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中华

大姐属猴，六十好几岁，她的命是捡来的。

大姐六七岁的年龄，整天跟在母亲身后喊饿。那时吃的是生产队的大锅饭，出工下地干活的成年人每天每人分发两碗稀粥，家中孩子减半。遇到困难的时候，一连几天饭碗中见不到一粒米星。

有一天晚上，父亲回到家中，母亲对父亲说，霞丫头（大姐的乳名）可能不行了。人在极度绝望中可能对生死已经麻木，母亲说这话的时候，已经没有多少悲哀。父亲急忙来到大姐面前，见大姐蜷缩着身体躺在一堆破旧的棉絮上，身体软软的像一把没有筋骨的稻草，一动不动。父亲把手放在大姐的鼻子上，发觉还有一丝微弱的鼻息，忙让母亲看护好她，然后头也不回地冲进黑夜之中。

父亲是去取救命的稻米。原来，父亲白天与生产队长一道交公粮，走的是水路，父亲知道大姐几天没进一粒米，随时都有饿死的危险，于是多了一个心眼。当船行到一处河岸处，他悄悄脱下褂子，包了两斤稻谷，然后塞进河边水草中。黑暗中，父亲凭着记忆找到了水草里藏匿着的稻谷，像宝一样拿回家中。母亲用两片石块，将稻谷碾出米，然后熬了一碗米湯。

也许是饿得太久，刚开始，大姐已经不知道张嘴，喂不进米汤，尝试了好久，终于慢慢小口下咽。几口米汤下肚，大姐发出微弱的哭声。一碗米汤把她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大姐早早就懂得帮助父母分担生活中的一份艰辛。我和弟弟、妹妹出生后，大姐刚上小学，已经是家庭中一个重要的帮手，每天除了割草、放牛，还要照看弟妹，经常背上驮一个、手上牵一个，带着我和弟弟到学校。放学后，她又要去割猪草，很少能静下心学习，读完小学三年级就辍学了。

对大姐而言，照看弟妹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由于顽皮，我和弟弟常常让她伤透了脑筋。有一次，他领着我和弟弟放牛，她把牛赶进一条小渠里吃草，然后让我和弟弟骑在牛背上。弟弟一不留神，从牛背上摔了下来，掉进水渠中，正巧落在水牛的两腿之间。那头老水牛正低头吃草，如果一抬脚，准会踩到弟弟身上，后果将不堪设想。大姐脸都吓白了。好在老水牛似乎知道发生了什么，抬起头，静静地站在水渠中，半天没挪步，直到大姐费力把弟弟从水渠中拉起来。

家中门前屋后都是水塘，大姐最担心我和弟弟玩水。为了抵制大姐对我们的管束，有一次，趁她不注意，我和弟弟悄悄躲进了村庄后面的棉花地里，任她怎么呼喊、寻找就是不出来。大姐惊恐的呼叫声惊动了母亲。母亲也吓得声音都变了调，一边责骂大姐，一边跑到门前水塘边寻找。我和弟弟觉得恶作剧有些过分，从棉花地里钻了出来。虽然我和弟弟安然无恙，但大姐终究还是没有逃过母亲的一顿责骂。

大姐出嫁那年，不到二十岁，姐夫是一位忠厚老实之人，是庄稼地里的一把好手。原本以为大姐从此会过上安稳顺当的日子，然而，日子却没有想象的那样顺心。大姐一直盼望着有一个男孩。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对农村人而言，家中没有男孩，不仅是一件被人瞧不起的事情，地里农活犁田打坝，都是男丁干的体力活，没有男丁也是现实的困境。然而，事与愿违，老天却给她接连送来三个女孩。大姐偷偷流下失望的泪水，心中却仍然不甘心。她要冒“超生”的风险，与命运再作一次抗争。

大姐一辈子心负内疚、难以释怀的事，就是偷生下第四个孩子。那一年冬天，当大姐得知第四个孩子又是女娃时，彻底绝望了。为了躲避“超生”带来的惩罚，她忍痛将出生仅三天的孩子裹在襁褓里，又在襁褓里放了十元钱和一个奶瓶，然后让姐夫趁黑夜将孩子丢在一个十字路口。就这样，姐夫眼睁睁地看着孩子被一个陌生人“捡”走。

孩子被偷偷送走，外人看来风平浪静，大姐心中却从此背上了一只沉重的枷锁，常常在半夜中哭醒，想着襁褓中的骨肉，便心如刀绞。然而，她的苦难并没有因此走到头。五十岁那年，姐夫突然患病，不到一年又离开了她。不幸像一块沉重的乌云，笼罩在她的头顶，让她一度难以喘息。

生活给人多少磨难，似乎也给人多少顽强。姐夫去世后，大姐独自拉扯着三个女儿，把她们一个个培养成人。女儿们对她孝敬有加，让她在步入人生的后半生，终于过上了较为平稳安静的生活。

有道是，阳光再好，也会在大地上留下一些影子。好在，春天就在不远处等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