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乾坤,张 军

(安徽大学 社会与政治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回顾

基于“差序格局”式的信任结构,城市社区的邻里交往是一种没有内容和情感支持的形式交往,具有低相识度、浅层次、低认同度的特点。[1,2]在城镇化的推动下,社区人际互动逐渐理性和功利化,邻里交往匿名性强、人口流动性大等不确定因素使邻里关系淡漠,陷入“陌生化”的困境。[3,4]回迁社区作为新型的城市社区,其内部容纳着来自农村地区的失地农民,不同宗族的失地群体汇聚于同一社区场域中,伴随着社会结构分化其内部的邻里互动呈现断裂的状态。如何克服不同宗族失地农民群体间的邻里隔阂困境,有效构建良性的社区邻里共同体,是目前回迁社区基层治理亟需解决的问题。

由于乡村社区被纳入城镇化的范围,农村宅基地和耕地被全部或部分征用的情况下,村民进入由政府统一建设的新社区居住,产生了失地农民群体。[5]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在征地拆迁的背景下所产生的失地农民群体衍生了一系列的经济社会问题。既有研究主要焦距于土地征用与补偿、市民化、社会保障、社会融入等方面,研究关注点逐渐由生存问题(社会融入现状、保障体系建设、征地机制完善)向发展问题(可持续生计、互动关系、生活质量)转变,就失地农民的社会互动过程而言,学界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主要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为“积极互动论”。该类研究认为失地农民在完成市民化身份转变后,其会主动适应城市社区互动场域,在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层面重构交往网络并与多元生活主体建立良性的互动机制。如李琼英认为失地农民在社区互动中会建立共商共赢、协同共享的合作型参与模式,会借助同质性较强的社区属性、人际熟识和彼此信任的文化特征与参与热情较高的主体特性来为与其他生活主体间的双向互动提供基础并建立维系纽带[6];苏飞等发现城市边缘区的失地农民群体为提升自身的生计韧度会建立更高的社会联结度和主动交往度,主动适应市场交往规则,转变自身就业方式来适应城市生活。[7]

第二类为“消极互动论”。该类研究认为失地农民在制度性身份的转变过后,其无法适应城市的社会交往秩序,为获得自身的利益而与政府、社区、市场进行斗争,产生多重交往困境,此类研究的学者较多。如杨菁等通过对成都市个案研究发现失地农民在制度性安排下,与政府的互动中为获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待遇,会采用非正规的行为去抗衡由于政府和市场对于资源分配不平等的现状,从而引发社区内部的利益分歧和空间失序[8],同时失地农民为满足自身的空间需求,会生产反规训空间与政府构建的规训空间进行博弈[9];张军则发现在空间嬗变的背景下,失地农民以非正式的组织形式采用原始策略与街道发生冲突,并在社区房屋质量的“相对剥夺感”下产生群体性事件,导致无法与社区形成良性互动机制[10];丛旭文认为市场对于失地农民的就业培训体系不健全,存在着就业质量较差、就业渠道较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的结构化制约因素[11],而失地农民面对困境结合实物安置、转移支付等客观条件与受教育程度、心理变化等主观因素选择自愿性失业[12],呈现失地农民与市场的互动断裂。

第三类为“互动缺失论”。该类研究认为失地农民的互动介于积极互动融入与消极互动抗争两者之间,具体的表现为失地农民对于对社区的交往机会及方式表现出较低的认同感,农民的自我认知使其社会交往呈现同质化特征[13],与城市本地居民之间存在“屋以类聚”的物理空间区隔、人以群分的社会空间区隔、群体认知与行为模式分歧下的心理空间区隔以及传统生活与现代时尚下的网络空间区隔四个交往困境,致使居民之间出现一种“老死不相往来”的社交状况。[14]如蔡华玲发现老年农民在回迁后,其原有的生活惯习被打破,失去了原有熟悉的社交网络关系并主动地退出家庭的对外交往,在交往中受到显性或隐形的社会排斥,社会空间分化凸显并产生社会心理危机。[15]

通过对既有文献的简单梳理不难发现:其一,学界以整体性观念去看待失地农民群体与其他生活主体之间互动状况,三种论证逻辑都具有其优势与局限性,但就实际情况,不应为其提供“宿命论”式的互动选择设计,应结合当下的失地农民的意愿及其实际情况,为失地农民群体提供符合实际的互动方式借鉴。其二,前人研究的前提在观念上默认为失地农民的利益诉求是一致的,交往呈现同质化和内倾化的特征,从而忽视了对不同宗族的农民聚合而成的失地农民群体内部邻里互动过程的实证研究。其三,现有研究缺乏从微观层次对失地农民群体内部的邻里互动过程进行解析,也并未发现同一地域情感文化在构建邻里共同体中的作用。鉴于此,本研究将通过互动仪式链这一微观分析框架,对广德市H社区不同宗族失地农民群体的互动过程进行剖析,发现其在邻里互动过程中所存在的困境并提出进行路径优化,为建立睦邻友好的回迁社区共同体提供支持。

一、失地农民邻里“互动仪式”分析框架

从学术史梳理来看,“互动仪式”研究有其悠久的历史。涂尔干作为仪式研究的先驱,注重研究宗教仪式,认为仪式是人们群体交往的行为方式,能够帮助群体塑造并维系稳定的心理状态。[16]11戈夫曼从微观互动的角度研究了大量日常生活中的仪式问题,提出“互动仪式”这一概念,将之定义为一种表达意义性的程序化活动。柯林斯则弥补了涂尔干与戈夫曼只强调仪式的概念及其社会功能而没有系统探讨互动仪式的作用机制缺憾,将微观社会学与宏观社会学进行统一,并结合社会学的理论传统,提出了互动仪式链理论。

柯林斯将互动仪式描绘成一组具有因果关联与反馈循环的过程,认为互动仪式是际遇者由资本和情感的交换而进行的日常程序化活动,具有四种主要的组成要素:一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聚集在同一场所,因此不管他们是否会特别有意识地关注对方,都能通过其身体在场而相互影响;二是对局外人设定了界限,参与者知道谁在参加,而谁被排斥在外;三是人们将其注意力集中在共同的对象或活动上,并通过相互传达该关注焦点,而彼此知道了关注的焦点;四是人们分享共同的情绪或情感体验。在满足群体聚集、设立排斥局外人的屏障、关注焦点以及共享情感四个条件后,就形成了初步的互动仪式链。四要素之间相互反馈强化,形成四种结果:基于成员身份认同的群体团结、激发群体成员行动力的情感能量、代表成员身份的社会关系符号以及维护群体正义的道德感。[17]78-81广德市H社区在政府的主导下,依据选举制度选取失地农民代表,通过线下的共同在场来协商制定社区规则,争取该群体在社区的地位与利益。同时,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不同群体间依托共同社区事务的网络连接,并在趣缘、业缘等关系的影响下,通过短暂互动中情感能量的长期积累,在新的场域中进行“家”的重构,以实现H社区秩序的重构与共同体的建立。(互动仪式模型如图一所示)

如图所示,柯林斯的互动的过程是个体在微观局部情境中,通过共同的关注焦点,并依靠情感能量来开展互动仪式,最终形成群体团结符号以实现互动仪式的再生产。在互动仪式中始终是围绕“情景”“焦点”“情感”以及“符号”四个维度来进行的。

(一)互动情景:邻里互动的场域构造

柯林斯认为宏观社会现象由微观情景所构成,宏观过程来自局部际遇所形成的互动仪式链,互动仪式是微观情境的基础。[17]20在场域的建构中柯林斯强调了身体在场的重要性,通过双方的在场互动来实现信息反馈,但信息化的发展使得虚拟交往打破空间和时间的限制,突破信息交流中“身体在场”的障碍,实现了主体在虚拟空间中的“脱域”式交往。H社区失地农民的日常生活互动情景主要发生了以下两种变化:一是情境中互动方式的变化。在搬迁前,农民在农村半私密化空间内进行着非正式性的血缘社交,是一种面对面的线下互动。而进入城市地区后,社区内部的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被明确划分,熟人内部之间的人际交往出现分离的态势,同时城市消费文化与信息技术的影响使失地农民群体趋向原子化的发展并依靠智能技术去实现线上与线下的双向互动。二是情境中互动主体的变化。由于不同宗族的人进行集体搬迁并进行混合居住,使得失地农民所交往的对象由“熟人”变为“陌生人”。失地农民依据自身的交往模式和同地域文化的同质性与周边的人建立关系互动,推动失地群体内部的融合发展。

(二)关注焦点:邻里互动的推力引擎

柯林斯认为当人们将关注点集中在共同目标或活动上时,彼此间会越来越密切关注其共同的行动,也会更知道彼此的所做所感,更了解彼此的意识,进而便会更强烈地体会到其共享的情感。[17]164共同关注的焦点是社区共同体与情感联系建立的核心,共同感兴趣的话题与活动内容能够将居民聚集在一起进行同一层次的主题讨论。通过访谈了解H社区失地农民在农村地区的关注话题是村庄的琐事,例如天气、农业的种植、村民的八卦等问题;而进入城市后,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下,失地农民关注的话题更多的是“家”的重构,面对部分住宅空间消失、弱化的物质变迁和社区整体认同的区隔、徘徊下的情感变迁,失地农民希望重新构建自身的舒适圈[18],其日常交流话题更多地关注自身,例如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自身的居住环境、社区是否可以种植等问题,通过个人与群体的互动来建立共同关注的焦点,实现邻里互动的良性可持续发展。

(三)情感共振:邻里互动的黏合能量

情感能量是由充满了情感性情景的符号所传递的,是人类利用符号进行谈话和思考时符号唤起的核心部分。[17]158高度的情感能量可以引发新的情感刺激和鼓舞他人的热情,增强群体的凝聚力。社区的邻里互动起始于短暂的情感刺激并将这种情感进行积累,实现长期情感能量的培养,以维护互动的可持续开展。H社区的失地农民进入到城市地区,需重新建构自身的关系网络,他们在生活实践中通过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来建立人情交往,并在共同的民俗文化影响下寻求一种集体记忆,试图重新建构“差序格局”式的情感网络。失地农民群体内部的话事人,通过参与社区事务的管理,建立高度的社区认同,并在参与主体间产生情感共振,从而主动的参与互动仪式并形成集体兴奋,在其影响下不同种族的居民进行邻里互动,构建邻里共同体。

(四)群体符号:邻里互动的再生载体

集体符号提供了谈论的内容和行动的关注点,并在互动仪式链中被重复使用,将符号与互动联系在一起,重新赋予个体团结感,实现仪式的再互动。[17]151社区内部不同行政村的失地农民群体以共同关注的焦点,并在社会角色与行为规范的认同下形成群体符号。在H社区内部具有不同的亚文化圈层,群体内部成员之间具有高度的心理认同、亲切感与归属感,具有清晰的群体界限,形成了多元的亚文化群体符号。同时,长期的生活中失地农民也在寻求回归集体的生活方式,不同行政村的农民基于生产生活实践,重新建立规范、信任与关系网络,形成一种内群体认同。基于将社区建设更加美好以及提高生活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安全感的目标,不同宗族的失地农民在共同体的符号基础上实现邻里互动的再生产。

二、互动阻隔:H社区失地农民的互动失序

广德市H社区属于新建回迁社区,位于城市边缘,其辖区面积3.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0.85万人,承接着周边因城市化扩张需求而形成的失地农民。在政策的催动下,在其社区内部将不同行政村的失地农民进行交错杂居,群体内部呈现着熟悉的人-陌生人二元制的社区邻里对立,其邻里交往也趋向复杂。通过对H社区不同宗族的失地农民进行深度访谈,来探究不同行政村失地农民群体在同一场域中进行邻里互动的失序建构。

(一)身体“缺场”交往模糊交往情景

城市空间对于传统乡村生活的全面解构,造成了身体的“缺场”交往,致使H社区失地农民群体内部的交往呈现出跨时空性、不确定性与情感性的特征,并在“啤酒效应”的影响下,信息出现偏差。交往的情感化和信息传递误差的双重诱因,致使交往的情景具有模糊性、复杂性与多元性。[19]在H社区具有三种交往方式:“虚拟”交往、“时空错位”交往、“媒介”交往。

1.“虚拟”交往弱化情感投入。“虚拟”交往是建立在信息技术普及的基础之上,具有即时性以及“去中心化”的特征。H社区的失地农民丰富原有的交往形式,通过互联网来进行人际互动。在对乡村地区进行拆迁后,农民由群居被迫安排在城市社区分散居住,实现了“农民上楼”。模式化的城市高楼无形中减少了居民下楼进行面对面的交往意愿,同时公共空间的陌生感与私人空间立体感的双重挤压造成失地农民的生活不适。在“虚拟”交往中,生活的乡土情感被程序化的技术所剔除,以身体为中介的实践被以文字符号为中介的刻写所取代[20],失地农民由乡村生活的“偶遇式”交往,进行真实的情感互动,到现在通过语音、文字和表情包来表达自身的情感,使语言具备了可塑性和操作性,无法感受传统的在场情感氛围,互动情景模糊。同时,“虚拟”交往导致失地农民内部的分化与外部的整合对抗。网络交往虽然增加了社区居民的交往频率,但带来了居民的陌生和疏远,不同地域失地农民之间的关系具有间断性和临时性的特征。在H社区内部失地农民凭借自己的兴趣爱好、亲疏远近建立不同的利益微信群,个人具备多个网络身份符号。在群体意志的支配下,“主我”丧失,群体的态度替代事实本身成为关注点,工具性目的取缔人们的情感投入。

2.“时空错位”交往降低交往频度。H社区的失地农民被迫城市化后,农耕的生活方式被瓦解,其文化知识与技能匮乏的情况下一般从事低级分工的劳动,在不同工作机制的时间支配下,失地农民内部的邻里交往呈现“时空错位”的特征,同时都市化的背景下,城市社区居民趋向于原子化,居民内部之间的交往相比于农村社区交往的频率降低。在H社区最明显的表现是“纸条”的信息传递。H社区周边重工业工厂的承接为年轻人提供了就业机会,造成社区邻里的作息显著不同,部分失地农民在工厂中进行着“三班倒”的工作,同时排班具有易变性,使得在居时间不确定,导致失地农民群体的联系是一种虚假的社区在场,邻里发生潜在的矛盾和冲突时,往往不能在同一情景之中进行交流与解决。通常情况下,如果邻里上班与休息时间不一致,居民为解决微小的矛盾会通过纸条的方式来实现跨时空的交流。但当矛盾不可调和时,居民也通过在楼梯口、大门、社区公告栏等显眼的地方贴纸条,依靠当事人的主观认知来进行事件的描述,从而模糊交往的场景,易让他人做出错误的判断,破坏邻里的关系。

3.“媒介”交往限制平等参与。“媒介”交往指的是在互动中通过第三方来进行信息的收集、整理、加工与输出,在隐形中打破了人际交往的平等权利,使得自身易服从于权威,并形成信息空间壁垒。在回迁社区中,家庭之间的居住呈现代际分离的状况,家庭的子代负责家庭中的人际往来,父代逐渐退出社区中的人情交往圈。[21]面对社交的需求,H社区的老年人发展属于自己的舒适圈,成立多个相互隔离的社交群体,在与外部的交涉中确立属于群体的关键人物,将其作为媒介与外界互动。信息的传递仅仅依靠群体领导者,往往造成信息不真实,同时也制约了其他失地农民与社区之间的交往机会,阻碍了社区的融合。例如,在H社区的门口存在3～5个老人组成的“摆摊群体”,其主要的目的并不是经济的获得,而是为了通过聊天互动在回迁社区中建立失地农民的群体符号,寻求社区归属感,这个摆摊群体中有一个长者,负责和社区保安的协商和摆摊时间的商定,以确保群体活动的顺利进行。

(二)人际交往主体异质丧失关注焦点

社区内部的人际交往异质主要体现在邻里对事情的关注焦点不同。H社区内部不同行政村的失地农民价值观不同,导致其无法形成社区的合力。例如,社区房屋装饰呈现两种类型,一种水泥房,居住空间较小,没有太阳能、洗衣机、空调等基础设施,楼房的外观为白色;一种是瓷砖房,配置完备的家具,居住空间比较干净整洁。在搬迁后,有些失地农民分散安置在水泥房中,住房的颜色与周围商品房社区的形成鲜明的对比,产生异化的心理,将白色房屋装饰看成自己的身份标签,并受到传统城乡二元制思想的影响,感觉自身低人一等,同时也希望寻求一处进行田园生活方式的地理空间。而有些失地农民因为自身的条件比较优越,通过缴纳租金的方式居住在瓷砖房,满足了自身的需求,同时因心理自我赋能的转变将自身视为市民,这时更加在意的是精神的享受,追求体验社区环境的优美。但社区无法同时满足两者的条件,就按照原先的社区建设方案,推动社区的发展,降低了其内部生活群体的幸福感与满足感。

(三)悬浮式邻里关系网络弱化情感联系

回迁社区内缺少具象化的仪式感,也缺少传统公共空间所具有的村民在长期生产和生活实践中积累起来的认同感,大规模的异质化造成陌生化的熟人社会[22],居民交往处于自发和松散的弱联系状态,彼此之间偶然性的互动也不能够持久[23],同时社区内部的生计资源不足,导致群体内部的社会认同以及外部社区治理的碎片化。[24]失地农民在社区内的关系网络丧失了传统的信任关系,同时非人格化的人际交往,使得邻里关系具备“悬浮式”的特征。社区居民之间的互助基于利益的需求,传统乡村的“求-助”关系受到破坏,人际关系变得更加地冷漠,致使邻里互动情感维系无力。所以,失地农民基于立体的生存空间,维持了形式化的“差序格局”式关系结构,其关系网络的核心仍然是家庭,并由其所居住的楼层向四周扩散。除了在同一楼层的邻居会进行深入的交流,其他的邻里更多的是一种熟悉的陌生人。同时,群体内部因为地理、社会和网络空间的隔离而导致互动的减少,情感在互动频率的减少中逐渐衰弱,造成互动仪式无法进行再生产,形成关系的断裂。在两者的双重挤压下,失地农民的关系网络无法下沉,造成社区邻里之间的交往浅层化和关系的陌生化。

(四)身份认同危机分化“群体符号”

失地农民的身份认同是在个人的反思性和社会构建的双重作用下形成的,其本质上是农民在失地后,在陌生的城市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内化新角色的行为规范以及实现对新角色扮演能力的心理转变过程。[25]但大部分的失地农民无法实现自我认同的转换,一方面由于“时间性”效应导致自我认同的延宕,另一方面“空间性”效应致使与参照群体进行比较产生强烈的相对剥夺感[26],从而发生越轨行为,在冲突中降低社区归属感与认同感。

在H社区失地农民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处于一种模糊的状态,具有三种身份认知:一是农民的身份认知。失地农民并没有适应新的环境,其生活习惯仍然保留,同时安土重迁的乡土情感也让其不愿改变农民身份。例如H社区的农民仍然会将农具放在自己的家中,在小区的花园种植蔬菜作物,和社区居民运用方言去沟通等。二是失地农民的身份认知。这部分人认为他们已经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根基-土地,不算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同时自身的市民身份是被制度所赋予的虚假的身份,制度的缺失使其没有享受到和市民身份相匹配的待遇,成为社区边缘的失地农民群体。三是市民身份认知。主要以年轻人为代表的少部分群体,他们积极地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注意自身的行为用语,建立社交圈来重现乡村的人情社交,以塑造一个合规的市民身份。另外,受到住房类型、年龄、经济收入等的影响,形成了“回迁房群体”“劳工群体”“摆摊群体”等亚群体符号,造成社区内部的断裂,致使“群体符号”分化。

三、仪式重建:失地农民互动困境的破解机制

面对回迁社区失地农民邻里的互动现状,需从多方面探索解决路径,打破互动的僵化格局。针对互动困境,对失地农民的情景、焦点、情感、符号四个维度进行重塑,设计破解回迁社区的邻里互动困境策略方案。具体框架如图二所示。

(一)重塑交往情景:融入较为内容具象化的“第三空间”

第三空间即社区的基础设施,它能够依据人的文化消费、品位和生活方式的表达将社区的人划分为不同的类别区域,帮助失地农民在非正式的社交环境中进行交往互动,并作为陌生人相互认识的机制,增强社区的凝聚力。[27]第三空间的建设具有公共空间的身份隐匿性,能够将时间与空间进行整合,实现交往内容的具现化。

数字化与信息化造成失地农民社区交往中的时空分离、信息的误差模糊交往情景,失地农民急需在第三空间中建立线下身体符号互动机遇。从具体的行动上来看,可以在社区内部建立社区调解室,以居委会为组织核心,雇用专业的社会工作者调解矛盾,借助智能数据平台等技术实现调解的规范化,并寻求共同的时间节点,在身体共同在场的情况下进行利益冲突的调节,实现邻里关系的和谐。同时,面对网络化的趋势,社区也急需建造以趣缘关系为主的交往场域,扩大公共空间的利用率,通过举办广场舞、棋类比赛等方式,重塑交往情景,将社区的失地农民从“虚拟”交往和“媒介”交往中脱离,实现时空同步的线下交往,培育失地农民的交往满足感与实质感,在第三空间的场域交往互动中建立社区的归属感与认同感,从而让失地农民真正地嵌入社区。

(二)重聚交往焦点:明确以人为本的交往理念

社区在为居民解决矛盾与冲突的过程中要回归服务本位,让失地农民认识到自身在社区中与他人享受同等的权利,在与他人交往中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建立平等的社交关系。同时,应培养社区居民在交往过程中的共情和思考能力,社区居委会积极地举办社交活动,打破群体之间的僵化界限,促进群体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实现共同的身份认同。费孝通认为,“我们面向着不同需求的居民,找到大家共同的生活内容和共同的活动方式,以此为基础,培养居民在社区中自主安排共同事务的观念、能力和习惯。”[28]在社区交往中应明确交往的理念以解决问题为核心点,社区应积极地倡导求同存异,满足居民的个性化需求,将公共空间进行部分群体化,依据其意见建设一个多功能的包容社区,同时培养社区居民的自治能力,增强失地农民在社区中的话语权,培养居民的自治能力,在个人利益的满足中实现群体利益的最大化,培养共同的关注焦点,满足异化的需求,建设社区和谐邻里关系。

(二)强化情感联系:基于“类血缘”的实质性互动网络构建

失地农民进入城市社区后,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乡村关系网络受到冲击与解构,逐渐转向以业缘为核心,其重构的邻里关系网络由于缺乏情感的支持而呈现悬浮式的特征。情感作为在陌生化与原子化社会中联结个体与群体的纽带,是基层治理的重要组成要素,也是社区居民实现和谐共生的基础,通过情感召唤、情感培育和情感激励重新找回社区居民之间的关系温度、温情与温暖。[29]

在居民中可以通过类“血缘”关系的构造来实现对情感的塑造,这需要发挥居民的个体自主性,基于优势视角,为社区居民创建社区交往活动,与周围的邻里进行深层次的情感交流。类“血缘关系”是血缘关系在城市地区的二次运用,主要是通过互帮互助的形式来实现。情感是在互动的情境中产生的,时间的长短与互动的频率是其情感深度的重要影响因素。充分发挥“事缘性”社交的作用,让失地农民在共同利益的事件中进行协商交流,强调社区为“家”的理念建设,重建社区“求-助”的邻里信任解构,将关系网络嵌入失地农民自身。

(三)再造群体符号:构建社区邻里关系共同体

在搬迁进入城市社区后,失地农民逐渐原子化,其内心深处极度渴求被集体生活所忘却的归属与认同,社区邻里关系共同体的建设能够帮助社区整合失地农民,实现农村集体生活的重现,培养群体的凝聚力与社区认同感,促进群体利益体形成。[30]邻里共同体具有广泛的熟人化互动、内在的信任与互助以及外在的规范性约束的核心特征。要丰富社区居民的社会资本积累,合理整合社区的资源,将居委会、物业、社工机构、政府、志愿服务者等社区治理主体纳入共同体范围之内,突破体制机制的僵化困局,为社区居民的邻里关系建设提供支撑。在具体行动中,要加强社区的党建引领,在党的引领下,居委会与基层政府相配合,开展睦邻友好活动,打破社区冷漠,重构乡土社会中的熟人社会;社区通过宣传教育提升社区居民的邻里共同体意识,强化集体意识在居民生活中的作用,培养社区居民的自治能力,同时社区应主动关心回迁居民的精神与物质需求,与社区治理相融合,建立回迁居民对居委会的信任;加强社区的规范建设,通过对民意的收集来规划社区的建设,合理灵活的改变现有的社区制度,为不同类型的社区居民实现福利的最大化,同时依据社区居民的原住地开展民俗互动,实现文化的融合,培育文化归属感。

综上所述,通过对广德市H社区的实地调查发现,不同地域的失地农民在进入城市社区后由于生活场域的嬗变和日常惯习的不符,造成其群体内部存在着互动难题。在身体“缺场”交往、主体异质性发展、悬浮式邻里关系、身份认同危机四个影响因素下致使失地农民间存在着交往情景模糊、关注焦点丧失、情感弱化、“群体符号”不焦距四个互动困境。为提升居民的社区归属感与团结感,增强失地农民的身份认同,提出创造和运用社区所拥有的“第三空间”、确立与他人交往的人本思想、建立“类血缘”关系、打造社区邻里关系共同体等策略,以重塑交往情景、重聚交往焦点、强化情感联系并再造群体符号,帮助失地农民适应城市生活规范,助力社区内部邻里之间生活观念、消费观念和社会交往等方面的同质化发展,拓宽邻里交往的广度与深度,帮助失地农民嵌入社区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