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冰

太姥姥是个“抱小姐”。她从小缠足，一双三寸金莲，鲜少沾泥，即便偶尔拄着拐杖下地几步，也像只被烫脚的虾米，极为痛苦迟缓。太姥姥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可以像普通人那样能跑，能跳，能出门，而不是坐在门槛上望了一辈子的山，却一步都没走近过。

太姥姥一生没吃过农活的苦，却受够了裹脚的罪。为了避免悲剧重复上演，她坐在厅堂里，一根拐杖把地面杵出数个深坑，说若是谁再让家中子孙裹脚，现在就把她绑到牛身上，她宁愿去犁田，不想做废人。太姥姥的明理，让家中的女孩从外婆那辈起，相继逃过了被裹挟的一生。

母亲出生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百废待兴，人人都在温饱线上挣扎，更遑论我们这些山里人家。我的故乡在河池环江，那个九分石头一分土的地方，摧残人们命运的不仅是恶劣的自然环境，还有艰难的生存条件。一个六口之家，三个孩子，两个大人，外加一个进出都要抱着的老人，母亲童年的苦难可想而知。

那时，外公是家里的天，上山下地全得依仗着他。没办法，太姥姥身边离不开人，必须要外婆贴身照顾着吃喝拉撒。母亲作为家中长女，从小就得帮着做家务和照看自己的两个弟弟。可即便如此，重男轻女的外公依旧认为这碗水迟早要泼出去，往里面多添一滴都是浪费。对她动辄骂，恼即打。

村里人的俚语，有时粗鄙得难以用语言去解释，却总能精准地囊括进某些器官，让人羞愤欲死。

母亲不知道为此暗自哭了多少回。外婆性子软，看着孩子一身伤痕，能做的也只是流着泪给她抹药，不敢贸然去挑衅家中顶梁柱的权威。毕竟外公一撂挑子，这天就塌了。

太姥姥也跟着难过，攥紧母亲的手，反复地说：“儿啊，别哭，这不是你的错。”

可错的是谁呢？太姥姥也说不清。母亲只能自己寻找答案。

吹着山里的风，母亲把自己长成了草。外公打她骂她，她就弯腰，把身体俯到泥里去，等着下次再站起来。可她的一生就只能这样了吗？母亲充满了迷茫。直到有天她从在村里任教的老师口中听到了一句话：知识改变命运。母亲才终于找到了生长的方向，她要求知、想上学。

不料，比知识先来一步的是灾荒。那个时期，母亲的两个弟弟接连死去。一个饿死，一个为了填肚子把枇杷籽吞了下去，生生噎死。太姥姥哭瞎了双眼，外公受了极大刺激，纵使母亲也饿得只剩下个枯瘦的身体顶着一个巨大的脑袋，仍旧变本加厉地责难于她。一时间，乌云有如华盖，笼罩四野。

待到整个社会大环境有所好转，村中的学校在1967 年再度响起读书声，母亲早已过了上学的年龄。

母亲渴望着知识，就像干涸的田，不分昼夜地渴望甘霖。为了听老师讲课，母亲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劈柴烧水喂猪做饭，待到把一切都打理好之后，外公出门干活，她就悄悄到教室外蹲守。

课堂上，老师读一句，母亲就蹲在墙根下跟着念一句。那声音大到连老师都无法忽视，找上了门来。

老师说，母亲是他见过最好学的女孩，迫切地恳请外公松口，让她上学。外公一斧子劈在地上，说女孩读书没用，只要会做饭干活和生孩子就够了。

见外公态度强硬，老师也急，呛声道：“你不让她读书，以后生了孩子能数得清楚有几个吗？”

外公恼羞成怒，操起地上刚劈的柴追得老师跑。

那老师是个聪明人，边勾着外公往各家里躲边嚷嚷，说外公欺负知识分子，看不起知识分子就是对党和国家的政策有意见。

村里人呼啦啦全被老师喊了出来，外公顶着一个“大帽子”，骑虎难下，这才终于松口，让母亲跟着上了初中。

彼时恰逢小舅舅出生。为了读书，母亲在自己还是个孩子的年纪，就背着另一个嗷嗷待哺的孩童，披星戴月地干活，见缝插针地学习，不仅恶补了小学的课程，还赶上了中学的进度。可母亲的聪慧与上进并不能打动外公，听闻母亲还想读高中进而考大学，外公的大戏又开场了，家里的东西每天随着他的叫骂乒乓作响。因为读高中就意味着要到县城里住校，既要花钱，家里又少了一个劳动力，这笔账就像他胸中那口怒气一样难平。

即便母亲什么都没说，太姥姥也没看到，但仅凭每天醒来枕边摸到的潮气，她也能算得出母亲又哭了多久。在外公刚扔完杯子的饭桌上，太姥姥摸索着，脱下腕上的玉镯，让外公拿去当掉，换成学费给孩子上学。其实那镯子成色并不好，却是这个贫困家庭里最昂贵的家传之物。外公噤了声，不敢收。母亲也不同意，她决定靠自己挣学费。

当时恰逢村里修水渠，母亲报了名到生产队挑沙。那时候村里修水渠，挑沙的都是些成年人，每人一担挑上百斤不等的沙石，从山里的石场到田头的工地，不停往返。忙活一整天纵使能挣满十个工分也才能抵算两三毛钱。可就是这一丁点儿的增补，宛如乌云里裂进来的曙光，让母亲看到了希望。

为了凑钱读书，母亲每天仅睡两三个小时，早早把家务做完就到生产队报到，从凌晨干到天黑，一趟趟地赶。有时候母亲在半夜里回到家，累得只想倒头就睡，却发现鞋子早已脱不下来，脚板上不断被磨出的血泡，早已将脚掌和鞋底整个黏到了一起。

就这样，母亲咬着牙，硬是靠着在生产队加班加点地挑沙，或是翻山越岭把村里的瓜果挑到县城卖，凑出了学费。她的双脚，也在肩上不断被压实的重量中，越长越大。

过去住校读书，除了学费还要按时往学校上交米粮，作为生活必需。给了米，外公就拒绝再给母亲任何费用，并勒令母亲每周都要回家帮忙干活。

长年的困苦早将母亲的性子磨得无比坚韧。没有生活费，她就靠着交给学校的粮食换米饭，然后每周回家炒一罐酸菜或是黄豆带去学校配饭。有时候天气热，带去的菜坏了，她就用开水泡白饭，饥一顿饱一顿地读完了高中。

县城到家乡那十数里的山路见证过母亲的汗水，那些长满了倒刺的荆棘，曾在母亲义无反顾的踩踏下呻吟，也曾为了母亲的徒劳无功而呐喊。

母亲的大学录取通知，被外公撕碎扔进了火塘。

那时，摆在母亲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嫁人生子，围着锅边灶台转，二是参加工作。

在读书这件事上，母亲说她很难原谅外公。甚至好几次，她走在这条山路的时候，都委屈得想要從山上跳下去。

母亲说这话时，我和她正坐在外婆家和县城必经的山坳处小憩。这座高达数十米的山，岭上怪石嶙峋，崖下杂草丛生。每次攀爬我都手脚并用，心中发怵。

“那后来呢……”我问得有些小心翼翼，因为母亲的神情过于悲伤，风一吹，就碎了一眼的光。

一切幸有太姥姥。在母亲被迫离家到别的乡镇工作那晚，外婆悄悄塞给了她两双鞋。那是两双自制的布鞋，蓝色的面，黑色的底，上面的针脚大部分歪歪扭扭，不甚美观，却十分结实。

太姥姥并不知道母亲想要读的高中和大学是什么，但是她能感受得到孩子想要离开大山的渴求。所以，她打算为孩子做几双鞋，让孩子能走更远的路，去更多的地方。虽然很早就开始准备，可是因为瞎了眼，做得慢，只能摸索着一天缝一点。最后鞋没做完，太姥姥就走了，外婆便接了手，继续缝制。

“你们太姥姥是我这辈子最尊敬的人。没有她，就没有今天的我。”母亲把我抱在膝上，脱下我脚上的凉鞋，一点点拭净我踩到坑里的泥。

我只在外婆家的厅堂上见过太姥姥的画像，黑色的头巾，黑色的交领衣，看起来和村里寻常老人没什么两样。可母亲手上的热度，让我开始有点想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