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尹海月

在重庆市中心的红土地地铁站，有一位男士，每天都会在这里卖书。他坐在塑料凳上，面前摆着一小摞书，书上放着白色小牌子，上面写着“翻译家签售新书”。

每天下午5点，只要天气晴朗，他都会准时出现在这里。一天，一名高中生经过，被这场没有鲜花和掌声的“签售会”吸引。眼前的这位卖书人戴着眼镜、穿着衬衫和皮鞋，看起来十分从容。她拍了两张照片，写了一段话，传到短视频平台，没想到引来20多万人点赞。“这是属于他一个人的浪漫和灿烂”“我很敬佩他，为了梦想，选择在地铁站销售自己的作品”。

有人认出他是重庆师范大学校外兼职导师王川舟。年轻人在王川舟的书摊前排起了长队。他们有的是在重庆旅游，特地赶来的；有的是受外地朋友委托，前来买书的。也有不少年轻人买完书，蹲在王川舟身旁，和他聊起人生和理想。

“他们不理解这是一种个人的文化追求”

王川舟今年63岁，开过翻译事务所，参与过不少大型翻译项目。2020年，他退休了，每月拿四五千元的退休金。因为过去主编了《重庆翻译家》杂志，他决定把自己写的文章结集成书。他找到一家出版社，自费出版1000本《翻译往事》。期待在“社会上引起一点反响”。

没想到，自费出书需要作者自销。看着家里堆积如山的书，王川舟犯了愁。思来想去，他决定把书卖给“真正的读者”。

听说王川舟要出去卖书，家里人都反对，认为“很丢人”，也不会有什么效果。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他选择在地铁站卖书。他觉得这里人流密集，写上“翻译家签售”是为了吸引路人。很多时候，他卖不了一会儿，地铁站的工作人员就不让卖了。他也不生气，这个地方不让卖，就换到另一个地方。

他觉得幸运，第一天摆摊就卖出去两本书，买书的还都是“重庆文化界的人士”。他盘算，如果一天卖两本，两年多就能把书卖完，“我小小的出书梦就实现了”。

他的第一本书不到一年就卖完了，还收到不少好评，“应读者要求”，他又印了1000本。

卖书时，王川舟遇到一位退休的大学教授。教授告诉他，自己也出过一本书，堆在家里没处放，老婆跟他吵架，让他把书当垃圾处理掉。教授不愿意，但多次争吵后只能妥协。教授说，这件事是对他最大的羞辱。他后悔自己没有勇气，像王川舟这样出来卖书。

还有一次，一位相熟的朋友路过书摊，注视他几秒钟，走了。过了一会儿，一个年轻人什么都不问，买完书就走。王川舟推测，是那位朋友托这个年轻人买的，朋友这么做或许是怕他难堪。但他并没有。“我迈出了这一步，就不管他们的看法。”

他也遭遇过一些“冷言冷语”。有个路人经过，说翻译家在这儿卖书斯文扫地。还有个妈妈指着他对孩子说，不好好学习就会这样。王川舟不在乎这些声音，他说：“他们不理解这是一种个人的文化追求。”

“他很有毅力，勇敢追逐自己的梦想。”广东佛山的一个初二学生看到短视频后，通过几个网友介绍加上王川舟的微信，买了两本书。周围人都在拼命学习，她害怕考不上高中，觉得自己缺乏毅力。和王川舟在微信上聊了聊，她感觉自己看事情乐观些了，“这是我开学收到最好的礼物”。

“如果不探寻出路，就会朝坏的方向发展”

卖书时，王川舟喜欢观察来来往往的行人。他遇到过一个大学生，对方捧着书看了半个小时也没看明白。王川舟问她最近在干什么，她说在找工作，焦头烂额，静不下心来看书。

茫然的年轻人希望在这个书摊前找到方向。

23岁的王同想当一名导演。他在剧组打过杂，给自媒体拍过美食，月收入两三千元。没有人脉，学历不高，他觉得前途渺茫；22岁的程序员刘思刚从一家互联网公司辞职。他喜欢看书、写作，想转行从事文学相关工作……在这些年轻人看来，王川舟是一位“有生活阅历的长辈”，可以给予他们一些人生建议。

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王川舟认为自己是幸运的，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时机，又恰逢合资企业兴起，转行做了翻译。而现在的年轻人读了大学也不一定好找工作，“面临很多不确定性”。

在王川舟看来，年轻人的迷茫与缺乏生活的磨砺有关，“累的工作不愿意做，好的工作又进不去”。他鼓励年轻人多寻找出路，“如果不探寻出路，就会朝坏的方向发展”。他有一个读者是农村孩子，没上过大学，毕业后去中亚挖矿。还有一个读者在印尼开重型卡车，挣了不少钱，“天地广得很，这也是青年的一种活法”。

他年轻时也是这么摸索过来的。大学毕业后，他怀着科研梦，去一家材料研究所做科研，结果工作没多久，单位开始“工厂化”，科研经费减少。那时，全民经商的热潮掀起，王川舟稀里糊涂跟着潮流走，去了汕头一家外企工作，到了发现只是坐办公室。他觉得自己的特长是外语，便去重庆一所大学学了一年日语，转行做了翻译。“不能一条路走到黑，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去寻找出路。”

他建议王同先找一份工作养活自己，“不仅仅是为了挣钱，也是为了跟社会建立联系”，然后再利用业余时间追求自己的导演梦。对于刘思，他也是这么建议的：“必须脚踏实地，走一步看一步。看得很远，却一步都不走，那怎么能行呢？”

刘思觉得王川舟的建议很中肯。他打算接下来考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生，如果发现自己不喜欢这个专业，再去找工作。“趁着年轻，多找找自己的方向。”

王川舟有一位读者，多年来都没有工作，靠父亲养活，闷在家里写诗。他告诉两位年轻人，不要太执着于成功，容易“钻牛角尖”。王川舟也想过，假若自己的书无人问津，是否也会很痛苦，“我不是专业作家，不成功不成名很正常，这样想就没压力了。”

“人得有自己的精神世界”

卖书时间越久，王川舟越觉得这是一个“生活的窗口”。“退休之后我特别有感触，如果不来卖书，基本跟社会脱节，整天碰不到几个人。”

通过卖书，他遇到不少有意思的人。接触过的年轻读者里，王川舟更欣赏那些坚持奋斗的年轻人。“任何一个时代，如果一个人的精神垮了，就很难办。”

他认为老年人也应该有自己的精神世界。他翻译第二本书《血浴》，就是在卖书时认识了作者陶鹏。陶鹏是重庆一位老艺术家，也是第一个把川江号子以艺术形态搬上舞台的人。2017年春天，王川舟把书翻译完了。看到译稿，80多岁的陶鹏很高兴，遗憾的是，还没等到译本出版就去世了。

他计划以后再出版一本名叫《市井》的书，记录他卖书过程中遇到的人和事。他还希望每个城市以后可以设立一个卖书点，让每一位卖书人都能获得尊重。

100多年前，他喜欢的诗人惠特曼站在布鲁克林的渡口，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百年不变的航船、岛屿和大海，向世人发问：“联系我们的是什么？联系我们几十年或几百年后的又是什么？”100多年后，王川舟看到了这本书，他觉得连结人们的，是文化和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