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炎生

（贵州师范大学 历史与政治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在20 世纪的国际关系中，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与现实主义是最具影响的三股思潮。而就其影响力而言，尤以自由主义为最甚[1]，它塑造了坚持自由主义原则的国家对外关系的观念。美国的外交政策深受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影响，进而形成国际外交的“美国风格”[2]。自由国际主义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3]，从20世纪延续至新世纪。奥巴马上台后重申了自由国际主义的愿景，强调多边主义、谈判和裁军[4]195-211。奥巴马政府一直认为，中国的稳定发展是美国的关键利益所在。“新型大国关系”因特朗普上台后的交易性做法而受到严峻考验[5]。美中关系经历了从奥巴马时期支持中国崛起到特朗普和拜登政府的对华遏制战略的转变。梳理新世纪初美国政府如何处理对华关系，有助于说明自由国际主义外交如何在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中转变和调适，还可以追溯美国对华外交接触的轨迹，探析对华战略转变的策略与内在动因。

对于新世纪初中美关系的研究，目前国内学者基于现实主义的考量，从“新冷战”、科技“脱钩”、中美战略竞争、中美日地缘政治等不同视角出发对新世纪中美外交进行解读。杨勇萍、潘迎春通过“复合冲突论”探讨了中美“新冷战”的形成及其文化根源[6]。刘玉安、吴玲基于现实主义视角对中美冲突的潜在可能性进行解读[7]。侯冠华从目的、意义、方法、过程、结果、结论等方面对美国智库关于中美科技竞争的观点进行解读，并提出对策[8]。温娟、李海东从美国战略调整的视角分析中美竞争关系的发展路径及未来趋势[9]。刘颖、杨修文从道义现实主义的视角探讨了中美竞争关系的前景[10]。刘鸣等通过“印太战略”探讨美国对华战略转变及其前景[11]。王浩从地缘政治逻辑出发对新世纪初美国对华政策演变进行了梳理[12]。国外机构和学者对当前中美外交战略的讨论则涵盖了政治、经济、安全等不同领域，如：Ely Ratner等的《美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战略的基本原则》（2019）、 Carl Bildt 的《我们战略重点的演变》（2021）、Robert D. Blackwill 等的《世界秩序的终结与美国外交政策》（2020）、Atlantic Council 的《迈向新的国家对华战略》（2021）等。综上，国内外学者对21 世纪初中美外交战略的研究成果颇为丰硕，他们从不同视角、不同领域对中美外交战略进行分析，但鲜有从自由国际主义视角来研究新世纪美国对华外交的演进理路及其策略、动因。

一、自由国际主义学说的内涵及其矛盾

（一）自由国际主义学说的定义及目标原则

1. 自由国际主义的定义

自19 世纪下半叶以来，自由主义阵营的国际派试图将作为国内政治理论和制度的自由主义基本原则推广到国际事务，并逐渐形成现代意义上的自由国际主义理论[13]。国外学者对自由国际主义进行了界定，认为自由国际主义是一种理解、证明和实践国际政治的多面向方法，其作为实证理论主要应用于国际事务，解释美英等国家外交政策如何运作；自由国际主义作为规范性世界观，是一种在其支持者的无意识中合法化了的意识形态，是美英等国家用来解释、实施、捍卫当前国际现状的思想、实践和理想的主要体系；自由国际主义不仅作为一种世界秩序的理论或方法，它还是一套既定的政策、制度及其实践；自由国际主义者即是世界主义者[5]。总之，在西方学者看来，自由国际主义是世界通往现代化“应许之地”的独特道路。

2. 自由国际主义的目标原则

从思想起源来看，自由国际主义学说深受欧洲早期自由主义的影响，无论从国际关系史、国际思想史还是政治思想史，都刻上欧洲自由思想的烙印。自由国际主义在当代国际体系的结构和形态中，其表达方式根据不断变化的政策环境而演变，它是动态而非静态的。在自由国际主义演变的过程中，包含个人权利、私有财产、法治、政治参与等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观持续构成美国对外战略的核心。

自由国际主义学说在美国形成于威尔逊时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威尔逊试图建立一个由全球集体安全机构组成的国际秩序，在这个国际秩序中，主权国家将共同行动，维护一个国家间领土的和平体系。开放的贸易、民族自决和对进步的全球变革的信念构成威尔逊的世界观，即民族国家在多边法律体系中进行贸易和互动，建立一个有序的国际社会。威尔逊自由国际主义的目标包括：自由贸易和经济一体化、确保集体安全的多边主义、国家之间的合作、美国开明的领导等[14]。冷战时期的自由国际主义秩序，则成为美国主导的在西方国家范围内的外交规则。

当代美国自由国际主义外交一般指冷战后形成的一种外交战略思想。冷战结束后，自由国际主义秩序几乎向所有国家延伸。以民主和平论、贸易和平论、国际制度和平论等为代表的自由国际主义强调民主制度、相互依赖、国际制度对于国际秩序的重要作用。民主共同体、共享主权、合作安全、公共产品及普世权利等构成他们的核心概念[13]。当代美国用以主导国际秩序的自由国际主义外交强调国家间的接触，而不是孤立主义，它以开放市场、国际制度、合作安全、民主共同体、渐进的变革、集体解决问题、共享法治等为追求目标[15]。当代自由国际主义基于西方认同的规则构建国际合作体系，其坚持的原则主要包括尊重人权、不干涉、反帝国主义、自由市场、政治和宗教宽容等。

自由国际主义学说的产生基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根源，最初主要是为了应对资本主义发展导致国家间的矛盾和冲突，它与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发展密切相关。自由国际主义的普遍性主张掩盖了其自身具有的文化特性，以及构成自由国际主义学说渊源和原则的特殊性。它忽视了非西方民族国家迥异的社会历史背景。美国试图在自由国际主义学说的指导下建立世界秩序，如同试图在迷雾中描绘自己的周围世界。

（二）自由国际主义学说自身存在的矛盾

1. 自由国际主义外交学说理论与实践的背离

自由国际主义是从一种源自福音宗教情感的后格莱斯顿道德主义态度，发展到一种完全世俗性质的制度主义，作为一种信仰体系，自由国际主义可以追溯到18、19 世纪康德、边沁和密尔等的著作。18 世纪后期，康德概述了自由国际主义思想的三个组成部分：有代表性和负责任的政府，国际法应以最终目的为消除战争的国际和平联盟为基础，允许个人在国与国之间自由流动。康德的国际主义关注的是国家间的合作和相互依存，以及国家间联盟的发展。边沁认为，自由贸易不仅对于经济具有重要性，通过国际贸易具有潜在地阻止战争发生的可能。对于19 世纪的自由主义者密尔来说，自由贸易在很多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它通过自由运作的私营企业之间的合作，促进不同国家贸易伙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为国家提供和平与繁荣。密尔同时也赞同多民族国家的民族自决。到19 世纪末，自由国际主义已经与个人和组织通过经济、社会和法律等渠道推进的国际合作密切相关[16]。

20 世纪初，自由国际主义理论主张应该民主制定外交政策，而不是由统治阶级内部的贵族精英制定。这时期自由国际主义的主要论点包含四个方面：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角色，民主和言论自由，合作和制度主义，民族主义和自决[16]。20世纪初的自由国际主义者试图通过多边主义来实现集体的安全。他们认为，一战前的国际关系不是一个体系，而是一个无政府状态，无法补救导致和平破裂的缺陷，也无法阻止战争的爆发，因而倡导国家联盟，以实现相互依存或集体安全。通过建立新的和平主义机构，有可能改变国家行为，实现和平的国际关系。这种构建集体安全的思想被1945 年之后的美国自由主义者所继承，即建立一个真正的集体安全世界体系[16]。

然而，冷战结束以后，美国一方面高举自由国际主义旗帜，一方面强行干涉别国特别是小国内政，以颠覆改变他国政权，在对待中俄等大国外交上，采取了以遏制、干涉为特征的霸权主义外交。美国的外交实践战略与自由国际主义学说相比较充满自相矛盾，无论是威尔逊的国际主义还是当代自由国际主义的一贯原则。

2. 自由国际主义外交自身存在的强权政治及非自由主义种子

自由国际主义理论基础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脱节导致其外交上的强权政治。从理论上讲，自由国际主义以自由主义理论为根基。自由主义认为，私有财产是个人获得自由的基础，政府的主要任务在于保护私有财产和个人自由，然而在现实的世界中，大多数人并不拥有私人财产，而是依靠公共财产或私人财产谋生，因此，他们也就对于保护和扩大私人财产兴味索然。正是自由主义理论和现实世界的脱节产生了自由主义内部的根本矛盾。这一矛盾决定了自由主义国家的性质，只有通过否定大多数人的政治权利，才有可能保护和扩大私有财产。在这种情况下，国内自由秩序的稳定一方面通过殖民主义或帝国主义在国际范围内的剥夺获得共同财产；另一方面，通过在国内扩大选举权和福利立法，让被剥夺公民权的那部分人在自由体制中享有一定的权益[17]。自由主义的发展及其与民主、福利国家之间的联系依赖于国际领域的强权政治和经济不平等，正是国内的自由主义和国外的强权政治之间的这种联系导致了自由国际主义外交政策面临各种困难或失败。

自由国际主义外交存在着根深蒂固的非自由主义种子，亦即是长期存在着干涉主义的自由主义者。自由国际主义理论根源可以追溯到康德的学说。康德认为，一个永久的和平只有在各方是自由民主国家，所有国家必须有同样共和政体的国内政治秩序。同时康德赋予共和国家通过对其他国家使用武力来结束国际战争状态的权利，以迫使他们接受共和主义[18]。康德认为非正义的敌人是那些拒绝采用共和主义并威胁到和平联盟的人，因此，可以使用包括武力在内的非自由主义手段。康德的自由主义主张潜在地为使用干涉等非自由主义手段提供了哲学上的理由，阐明了自由国际主义深刻的非自由主义根源。康德以强制和干预来改变国际体系的做法是对古典国际法的背离，因为古典国际法对国家主权作出了无条件的承诺。

当代自由国际主义思想不仅包括理性政治、自由和个人权利，还包括强权政治、干涉主义、优越感、中心主义、种族主义等。自由国际主义学说自身存在着难以协调的甚至互相对立的矛盾，正是这些矛盾导致其指导美国外交战略实践面临的多种困境。

3. 自由国际主义外交目标与手段的脱节

自由国际主义强调安全合作和集体解决问题，然而长期以来，美国政府在外交事务中采用了背弃自由国际主义传统的单边主义做法。

在美国的外交政策方面，宽泛的自由主义目标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自由主义往往鼓励雄心勃勃的外交目标和承诺，同时假定这些目标是可以在美国不需要相应成本的情况下实现，也就是说，自由国际主义者倾向于用广泛的理想主义术语来定义美国的利益，而总是不承认这种愿景的必要成本和风险。其结果是，宣布宏大而雄心勃勃的目标，却以不成比例的有限手段来实现，从而直接导致失败[19]。这种目标与手段的脱节，是美国对于国际关系的单边主义做法的直接后果。

自由国际主义的这种目标和手段之间的脱节从威尔逊开始。威尔逊在一战结束后，希望国联发挥集体安全的推动者作用，通过国联构建新生的自由国际秩序，在这种秩序中，战争被宣布为非法，自决成为民族国家至高无上的权力，各大国放弃其帝国主义势力范围、保护主义关税壁垒和秘密军事同盟等。在实践中，巴黎和会的实际结果与威尔逊的愿望相反，其结果是一系列的妥协，日本在中国山东保持了势力范围，英国从德国和土耳其那里占领殖民地，这些都与威尔逊的宣言背道而驰。威尔逊在提出雄心勃勃愿景的同时，认为对于大国集体安全的承诺及在欧洲和亚洲加强安全只是道德上的义务，因此拒绝美国采取符合逻辑的行动[19]。

克林顿奉行雄心勃勃的“民主扩张”战略，旨在促进市场民主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强调对其他国家的国内冲突进行人道主义干预，但他试图以极低的成本来实施这一战略，不愿意使用武力来支持他的威尔逊议程，而使军事承诺维持在一个不切实际的低水平。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民主扩张的自由国际主义假设指导了美国的政策，其宣传一个自信和理想主义的公共立场，却拒绝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按其立场进行合作。例如在索马里、海地、科索沃等问题上，美国不愿为其声明承担风险，仅是极不情愿地采取了风险极低的干预措施[19]。小布什同样违背威尔逊的外交政策，在“9·11”之前，小布什政府一方面认为美国的国家安全能力要与国家的战略承诺保持一致，另一方面却对提出的雄心勃勃的计划不感兴趣。这正如小布什总统在2000 年10 月的一场辩论中所阐述的立场，在采用方案上要非常谨慎地对待，美国在派遣军队时必须非常小心[19]。美国这一外交上的选择性做法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重建问题上同样得到了印证。

4. 两党的不协调及其差异化的国内外政策使得自由国际主义外交成效式微

在美国，自由国际主义外交政策的推行，需要以广泛的国内支持为条件，需要国会两党的长期战略合作。首先，自由国际主义外交政策取决于条约和其他国际协定的使用，同时需要立法的支持，有时甚至需要国会绝对多数议员同意。例如贸易和投资协议、军事联盟、海外军事基地和行动、对外援助和经济制裁等都需要国会的批准。其次，在外交上维持对多边伙伴的承诺意味着时间上的连续性同样很重要，如果在每次不同的政党上台执政时都改变政策，美国就无法对其伙伴做出可信的承诺。通过多边合作进行对外接触的政策需要一个国家的长期承诺，每一个政党一旦上台，都必须愿意继续奉行自由国际主义政策取向的外交路线。再次，自由国际主义政策议程要求从国内调配大量的资源为海外的承诺提供支持。国会对此类支出的批准也需要两党的合作[15]。总之，自由国际主义外交政策需要各政党和公众持续、广泛的支持。在美国，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重新唤醒了紧张的阶级关系，两极分化严重影响了两党的合作默契。两党合作共识的不断丧失，不断加剧的国内党派分歧，对美国自由国际主义外交政策的可持续性构成了潜在威胁。

自由国际主义外交在实践上存在着双重标准，美国自由国际主义政策对外提倡自由贸易与在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并存。美国提倡的自由国际主义经济政策，其目标是解除贸易管制，开放市场，教育、医疗卫生、水和电力供应等公共财产的私有化，同时必须确保这些政策产生的经济不平等不会破坏国内的政治支持和稳定性。为此，美国在国外追求自由贸易，在国内则从事于农业、脆弱产业和对移民严格管制的劳动力市场等的保护[17]。这些互相矛盾的政策的实施，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其国内的潜在危机，降低失业比例，但在外交上导致了经济实力较弱的国家和经济实力较强的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对于经济薄弱的国家，大多数人无法在私有财产的保护中获益，尤其是对依赖于公共财产和再分配的大多数无产者而言。自由国际主义外交原则与经济薄弱国家中大多数人的利益相抵触，其往往导致并加剧了个人之间的不平等。这些对自由国际主义外交政策的实施及稳定性构成了相当程度的影响。

二、新世纪初美国对华外交战略调整与自由国际主义学说

自由国际主义作为新世纪以来美国指导外交战略的学说，其对华外交向遏制战略的转变不仅体现了自由国际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同时折射出其外交战略理论背后的国家利益和霸权逻辑。美国对华外交战略调整的多重举措，都与自由国际主义学说的目标原则形成悖论。

（一）从支持中国崛起到全面遏制的转变违背安全合作的目标原则

美国每一届新政府都制定了一份国家安全战略（NSS），用于指导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政策。2015 年该份文件针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指出，美国欢迎一个稳定、和平、繁荣的中国崛起，并将与中国寻求发展建设性关系，两国虽然会有竞争，但美国将拒绝对抗的必然性并控制好竞争。美国2017 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关注的焦点是中国的对外政策而非中国的内部秩序，并将中国视为对美国的一种挑战。该报告指出，几十年来，美国的政策植根于支持中国崛起和中国融入战后国际秩序，并使中国自由化这样一种信念。然而，中国正在利用经济上的影响以及隐含的军事威胁来说服其他国家听从其政治和安全议程，开始在地区和全球发挥影响力，对美国的主导地位构成了压力。美国2018 年的《国防战略》采取了更为激进的态度，该文件指出，国家间的战略竞争，是美国国家安全最关心的问题，中国对美国而言成为头号的安全问题。2021 年拜登新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和俄罗斯区分开来，认为俄罗斯只是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一个破坏性角色，但中国是唯一有能力将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结合起来，对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构成持续挑战的竞争对手[20]。从美国历届的战略报告中可以看出，拜登政府基本上沿袭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遏制战略，对华外交战略由2015 年以前欢迎中国崛起的论调向对华全面遏制转变。

2021 年的美国《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提出了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的三个主要领域：提升对美国的人民、经济和民主的投资；加强和捍卫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关系；加强国防军事投入[20]。美国通过这些举措来达到对抗中国，实现其对华外交的遏制战略，背离了自由国际主义声称的集体解决问题、共享法治和安全合作的基本原则，构成了外交实践和主导原则的悖论。

（二）单方面挑起贸易战违背开放市场、自由贸易原则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经济实力在新世纪的不断增强，美国认为中国的崛起正在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构成挑战，对中国的外交定位不断发生演变，从小布什时期的“建设性合作者”和“利益攸关方”到奥巴马政府时期的“竞争者”，再从“竞争者”调整为特朗普时期的“修正主义者”。基于对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修正主义者”的定位，特朗普政府展开了对华的全方位贸易战。

特朗普政府的初期，中美贸易合作经历了短暂而虚假的“蜜月期”，在2018 年开始了对中国全方位的贸易战。2018 年1 月，美国开始对中国出口的洗衣机、光伏产品、铸铁污水管和铝箔产品加征关税。同年3 月，美国藉口“侵犯知识产权”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500 亿美元的关税。同年6 月至9 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依据“301 调查”结果，对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征收10%-25%的关税。2019 年5 月，美国宣称对来自中国的共计2 000多亿美元的商品关税从10%提高到25%。9月，特朗普政府声称对来自中国的总额3 0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10%的关税[21]。美国政府单方面挑起贸易战，试图遏制中国经济发展，将中国排除在美国主导的国际贸易之外。继特朗普之后的拜登政府，其最终目标是维护美国主导的国际贸易秩序，仍将以维护“公平贸易”和美国“国家安全”为由，通过多种渠道保持对中国的强硬姿态与利益诉求[22]。由于受美国国内贸易及政治氛围影响,拜登时期的中美经贸摩擦将向金融、科技、国际规则和制度层面延伸[23]。贸易战是在美国政府主导下对国际贸易市场的强行干预，它促使中国政府采取对等的贸易措施，其不仅扰乱了国际市场秩序，也背叛了自由国际主义一以贯之声称的开放市场及自由贸易等原则。

（三）插手“台湾问题”违背政治宽容和不干涉原则

基于“扩大民主”和遏制中国的考虑，干涉中国台湾问题成为美国的关键战略选择。美国2021 年的《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更强调捍卫民主，认为当前的目标是“振兴全世界的民主”，该战略指南还提出举行民主峰会的夙愿[20]。在美国2017 年的国家战略报告中明确提到了一个中国原则，而在2021 年的国家战略报告则没有提及。在2021 年的《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指出，美国将支持台湾，因为台湾作为“一个领先的民主政体，一个重要的经济和安全合作伙伴”，符合美国的长期承诺，该报告提出帮助台湾防御[20]。该份文件企图借捍卫民主的名义，为与台湾地区的官方往来提供理由，公然违背了中美达成的一个中国原则。

美国政府领导人的公开谈话和相关法案也印证了对华外交的这种变化。在21 世纪初，小布什宣称一个中国政策意味着台湾问题应该和平解决，反对台湾地区领导人单方面作出决定，改变台湾现状。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仍然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仅与台湾保持非正式关系。奥巴马认为，可能没有比中美关系更重要的双边关系了，如果中美关系破裂或进入完全冲突模式，每个人的情况都将更糟。特朗普时期开始重新评估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提高了对台湾的支持。特朗普上台后签署了《2017 财年国防授权法案》，鼓励国防部长与台湾开展高级军官交流项目。2018 年通过的“台湾旅游法案”提出，美国政府应该促进美国和台湾地区官员所有级别之间的互动。2020年签署的“台湾保证法案”，敦促定期向台湾出售武器。2021 年1 月9 日，国务卿彭佩奥取消了美国和台湾之间互动的所有限制，特朗普政府和台湾地区的官员多次进行了公开和私人访问。拜登新政府则在2021 年1 月23 日的声明中，重申了美国的“长期承诺”“继续帮助台湾保持足够的自卫能力”，同时强调美国“对台湾的承诺是坚如磐石的”。美国政府新世纪以来对中国台湾问题立场上的转变，不仅是对中国内政的蛮横干涉，也违背了自由国际主义外交的政治宽容、不干涉原则。

三、新世纪初美国自由国际主义对华外交战略转变的策略

吉尔平在其“霸权衰弱论”中，认为当霸权开始衰落的时候，这个社会到达了它扩张的极限而遇到维持其霸权地位的困难，最终导致霸权实力的衰退。霸权国家在新的国际均衡形成前必将作出战略调整[24]145。在人类迈入新世纪之后，相对中国的崛起和在军事上复苏的俄罗斯，美国及其自由主义盟友在全球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中所占的份额自2004 年开始下降。新的国际形势促使美国政界和学者对自由国际主义外交战略特别是对华外交政策进行重新定义，不断调整其外交战略，选择对华外交政策的最佳方案。

（一）通过泛化国家核心利益为对遏制中国提供借口

美国政治精英认为，美国外交战略的基石是对国家核心利益的界定。美国智库学者提出的美国国家核心利益内容共有13项，其中有10项没有牵涉对华主权问题，主要包括：（1）保护美国免受核攻击的威胁，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胁，包括来自非国家行为体的任何此类威胁；（2）确保美国的核保护伞延伸至各盟国，同时履行美国在个别条约中对盟国所承担的其他安全义务；（3）维持美国47 个盟国全球网络的运作效率，以及维持这一网络所需的国内外政治支持；（4）保持美国在全球常规军事领域对任何其他对手的优势地位，在包括人工智能、太空、网络空间、新兴军事技术等在内的领域，防止其他国家的超越；（5）保持美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常规军事优势，以便美国可以在发生武装冲突时获胜；（6）维持以国内生产总值衡量的全球最大国民经济地位；（7）保持美国在关键新兴技术所有主要类别的全球领导地位，或通过与美国盟友的联合领导来达到这一点；（8）维持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包括在数字货币市场和其他新兴金融技术平台；（9）防止灾难性的全球气候变化，确保所有国家采取必要的行动，在21 世纪将全球气温上升控制在1.5 摄氏度以内；（10）捍卫、扩展并在必要时改革美国自1945年以来建立的以规则为基础的自由国际秩序和相关多边体系，以及其意识形态基础。另外，还有三项涉及中国的主权问题：（1）“武装台湾”，并使其与美国一起，阻止任何未来的武装攻击和网络攻击；（2）抵制中国对钓鱼岛及其相关专属经济区主权的要求；（3）阻止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张进一步发展[25]。可见，被美国智库专家列入核心利益的三项内容，同样属于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

无论是台湾、钓鱼岛还是南海，均构成中国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使用“长臂管辖”将涉及中国主权及内政的重要领域纳入其国家核心利益范畴，并为进一步干涉中国主权提供“正当性”理由。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外交实践中，都将对中国的内政和主权构成严重干涉，这不仅违反了中美曾达成的多项共识，也是对自由国际主义共享主权、不干涉等目标原则的背离。

（二）通过区分“民主主义者”与“他者”作为干涉他国主权和内政的“正当性”基础

新世纪初，小布什在象征着接受全球化的自由贸易与普遍的人类自由之间建立了明确的联系，也即是说，那些接受全球化新自由主义信条的人站在了正确的一边，那些拒绝参与全球化的人，即所谓的“封闭社会”或“全球化恐惧者”，要么自取灭亡，要么会在未来世界发展的进程中被毁灭。在小布什政府时期，关注人权和民主的传播构成了“国际社会”决定性特征的基础。正如2002 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所提出的，美国必须坚定地捍卫不可妥协的人类尊严，主要包括法治、对国家绝对权力的限制、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平等正义、尊重妇女、宗教和种族宽容、尊重私有财产等。小布什的人道主义关切造成了国际社会的分裂，将民主主义者和非民主主义者、人权倡导者和人权滥用者区分开来，最终区分了人类和次等人类[26]。将民主主义者和“他者”区分开来，将“自由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区分开来，为美国干涉他国内政提供了借口，也在不同文明国家间人为地种下了仇恨和冲突的种子。

在美国看来，所谓的“他者”是赋予了自由主义国际霸权一致性和目的的局外人。自由国际主义者通过定义他者的方式，反对那些被认为“次等人类、顽固不化、无赖的或邪恶的”人，为干涉他国或发动战争的正当性奠定了基础。美国自由国际主义者通过反对这些普遍存在的“他者”或“国际社会”的敌人，试图将自己确立为全球人类的代表，并围绕全球化、人道主义和民主化等实现其全球霸权。重视意识形态的拜登政府，将沿袭小布什时期的外交策略，在中美关系上，通过将民主主义者与“他者”区分开来，获得在新疆、西藏等问题上无理污蔑和对华内政进行干涉的“合法性”依据，为谋取其盟友和伙伴的支持提供了道德游说途径，这也是美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外交战略的特点。

（三）通过缔结广泛联盟和伙伴关系力图改变对华战略平衡

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试图整合国内和国际力量，在美国主要亚洲和欧洲盟国的参与下，共同协调和实施对华战略。美国智库学者提出了指导未来几十年对华战略的10 项核心原则，其中除了重新声明对华战略立足于国家价值观和国家利益，即坚持所谓自由国际主义原则、捍卫普遍的自由价值观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继续维护美国全球影响力等原则之外，增加了“加强与主要盟国的充分协调，共同应对中国”的指导原则。例如通过包括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等国来增强其在亚洲的军事和经济实力，通过包括英国、德国、法国、荷兰和加拿大等国来增强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军事实力，通过美国与盟国间全面的战略协调和合作，实现改变对中国的战略平衡[25]。为了获得盟友的积极响应，美国同时将解决其主要盟友和伙伴的政治和经济需求作为对华战略的指导原则。

为达到遏制中国的目的，美国联合其盟友及伙伴打压中国高科技行业。中国在南海建造人工岛屿作为军事基地之后，美国借口中国的“地缘政治野心”，对华技术出口实施越来越严格的控制，这些管制具有治外法权的效应，出于安全的考虑，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中国台湾地区都与美国站在一起，禁止中国电信公司华为和中兴参与其5G 互联网网络。此外，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管制在2022年10月大幅收紧，当时拜登政府禁止出口所有先进的计算机芯片、芯片设计软件、芯片制造设备；美国还禁止美国公民、绿卡持有者在中国芯片公司工作[27]。美国力图以此来改变对华在技术领域的战略竞争态势，达到遏制中国的目的。

四、余论

美国基于新国际格局对华进行的战略调整，是实现美国国家利益和保持自由国际秩序主导地位的手段。美国对华外交战略转变与自由国际主义学说相比较充满着自相矛盾。美国的自由国际主义外交战略，正如亚历山大所指出的，如果它试图取缔非自由主义，那么它违背了自己的原则，如果它允许非自由主义，那么它背叛了自己，从而也就背叛了自己的原则，自由主义外交战略看来既可能，又不可能。无论如何，美国的这种自由国际主义外交都显得自相矛盾[28]。

美国智库学者认为，中国正以一种苏联从未有过的方式挑战美国的全球和地区主导地位，这是一种在过去20 年来逐渐显现的结构性挑战，对于美国以及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来说，意味着一个根本性的战略变化[25]。拜登在上台后的首次外交政策讲话时，将中国定义为“最严峻的竞争者”。在美国的政治精英阶层中，逐渐达成一种共识，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执政，最为重要的战略问题是如何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面对美国筑起的“新铁幕”和咄咄逼人的遏制外交，中国有必要在变幻的国际舞台上进行全面的谋划，加强战略定力，继续走好自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按照“十四五”规划，对内坚持发展导向，推进政治法治建设，解决好国内自身矛盾，增加科技投入，推进科技创新，争取高科技、高端产业制高点，不断提升综合国力，争取在“十四五”规划结束时与美国在国力上更加均衡。对外进一步开放国门，与各国建立伙伴关系，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参与构建多边主义的国际新秩序。

世界范围内的自由国际秩序仅仅是未来社会的愿景和有待实现的政治模式。在合作与斗争并存的未来中美关系上，基于中美全面对抗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美国将考虑到外交成本和国家安全继续调整对华战略。拜登也承认“愿意在符合美国利益的情况下与中国合作”。中美可以在求同存异、互利双赢的对话中“美美与共”，通过恰当的方式和渠道商议解决两国关系中的困难，把新秩序的旧守护者和新的利益相关者共同引向繁荣、和平、复兴的愿景，这与自由主义实践的核心部分也是一致的，即是努力欣赏人类的多样性，以共情的态度理解那些最强烈反对这种实践的人的观点。

【责任编辑：许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