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望林

那一年我11岁，我的家乡——拉烈遭遇了一场有史料记载以来最严重的冰雹灾害。

那一天是冬至，天气很反常，傍晚时分，玩倦了的我才卷着裤脚，提着鞋子，灰头土脸，一身汗水地回到了家。疯玩了一天的我有点心虚，进家门时忐忑不安地瞄了瞄母亲，还没等我看清楚母亲唱的是“红脸”还是“白脸”，天，反倒在母亲变脸之前先变了脸。忽然间天空一片黑漆漆的，狂风骤起，几分钟后雨点夹杂着一些细小的冰雹“叮叮当当”地打在我家那间泥瓦房的屋顶上。之前的心虚瞬间被狂喜所淹没，顾不上母亲的脸是黑还是白，我扔下手中的鞋子，飞快地拿起一个口盅飞奔出屋，弟妹们也跟在我后面，在家门前的空地上接的接，捡的捡，满地找乐，不亦乐乎。

玩得正欢的当儿，“咚”的一下，我背后像是被石头狠狠地砸了一家伙，疼得我本能地抬起头来，一看，妈呀！大大小小的冰雹铺天盖地从天而降，吓得我魂飞魄散，大喊一声：“不得了啦，天塌下来啦，快跑呀！”我边喊边跑，边跑边拽着踉踉跄跄的小妹，姐儿弟儿几个鬼哭狼嚎般的撤回了家里。可是，家里也并不安全，大大的一颗颗冰雹“噼里啪啦”地砸着屋顶的瓦片，瓦片夹杂着比拳头还要大的冰雹纷纷跌落下来，母亲见状，连忙把我们和外公转移到安全地带——我家一个小小的阁楼下面。看着屋顶的瓦片被砸得越来越少，天的面积在我们眼前扩展得越来越大，母亲伤心无助地大哭起来。母亲这一哭，我们更是乱成一团，弟弟、三妹和小妹拼命地挤进母亲的怀里，我跟二妹也缩成了一团，相互依偎着。我当时最刻骨铭心的感觉是，天，真的塌下来了。

冰雹肆虐了大概20分钟后，似乎有点倦怠，慢慢地停了下来，雨也止了，风也小了。面对一片狼藉的家，我们束手无策。良久，母亲才发出指令：“阿林，快去给你爸爸打电话。”（父亲在县城工作）当时又冷又恐慌，我瑟缩着准备出门，外公把他身上的那件棉背心穿在了我身上。临出门时，母亲又递给我一个油瓶和1块钱，交代我，回来时记得买1斤煤油。我挂着外公那件旧旧的、长长的棉背心，走在满地埋过脚面的冰雹里头，急急地赶到邮电所。

当时打电话不是件容易的事，电话摇来摇去，终于在数次的努力后听到了父亲的声音。一听到父亲的声音，我嗓子眼立马紧了起来，眼泪“啪啪”往下落，哽咽着喊了一声“爸”后，什么都说不出来了。父亲在电话那边着急地喊，有什么事快告诉爸爸。我带着哭腔说，我们家的屋顶光亮光亮的了，瓦片全部被冰雹砸坏了。父亲问起家里人有没有伤着，我说没有。父亲安慰我说，没事，他明天就赶回家。

第二天一大早起来，在母亲的指挥下，我们收拾被冰雹砸得乱七八糟的屋子。首要任务就是整理被打湿的床。因为过了一个晚上，落下来的冰雹全部融化渗进了被子里，一床被子竟然重得我跟二妹两个人抬都抬不动，只好叫来弟弟和三妹，四个人合力把一床床被子放上扁担，然后抬到屋外晾晒。屋内尚未搞清楚，就听到母亲说，屋顶上必须得立即清理，不然瓦片随时都有可能掉下来砸伤人。我自告奋勇地说，妈，我上去吧，平时我经常爬树，上屋顶我行的。

母亲犹豫再三后，无奈地点了点头。反复叮咛后母亲拿来梯子，我顺着梯子一步一步地爬了上去，平时爬树还蛮有一手的我，一上到屋顶竟然双脚发软，寸步不能行了。偌大的屋顶空空荡荡的，踩在脚下的也不知道是不是牢靠踏实，我好不容易颤巍巍地站立起来，一阵风吹来，身体单薄的我也跟着晃荡起来，吓得我慌忙趴了下来不敢动弹。当时若是身边立着一根稻草，我想我也会毫不犹豫地把它当成大树抓住不放的。母亲见状，连呼我下来。我咬了咬牙，说，我不下，我能行的。我镇定了一下，摆了一个半蹲的姿势，然后按母亲的吩咐工作。先是慢慢地扒开身边的碎瓦，找了一根横梁坐了下来，然后沿着横梁，慢慢地清理屋顶的碎瓦。

随着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我的战果也在一寸一寸地扩大，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我终于清出了一条通往我们睡觉的那间房间的屋顶上方的通道。这时候我才敢抬头望向别的地方，一看，家家户户的屋顶上都有人，但全都是清一色的男人，我心里头多少有点自豪。我照着他们的样子，在清理掉碎瓦的同时，捡出那些尚可利用的瓦片，把这些或大或小，或规则或不规则的瓦片整合后重新盖在屋顶上。

我慢慢扩大战果，天黑时分，20多平米的屋顶已基本上盖上了大小不一、参差不齐的瓦片。就这样，那双11岁孩子的小手，为全家人在灾后的第二天，冰雹后的第一场大雨来临之前，争取到了一个遮风挡雨的栖身之地。由于当时交通不便，父亲很晚才赶到家，父亲的到来，多少驱赶了笼罩在全家老少心里的惶恐情绪。

我们灾后重建的第二项工程就是在父亲的带领下，到离家20多公里的一个洞场里挑盖房子用的茅草。那天，我和二妹，还有邻居家的一个小哥哥，天蒙蒙亮就跟在父亲及几个大人的后面，歪歪扭扭、踉踉跄跄地走在真正跟羊肠子一样的小山路上，走了整整半天才到达目的地，一条深得下到峒场的路几乎陡得差不多就成90°角的山旮旯。那个弄场只有一户人家，这户人家是属母亲那个支系的“红薯藤”亲戚，他们家当时还是茅草屋，那些盖房子的茅草本来是打算留着翻盖自己家茅屋过年用的，为了救急，他们毫不犹豫地拿出来给我们理好捆成担。我的那一担大约有六七十斤重，二妹年纪小，还不会挑担子，主人家给了一根跟我的手臂一样大小的木头让她扛回来。我们临走时，那家女主人还拿了两个热乎乎的烤红薯，塞进我跟妹妹的口袋里。担着六七十斤的东西，走在那种走的人多了自然就成了“路”的山路上，我基本上是连滚带爬、跌跌撞撞地跟在队伍后面，实在累得不行，我便大喊“我走不动啦”，然后不管三七二十一，毫无选择地随地便坐，刚开始时，在父亲的不停鼓励下，我走走停停，到后来，实在太累了，我索性赖着不走了，没办法，父亲只好重新解开我和他的担子，从我的担子分出一部分捆进他的那一担。父亲的担子本来就已经很沉重了，再加上分担我的那部分，他肩上的负荷已经达到了极限，时不时停下来喘大氣，大冬天的，身上的衣服几乎湿透了。就这么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不知爬过几个坳，又滚下几坡，我们还没到街头天就已经黑了，父亲只好在路边拾了些干草点起了火把。当看到街上星星点点的灯火时，我几乎想大哭起来。刚走进街头，就有人告诉我们，我们隔壁小阿哥的父亲病冷交加，永远地走了，看见小阿哥悲痛欲绝的号哭，我也索性放开嗓子跟着大哭了起来，为小阿哥父亲的离去，也为自己未能帮父亲分担肩上的担子。

我们挑回来的茅草救了急，那些茅草加上我之前盖上去的那些七零八落的瓦片，还有大队发的两捆油毛毡，我家的屋顶一个星期后基本全部被覆盖。但是，由于盖得不是很专业，又“屋漏偏逢连夜雨”，经常是睡到半夜，不是弟弟喊：“妈，我这儿漏雨了。”就是妹妹叫：“姐，我这儿被打湿了。”家里的盆盆罐罐全都派上了用场，有时连吃饭用的碗也用来顶数了，那种演奏锅碗瓢盆交响乐的夜晚，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直到两年后，我们家攒够了买瓦片的钱后才得以结束。

据不完全统计，那次冰雹，造成我们街直接受伤人员20人，间接死亡人员1人，全乡受损房屋400间，庄稼受害面积600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