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看到“王宗仁”三个字，是在1980年的《人民日报》上。

当时，我在读高一。父亲在即将改为乡政府的人民公社上班，办公室里不乏《红旗》《人民日报》《河南日报》等报刊，为保存、方便阅读，我把喜欢的作品一一剪裁下来，粘贴在《红旗》杂志上。天长日久，竟积累了几百篇文章，摞在一起，犹如一座小山包。

有一次，当我打开《河南日报》阅读时，发现其中的一篇文章十分熟悉，我的剪贴本上好像粘贴过。很快，我找到了那篇同题文章。怎么回事啊？一对照，除所描绘的环境不同外，内容和句子大都相同，只是作者的名字不同。《人民日报》上的文章作者便是王宗仁。

学校老师反复讲过，范文可以借鉴模仿，但不能抄袭。我遇到的正是抄袭现象。编辑可能没有读过《人民日报》上刊登的王宗仁的文章。作者寄来的稿件，一看写得不错，就安排发表了。

这样不行吧？应该把情况告诉编辑。我又找来一份《人民日报》，剪下王宗仁的文章和《河南日报》上的文章，附了一封短信说明情况，装进信封，投到了邮箱里。

一段时间后的一个上午，学校来了一位邮递员，吆喝着：“谁叫冯清利？”听到叫我的名字，我迅速跑出教室。邮递员赞许地看着我，递给我一个大大的信封。信封的右下角印着鲜红的四个字：河南日报。

同学们见状，惊奇羡慕地纷纷围拢过来。拆开信封，在副刊的中间位置，有一篇“读者来信”，正是我写的内容，文末“冯清利”几个字赫然入目。

我的名字上报了！虽然是一封短短的读者来信，但同学们似乎对我有了新的认知。我自己则很清楚，这不属于文学作品，没什么值得炫耀的。将来有一天，登一篇自己创作的作品，那才真正值得骄傲！

目标易定，实现则难。当年我上的是中文系，就是冲着当作家去的。后来才知道，读了中文系的，并非都能成为作家。在通往作家的路途中，有不少人动摇或逃离了。

毕业后，我先后在不同行政事业岗位工作，写作时断时续。写论文，写新闻，写公文，就是文学作品写得少。一篇反映扶贫工作经历的散文《四土地的鼓声》，在《河南日报》“中原风”副刊上发表时，已是立下目标三十多年之后。

机缘出现在2022年中国散文年会。

有幸到祖国的首都参会，我像期待一个盛大的节日，一天天算着日子。在提前已知的会议议程上，我看到了再亲切不过的王宗仁的名字。这个在我心中镌刻了几十年的散文大家将参会并授课，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啊！

年会第一天，我早早来到会场，找到自己的位置。接着走到会场前面，王宗仁老师包括其他著名作家的座桌签，肯定都在第一排。看到了，王宗仁！还有梁晓声、刘庆邦、刘醒龙、鲍尔吉·原野、乔叶、蒋建伟等，真是大咖云集，群星闪耀！

会议开始前约半个小时，一个上身穿着前红后黑色棉质运动服、头发洁白的耄耋老人，稳稳地坐在了“王宗仁”的位置上。

这是一位和我父亲一样年龄的慈祥的长者。我连忙跑上前，问好并介绍了自己，介绍中提到了四十年前那次抄袭的事儿。

没等我说完，王老师两眼一亮，“哦”了一声，说：“原来是你，当年有人给我说起过这件事。你叫什么名字？我们可加个微信。”没想到，王老师也还记得这件旧事。

我拿出笔记本，提出让王老师签个名或题个赠言。王老师拿起笔，不假思索地写下了：“冯清利同志：今日你提起一件往事，令我感动。”

我心中顿时涌上一股暖流，细细品味着“感动”两个字……

几位同志围过来，我不可能一个人与王老师聊得太久。抓住时机，赶紧合了影。

在接下来的讲座中，王老师通过自己的几篇散文《嫂镜》《唐柳姑娘》《歌的高度》等，阐述写作要身子向下，眼睛向上；文章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我还记下了他说的一句话：“青藏高原始终是我的创作母题，是圣洁的精神高地。因为文字，让我站在了比青藏高原更高的精神高原之上。”

当晚，我在手机上搜出来这几篇作品，认真进行了对照阅读，更深刻地理解了王老师所讲的每一句话。

次日凌晨，我意外收到了王老师的一条微信：抄袭我作品的那位作者，其实是初学写稿的工農作者，值得同情，可以理解。你若保存那篇稿，可寄我复印件。下面是邮编和他的北京住址、手机号。

四十多年了，我的那份报纸早已不知去向。哪里会有？思来想去，县档案局？一问，果真有。

因记忆中报纸发表的时间比较准确，没有花费多长时间，在发黄的《河南日报》合订本中，我很快找到了那天的版面。那段文字在报纸的正中间，已安然躺了四十多个春秋。久违了！

编者当时加的题目《剽窃行为，应当谴责》，依然突出、醒目。

在来信内容的后面，是一段编者按。按语说，经查对，冯清利同志反映的情况属实。这是我们工作中的疏忽，谨向读者和原作者王宗仁同志致歉。为了杜绝此类事情再次发生，希望某某同志所在单位某某公社党委给他以批评教育。同时也希望广大读者经常对我们的工作进行批评、监督。

现在想来，当年我该不该那样做？对了，还是错了？年少的我，不留情面地把那件事给捅了出去，对那位同志一定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同事的目光，乡亲的目光，家人的目光……为了这篇文章，他要背负多少年的指责？他的人生之路是否发生了改变，是否因此而一蹶不振？他能从这个阴影中走出来吗？这几十年来，他还从事写作吗？他的生活还好吗？

当时通讯欠发达，也不知作者是哪里人，放到现在，一定能辗转找到其通讯方式，一个电话，提个醒，效果岂不更好？

在县档案局，我又找到了1980年的《人民日报》合订本，很容易便找到了王宗仁老师当时发表的那篇散文——《花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