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德

如果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那么，文化散文作为一种文学的文化，大历史品格就必然是它的一个突出特点。

一、以唯物史观和正确的党史观为指导，书写我党伟大的历史和伟大的人物

为庆祝建党一百周年，各种文学影视作品包括文化散文，穿越时空，排山倒海，铺天盖地。

譬如丁晓平的《红船启航》，讲述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从浙江嘉兴的一艘小小的红船开启伟大的航程。其中一章《我们的名字就叫共产党》这样写道：

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正式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团体——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夏天来了，亚热带季风也给上海带来了雨水。陈独秀似乎更忙了，来访的客人也络绎不绝。

1920年5月5日，毛泽东从北京来到上海，再次见到了令他仰慕的陈独秀。

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的一幅画卷，谁是它的临摹者？毫无疑问，只有历史的伟大人物才能不辱使命。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所论述的：“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但未能改变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

以我的文化散文《火山爆发一样的革命精神》为例。2021年2月初，春节前，我接到《散文选刊·下半月》约稿电话，就决心写黄学增。但冷静下来，又感觉到非常大的压力。黄学增为我党创建初期和大革命时期的杰出领导者，身兼多个重要职务：农民部特派员、广东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南路特委书记、琼崖特委书记。并与我党同时期的风云人物一起活跃于中国革命历史舞台，包括彭湃、谭平山、刘少奇等。

为此，我做了大量认真细致的阅读、史料搜集和案头准备工作，并进行了实地调研采风。我反復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并在作品中引用《共产党宣言》和《国际歌》慷慨激昂的表达，从而准确地刻画了黄学增的革命形象：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黄学增明白了，《国际歌》为什么如此震撼，如雷、如电、如雷州半岛的火山爆发……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

它也在中国大地游荡了，它正在成为黄学增的灵魂。

其次，实地调研采风，感受红色土地曾经的一代风流。

我多次到遂溪县敦文村的黄学增纪念馆，以及岭南师范学院的谭平山纪念园瞻仰学习。

谭平山是广东共产党创始人，曾任黄学增母校——雷州中学校长。岭南师范学院作为雷州中学的继承者，它的一草一木便有了红色血脉的特殊意义。

我在作品里写道：

黄学增牺牲时，雷州中学老校长在哪里？他已经到了82年后的2011年1月第二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里：

“在党的六大召开前后即1928年4月至8月间……留守中央对谭平山、邓演达等领导的中华革命党采取公开方式进行斗争，是一种‘左的表现。”

1929年8月，黄学增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后，他的妻子“东边角母”东躲西藏，十多年之后改嫁到我的家乡邻近的一个叫田寮宅的村子。我的老父亲老母亲也给我讲了“东边角母”的故事：

1962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政府派专车将“东边角母”接走，去享福了。

作品以对“东边角母”儿媳妇和孙子的采访作为结尾，意味深长。

十多年前，有一天，飞来一只小鸟，绕着堂屋的中梁鸣叫穿行，然后从屋檐下飞出去了。

夜里，她做了一个梦，一个声音告诉她：她是母亲，她要回来。

最后，叙写雷州半岛独特的语言形式，展现多侧面、地域性的历史文化精神。

雷州话是雷州文化的根基和载体。我结合黄学增的名字，对雷州话与雷州半岛的人名和称呼习俗进行了文学性、哲学性的解析，增添了作品的烟火味。

黄学增的幼名叫妃贵。在通行雷州话的雷州半岛，以“妃”字为启承、为语气助词的名字……比比皆是。也许，名字里有妃子的“妃”，人生就会有妃子的福气。而“贵”，更是一种直接的隆重的祈求。

又如黄学增妻子的称呼，从“东边角娘”到“东边角母”，因为：雷州人称媳妇辈的女人为“娘”，称祖母辈的女人为“母”。

就是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所写的，“她的名字就是她的村庄的名字。”

这些细节的描写，表现了那个时代深刻的阶级分裂与矛盾，为黄学增的革命抱负做了铺垫与衬托。

二、历史的颜色，文化的颜色，季节的颜色

基辛格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的著述《大外交》以文化散文的风格，书写了现代国际关系史和当代世界格局。

其第十七章“冷战的开始”写道：1946年3月5日，在美国密苏里州富尔顿市，丘吉尔针对苏联的扩张主义敲响警钟，形容“自波罗的海斯德丁，到亚得里亚海的里雅斯特港”，已经落下一副“铁幕”。

“冷战”“铁幕”是文学颜色的语言，它真实地、形象地、入木三分地反映了“二战”后的美苏关系、世界格局和地缘政治生态。

文化散文是有颜色的，这源于它强烈的思想性、鲜明的时代性。或者说，它是戴着世界观的有色眼镜看世界。

在20世纪80年代末，巴尔干地区作为政治地图里的东欧，在苏联解体之前就改变了颜色，史称“东欧剧变”。

2018年，我到巴尔干半岛旅行，回来后写作了游记类文化散文系列，发表于《湛江晚报》《散文选刊》《海外文摘》。

关于历史的颜色。

我们从欧盟申根国希腊海港城市塞萨洛尼基入境，感受了满城灰色鸽子的味道。

于是，《白色和黑色的混合》搭着鸽子的翅膀在希腊几千年的历史里飞了一圈：国家的重组、裂变、定型与战争，基督教、东正教、伊斯兰教的相互倾轧与融合，主权债务危机与塞萨洛尼基港的外国新主人。

结尾于一段散文诗。

夕阳缓缓，挂在塞萨洛尼基湾北方的海面上，我伸出双手，摆了一个造型，老杜一个咔嚓，创造了一幅象征派作品……

可是，不见灰色的鸽子前来观阵，那白色和黑色的混合。

白黑混合即为灰色。历史从来不是非白即黑，它以鸽子平和的灰色呼唤人类社会的人性回归。

关于文化的颜色。

巴尔干半岛行第二站是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我写了《我找不到你的门》。

年轻的姑娘小伙子，在巴洛克建筑高高的廊柱下，如展翅的小鸟……旋飞舞蹈。

教堂对面，是一家美术绘画工艺品专卖店。

透过落地玻璃窗，可见令人惊讶的裸体人像……

可是，我就是找不到它的门。

舞蹈，教堂，裸体，找不到的门，就是索菲亚文化的颜色，渲染于既古老又年轻的历史。因为它的国家几经周折，于1990年11月15日才改国名为保加利亚共和国，并于2007年加入欧洲联盟。

关于季节的颜色。

从罗马尼亚的泰梅什堡起程，到塞尔维亚的诺维萨德，一路都是初冬的景象。

《冬天的颜色》写道：

又见黑土地，夹杂着绿色，这里一小块儿，那里一大片，辨不清是什么植物，应该是冬小麦吧。冬天还在进一步深入，如果突然下来一场暴雪，这绿色还能维持吗？

至此，我将笔锋一转：

土地是有颜色的。在土地上繁衍的人类以及人类社会，也有颜色吗？

紧接着，描写了罗马尼亚海关边检站的颜色：

一个大肚皮的海关边检制服，慢腾腾地，终于上了我们的车，又终于拿着我们的护照下了车。

我盯着闸口的小窗口，差不多一个钟头了，没有东西递进去，也没东西递出来。

“我又不带走你的颜色，一点一滴都不要，免税也不要。”我的愤愤不平，差点儿憋不住了。

还有几个颜色，不一一列举了。

正如年初才五岁多的外家小侄女君妹陈彦君，大毛笔蘸上饱饱的墨汁，一挥，一洒，像风像云又像雨，又像一个个小蜗牛。

我问，这是什么？她说，春天的颜色。为什么？我不告诉你。

三、站在名家名著的肩膀上

名家名著，其本身就是一种大历史。而文化散文以其为写作对象，就能演绎出一种新的历史感悟。

《枕草子》是日本文学经典，周作人翻译，作者清少纳言为日本平安时代宫中女官。

《枕草子》以日记与杂纂形式记录宫中日常琐事。但宫中所有琐事都不是琐事，它具有一般写作者接触不到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与文学价值。

李敬泽的《青鸟——故事集》，其第一篇便是“《枕草子》、穷波斯，还有珍珠”。

《枕草子》中有一段写的是“不相配的东西”：

穷老百姓家里下了雪，又月光照进那里，都是不相配的，很可惜。月亮很是明亮的晚上，遇见敞篷大车，而这车又是用黄牛牵着的，这很不相配。

李敬泽从清少纳言的“不相配”里引介出古往今来、凡此种种的不相配，从而得出他的哲学感悟：

现代的美学精神不是和谐、相配，而是不和谐、不相配，只有不和谐、不相配才能使我们精神振作，使我们注视某种“东西”。

“《枕草子》、穷波斯，还有珍珠”一扬眉，又到了与日本平安时代同一个历史经纬线的中国宋朝，穿越了一千年。

原来《枕草子》是模仿李商隐的《杂纂》，而“不相配的东西”就近似于《杂纂》的《不相称》。

《不相称》写了“穷波斯”，“穷波斯”做珍珠生意到了中国唐朝。

“珍珠就是这样的东西：它有如人世的浮华。”

这是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解说了，但哲学过于收敛，只有文学才能天马行空，独往独来。

我的《给猫儿，也来一文压岁钱》，就是村上春树长篇小说《海边的卡夫卡》的故事里的故事：

写字台上有一个沾满猫血的案卷……一只黑狗的口，向一个叫中田的当事人说着不是人话的人话：

“我所以杀猫，是为了收集猫的灵魂……最后大概可以做成宇宙那么大的笛子。”

宇宙之外的世界，更是一支比宇宙大了长了无穷倍数的笛子，这是必然的。还有宇宙之外的之外吗？还有必然的必然吗？

最后，我将无穷无尽的宇宙的宇宙，抽真空似的压进小林一茶二百年前的俳句里：

给猫儿，也来一文压岁钱。

我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意象，至今也不明白。

尼克松《领袖们——伟大的人物·伟大的国家·伟大的事件》中明明白白地写了二十二个领袖，但不是人物传记，我把它当作文化散文阅读。

吴健民为其中译本而序的《值得一读的好书》说，“这本书之所以值得读，因为尼克松有着特有的罕见而丰富的阅历。”

再比如，《领袖们》第六章：

“恩来”译过来是“恩赐来临”的意思。这是一个简明地刻画出他的形象的性格的名字。

他是一座冰层覆盖着的火山。

仅以上两段可以看出，作者对周总理光辉形象的描写是诚心的、真实的，是充满诗意的。

当然，海南出版社的出版说明也提醒读者：本书作者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为西方政治家，书中对一些事务、人物的叙述与评价属于作者个人观点。

但在这里，我是在分享一个作家的作品。

不可否认，作者个人的社会地位对文化散文作品的取材，以及对历史深度广度的挖掘，有着相当大的影响。正如尼克松《作者按语》所说：

本书涉及的所有领袖人物都是我个人所认识的，我对他们的主要印象都是通過自己的观察和亲身体会才形成的。

现代政治家跨界为文学家很少，所以，文学还是由热爱文学的文学人来做。

我认为《领袖们》不是名著，但尼克松作为写作者，站到了领袖人物的肩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