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利超,赵泽惠,胡梦之,张鹤立,伍丽群,庄诺亚,梁万年,5△,朱纪明,5△

(1.苏州大学苏州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2.北京邮电大学;3.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 4.深圳市卫生健康发展研究和数据管理中心; 5.清华大学健康中国研究院)

新冠疫情的蔓延唤醒了人们对公共卫生安全的意识。在引发全社会对重大传染病疫情防控应急预案和应急响应机制关注[1]的同时,还创新了数字化技术在疫情预测、防控救治、资源调度、决策评估等方面的应用场景[2-4]。然而,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和疫情防控应急预案制定的信息化进展相对滞后,缺乏能够实现应急准备的系统理论和技术支持,限制了传统应急预案的可及性和实用性[5]。因此,在将设计更高效、更科学、更实用的重大疫情应急预案作为国家提升重大疫情应急管理能力建设重点[6]的同时,把数字化技术融入应急预案的制定也将成为重大疫情应急管理能力提升的关键途径。

应急预案起源于1974年英国卫生与安全委员会因弗利克斯巴勒化工厂爆炸事故而提出的应急计划,我国对于应急预案的研究兴起于2003年“非典”事件之后[7]。作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中“预防为主”理念的重要体现之一[1],规范的应急预案应具备预见性、应急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四个特点[5]。目前我国的预案制定与应用已形成包括总体预案、专项预案等在内的各层级各类别协调统一、各司其职的卫生应急预案体系,但相关体系在完善过程中仍然存在如预案质量和可操作性需要提升[8]、体系和风险变化衔接不到位[9];地方预案生硬照搬上级预案、预案内容过于简单或繁琐、不同级别预案缺乏有机联系[10]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