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 风

文学翻译，尤其是新时代的文学翻译，翻译什么、怎么翻译、如何传播？近日，由上海翻译家协会主办的“新时代上海译家沙龙：文学翻译与文学传播”在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2楼报告厅举行，近30位来自上海翻译界、出版界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从不同纬度、不同视角对文学翻译与文学传播的方方面面展开了深入而细致的对话与交流。

“新时代上海译家沙龙”的前身，是上海翻译家协会品牌项目“青年译者沙龙”，在副会长袁莉教授的策划、组织下，每年春季和秋季各开展一次主题沙龙活动，至今已是第十二个年头，受到了业界的关注，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本次沙龙的主题是“文学翻译与文学传播”，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法语系教授、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翻译家协会副会长袁筱一，复旦大学德语语言文学系主任、教授李双志，复旦大学西班牙语语言文学系主任、教授程弋洋分别作了《法国文学的汉译与中国文学的法译》《翻译之桥的孤独与风景》《从1590到西班牙语美洲》的主旨发言。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国家重点学科负责人、上海翻译家协会常务理事朱振武任特邀主持。交流发言环节中，各与会专家学者也都围绕各自关心的话题发表了看法。本文选取部分专家精彩观点，以飨读者。

朱振武（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上海翻译家协会常务理事）：一部好的作品，谁来翻译，怎么翻译，这些都太重要了。有的人说，翻译软件现在已经非常厉害，完全可以取代翻译家的工作。这话说得实在是很外行，因为人工智能虽然已经能做不少翻译工作，但始终都无法取代文学翻译，这是译界所公认的。

人工智能虽然已经能做不少翻译工作，但始终都无法取代文学翻译，这是译界所公认的。

文学翻译家不会被取代，优秀的翻译家更是如此，因为文学阅读本身就有门槛，阅读外文原版就更有门槛，而且还是个很高的门槛。文学是永恒的，翻译家是永恒的，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是永恒的，因为阅读及阅读的主体，也就人，是永恒的。好的文学翻译会被口耳相传，会不胫而走，但更多的时候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因此，文学翻译还离不开传播。传播的方式方法实在太多，出版，当然是最正式的传播，但自媒体也不容小觑。

好的文学翻译特别是小说得以传播的原因，首先是符合读者阅读情趣，其次是有价值，有用处，当然也有时髦新鲜的因素。恰如《汉书·艺文志》提到小说时所言：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谓也。英语中之所以用novel这个词来指代小说这种文学样式，也是因为这个词本身是“新而奇”的意思，而这也正道出了小说能够传世的真正原因。

因此，当我们要翻译文学作品时，首先考虑的就是源语作品在目标语境中是否具有传播价值，是否能引起目标读者的阅读兴趣。葛浩文翻译莫言的《丰乳肥臀》和姜戎的《狼图腾》为什么能引起反响，无非是英语读者喜欢。因此，读者喜欢是硬道理。可见，文学翻译，首先是翻译什么，然后才是怎么翻译，最后才是怎么传播，而前两者大体已经决定了传播的效果。

袁筱一（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上海翻译家协会副会长）：从文学传播的视域探讨这个问题，有两个层面的问题需要我们格外注意。首先，如果从国际传播角度来思考，毫无疑问翻译作为传播的一部分，它也具有塑造国家或者民族文化、语言文化形象的功能，这也是翻译的目的之一，我们需要思考在这个目的下的文学翻译。以往当我们探讨文学翻译的时候，我们总是探讨文学翻译的任务究竟在哪里？这也决定了对文学翻译策略的考量，或者说对立场的一个考量。从国际传播的角度，文学翻译的任务或者目标是非常明确的，我们不能否认文学翻译也有国家民族语言文化形象塑造的考量。其次，我借用布尔迪厄在《艺术的规则》里的话，我们应该强调的是，“理解文学（翻译）场的社会生成，理解支撑文学（翻译）场的信仰，理解其中的语言游戏，在文学（翻译）场产生的物质或象征性利益，并不意味着要消减甚或摧毁文学（翻译）。”也就是说，虽然我们试图理解文学传播视域下的文学翻译，但我们也不能忘记，文学翻译的场域始终是和文学翻译本身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将法国文学进入中国和中国文学进入法国的发生并行起来看，会发现中国文学在法国与法国文学在中国走过了相似的道路。我们今天经常讲的中西文明互鉴，落实在这样的比较之上，你就知道它绝对不是一句空话。文学翻译中，中译外与外译中看似是两个方向，似乎是彼此并不相关的两条平行线，但事实远非如此。他者的思想以及语言通过翻译进入自身，而自身的语言和文学经过这样的翻译，会产生变化，成为新的自己。这种新的自己又会借助翻译进入他者的思想与文化，如此生生不息，循环往复。

的确，在当代的出版当中，不完全是文学本身在起决定性作用，它要复杂得多，尤其是在市场面前。整个传播当中，包括出版社、文学奖项等因素，是会倒过来对文学翻译的选择产生影响的。我觉得在传播条件下讲接受和走出去，如果你真的把翻译放在传播的视野下来做的话，那就是我刚才特别想要强调的，它和文学翻译还是有所区别的。文化传播正越来越多地影响到文学传播，而过去我们可能仅限在文学的角度去考虑文学翻译本身，所以我觉得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文学翻译中，中译外与外译中看似是两个方向，似乎是彼此并不相关的两条平行线，但事实远非如此。他者的思想以及语言通过翻译进入自身，而自身的语言和文学经过这样的翻译，会产生变化，成为新的自己。这种新的自己又会借助翻译进入他者的思想与文化，如此生生不息，循环往复。

程弋洋（复旦大学外文学院西班牙语语言文学系主任、教授）：读图时代颠覆了过于对于文学的定义，在这个时代，漫画也可以成为一种文学表达形式，在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的道路上也是很受欢迎的。刘慈欣的《三体》、郝景芳的《北京折叠》也被翻译成了西班牙语，还是蛮受欢迎的。麦家的《解密》也是bestseller之一。这就涉及到图书传播的路径问题。当时麦家这本书上市的时候，它的广告投放到了马德里的公交车上，还邀请了最大咖的书评人在西班牙最重要的书评报刊上撰文推广。到底是把营销配套方案配套给10本书，让它们更加“可见”；还是推 100 本书，让它们“自然生长”？这都是我们在图书走出去的过程中应该思考的问题，特别是从传播和接受这个角度。

我曾经尝试过做小说网络文学的翻译研究。比如越南或是拉美的文化市场上，很喜欢富豪公子爱上贫家女这类故事情节，自发翻译过去的网文很多都是这种风格。这就反映出了一个两极强烈分化的社会，它的审美和观众的期待，读者期待。当作品越贴近他们生活就会越受到他们欢迎。此外，各个国家的读者受众群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西班牙是一个中产阶级为主的社会，他们的阅读主要是为了消费式阅读，为了放松，对主题和文本内容的选择考虑不太多。我们反观墨西哥，墨西哥的文盲率达到60%，普通人是不读书的，读书的就是高级知识分子。打个比方，西班牙可能有10个读者，每人每年消费4本书。而墨西哥可能就4个人读书，但是每年每人得消费10本书。从销量上来看，墨西哥市场和西班牙市场图书销量是一样的，都是40本书。但是读者的阅读旨趣与阅读选择却截然不同。所以在关注图书市场的时候，读者群体到底是什么样的，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到底是把营销配套方案配套给10本书，让它们更加“可见”；还是推 100 本书，让它们“自然生长”？这都是我们在图书走出去的过程中应该思考的问题，特别是从传播和接受这个角度。

李双志（复旦大学外文学院德文系主任、教授）：谈我对于文学翻译以及文学翻译在文学传播中的理解，大约可以用这两个词作为关键词：一个是“孤独”，另一个是“风景”。不管是将外语译为中文，还是将中文译为外语并推向更广阔的世界，翻译由于跨越了语言的边界，其本质即是一种传播行为。而文学翻译能够突破机器翻译的关键就在于文学的不可复制性，每一部文学作品都有其独特性，都是一个独特的人在一种独特的境遇下创造的独特的美学风景。学术理论界经常提到言语和语言的区别，一个是社会共通的普遍的语言，一个是不同时空下独特的个体化语言。译者有自己的语言，也面对独特的作者。但是译者翻译出的中文作品将由所有读者共享。我们经常说译者可能是翻译作品的第一个读者，也可能是这部作品的第二作者。但是不管是作为作者还是读者，译者在享受孤独之时，要意识到身后还有广大读者。译者要成为引领读者的人。译者不能与读者距离太远，而要带领读者进入文字的风景当中。

从传播的角度，就目前来说，德语世界和西语世界非常像，类型化的小说以及比较偏青少年向的、流行文化元素多的文学是最容易传播的。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因为这些文学的全球粉丝群是比较同质化的，一旦有作品在某一个圈里引爆，便迅速传向了全世界。另外，越是亚文化越是小众群体，他们越加抱团，他们之间的信息交流远远跨越了国界。这一点也是为什么我们在网络上可能会看到一些中国的科幻、玄幻、魔幻小说传播得很快，因为这跟全球魔幻小说的消费文化是密切相连的。这其实已经跨越了文学研究的范畴了，这更多的是传播学或者是社会学的文化研究领域。

李声凤（上海教育出版社副编审）：19世纪“文学”这个概念在法国已经出现了，所以当我们谈法国文学翻译到中国时就可以直接这样来用，但是所谓“中国文学”，或者更准确地说，中国的典籍最初传到法国的时候，中国还没有“文学”这个概念，所以我们现在要从这里面把“文学”作品剥离出来，其实是很困难的，因为实际上传播过去的文本里面可能包含有历史、哲学、宗教等很多成分。刚才大家谈到现代传播情况，我们会发现，好像现在又重新回到了一个文学和其他文化成分及各种跨媒体的内容在传播过程中混杂在一起的情况。所以我觉得，我们习惯性地把“文学翻译”单独列开来讲，其实可能是我们继承了19世纪时比较凸显的这个观念，很自然地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来讨论。但如果我们从更大的时空范围来看的话，很多时候“文学”是跟别的东西交融在一起的，它不是一个那么清晰割裂开来的，完全独立存在的一个东西。

此外，所有的翻译选择背后一定都是有某种需求作为推动。19世纪法国热衷于翻译元杂剧，有一个原因是他们用杂剧来教学生学习中国典雅的、上流阶层的说话方式的（这是马若瑟的观点），因为戏剧是对话体，他们可以用于学习会话。另外一个原因则是马若瑟翻译的《赵氏孤儿》太有名了。直接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使法国人觉得，可能在中国和在法国一样，戏剧是最高等级的艺术，但他们没想到在中国（文体的等级）不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在过了一个阶段之后，法国人就开始转向诗歌或者别的文体了。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那个时候中法之间交流不易，汉学家们希望通过一些能反映中国人日常风俗的文学作品来了解中国人是怎么样生活的，或是通过戏剧的故事来阐释他们所理解到的儒家经典。

尹晓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其实一线作家以及这些作家的作品几乎都已经被介绍出去了，只是销量大小的问题。这本身也和我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力有关。具体到作品，也各有各的机缘。比如说刚才袁教授提到小白《租界》的译介，我刚好是《租界》首版的中文编辑，《租界》能译介出去当然和当时世界对中国尤其是上海都很感兴趣有关，但也跟具体的执行人有关。我们那时的版权负责人白丽雅（Patrizia van Daalen）是德国和意大利的混血儿，热爱文学，和购买版权的意大利Sellerio editore的编辑也是朋友。当有了一个意大利版本后，那对推介到整个欧洲来说就没有那么困难了。对《租界》来说就是如此，当意大利语出来以后，很快法文版、德文版就售出了，后来更是以较高的价格售出了美国版权。又比如刚才程老师也谈到麦家的作品在西班牙的推广非常好，这当然是因为麦家老师的作品本身就是很好看，但也和代理有一定的关系。麦家老师的作品是灰鹰版权的谭光磊代理的，光磊是一个有很好的文学感受力和出色的故事讲述力的版权经纪人，他对市场有直觉，所以他做麦家老师，比较容易做出影响力。当他销售版权时，会很看重对方的营销方案。因此，很多事情看起来是偶然，但也是必然的，又像老师们刚才提到的《三体》跟《北京折叠》，这两本书的英文译者都是刘宇昆的，刘宇昆本人就是优秀的是用英语写作的科幻作家，他的译文对译本在英文读者里的传播显然会很帮助，所以就是说这些中文作品对外的传播，它既有时代的背景，也各有各的机缘。

实际上传播过去的文本里面可能包含有历史、哲学、宗教等很多成分。如果我们从更大的时空范围来看的话，很多时候“文学”是跟别的东西交融在一起的，它不是一个那么清晰割裂开来的，完全独立存在的一个东西。此外，所有的翻译选择背后一定都是有某种需求作为推动。

黄福海（上海翻译家协会常务理事）：我对林纾的翻译小说很感兴趣。钱钟书对林译的态度是矛盾的，我也深有同感。我喜欢林纾，可能是因为他的文言文。现代汉语出现在新文化运动的前后，而林纾的翻译发生在这之前。文言文与西方语言之间的异质化差异是原发性的、根本性的，与我们现在翻译中所谈的差异性不可同日而语。林纾的语言在翻译中呈现出强大的撕裂感，他用文言文去翻译异质文化的文学作品，他的语言具有非常大的可塑性。林译的趣味性就在这里，我甚至认为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翻译，后来的翻译不过是用一种类似的语言去解释另一种语言，其张力要小得多。我自己尝试过用联章体绝句的形式去翻译丁尼生的一首诗，体验这种语言之间强大的撕裂感。这种牵扯的感觉非常刺激，远远胜过用现代汉语。

为什么归于桐城派一脉的林纾会去翻译西方小说？桐城派文章和外国小说之间有没有一些关系？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和姚鼐的《登泰山记》，描写事物不同于唐宋和明代散文。桐城派注重义法，提倡“清正雅洁”，这是桐城派的文章理念：语言要简洁，不要啰嗦；要准确，避免空话；逻辑性要强；叙事、写景要传神。桐城派的叙事性古文和林译小说之间有一个非常好的对接，笔法相似，甚至用词都十分接近。林译小说的用语经常是新鲜活泼的，虽然描写的是外国的人和事，却被他创造性地用准确、传神的语言传达出来。狄更斯的《块肉余生述》中有一个场景，某人一边说话一边用中指抬了抬他的眼镜。这在英语语境下是极为自然的，放到古文中就不太合适，但林纾依然巧妙、得体地表现了这个画面，而他使用的是最为地道的桐城派古文。桐城派文章发展到林纾的时代，已经能够和西方的叙事手法互相切合，这在客观上为林纾翻译外国小说做好了语言上的铺垫。

在文学翻译与文学传播中，翻译成果既是一个审美对象，同时也是一种工具，两者对文化建设都很有作用。中国新时期文艺创作、文艺思潮的兴起与发展中，如果文学翻译缺席，那是不可想象的。

赵建中（作家、文艺评论家、翻译家）：1980至1990年代，国内出版界大量引进外国文艺理论与美学著作。这些著作对中国文艺理论家、美学家的影响很大，比如李泽厚《美的历程》中的“积淀说”就受到了英国形式主义美学家克乃夫·贝尔“美是有意味的形式”这一观点的影响，而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一书则与雨果的美学思想关系匪浅。

我觉得在文学翻译与文学传播中，翻译成果既是一个审美对象，同时也是一种工具，两者对文化建设都很有作用。欧美文学对我国近现代与当代的文艺发展与文化塑造影响都非常大，改革开放以后的外国文学翻译，对中国当代文艺创作，以及当今文艺与美学理论框架的形成、当今中国文化的变革都起到了十分巨大的作用，中国新时期文艺创作、文艺思潮的兴起与发展中，如果文学翻译缺席，那是不可想象的。

叶澜（同济大学国交学院副教授）：作为译者，寻求与作者之间的理解及与读者之间的契合是非常重要的。拿我本人翻译德国作者大卫·瓦格纳作品《生命》时的情形来说，我感觉，作为译者就要与作者有完全同步的心理感受，就要跟这个主人公病人同呼吸共命运，呼吸节奏都要一致，才能感知体验作品的魅力和语言的节奏美。翻译时怎么去把握？如何传递作品除了情节故事之外的语言美？这始终考验译者的语言修养。现在的读者群已不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如饥似渴阅读外国小说的那个群体了，阅读的方式与习惯也很不一样，如何在此间找到契合的节奏？这是作为译者和语言教师都需要深入思考的。关于文化传播的另一点思考，是对文化译介目标的思考。因为从历史上看，无论是中文到德文，还是德文到中文，很多时候译介作品的选择，都有清晰的文化传播目的。近年来也同样如此。比如说我本人翻译的作品，就受益于德国外交部与一些德国文化机构的推介。每年都有德国文学评奖获奖作品，由德方外交、文化几个方面力量与中方人民文学出版社共同合作出版，向中国读者推介，这种方式是不是也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在选择对外译介作品时把握主动权？对此，翻译家协会也许可以大有作为。类似《三体》这样的作品在不同国家语种文化交流中比较顺利地推开，但另外一些汉语优秀作品可能就需要文化机构、团队有目的地去推介。由此想到的第三点，就是对外文化传播的力量整合问题。译介出版力量是否也可以作一定程度的整合，集中力量以更有效推动文化传播？我觉得这也值得讨论。

赵艳秋（复旦大学外文学院副教授）：时代不同了，传播方式不同了，阅读方式不同了，读者对文字的感悟也可能会有所不同。与时俱进，或许是需要有一个带点时代印记的译本的。先不说去超越经典，但对语言风格做些改变，对传统译本中存在的遗漏和问题做些补充和调整，按照我们同时代读者的接受习惯做些不同于以往的设计，比如增添一些副文本信息，补充一个人物关系表，做一些阅读导引等等，都是我们可以尝试的事情。总之，如果能与传统的译本有所不同，又能更容易地被今天的读者所接受，这样的翻译工作就应该有价值、有意义。

撇开繁杂的具象，我认为好的成功的文学翻译作品，大都暗合着六个字：“天时、地利、人和”。天时，指你翻译的作品是否能紧扣时代的主题；地利，指你翻译的作品是否能满足当时人们内心的所需所求；人和，是指译者是否具有足够的“功力”，编辑和出版人的创意和策划是否妥洽。满足了这些，一部翻译作品的成功就应该是件自然而然的事情了。至于是否要按照、迎合读者的口味来翻译作品，我觉得，这更是件需要译者和出版人细加品酌的事情。

好的成功的文学翻译作品，大都暗合着六个字：“天时、地利、人和”。天时，指你翻译的作品是否能紧扣时代的主题；地利，指你翻译的作品是否能满足当时人们内心的所需所求；人和，是指译者是否具有足够的“功力”，编辑和出版人的创意和策划是否妥洽。

袁莉（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教授、上海翻译家协会副会长）：感觉大家可能都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人工智能的时代、人机对话的时代已经降临，我们翻译界似乎是最快、最迫切地感受到一个幽灵的脚步声在隆隆作响。从中外文明的互鉴历史来看，也就是翻译史的发生之初，“传播”曾经是翻译的一个主要目的，或者说翻译是作为一种传播工具来进行更好的文化启蒙。那么，随着大航海时代、后工业时代、全球化时代的相继到来，随着沟通方式越来越便捷、不同文明间的相互理解变得越来越容易，当传播已不再成为翻译的源动力和终极目的时候，翻译和翻译者们何去何从？在文明互碰之初早期的译者多采取“非直译”的方式，到后来文明互鉴、互融的背景下，翻译进入“直译”或者“详译”的时代，再进一步，到“机译”（机器翻译）时代，然后是人机对话的“免译”，即免除翻译的时代之时，我们是不是要对翻译概念本身做更进一步的深入思考？翻译也好、译者也好，是否还应被看作只是传统意义上的“传播”工具？我认为到这个时候，就需要重新思考和定义何为“翻译”、何为“译者”，翻译的种种“工具性质”势必将会被逐一消解。“翻译”这个概念，或许终有一天将成为一种历史的概念。未来的“翻译”或类似于“翻译”的行为，其目的不是“传播”，而只是人类文明自洽发展的一种内在需求。借用罗兰·巴特在《写作的零度》中的说法，翻译也应成为语言的乌托邦，它赋予文字以更强大的生命力，是人类各民族语言得以生存栖息的完美世界。这就是我今天的小小感悟。据说在世界范围内文学创作的领域里，人机对话（ChatGPT）技术的发展已经造成了文学的简写化。那么文学翻译以后会不会也要变得简译化？或者说在读图时代和读视频流行的时代，传统文学翻译存在的空间还能否像以前一样，答案显然不那么乐观。

人机对话的“免译”时代，是否要对翻译概念本身做更进一步的深入思考？我认为到这个时候，就需要重新思考和定义何为“翻译”、何为“译者”，翻译的种种“工具性质”势必将会被逐一消解。

魏育青（上海翻译家协会会长）：毋庸讳言，翻译面临着新的挑战，刚才袁莉老师提到的ChatGPT问题。如果说文学翻译是一种心灵的碰撞的话，那么ChatGPT确实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烦恼。烦恼之一是如果给ChatGPT喂的那些语料都是等而下之的，都是你抄我，我抄你，你总结我，我复述你的话，那么文字以及文字所承载的精神都会向一个不是我们所期望的方向滑下去。我想让ChatGPT告诉我“鲁迅写的《浮士德》有些什么特点？”结果对这个搞笑的问题，ChatGPT洋洋洒洒写了好多，实际上是把与鲁迅相关的相关资料和与《浮士德》相关的资料拼在一起。如果我们接受这种所谓知识的投喂多了之后，人作为万物之灵长的特殊的精神性的存在，将来是不是会受到影响，恐怕是令人担心的。但我是担心人，而不是担心它会替代文学翻译，砸掉文学翻译家的饭碗。朱振武刚才就乐观地否定了这种可能性。除了面临的新的挑战，我们还有新的期盼。今天有很多出版界的老师在，他们关心的问题恐怕更多地是如何将文学作品成功地传播出去，如何运用新的方式、通过新的途径赢得更多的读者，如何吸引当下一些沉迷于网络、刷着短视频的孩子。我们沙龙的讨论把各种问题都提了出来，各个角度的思考也提了出来，相信对大家会有很多启发，引发更多的思考。今天的上海文艺志愿服务队上海翻译家协会分队的活动同样是传播的一环，有助于更好地推广我们的文学翻译工作，到广大的人民群众之中去。这对出版社来说应该也是很好的事情，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助力文学传播。翻译工作对祖国语言的丰富化效果已经被历史多次证明了，在德语区从浪漫主义时期、上世纪初到二战后是如此，我国从佛经翻译、上世纪上半叶到八十年代，也是如此。我清楚地记得《九三年》等世界名著重版时在新华书店门口排的长队，这种为买一本译著排几里路的盛况，在今天“原神一代”的青年那里是不可想象的。时代不同了。将中国优秀文化介绍出去会是新时代的重要使命之一，近年的金秋诗会上都有这一类的译作。促成有效传播，推动文明互鉴，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主旨报告的重点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