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与《命若琴弦》中 “生存主题” 之比较

2023-12-25宁颖

今古文创 2023年46期

宁颖

【摘要】存在，是人类面临的共同话题。余华的小说《活着》和史铁生的小说《命若琴弦》都表达了这样一个共同的话题。《活着》中一生充满苦难的福贵，《命若琴弦》里师徒三代人，在故事里都指向了同一个方向：生存困境。本文对比分析两部小说生存主题，结合两位作家书写生命存在的方式，揭示生存困境下人的选择与行动，展现出深邃的生存意蕴，体现了对人生命问题的探寻和终极关怀。

【关键词】苦难；宿命；行动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46-0036-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46.011

余华被誉为先锋小说代表作家，在其创作中，余华始终关注个体的人的生存价值，真切的尊重每个人最真实的生命体验。《活着》被誉为余华20世纪90年代写作由先锋转向现实的代表之作，它讲述了时代背景下，徐福贵一生苦难的经历。史铁生最开始被归类为知青作家，但他与大部分知青作家又有着明显不同。由于自身特殊的经历，史铁生小说创作始终关注人的生存困境。《命若琴弦》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寓言般的故事，老瞎子师徒三代人为了一个虚设的目的努力了一辈子。看似无关的两个故事却都指向了同一个方向：活着。活着是为了活着，虚设目的也是为了活着。活着就会有痛苦，但两位作家都没有局限于书写生存的痛苦，在苦难之外，延伸出了更广阔的生存意蕴，体现出作家对人的关怀。

一、生存困境：《活着》的苦难叙述与《命若琴弦》的宿命意识

面对无边的苦难，如影随形的死亡，福贵以一种坚忍的姿态与苦难作抗争。而福贵对于活着的要求正如作者余华在中文版自序中所言：“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活着。”[1]老瞎子前半生一直为了重看世界一眼而不断追寻，临了却发现心心念念的药方不过是一张白纸。目的虽是虚设，可非得有不成。如史铁生所言：“活着不是为了写作，写作是为了活着。”[2]活着是为了活着，写作也是为了活着，立足点都在活着。

《活着》描写了徐福贵一生苦难的故事。少年浪荡败光家产，余华并没有写一个浪荡子翻身的故事。反而命运总是过分无情，贫穷、战争、饥荒以及生活的荒诞裹挟在福贵的日常生活中。父亲死于赌债，母亲死于福贵抓丁期间，儿子死于过量抽血，妻子死于过度积劳，女儿死于难产大出血，女婿死于工地意外，外孙死于过量食用豆子。死亡如影随形，但福贵从未放弃生活的希望。作者余华有意采取了第一人称叙事和双重叙事视角，福贵以一种冷静客观的口吻向来乡间采集歌谣的我讲述他自己的故事。在福贵自己的讲述中，来自乡间采集歌谣的我感受到福贵对于生死、苦难的复杂体验。年少浪荡赌博输光家产，父亲被自己气死，这是福贵心态转变的开始，他开始意识到责任与担当；而后战争的残酷与饥荒的体验更令他对生存与死亡有着更深刻的体悟；再而政治的荒诞与命运的无情更令其无可奈何，医院成了福贵的恐惧之地，儿子有庆，女儿凤霞和女婿二喜都在医院里逝去；最后一个亲人外孙苦根的离开更是让福贵流露出一种无法解释的奇妙的神色。从新中国成立前到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时间的流逝，福贵的亲人一个个离他而去。最先是父亲，后是母亲，再是儿子、女儿、妻子、女婿，最后是外孙。随着亲人一个个离开福贵，福贵对于生活的要求从“苦点累点没什么，徐家总有一天会重新发起来的”[3]到“只要一家人天天在一起，也就不在乎什么福分了”[4]再到“只要苦根还在，香火还会往下传，这日子还得好好过下去”[5]最后是“像我這样，说起来是越混越没出息，可寿命长，我认识的人一个挨着一个死去，我还活着”。[6]小说最后，只剩下了他和老黄牛，孤独地站在水田里。某种程度上，正是因对死之畏，才更令福贵珍惜生之可贵。譬如说同样面临生活的考验，福贵与好朋友春生有着不同的选择。福贵选择活着，活下去，接受生活所赋予的苦难。而春生在文化大革命中面对红卫兵的侮辱，选择了上吊自杀。把两个人放在一起对比，并不是为了突出一种道德优越感，这只不过是一种选择。如福贵自己所说：“一个人命再大，要是自己想死，那就怎么也活不了。”[7]而福贵因为想活，他坚持到了最后。如研究者所言：“苦难叙述不是目的，承担能力才是。以乐观的姿态承担不可抗拒的苦难，这就是余华发现的真理，排斥道德判断的真理。”[8]生活赋予了福贵许多苦难，但苦难却从未压倒过福贵，福贵对于活着这件事从未丧失过希望。

《命若琴弦》里没有书写不断的死亡，但生而失明是老瞎子无法摆脱的痛苦。史铁生用寓言式的写作为我们展示老瞎子师徒三代人共同的生存困境：生而失明，为了复明努力一辈子。小说悬置了时空背景，时间和空间都是模糊的，我们看到的只是师徒二人在不知名的小山村里一路流浪，一路靠弹琴说唱养活自己。老瞎子一路走一路弹，只为弹断一千根琴弦从而得到药方再看见世界。可琴弦已断，所得药方却是白纸一张。一切努力终成虚妄。老瞎子不甘如此，但问遍所有人得到的都是相同的答案。巨大的挫败感从心底涌现，曾经支撑自己走下去的希望骤然成空。生而失明是老瞎子无法逾越的痛，怀着重看世界的期待不断坚持，期间也曾数次追问“自己这么多年来所受的辛苦就只为了最后能看世界一眼，这值得吗？”[9]“值得，当然值得。要不这么反复对自己说，身上的力气似乎全要垮掉。”[10]“一切都是值得的。能看一回，好好看一回，怎么都是值得的。”[11]但好不容易弹断一千根琴弦却发现药方不过白纸一张。支撑自己的期待落空，同时还面临死亡威胁，若不是惦记着山里的徒弟，老瞎子也许就此放弃生命了。回到山里，老瞎子的困境在小瞎子身上重现。朦胧的爱情在小瞎子身边降临，但失明带来的残疾让其与爱情错过，心上人兰秀嫁到了山外，还未开始的恋爱就已经夭折。在期待落空和死亡的威胁下，面对小瞎子的询问，我们只知道老瞎子重复了曾经师父对自己说的话：“人的命就像这琴弦，非得拉紧了不可，拉紧了才能弹好，弹好了就够了。”[12]于是乎，“茫茫群山中又走着两个瞎子，一老一少，无所谓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也无所谓谁是谁……”[13]

老瞎子和小瞎子用不断的行走来反抗宿命与虚妄的希望。老瞎子的困境和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有着相似之处。加缪的《西西弗神话》为我们描写了一个荒诞的英雄形象西西弗。“搬动巨石，滚动它并把它推至山顶；经过不知多少的空间和时间，目的达到了。然而，西西弗看到巨石在几秒钟内又向着下面的世界滚下，而他则必须把这巨石重新推向山顶。”[14]知道既定结局是失败仍然愿意为之抗争，不断推着石头上山。我们可以说西西弗是一个荒诞英雄，也可以说他在重复无意义的搬运。老瞎子怀着复明的期待坚持到最后。弹断琴弦是支撑他坚持的重要信念。但琴弦已断，药方却是白纸。所求皆成虚妄，但老瞎子并没有就此放弃生命，反而撑着病体回到山里向小瞎子重复着曾经师父说的话，给了小瞎子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面对生而残疾的宿命，虚妄的希望，老瞎子或许并无西西弗那种幸福的宁静，对生命的焦虑及自我的拷问经常出现在其日常生活里。但尽管如此，在期待落空同时面临死亡威胁时，“生命意识却偏偏没有泯灭，反而激发出更顽强的生存意志。”[15]老瞎子依旧给了小瞎子活下去的期待。一老一少依旧行走在大山里。

二、生存方式：柔性的生存策略与看不见而信的信念

余华经由对苦难的反复叙述让个体回到最本真的生存状态，福贵以坚忍的承担拾起生活的勇气，用充满力量的“活着”战胜了死亡；史铁生经由对宿命的拷问回到了人之有限，老瞎子在看不见而信的追寻中，在不断的行走的过程中找到生命之意义。苦难叙述在余华的创作中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从20世纪80年代《現实一种》等作品中对于暴力血腥和死亡的描写，再到90年代以来三部重要长篇中对于现实生活的深刻描绘，苦难始终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苦难叙事不是目的，如何在对苦难的叙述中拾起生活的勇气才是。以《活着》为例，面对生活所赋予的苦难，福贵以一种坚忍的姿态在承担。也有研究者认为福贵是新世纪的阿Q，奉行“苟活哲学”。“从精神上自行阉割自身对苦难的痛感神经，显示了某种以民族精神的集体遗忘为标志的良知的贫困。”[16]具体论来即福贵对于他的生活一直都没有反抗，一直都在被动地接受命运的安排。但作为农民的福贵，下层民众的身份决定了其不会有知识分子及其他精英群体的孤注一掷的勇气。如研究者张均所言：“苦难是先验事实，是生活真相，它不在此时此地发生，必会在彼时彼地降临。认命是下层民众现实而理性的选择，这是一代代黑暗经验淤积的不幸结果。”[17]当评论者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启蒙立场审视福贵的生活，难免生出苟活想法。但对于无权无名的福贵来说，以一种柔性的生存哲学来抵抗生活中不断出现的苦难，这是他们活下去的方式。无名无权之卑决定他们只能从自身出发，用自己的身体或命来扛起生活的重担。“从《在细雨中呼喊》的体验苦难到《活着》的忍受苦难再到《许三观卖血记》中的消解苦难”。[18]在对苦难的反复叙述中，作家余华并不是站在一个非人的立场上冷漠地进行书写，恰恰相反，作家余华始终带着悲悯的情怀。而在对苦难的具体叙述中，作家余华采用“抽去小说叙述过程中的知性主体和道德主体的方式来展现人本真的生存状态。”[19]即不介入现实，还原生活以本来面貌而不是经过层层加工之后的状态。面对先验的苦难，福贵用“活着”这个充满力量的词语来对抗不断生活中不断出现的死亡。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好死不如赖活，这里的“活着”体现了一种本源性情感，而这也正是我们现代人越来越远离的一种感情状态。而这也正体现了一个优秀作家对人类存在困境的最悲悯的情怀，体现了一个优秀作家对人的关怀。

不同于余华对苦难的反复叙述，史铁生由于自身特殊的经历，早期创作总是带有一种宿命意识，由个体的身体残疾生发出对人类生存困境的思索。从《足球》中推着轮椅向球场前进的球迷到《来到人间》中生而为侏儒症患者的小女孩，再到《宿命》中横遭车祸的有志青年，身体上的残疾由此而生的心理上的抑郁充斥在史铁生的写作中，但史铁生并没有将自己局限在个人的苦痛中，恰恰相反，在一次次的写作中，史铁生不断超越自己，“从审视身体上的残疾上升到对人的有限性的形而上的思考。”[20]从《命若琴弦》中对于目的虚设的思索到《毒药》中对于目的的怀疑，再到《我之舞》中关于存在与虚无的拷问，在一次次的写作叩问中，史铁生超越了个体生命有限中的必然，把自己的沉思带入到了生命全体的融合之中。而对于生存与死亡、存在与虚无的理解，在《我与地坛》中得到了趋于完美的融合。出生无法选择，而死亡又是必然，由生到死只是一个时间过程。那么要不要活下去，如何活下去就成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老瞎子生而失明，身体的残疾为其活下去无形增添无数烦恼。复明成为他活下去的希望。但这个希望在发现药方不过白纸时也成了虚妄。目的虚设，期待落空，不幸命运的救赎又该往何处寻找？如史铁生所言：“我常以为丑女造就了美人，我常以为是愚氓举出了智者，我常以为是懦夫趁照了英雄，我常以为是众生度化了佛祖。”[21]而信仰，恰好成为人面对无从更改的生命困境而持有的一种不屈不挠，互爱互助的精神。看不见而信既是信念也是方法。从书信《给CL》到随笔《看不见而信》再到散文《昼信基督夜信佛》，看不见而信作为一种信念在史铁生的散文和书信里多次出现。看不见而信作为一种信念，它不允诺希望，它只给予通往希望的可能，而爱弥合了希望和现实的距离，不依靠实现而信的人是有福的。地坛，成了史铁生的精神园地。在这里，他感受到了生命永恒的流变。母亲坚忍的意志与无言的爱给予他走下去的动力。而经由一次次写作与自己生命对话，史铁生真正超越了个人的残疾经验，进而在寓言故事的建构中，正视了人在生命旅途中遭遇的普遍生存困境。也正是如此，老瞎子在希望落空的情况下依然拖着病体回去找小瞎子，给了他活下去的期待。老瞎子和小瞎子依旧行走在山里，一路走一路唱。

三、结语

无论是余华对苦难的叙述，抑或是史铁生对宿命的思索，在对苦难和宿命的反复思考中，二者所共同体现的是对人的生存意蕴的思考。用一位学者的话来说：“生活是严肃的，而艺术是欢乐的。人生的意义与存在的不相容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22]不管是福贵又或是老瞎子和小瞎子，在陷入人生困境时，他们都没有放弃生之希望。在无法回避的人生困境中，选择活下去，超越自身局限，从而实现人生价值，这也即生命意义之所在。无论是老瞎子师徒三代寓言般的故事，又或是福贵一生苦难的经历。作为独立个体，他们都在自己的世界中通过行动体现了自己。无论是余华还是史铁生，都经由他们的写作告诉我们，坚定不移走下去，意味着一切。

参考文献：

[1]余华.活着[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4.

[2]史铁生.命若琴弦[M].北京：求真出版社，2011：95.

[3]余华.活着[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40.

[4]余华.活着[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67.

[5]余华.活着[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173.

[6]余华.活着[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181.

[7]余华.活着[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157.

[8]黄伟林.以坚忍的态度承担不可抗拒的苦难——余华《活着》的现代主义解读[J].南方论坛，2007，（09）：75.

[9]史铁生.命若琴弦[M].北京：求真出版社，2011：17.

[10]史铁生.命若琴弦[M].北京：求真出版社，2011：18.

[11]史铁生.命若琴弦[M].北京：求真出版社，20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