济的立身之本、命脉所在，而传统制造业又是实体经济的主体部分，所以对于制造业的转型研究十分有必要。针对制造企业的转型阶段，武常岐等[5]128提出了三阶段模型，分别是试点期、拓展期以及整合期。企业在试点期处于转型的初始阶段，转型只在企业局部发生；拓展期是平台数字化，企业会打造平台使数字技术与组织结构之间相融合；整合期则是整个生态系统的数字化。周慧等[20]认为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明显的阶段特征，并将其划分为单项覆盖阶段、集成提升阶段和创新突破阶段，三个阶段虽然有先后关系，但仍相互关联、相互延续。卢宝周等[21]提出数字化转型包括发起、形成共识和实现三个阶段，对于传统企业来说，自上而下进行的转型会更有成效。在组织变革视角下，安家骥等[22]提出要从组织变革的战略、结构、流程、人力等要素出发，在战略端融入互联网思维，搭建线上线下、产业链上下游、大中小企业生态协同平台；在结构端引导企业积极创新，强化对制造业创新的财税保障；在流程端鼓励企业柔性化生产，满足顾客需求；在人才端推进研究型与应用型人才的培养。除制造企业外，王树柏等[23]对外贸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路径进行了研究，并将其分为初期、中期、后期三个阶段，初期主要做好产品，注重实现智能化制造；中期主要做好品牌建设和渠道开发，这是数字化转型成功的关键；后期主要以市场为主进行资源整合，使产品从标准化走向定制化，从行业拓展走向深度挖掘。

从企业规模和不同发展阶段来看，李辉等[24]提出要立足企业发展规模和阶段实行差异化转型模式，大中小型企业分别具有各自的优势与不足，在发展初期、中期、后期所关注的重点问题也有所差异，要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转型模式。邹婧等[25]95认为中小型企业的转型必须要循序渐进，分步骤、分阶段进行，并将转型分为数字化、数智化、数治化三个阶段，这三阶段由低级到高级逐渐演化，从硬件投入，到软件投入，再到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张夏恒[26]提出了四点中小企业的转型路径，首先要发挥政府部门的引导作用，提升中小企业的转型思维，主要通过组建数字化项目专班，构建数字化平台网络来实现；其次要聚焦数字核心技术新突破，夯实数字化转型技术基础；再次要打通产业链条的数字化瓶颈，提升中小企业数字化能力；最后通过出台一系列惠企政策，支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综上，对于企业数字化转型路径的研究具有多元化的特征，也不是每一个成功的案例都可以被借鉴，不同行业、不同发展阶段、不同企业规模都有更为注重的问题，甚至同一行业同一规模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企业，也会因为企业具体情况的差异而选择不同的路径。企业在进行数字化转型路径的选择时，要将其具体情况放在首位，在学习借鉴时也要先代入企业实际考虑，选择最合适企业的转型路径，才能最大程度地保证企业转型的成功。

五、转型成效

数字化转型在很大程度上为企业带来了各方面的提升。企业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成效主要集中在信息、创新、成本、风险、企业绩效等方面。

转型成效的研究涉及最多的是信息处理和沟通方面带来的进步。数字化的一大特点是信息传递的便捷性。针对企业内部来说，数字化能使信息收集整理更为安全有效，信息处理效率也显著提升，数字技术能够将海量的信息在短时间内变为标准化信息，极大节省企业资源，同时提升信息规模和可用度；除此之外，数字化转型使得企业能够及时掌握每个环节出现的问题和信息，对产品生产的各个环节和流程都起到很好的监控作用。在企业外部，企业获取信息的方式、与其它市场主体之间的信息沟通方式也得到优化。企业可以通过数字化及时获取供应链信息，快速搜索市场需求信息，为产品优化提供借鉴。通过与上下游之间的信息交流，缓解市场上供给方与需求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企业通过信息交流获取利益后也会更乐意向市场推送自己企业的信息，更多的信息交换能够有效提高市场的信息透明度[27]59。

创新是企业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企业增强竞争优势、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它包含技术创新、组织创新、管理创新等多个方面。数字化转型给企业的各方面创新带来显著的影响。从技术创新角度来看，李寿喜等[28]、安同良等[29]实证证明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的技术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张国胜等[30]从“质”和“量”两方面对企业技术创新发生的变化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增量”，对技术创新的效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并没有促进技术创新“提质”，并且技术创新的“增量”对“提质”存在一定的抑制作用。企业类型也会对转型成效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范德成等[15]67针对传统企业，选取了研发强度和研发投入代表企业创新，并得出结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研发强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究其原因，可能是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资金成本较高，大量资金被用于购买硬件产品、软件以及服务，在数字化转型成本较高的情况下，相应地减少了对技术创新的投入强度。从组织创新的角度来看，在数字经济的背景下，为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维持自身的竞争优势，除了技术上的改进外，数字化转型驱动商业模式的创新也变得十分关键。

数字化转型会给企业各方面成本带来显著影响，大部分研究秉持降低成本的观点，主要集中在企业内部的生产运营管理成本的降低以及由于信息不对称的改善所带来的成本降低。首先，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物联网、大数据等对运营流程进行升级改造，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31]148；可以通过数字技术和数据交织带来的融合效应，降低内部管控成本和外部交易成本[32]；也可以通过优化生产制造流程降低生产成本[33]105。其次，数字化转型可以带来数据方面的便捷。可以通过大数据寻找潜在客户，并通过风险模型评判筛选，降低信息搜集成本的同时提升效率[25]96；也可以通过改善信息不对称、优化企业投融资行为等，显著降低融资成本[27]71。最后，也会有一些成本增加的情况存在，数字化转型有可能会提高企业的重大错报风险，从而增加企业的审计费用[34]103-104。

数字化转型也会给企业所面临的各方面风险状况带来显著影响。从信息角度来看，数字化转型在提高信息透明度的同时，也相当于增加了信息的暴露度，为企业的信息安全带来了一定的风险，因此企业应在数据安全的把握上更下功夫；同时信息透明度的提升给予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更多的监督渠道，能够有效降低企业的债务违约风险[35]。从技术研发创新的角度来看，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在现有资源的条件下提升工作效率，缩短技术创新所需要的时间，增强创新的主观能动性，最大限度地降低创新风险[36]17；同时数字化的技术赋能提高了监督管理效率，从而降低研发风险。从财务角度看，数字化转型通过优化企业内部治理体系，降低审计风险，驱动企业在有限的财务资源边界下达到最优的扩展边界，从而提升自身财务的稳定性，降低财务风险[36]17。数字化转型会带来更多的相关技术，而管理层可能会利用这些技术进行更为隐蔽的财务舞弊行为，这会提高审计方面所面临的重大错报风险[34]96。从绿色环保的角度来看，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的碳风险水平。可以看出，数字化转型对于绝大部分的风险都有着一定的抑制作用，同时也能够提升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

数字化转型带来最为明显的成效是各方面绩效的改变。从企业整体绩效来看，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不断地对现有的产品、服务和流程进行改进，同时重视对员工的数字化知识技能的学习培训，是自身主业业绩提升的有利驱动[31]153。从财务绩效的角度来看，数字化转型对于短期内的财务绩效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随着对数字化的逐渐适应，通过降低成本、扩大市场份额，能够带来经济效益[33]104，财务绩效又会开始提升，二者之间存在“U”型关系[37]。从创新绩效的角度来看，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升创新能力，改变创新模式，从而提高创新绩效[38]。但转型对于绩效的改变并不是绝对的提升，半数以上的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后的绩效反而不如转型之前，有的甚至面临倒闭风险。可见不同企业对于转型并不具备一致的结果，因此需要用更全面的视野去看待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对二者之间的影响机理做出更深刻的探讨。

除去以上涉及较多的方面，数字化转型还能够显著提升股票的流动性水平，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企业对社会责任的承担，缓解融资约束，优化企业决策，提升企业的市场价值，抑制企业规避税收的行为等。对于实体经济的发展来说，还可以显著提升实业投资水平，抑制其金融化程度，这表明数字化转型可以有效助推实体企业回归实业发展，避免经济“脱实向虚”[39]。

在数字化转型成效方面，研究大体上都验证了数字化转型带来的积极作用，对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持认同态度。但对于转型成效的研究也存在局限性，现有研究更多地关注转型给企业自身带来的效果，并没有探究对于企业外部、对于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六、总结与展望

本文从概念界定、影响因素、实现路径和转型成效四个方面对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相关文献作了简要综述，研究发现：在内涵界定方面，Vial[2]118的观点受到了较多认可并被广泛借鉴，本文将数字化转型界定为，以提升工作效率、获取新的发展机遇为目标,将企业中各方面旧的要素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的创新变革过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包括驱动因素和阻碍因素，现有文献更多地关注客观因素，且分析不够全面；数字化转型的路径在较大的差异性，针对不同情景的路径研究文献并不多；关于转型后在企业内部产生的成效的研究较为全面，但对于企业之外的影响研究却较为少见，并且较少考虑到转型所带来的伦理问题。

根据前文梳理，分别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实现路径与转型成效三方面提出未来研究建议。

1.影响因素。首先可以从主观和客观的角度去探讨，除去组织战略、政企关系等客观因素，更多地考虑到人的因素，如管理者和员工给企业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影响；其次是低成本驱动，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显著成效之一就是成本的降低，但现有文献中较少涉及低成本带来的驱动影响。

2. 实现路径。首先要对不同行业不同情境的转型路径进行更全面的探讨。不同行业所采取的转型路径千差万别，现有研究更多地集中在制造业和中小型企业领域，对于其他行业以及其他规模的企业并没有较为全面的研究。其次，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所面临的环境瞬息万变，现有文献在进行路径探索时并没有考虑到环境的变化，未来可以基于企业所处环境，对于动态环境中的路径进行探索，提高转型路径的抗风险能力。

3.转型成效。首先，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影响并不只作用于企业自身，现有文献更多关注转型会给企业带来什么，研究成果大多围绕企业内部。但企业的转型会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涉及到企业外部的诸多因素。未来研究可以更多地关注转型对于社会、利益相关者乃至整个市场带来的成效。其次，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数据信息的透明化，很容易引发公众对隐私安全的担心，因此未来可以更多地考虑转型所引起的伦理道德问题。

注释：

①数据来源：中国政府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EB/OL].(2021-03-13)[2023-02-04].http://www.gov.cn/xinwen/2021-03/13/content_559268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