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兴悦

【摘要】本文拟引入接受美学的相关理论，梳理历代读者对《红楼梦》中薛宝钗、林黛玉两个人物的接受情况及其差异，希望能够帮助规避传统鉴赏方式所存有的不足之处。首先将对接受美学的核心观点及接受史的具体类型进行介绍，并简要概括清代至今钗黛接受的基本发展脉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写作手法、时代背景等方面详细分析对钗黛产生不同评价的具体原因。最后进行总结，并再次申明运用接受美学相关理论研究《红楼梦》文本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关键词】薛宝钗；林黛玉；接受美学；价值取向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46-0076-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46.023

一、引言

自《紅楼梦》问世以来，有关薛宝钗、林黛玉两位女性角色的争论从未停息。清代一对友人之间甚至因为“拥林”“拥薛”之争，几乎拳脚相向。至于近现代，有关《红楼梦》的研究内容广博，参与者众多，研究角度亦各有不同。为了研究的系统性和科学性，许多学者对前人的钗黛阐释进行整理归纳，形成了多篇综述类的学术论文。文学作品的创作过程并不仅仅包括作者的写作，而且还包含读者对作品的接受。钗黛形象研究是理解作品主旨的关键，而历代读者、研究者的接受情况也能够帮助现在的读者拓展思路、改正研究方法。

接受美学，从根源上来讲并不属于中国传统的审美理论系统。它最初由姚斯与伊泽尔两个德国学者提出，具有一定的开创性意义。“接受”即读者对文艺作品进行欣赏、理解、评价、研究、借鉴或是延伸创作的动作和行为。接受研究的提倡者认为文本的意义和内容并非仅仅来自作者的创作，它必须经过读者的阅读与再创作，才是一个完成的、完整的文本。这个理论动摇了原本的“作者中心论”和“文本中心论”，将文学研究的重心转移到读者对文本的再创作上。

根据读者身份和接受方式的不同，可以从三个方面综合对接受史进行分析。一是对普通读者一般性阅读的研究，即效果史的研究；二是针对文艺批评家的阅读与评价所进行的研究，即阐释史的研究；三是研究艺术创作者通过作品传递出的对某一文学文本的接受情况，即影响史的研究。其中，阐释史被认为具有最重要的意义。与普通读者和艺术创造者相比，文学批评家总体更为权威和专业，对于文艺作品的观点往往更加具备理论性、科学性和影响力。文学研究者们对于某一特定文学文本的共同看法甚至能够左右普通读者及艺术创作者对于这部著作的观点。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效果史与影响史的研究对于接受史研究是毫无意义的。效果史关注的是普通读者对某文艺作品的接受情况。文艺批评家的观点固然具有权威性，但普通读者的观点更能反映某一时代整体的文艺鉴赏方式和大众价值取向。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影响史研究也有了更加重要的意义。央视八七版《红楼梦》电视连续剧是《红楼梦》影视衍生作品中影响最深远的、被认为是最符合原著的一版。然而，符合并不意味着百分百还原。在创作过程中，导演、演员等将红学家的指导以及个人对于原著的理解融入拍摄当中。剧中体现出的某些观点或倾向对观看了这部电视剧的《红楼梦》普通读者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些因观看电视剧而对原著产生兴趣的新读者则可能因电视剧中的思想倾向而对《红楼梦》原著中的某些人物或情节产生先入为主的印象。

在红学领域，有关钗黛的人物形象研究已经较为充足，而借助接受美学理论进行分析的论著并不多见，接受史研究却实实在在对《红楼梦》的阐释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因此本文立意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综合效果史、阐释史、影响史三个方面，概述自《红楼梦》问世以来历代读者对钗黛形象的接受情况，并分析产生接受差异的具体原因。

二、历代读者对钗黛接受的概况

脂砚斋是最早接触并且对《红楼梦》进行评点的读者之一，采用批注的方式展现了他对于重要情节或人物的看法与感触。在脂批中，脂砚斋针对薛宝钗、林黛玉两个人物提出了“名虽二个，人却一身”以及“两峰对峙，双水分流”的重要观点，被视作后世“钗黛合一”论的滥觞。脂批极力夸赞黛玉的“情”与“慧”，褒扬宝钗的雅量尊重与博学宏才，充分肯定了钗黛二人“一如姣花，一如纤柳”各不相同却同样极致的美，并未对其中一方加以过分的批判或贬斥。

除了脂砚斋以外，清代评点派对后世红学的兴起和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评点派在出现与发展初期对脂砚斋的兼美观点有所继承。后来，钗黛兼美的观念逐渐被拥林派、拥薛派的斗争所取代。拥林派的代表人物有涂瀛、西园主人、陈其泰等。他们认为黛玉是至情的化身，聪慧多才，为人真实通透；而薛宝钗、花袭人之流，皆是鸡鸣狗盗奸诈狡猾之人，表面和顺尽收人心，背地里则多加算计戕害他人。拥薛派与拥林派所持的自然是相反的观点。在拥薛派看来，林黛玉虽有诗才，但为人尖酸刻薄，且沉溺于与宝玉的情感当中，不具备较大的格局与广阔的眼界；薛宝钗则德才兼备，为人宽厚大方，处事妥帖，不耽于男女之情。而在钗黛兼美、拥林、拥薛以外，评点派中还有一种观点，即钗黛同抑。张新之是钗黛同抑的代表人物。他综合拥林、拥薛两派归纳出的钗黛缺点，对宝钗与黛玉同时进行了批判。

在清代，另有一批文人采取写诗题咏的方式抒发个人对于《红楼梦》的感触，称作题咏派。题咏派文人对《红楼梦》中的人物大多采取欣赏、同情的观点，以审美式的评价为主，与评点派的道德批判式评价形成了鲜明对比。所秉持的“色空”思想使他们更能够理解钗黛命运的悲剧性，在欣赏钗黛之美的同时叹黛玉命运之坎坷，哀宝钗良缘之难成。

清以后的《红楼梦》接受情况又有了新的发展。1922年，俞平伯在《红楼梦辨》中首先归纳并明确提出了“钗黛合一”论，认为二者各有其美。这种观点可以被视作是对脂砚斋钗黛兼美说的继承。俞平伯先生解释道，自《红楼梦》问世以来，人们每每谈及黛玉必涉及宝钗，谈及宝钗也总避不过黛玉。不仅在原著中如此，多年来读者的评价也如此。钗黛二人既能被并举，可见二者原有值得相提并论之处—— “若宝钗为三家村妇，或黄毛丫头，那黛玉又岂有身份之可言。”1948年，俞平伯在《“寿怡红群芳开夜宴”图说》中对“钗黛合一”论进行了补充论述，进一步完善了自己的观点。这个重要的观点对后来众多学者及普通读者的阅读鉴赏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在《红楼梦》钗黛形象接受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然而，“钗黛合一”论并未得到全部读者的认可。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1954年，蓝翎与李希凡的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集中对俞平伯“钗黛合一”“钗黛兼美”的观点进行了批驳。在文中，他们坚持认为薛宝钗是封建制度的忠实支持者，而林黛玉是封建制度的叛逆者。在他们看来，这两个人的思想观念是背道而驰、完全对立的，因此钗黛二人绝不可能兼美，更不可能合一。这篇文章地出现在《红楼梦》读者中引发了巨大的轰动，一时间兴起了批判“钗黛合一”论的潮流，“钗黛对立”说则愈演愈烈。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至今仍有部分学者与普通读者将“反封建”视作《红楼梦》的主题，将宝钗与黛玉分别看作封建卫道士与封建叛逆者。

除上述“钗黛合一”与“钗黛对立”的观点以外，另有从其他角度分析钗黛形象的。何其芳先生就选取了二者之间的观点。他既没有像俞平伯、脂砚斋一样认为钗黛同样具有极致的美，也没有像“钗黛对立”的支持者一样对宝钗加以极端的批驳和揣测。何其芳并不认为薛宝钗是一个为了谋夺贾宝玉而无所不用其极的小丑，也没有否定她身上由封建制度帶来的虚伪性。但他明确指出，薛宝钗的虚伪性并非源自角色本身，而是源自她忠实信奉的封建制度。何其芳的观点使后来的学者与一般读者摆脱了非黑即白，非“兼美”则“对立”相对极端的观点与看法。在此基础上，白盾、吕启祥等充分肯定了钗黛各自具备的优点，并富有创见地指出作者创作时对两位角色存在一定偏向性。

现代一般读者对钗黛的评价很大程度上受到“反封建说”及“钗黛对立说”的影响。实际上，“反封建说”可能并非《红楼梦》原著所要展现的思想主题。这部作品虽然通过对主要角色的塑造展现出了一定的、对封建制度的叛逆性，但并不代表原作者能够自觉提出反封建的概念。然而，“反封建主题说”却成了《红楼梦》在20世纪备受推崇的重要原因之一。有的读者将它视作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并对书中展现出的封建糟粕予以批判；有的读者则将它看作反封建观念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理论依据，并由此认为封建叛逆者林黛玉应该与封建卫道士薛宝钗完全对立。“反封建主题说”对《红楼梦》研究的影响相当深远，一度在《红楼梦》主旨研究领域占据主流。至今的不少教材，尤其是初高中教材，在对《红楼梦》进行介绍时依旧以此作为《红楼梦》的主旨。学生可能因此对薛宝钗形成“封建卫道士”或“宝黛婚姻破坏者”的刻板印象。以《红楼梦》为蓝本改编拍摄的电视剧也很能够影响读者与观众对于主要角色的印象。央视八七版电视剧《红楼梦》以选角贴切、还原原著著称。剧中宝钗、袭人与黛玉、晴雯，经具象化以后，使观众深切感受到了她们各自的可爱之处。电视剧的成功再塑造，有助于观众以相对平和的心态重新审视小说中的人物。

总的来讲，自清代以来人们对钗黛形象的接受以拥林抑薛为主流，拥薛抑林、钗黛同抑的情况较少。近年来抑林的情况更少，拥薛则更多地转变成为宝钗辩护，体现出一种向“钗黛合一”靠近的倾向。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思想的开放，“反封建”说的影响力逐渐减弱，“钗黛同美但以黛为重”的看法得到了更多人的支持。普通读者、学者、艺术创造者们在进行钗黛形象分析与再创造时，基本没有延续改革开放以前相对激进、极端的风格，变得温和、理性、更加客观，以忠实原著作为钗黛形象接受最根本的前提。

三、导致接受差异的根本原因

据上文可见，在对钗黛进行评价的时候，大多数读者普遍认可林黛玉的才华与为人，对黛玉的不满主要集中于性格方面，基本不涉及对其道德或人品的质疑。但在评价薛宝钗的时候，读者之间却产生了激烈的争论。拥薛派认为她端庄大方，雅量宽厚，随分从时；抑薛派则从文中种种细节分析，将她与王夫人、花袭人归做一类，表面温厚而背地里使尽手段残害他人；更有视之为封建卫道士的读者，用“奸佞”等极负面的词评价宝钗，将她看作彻头彻尾的反派。钗黛之间存在着的这种评价差异，实在值得观书人深思。而若要探究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自然必得重新细读原著。

《红楼梦》作者在创作此书时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真假话掺杂。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这部作品继承了中国传统话本小说的写作习惯，保留了其中部分套话，呈现出一种说书人的视角，按照西方文学理论来看当属第三人称全知视角。与第一人称写作相比，第三人称写作比较灵活，亦更为客观。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的文学作品中，作者所知大于人物所知，能够自由地安排、操控文本中的人物，而读者在阅读的时候只能借助人物的行动了解故事的走向。在这种情况下，读者需要全身心地相信作者书写的文字，尤其是作者以第三人的视角对文中人物做出的评价。《红楼梦》作者在描写宝钗时，曾称赞她“肌骨莹润，举止娴雅”，又说她“行为豁达，随分从时”。作为所知有限的读者，本应相信全知全能的作者，认定宝钗该是一个温厚雅量的人。然此书作者偏好真假话混杂的创作方法，如曾主动提醒读者，书中用“梦”“幻”等字眼呈现出的才是自己真正要表达的意旨；又如，他称自己的著作是“满纸荒唐言”，后来却又说“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可见此文其实并非荒唐无稽的传奇故事，而是意蕴深刻的警世之作；再如宝玉登场时作者以《西江月》两首词极力加以批判，但脂批却说作者的两首词是寓褒于贬等等。作为作者亲友的脂砚斋在阅读此书时，亦曾多次提醒读者“万不可被作者蒙蔽了去”。脂砚斋与作者关系特殊，又是最早的一批读者之一，见证了《红楼梦》的创作过程，因此他的批语成为后世诸人鉴赏《红楼梦》的重要参考。这些提醒读者莫要轻信作者的批语引发了读者对于《红楼梦》中不少角色的争论。人们因此不敢轻易相信曹雪芹从说书人视角给予宝钗、袭人等争议角色的评价，而是选择自己考察钗袭等人的行为举止。真假话掺杂的写作手法与脂砚斋的批语便成了人们质疑宝钗形象的第一个重要原因。

《红楼梦》中真假话掺杂的写作方法，使读者开始通过钗袭等人生活中的各种细节探求她们真实的形象。在观察过程中不难发现，宝钗、袭人的某些行为举动似乎确实与作者的评价并不完全符合，而黛玉、晴雯则几乎不存在这种情况。《红楼梦》作者在描写钗黛时所运用的手法是并不相同的。写黛玉、晴雯时，多用直笔，其情绪起落变化皆见于言表。描绘黛玉时，常涉及她的心理活动，呈现出由第三人称视角向第一人称视角靠近的倾向。如宝黛初会时，“黛玉心想，这个宝玉不知是怎样个惫懒人呢”；二人相见以后，“黛玉一见便吃一大惊，心中想道：‘好生奇怪，倒像在那里见过的，何等眼熟！’”而在描写宝钗的时候，则几乎完全是采用旁观者的视角，极少涉及她的心理活动。宝钗面上一派温厚大方之态，喜怒哀乐又不似黛玉、湘云、晴雯等人一般鲜明可见。作者在第五回中说，黛玉对宝钗的不忿，宝钗本人是“浑然不觉”。据此来看，宝钗似乎真的是一个没什么心思算计、天生温和之人。然而作者在创作这个角色时实际用了大量的曲笔，以非常委婉的方式从各种细节中体现出薛宝钗复杂多面的人物形象，试举几例。其一，作者在文中曾说，宝钗因薛姨妈提及金玉良缘一事，又知道黛玉、宝玉关系亲近言语不防，因此总远着宝玉。然而她却在第二十一回、三十六回、二十六回等回目，分别于宝玉晨起洗漱、午睡、晚上该歇息时前来拜访。晴雯对此颇为不满，说宝钗“有事没事跑了来坐着，叫我们三更半夜的不得睡觉！”这话虽是迁怒，但是也可以看出宝钗实为怡红院的常客。作者虽说宝钗“远着宝玉”，其实她并未真正疏远宝玉。第八回“薛宝钗巧合识通灵”及之后的诸多情节都可以证明宝钗对宝玉，或说对金玉良缘是十分在意的。除此以外，薛宝钗也绝对不是一个对外事外物无知无觉的人。相反，她可能是《红楼梦》众多人物中最冷静、最仔细的观察者。第二十七回“滴翠亭杨妃戏彩蝶”一段中，宝钗扑蝶恰好遇见红玉与坠儿谈论遗失手帕之事。尚未见到亭中人，宝钗仅凭声音便判断说话人“大似宝玉房里的小红”，而且知道小红“素昔眼空心大，是个头等刁钻古怪的丫头”。红玉虽然是管家林之孝的女儿，在怡红院却没有资格贴身伺候。这样一个连宝玉都不识得的丫头，宝钗不仅熟悉她的声音，且对她的脾性亦有所了解。可见薛宝钗其实在各个方面都事事留心，绝非一个无知无觉、外事一概不知的人。

宝钗行为举止所反映出的性格特点与她平日端庄大方的形象并不完全符合，“冷香丸”与“热毒”的寄寓更加惹人深思。她是一个心思非常细腻，有意去观察贾府众人，极其擅长处理人情世故的女性，是一个心思玲珑、颇有城府的角色。这并不意味着她一定会戕害他人，但作者的刻意留白、作品结局的缺失，让读者难以辨明薛宝钗的所作所为是否有所图谋，也为她的表里不一而感到恐惧。

四、时代背景对钗黛形象接受的影响

时代背景、社会制度对个体往往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能够改变人的心境与价值取向。因此不同时代的读者在对同一作品进行接受时会出现不同的情况。清代至今的读者对《红楼梦》、对钗黛的解读亦如是。

其实自《红楼梦》问世以来，拥林抑薛的观念始终具有较大的优势。拥薛的力量虽然存在，但不同时期读者拥薛的原因和方式并不完全相同。《红楼梦》初问世时拥薛派对宝钗的推崇以及对黛玉的驳斥大多源自封建礼教的影响。明清时期程朱理学盛行，对女性的束缚也进一步加强。《红楼梦》中，薛宝钗为人随分从时，温厚端庄，做事妥帖细心，并且认为“咱们女孩儿家不认字的倒好”。如此为人，确实是符合当时时代标准的封建淑女。反观黛玉，她并不压抑自己的喜怒哀乐，敢于在宝玉面前抒发真实的性情，与宝玉同看《西厢》，又颇有诗才。可以说，黛玉的形象以“情”和“诗才”为关键词，与封建礼教的要求全不相同；宝钗的形象以“德”和“处世之才”为关键词，则完全符合封建社会的标准。护花主人王希廉因此评价钗黛：“黛玉一味痴情，心地偏窄，德固不美，只有文墨之才；宝钗却是有德有才。”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了清末，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即将土崩瓦解，封建礼教对中国民众的束缚也逐渐失去效力，拥薛抑林的人便越发少了。这种变化，不得不说是与时代的巨大变迁有着深刻的关联。

自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与封建制度残余及帝国主义入侵进行了长久的斗争，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意识与阶级观念。1954年，蓝翎、李希凡发文对俞平伯的“钗黛合一”论进行了批驳，指责他“未能从现实主义的原则去探讨〈红楼梦〉鲜明的反封建的倾向”，并认为他否认《红楼梦》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采用了唯心论的观点进行文学研究。这篇文章受到了领导人的重视，并因此掀起了批判俞平伯、宣扬“钗黛对立”的风潮。在强烈的反封建观念的影响下，当时的许多读者都将反封建看作是《红楼梦》的主旨，认为宝玉、黛玉是反封建的战士，而宝钗、袭人、王夫人等皆为罪恶的封建卫道士。

后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人们的思想更加开放、包容，越来越多人开始更为理性、客观地分析钗黛的人物形象。这一时期读者对钗黛形象的接受依旧以拥林为主流，原因却与前代不尽相同。在自由恋爱成为主流的当下，人们对《红楼梦》中的爱情主题也愈发关注。部分普通读者从宝黛恋情的角度出发，将薛宝钗视作木石前盟的插足者，因而拥林抑薛。还有很大一部分读者，将自己代入《红楼梦》的世界中，想象自己会更偏好与钗、黛中哪位进行日常交流。有的读者喜欢宝钗言语温和，且能够为自己出谋划策；认为黛玉虽然本性善良，表里如一，但敏感多思、言语刻薄，相处起来难免令人不快。有的读者则持相反的观点，认为黛玉待亲近之人十分体贴、真诚；宝钗则心思细密，表里不一，很有手段。普通读者从这些角度来接受钗黛形象，实在是十分新奇有趣的。而随着文学研究理论性的增强，学者们整体不再对宝钗进行过于极端的批判。拥薛派的学者们身处当代，也不再如清代文人一样将封建礼教作为理论基础以扬薛抑林。因此，他们将论著的重心转移到替宝钗辩白之上。拥薛但不抑林，拥林而不过分苛责薛，学术界的这种接受方式趋于中庸、温和，有利于未来对钗黛形象的更加科学、客观的认知。

五、总结

本文引入接受美学的相关理论，试图梳理薛宝钗、林黛玉两个人物的接受情况及其差异，希望能够帮助规避传统鉴赏方式所存有的不足之处。对接受史中各个接受情况及其形成原因的分析，能够让人们取前人思想之精华，弃前人观点中的糟粕，在拓展思路的同时及时改正一些过于偏激、不合理的想法，用更加客觀的方式进行文学文本的阅读、研究与再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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