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熙

【摘要】张爱玲是20世纪40年代在上海走红的女作家，《心经》作为同时期的代表作却因奇特的伦理书写而鲜有提及。本文立足于《心经》文本的创作原貌，从年龄叙事的角度切入，分析小说中四位主要人物的生命年龄和心理年龄，小说中人物的年龄不仅反映为现实意义上的表层年龄，更体现为他们在对待世俗情爱中的各式态度里所折射出的心理年龄。此外，年龄作为《心经》的暗线，它也指向了人物心理的最深处，诠释了人物各自心里的那本“经”。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揭示了《心经》所展现的人物建构与两性关照。

【关键词】张爱玲；《心经》；年龄叙事；人物分析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47-0004-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47.001

一个人其实拥有两种年龄，一种是“生命年龄”，即实际年龄，它随着岁月更迭而不断增长，无法控制；另一种则是“心理年龄”，它的变化不受动态时间的影响，而由内心自主决定。纵观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作家往往采用线性叙事的技法展开故事情节，对时间的转换则通过只言片语寥寥带过，因此故事人物的“年龄”也在文本中慢慢虚化，成了一个若有若无的符号。而海派女作家张爱玲却抓住了年龄对于人物建构的独特价值，她的早期作品《心经》围绕“二十岁”与“四十岁”两个年龄，向人们呈现了一个他者视域里的美满三口之家，但实则是一个男性出走，女性苦苦维系的支离破碎的家庭。

一、许小寒：“生命年龄”与“心理年龄”的失衡

二十岁的小寒长着一张神话里的孩子脸，有一种令人不安的美。[1]她的外在美是正值二十岁的“生命年龄”所赋予的，但与之不符的是，她的心灵美却因为“心理年龄”超出实际年龄的范畴而“令人不安”。

在“生命年龄”与“心理年龄”的双重失衡中，小寒表现出一种成人与孩童交织的复杂狀态。当绫卿笑问小寒难道打算做一辈子小孩子时，小寒把下颏一昂道：“我就守在家里做一辈子孩子，又怎么着？不见得我家里有谁容不得我！”[1]当小寒明知故问龚海立“听说你跟波兰……订婚了”时，小寒“仿佛忍着两泡眼泪，不让他瞧见似的”。在绫卿与小寒的对话中，小寒的言语充满着幼稚的天真幻想，是“心理年龄”小于“生命年龄”的体现，但从小寒对龚海立采取的行为来看，这样的“幼稚”却恰恰可能是一个洞悉成人情感里的成熟女性所做出的伪装。从文本中不难发现，小寒的所表现出的孩子心性是一种有意的幼化自我“生命年龄”的行为，实际上，小寒的“心理年龄”是要大于“生命年龄”的。许父曾笑着对小寒讲：“我说，你对我用不着时时刻刻装出孩子气的模样，怪累的！”[1]此时的小寒没有反驳父亲，只是反问道：“你嫌我做作？”[1]这证明小寒其实知道自己表面所做的那些行为都不是自己最真实的模样，而她压抑本我，假饰自我的原因也在许父的回答里得到了答案：“你怕你长大了我们就要生疏了是不是？”[1]“心理年龄”小于“生命年龄”的行为可以让小寒“守在家里做一辈子孩子”，可以缓解小寒因年龄增长而产生的焦虑感，这种焦虑感来源于多个层面，包括社会、家庭、爱情等，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对父女生疏的恐慌。孩子的身份实际上是一层保护伞，不仅能够让小寒得到家庭的庇护，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能维系小寒与父亲的不伦之恋。相反，长大可能就意味着要离开自己的家，小寒与父亲的爱情也会因此变得疏远，这与她的愿望是相悖的。所以她才会对母亲向父亲示爱表示嘲弄，还以女儿的身份谴责母亲不寻回出轨的父亲、给她的仰慕者起外号，甚至表明她和母亲只是爱着同一个男人的两个女人。

“心理年龄”与“生命年龄”的失衡在一定程度上会让小寒对他者的实际年龄充斥着自己的主观判断。小寒的父母“生命年龄”大体相当，但在小寒眼里，二者却有不小的差距，当同学问道：“年纪大的人……”她立马打断她的话道：“我爸爸年纪可不大，还不到四十呢。”[1]这句话影射出在小寒心底里父亲是“年轻的”，他们之间可以用平辈的身份相处。但是在芬兰问起吵闹声是否影响伯母时，她却称呼母亲为长辈。

此外，小寒总是在轻描淡写间有意无意地淡化母亲的形象，而且从小便用讥讽的手段慢吞吞地“割碎”了父母之间的爱，她从不吝啬对母亲的嫌恶，从不耐烦的寥寥的答话中就可以看出：“她的腿紧紧压在她母亲的腿上……她突然感到一阵强烈的厌恶与恐怖。怕谁？恨谁？她母亲？她自己？她们只是爱着同一个男人的两个女人。她嫌恶她自己的肌肉与那紧紧挤着她的，温暖的，他人的肌肉。呵，她自己的母亲！”[2]正常的母女温存却被小寒深深厌恶，说明小寒心里对母亲的感情多是排斥的，她不仅把母亲视作情敌，而且在心底里就瞧不起这位在爱情里懦弱彷徨的女性，所以在龚海立认为许母可以找回出走的许父时，小寒不假思索便说道：“我母亲不行，她太软弱了。”[1]但是在自己多方寻找父亲也无果后，她也终于明白了自己只不过也和母亲一样是男性主宰下的附属品，她们二人都在无爱的荒野里挣扎求生。

二、许峰仪：“生命年龄”与“心理年龄”的错位

四十岁的许峰仪是一个拥有高大身材，长着一张苍黑脸的男人。[1]他是一位事业有成的中年男性，他在社会上有一定的权利与名望，是俗世眼光所界定的成功者，这样的父亲形象引起了女儿正常的崇拜之情，但这种崇拜之情却在“父爱”的错误引导下转换为违背社会伦理的“父女之恋”，作为父亲的他甚至还沉沦其中，并在这段感情里掌握了一定的主导权，但最后面对女儿的倾情吐露时，他却选择了退缩，并矫而枉之地在心底认为不能耽误了小寒，转而寻觅了与小寒酷似的凌卿，这又何尝不是遵循自己的那份“心经”呢？

当小寒问及许父是否快乐时，他只是回应道：“我但凡有点人心，我怎么能快乐呢？”[1]这说明许峰仪在与女儿的畸形之恋里也没有收获到爱情的甜蜜和喜悦，反而时常需要受到良心的谴责与束缚。对于他而言，与同妻子过着无爱的生活、同女儿继续不伦的恋爱这两者相比，与凌卿的同居生活既能维持心里的本真，又能让他在世俗里获得些许认可[3]，因为他觉得：“现在的社会上的一般人不像从前那么严格了。绫卿不会怎样吃苦的。”[1]再者，从他爱小寒再到对凌卿产生“可怜近乎于可爱”的想法中，也能彰显其对待感情的不守忠贞与不负责任。许父的“生命年龄”与“心理年龄”在世俗看来是相称的，但在感情世界里他的“心理年龄”明显与“生命年龄”不对称，正是由于其“生命年龄”与“心理年龄”的错位，造就了三位女性的情感悲剧。

可以说，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即使男性的“生命年龄”足够成熟，但对待爱情、亲情的“心理年龄”却仍然幼稚，常常在情感漩涡里选择逃避、隐藏自我。男性在感情世界里缺乏担当与女性在爱情中主动承担维系家庭的责任形成鲜明对比，在这种不对等的情感关系下所组建的家庭往往表面上风平浪静，是他人羡慕的圆满之家；而实则却千疮百孔，是一出姻缘难系的婚恋悲剧。

三、许太太：“生命年龄”与“心理年龄”的复归

《心经》对许母的着墨很少，她似乎只是一个没有准确年龄、没有具体名字的灰色的暗影。在小寒朋友眼中，她是一个不怎样却又胖胖的的妇人，家中照相架里的两张照片是小寒和女装的父亲，从隐喻的角度看，亦父亦母的女装的父亲实际上替代了母亲的位置，真正的母亲在家中“隐形”了，小寒和许峰仪几乎无视她的存在。

由于小说作品的故事时间的不明确与许母角色的透明性，我们很难知晓许母真实的“生命年龄”，只能透过对母性的观照来体察她的“生命年龄”与“心理年龄”。许太太对女儿与丈夫的不伦恋爱更多采取一种不作为的态度，具体表现在恋爱萌芽滋生时，她只是疑心，在她看来，小寒“不过是一个天真的孩子”。当小寒质问母亲装着不知道她和父亲之间的不伦之恋时，许母道：“你叫我怎么能够相信呢？——总拿你当个小孩子！”这出悲剧其实与整个家庭的互动模式有密切关系，小寒越不想离开父亲，就越表现出小孩的姿态，而许母越看见小寒的小孩姿态，越总拿她当个小孩子，自己的疑心反而成为“门缝里瞧人”的小气行为。生日会结束后，许母开门见小寒与许父的亲密姿势，只是“微笑着望了他们一望”，似乎已司空见惯，其实许母是有点知道，可是却不敢相信，这样的“不敢”实际上是许母不采取任何行动来证明自己猜想正确与否的一种不作为。当谈及是否可以吃烟时，许母表示：“小寒小也不小了，做父母的哪里管得了那么许多？二十岁的人了——”[1]她认为二十岁的小寒应该成熟了，却忽视了小寒“不成熟”的根本原因。从许母的反应中不难察觉其母性还未曾回归，因此她的“生命年龄”与“心理年龄”在这个阶段更多是空白的。

许母“生命年龄”与“心理年龄”的复归体现在她对女儿的保护和拯救上，她承担了一个母亲应尽的义务和职责，寻回了自我深层的母性。彼时小寒正为父亲的离去痛苦地在段家房前淋雨，许太太用善意的谎言将女儿带回了家，并悉心照看她的起居。为避开这段伤心往事，她让小寒远离上海并叮嘱她别担心自己。文中写道：许太太断断续续地道：“你放心……我……我自己会保重的……等你回来的时候……”[1]为了让女儿活得开心快乐，为了保全这个疮痍满布的家庭，许母选择一个人承受这些情感创伤。在此刻，许母的“生命年龄”是一位中年母亲，“心理年龄”则表现在作为母亲的她对女儿的守护与照料，二者在母性的回归下实现了真正的统一。如果不是小寒的情感错位，许太太也许会一如既往地走下去，像《敦凤》里的留情一样，尽管她与丈夫经历了无爱的婚姻，但还可以过安稳富裕的生活。[2]那种日子冗长单调、无滋无味，是夫权凝视下的一种悲哀物语，作为被审视的女性难以获得自我解放，是亲情把她从无望的生活里解脱出来，并唤醒了她尘封已久的母性，也正是母性的苏醒让她的人伦思想完成了复归。

张爱玲在一篇讨论《母亲》的舞剧文章中，表达了她对母爱沦为陈词滥调的不耐：“母爱这大题目，像一切大题目一样，上面做了太多的滥调的文章。”[2]在张爱玲的记忆里，母亲的影子是模糊的，正如许太太那般，她们都错失了母亲的本位，没有承担起作为母亲应有的本分与职责，在潜意识里对女儿进行了无目的性放逐。但不同的是，许母在故事的最后实现了母性的复归，而张爱玲的母亲却始终表现出母性的缺位，所以她小说里的母亲形象大多不是平常生活里和蔼可亲的母亲，而是扭曲异化的母亲：《倾城之恋》里的母亲是病态的，无视女儿白流苏的幸福而只顾全自己的面子；《半生缘》里的母亲是冷漠的，小女儿被关在家中被女婿玷污她能够为了钱而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金锁记》里的母亲是极端的，为了金钱将人性泯灭，逼儿媳自杀，破坏女儿良好的姻缘，最后一生都监禁在由黄金铸成的铁牢里。而《心经》中的许母也是如此，她是一个十足的懦弱者，将“无事就好”奉为圣经，眼睁睁看着女儿痴恋丈夫已经到了难以挽回的地步，她除了避而不见，竟没有采取任何方法去改变眼前的状态，直到丈夫移情别恋，许夫人才快刀斩乱麻将女儿送走，来维持一个虚假而平静的家。[4]

四、段凌卿：“生命年龄”与“心理年龄”的契合

小寒的朋友们“生命年龄”相仿，都是青春正好的妙龄女子，但他们的“心理年龄”却相差甚远。其中最为明显的对照是与小寒同年相生的凌卿，当许父表示她们二人长得有点像后，绫卿与小寒走到落地大镜前照了一照后，“绫卿看上去凝重些……而小寒处处比她短一些，流动闪烁。”相似的是小寒与绫卿的外表，即生命年龄，不同的是二者的心理年龄，绫卿“凝重”，而小寒“流动闪烁”，这在文本中也不难找到例证，在处理杨梅果核不慎砸落的问题上，二者采取的解决方式不同。小寒还未查证清楚事实，就不分青红皂白地责骂了米兰一顿，这种做法不仅伤害二人之间的情谊，还体现了小寒为人处事的不成熟。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凌卿三言两语间便化解了这个难题：“屋顶花园上还有几个俄国孩子，想是他们看我们丢水果皮，也跟着凑热闹，闯了祸。”[1]绫卿经过思忖后说出的话语既符合常理又不至于很突兀，符合成年人的处事方式，反映其“心理年龄”与“生命年龄”一样属于成年人的范畴。

其次，段凌卿的婚姻观是“人尽可夫”，人是代表某一阶级与年龄范围的未婚者[1]，她对许峰仪的选择充分反映了她不同于小寒爱情至上的世俗婚姻观，即使这违背了道德，不被大众所接受，是一出女性物化的悲剧，但作为成年人的她心里却清楚明白浪漫与现实有的时候不能并存，处在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必须二者挑拣其一，她与许父的结合与其说是情愫的萌动，倒不如说是一个渴望通过依附男性进而获得生存空间的拓展，一个希望在影子身上寻找精神归依进而得到世俗接受，双方都在这场婚外恋里攫取精神或物质层面上的帮助与支持。二十岁的段凌卿在爱情面前投向了现实，为此她宁愿放弃一个条件优异的未婚者，这与小寒飞蛾扑火般的单向求爱显然不同，充分彰显出凌卿心理上的成熟。

张爱玲在《谈女人》一文中也曾谈及：“对于大多数的女人，爱的意思就是被爱。”[5]或许凌卿也曾想过她与许父之间会实现一段对等的爱情，但非常不幸的是，最后她也与小寒、许太太一样，也没赢来许峰仪对自我价值的体认，因为“人活在世上，不过短短的几年，爱，也不过短短的几年”[1]。许母的这句话表明，她和许父之间也曾有过几年浪漫时光，但过了那几年他就爱上了其他的女性，小寒只是其中之一，因此凌卿最后的结局也不会跳离这个周期律，因为她抛却一切所跟定的许父本身就无法实现一份纯洁的爱情。所以说，无论是小寒、许太太，还是段凌卿，她们都为在男权社会下获得狭小的生存空间对立着、争斗着，然而最后只是屈从，争得没有个体主体性的附属生存，沉淀于无声处的喧嚣与烟云之中，灵魂虚幻。[5]

参考文献：

[1]张爱玲.张爱玲文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

[2]闫石.女性欲望的分裂与张扬——对张爱玲《心经》中女性形象的再认识[J].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2）：60-65.

[3]杨梅.在“天”和“上海”间挣扎的人们对张爱玲《心经》中人物形象的再认识[J].延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9，23（02）：80-82+94.

[4]宫秀丽.张爱玲小说中异化的母亲形象探析[J].美与时代（下），2020，（04）：98-99.

[5]张爱玲.谈女人[A]//张爱玲文集（第四卷）[M].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2.

[6]蒋浩.沉淀于无声处的灵魂喧嚣——浅析张爱玲《心经》[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 9（11）：8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