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莹，甘建光，田利萍，张惠玲

抑郁障碍是以显著而持续的情绪低落为主要病理表现的一种常见心理疾病，诱因纷繁众多。抑郁症（MDD）作为抑郁障碍最常见类型之一，可单次发作或反复发作，严重影响患者身心健康。伴随全球经济步伐的加快，在职人员工作压力也随之显著提高，工作时间长，业内专业知识更新加快，岗位竞争激烈以及岗位职责压力上升等，使抑郁障碍发生率逐年提高。研究显示，职业倦怠与职业应激等因素，均与抑郁相关[1-3]。本研究基于我国抑郁症诊疗现状，面对在职抑郁症群体，分析其职业压力的来源、知觉压力程度及自身面对压力时的应激状态与抑郁程度的关系，旨在了解在职抑郁症群体状况，为制定更加合理的治疗方案提供依据，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样本选取

1.1.1 样本量预评估 本研究以汉密尔顿抑郁评分作为因变量，以样本人口学特征（5 项）、职业压力源（3 项）、知觉压力程度（2 项）及心理一致感各维度评分（3 项）作为自变量。预计纳入研究的自变量为13项，以EPV 法则为依据[4]，考虑10%的删失率，则样本量为145 例，可满足统计需求。

1.1.2 样本采集 选取2021 年5 月至2022 年10月间于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就诊的首发抑郁症患者155 例，样本均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公共服务、个体经营等在职人员。经过人口学特征采集和量表评估后，剔除评估条目缺失样本8 例，最终保留有效样本147 例。本研究经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批通过。

纳入标准：（1）符合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DSM-5）[5]中抑郁症诊断标准；（2）首次发作，近两周内未服用精神类药物，近6 个月内未进行电休克等物理治疗；（3）年龄18 ～60 岁的在职人员；（4）完整的完成本次研究所有调查问卷；（5）知情同意，主动参与。排除标准：（1）非首发抑郁症或具有其他精神疾病病史者；（2）非在职人员；（3）对理解和完成本次调查相关问卷存在障碍者；（4）合并重要器官、系统严重疾病者；（5）近两周内服用精神类药物，或近6 个月内进行电休克等物理治疗者；（6）未做到知情同意者。

1.2 方法 以门诊调查问卷的方式进行研究指标收集，量表评估由两个经系统培训的精神科医师完成。采集样本人口学特征（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户籍及婚姻状况），职业压力源，知觉压力程度，心理一致感及抑郁程度。

（1）职业压力源：选用中国科学院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编制的职业压力源量表[6]进行在职抑郁症患者压力源评估。量表包括要求与能力（9 个条目）、付出与回报（8 个条目）、组织氛围（9 个条目）3 个维度，共26 个条目，各条目5 级评分，评分越高提示相应维度职业压力越大，总体内部一致性检验Cronbach’系数为0.91。

（2）知觉压力程度：采用中文版压力知觉量表（CPSS）[7]进行知觉压力程度评估，该量表包含失控感、紧张感2 个维度共14 个条目；总分0 ～56 分，分数越高提示知觉压力程度越大，量表Cronbach’系数为0.78。

（3）心理一致感：采用心理一致感调查问卷中文版（SOC-13）[8]进行评估，量表包括可理解感（5 个条目）、可控制感（4 个条目）和意义感（4 个条目）3 个维度，共13 项，以1 ～7 分进行7 级评分，量表评分越高提示心理一致感水平越高，内部一致性Cronbach’系数可达到0.81。

（4）抑郁程度：采用17 项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17）[9]进行抑郁程度评分，该量表包含抑郁情绪、自杀倾向、负罪感等17 个条目，评分越高提示抑郁程度越重，7 ～17 分为轻度抑郁，17 ～24 分为中度抑郁，＞24 分为重度抑郁。

1.3 质量控制（1）相关调查员均进行系统培训。（2）评估工具采用国际通用评估指标及量表，信度、效度有一定保障。（3）研究数据由两位专业录入员进行分别录入，并行双向校对纠错。

1.4 统计方法 采用SPSS 23.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 检验；多组比较采用方差分析；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M（P25，P75）表示，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 检验，多组比较采用Kruskal-Wallis H 检验。相关性分析采用Pearson 相关分析或Spearman相关分析。多因素分析根据因变量数据性质采用线性回归分析。P ＜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不同人口学特征的抑郁症患者职业压力源、压力知觉和心理一致感水平比较 147 例研究对象中男62 例，女85 例；年龄19 ～60 岁，平均（37.7±10.0）岁。文化程度以高中、中专为主（71 例），占48.3%，其次是大专及以上43 例（29.3%）和初中及以下33例（22.4%）。户籍分类中城市户口83 例（56.5%），占比较高；农村户口64 例（43.5%）。婚姻状况分类中在婚74 例（50.3%），未婚/离婚/丧偶73 例（49.7%）。

不同户籍、婚姻状况的在职抑郁症患者要求与能力、付出与回报、组织氛围、失控感、紧张感、可理解感、可控制感和意义感评分方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 ＜0.05）；不同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的在职抑郁症患者所有评估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 ＞0.05），见表1。

表1 不同基线指标的在职抑郁症患者职业压力源、压力知觉和心理一致感比较 分

2.2 在职抑郁症患者职业压力源、压力知觉和心理一致感水平与抑郁程度的相关性分析 在职抑郁症患者职业压力源（要求与能力、付出与回报、组织氛围）、压力知觉（失控感、紧张感）与抑郁程度呈正相关（r=0.857、0.584、0.766、0.907、0.899，均P ＜0.05）；心理一致感（可理解感、可控制感和意义感）与抑郁程度呈负相关（r=-0.886、-0.679、-0.813，均P＜0.05）。

2.3 影响在职抑郁症患者抑郁程度的多因素分析把组间差异有意义的指标作为自变量，以HAMD-17评分作为因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各自变量方差膨胀因子（VIF）在1.201 ～6.588，共线性良好。决定系数R2为0.949，提示因变量变异程度受自变量影响较大。其中，对在职抑郁症患者抑郁程度产生显著影响的因素包括付出与回报，失控感，紧张感，可理解感，可控制感，意义感，见表2。

表2 影响在职抑郁症患者抑郁程度的多因素分析

3 讨论

职业压力是由工作或者工作相关的因素造成的压力[6]，由于抑郁症患者认知更趋于消极和负向情绪注意偏向，处于在职状态的抑郁症患者常自感工作压力巨大，无法完成职责范围内的工作量，或对现有工作环境与待遇表现出极大的不满与不适。本研究针对上述问题，从职业压力层面分析了职业因素对患者抑郁程度的影响。

从个人与环境适配理论出发，在职人员每天接触工作环境与工作场景的时间普遍较长，个人与工作环境的适配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在职人员的心理与生理健康发展[10]。这种适配度首先体现在在职人员与工作单位在职业目标、态度及价值观方面是否具有一致性；其次体现在个人的职业付出是否得到了自身认可的回报；第三，个人与工作单位是否可以满足彼此的资源需求。本研究结果显示，付出与回报评分对抑郁程度影响显著。这说明在职抑郁患者对其职业付出与职业认可及回报之间的差异表现的尤为在意，并产生了显著的心理压力。

我国成年人压力程度评估总分为（23±6）分（0 ～52 分），紧张感得分（1l±4）分（0 ～27 分），失控感得分（12±5）分（0 ～28 分）[11]。本研究患者紧张感与失控感得分达到（13.41±4.85）分和（13.25±4.31）分，均高于我国成人常模水平。患者均有强烈的失控感及紧张感，其与抑郁程度高度相关。多因素分析排除混杂偏倚后，知觉压力评分仍旧对抑郁程度表现出了显著的影响。

心理一致感属于针对外界环境刺激的心理应对范畴，是根据刺激进行调节的心理倾向，心理一致感水平的提高，对个体心理健康具有良好的保护作用。本研究在职抑郁症患者可理解感、可控制感和意义感均下降。SOC-13 评分与抑郁程度评分表现出了高度的负相关关系，尤其是可理解感和意义感（r=-0.886、-0.813）。在职抑郁症患者常常感到自己不被理解，且工作和生活对于自身的意义并不强烈。

总之，职抑郁症患者，其职业压力巨大，自身应对压力的应激表现较差，形成了较为严重的负反馈，使抑郁程度增加。因此，相关医疗机构应充分考虑患者特点，在进一步的治疗中，对职业压力及患者压力反馈方面的问题施加重点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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