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俊尧

(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 规划设计四所，广州 510000)

一、文献综述与理论溯源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是在“生产城市”向“消费城市”转变的大背景下诞生的概念[1]。从概念的起源上，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理论起点应追溯到马克思。马克思最早注意到工业社会中出现的“消费反作用于生产并加速、推动整个社会进行再生产”的现象，作出了消费促进生产的论述。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20世纪60年代后，西方先进国家出现了专门为“食利阶层”购买力服务的城市，马克斯·韦伯将这种区别于传统的服务工业生产的城市形态定义为“消费城市”，并对消费城市的概念进行了初步描绘[2]。20世纪90年代后，消费城市的概念进一步扩充。现代消费城市理论认为，消费城市是城市发展动力改变后出现的后工业城市形态，随着城市增长动力逐渐从“生产驱动”转向“消费驱动”，“消费功能”将成为大城市的主要功能，因而城市的发展应从关注生产性向关注消费性品质转变[3]。Clark通过研究伦敦、纽约、巴黎、东京等大城市经济产业数据的变化，论证了消费对以上城市发展的重要性超越生产[4]。同时，Glaeser提出了“城市公共消费品”的概念，认为城市中良好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商业景观、自然环境等对居民的居住选择具有积极而显著的作用[5]。现代消费城市理论将研究视角聚焦在人群的活动，揭示了消费行为对城市发展的重大意义，即通过关注和提升城市的消费品质，利用高品质的城市环境吸引高素质人力资本群体，再由人力资本的外部性激发创新，进而引领城市产业升级、促进城市发展并提升城市竞争力。

国内学者更倾向从实操层面对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发展意义、建构条件、形成机制等方面进行探索。比如，刘涛等将国际消费中心视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核心功能之一[6]；陆铭等认为，构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是我国针对持续性的消费不足而提出的发展策略，更是城市发展动力转型与城市空间体系结构优化双重共振的必然结果[7]；赵文哲指出，消费的国际性、消费的多样性和消费的中心化是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最显著的特点[8]。在建构条件上，赖穗怡认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要具备世界级的消费设施、突出的消费创新力、强大的时尚引领力和良好的消费美誉度[9]；陶希东认为，提升培育目标城市的经济实力和当地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是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关键因素[10]；还有学者指出，高效便利的国际交往能力、良好的消费环境和彰显自身特色的消费文化是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必不可少的条件[11-14]。在形成机制上，汪婧提出，应从“需求—供给—环境”对培育城市进行全面考察[15]；周勇认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是消费经济升级的空间结果，其形成路径是以扩大本地消费为基础并逐步带动周边地区的消费，最终形成跨区域的消费中心城市[16]。

总体而言，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理论起源于西方国家的现代消费城市理论，但国内学者的偏好是将其放在实践的背景下进行探索。因此，在国内的语境下，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更多的是指具有中国特色建设实践的发展策略和实践概念。

二、我国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实践变迁

(一)作为地方政府的施政手段

在中国，消费城市逐渐受到重视源于消费对国民经济发展拉动作用的不断提升。随着投资和外贸对地方经济贡献的边际效益不断衰减，通过拉动地方消费反哺城市发展成为地方政府施政的重点。在企业家政府理论的思潮下，以有为政府策略打造有效市场，通过“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共同激活消费，成为提振地方经济的重要手段[17-19]。高规格地推动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包括塑造高品质的消费空间[20]、推动消费产业升级、改善总体营商环境[21]、构建多样化的消费场景[22]等，顺理成章地成为有为政府在新的发展时期施政的工作抓手[23]。沈阳市政府最早认识到“消费中心城市”的实践价值，在2003年发布的《关于大力发展商贸流通业的若干意见》中，率先提出“建设消费中心城市”的工作目标。2008年，湖南省委、长沙市委将长沙市定位为“区域消费中心”，并提出了相应的构建举措[24]。2010年，深圳市人民政府进一步将“消费中心城市”的概念上升到“国际级”，并将“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作为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明确列入《关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决定》之中。

(二)作为中央政府的发展理念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动力逐渐向消费拉动转向。但从绝对贡献上看，最终消费占我国GDP总量的比重长时间处于50%—60%的区间，与美、日、韩等先进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偏低的消费成为阻碍我国经济继续增长的重要结构性障碍。因此，从2015年开始，中央政府层面出台了一系列高规格文件(详情如表1所示)，全方位地刺激内需消费，以期推动经济结构的优化。2019年，随着《关于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指导意见》的印发，培育建设消费中心城市正式作为一项具体工作在全国层面开展试点。2021年，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进一步提出“将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作为扩大内需战略的重要抓手之一”，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经过前期的理论构建和地方探索后正式成为我国回应国内外发展形势冲击和挑战的发展理念和战略抉择。

表1 2015—2022年中央政府关于促进消费的文件整理

(三)作为承载经济活动的空间载体

随着扩大内需战略的确立，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正式成为我国中长期规划的重要工作，因而城市空间资源的配置思路需要从围绕高效生产向围绕高效消费转变。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必须遵循消费活动的规律，开辟有利于消费活动的空间。关于消费空间资源的优化，先行培育城市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探索。例如，北京在《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实施方案(2021—2025年)》中提出七项具体工作，包括打造彰显文化时尚魅力的消费地标、提升中心城区消费集群国际竞争力、建设城市副中心新型消费圈、布局“多点一区”消费新载体、建设空港型国际消费“双枢纽”、加快推进商务领域城市更新和打造京津冀城市群消费联合体等，重点在打造消费新地标上发力；上海在《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年)》中将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标志商圈作为一项重点任务，提出提升世界级商圈的业态和功能、培育具有特色的商业街区和打造一流的商业地标等系列工作；重庆在《重庆市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实施方案》中提出五项具体工作，包括提能打造中央商务区、加快建设寸滩国际新城、培育壮大国际消费标志性商圈、深化拓展国际消费体验新场景和提档升级国际消费特色名街名镇名区等，启动国际消费载体提质工程。试点城市消费空间载体的升级有利于充分激活消费内需潜力，最大化地发挥城市汇聚消费资源的能力，强化消费活动的集聚效应，进而驱动城市增长动力的变更与经济结构的转型[25]。此外，首批培育城市覆盖了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成渝地区等主要城市群。在这些城镇密集地区遴选龙头城市进行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培育，有利于驱动都市圈和城市群的结构优化，进而提升区域整体的消费层次和水平。

三、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基础条件

自“十三五”以来，广州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持续攀升，最终在2021年成为全国第4个突破万亿的城市。持续扩大的消费规模、不断升级的消费结构和不断提升的消费层次，为广州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然而也应意识到，广州作为首批试点城市中唯一的非直辖市，其行政资源相对较少，这意味着广州必须在立足自身消费基础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凸显自身特色，与其他试点城市展开差异化竞争，这样才能更有效地向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转型。总体而言，广州在培育建设的过程中，应抓住自身“商贸历史悠久”、“人货流量巨大”和“市场供需结合能力强大”这三个独特的优势。

(一)千年商都历史积淀下的商贸基础

广州作为享誉世界的“千年商都”，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面向世界的国际商埠。商贸对广州的发展有着独特的价值和意义，是全国唯一明确将“商贸”功能作为城市定位的城市。长期以来的对外贸易，赋予了广州开放、包容、创新、务实的特质[26]。因商贸活动而成长的“粤商”遍布国内外，构成了广州连通全球的商业网络的重要一环。重商兴业的文化基因和营商奋斗的历史传统，共同构成了广州独特的商业文化底蕴，成为广州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重要基础。

(二)顶级区位带来的巨大人货流量

广州地理区位优越，是中国通往世界的南大门。作为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其发达的航空、铁路、公路、港口等各类交通共同构成了立体交通网络，给广州带来了巨大的人货流量。在人流量层面，2021年，广州的客运总量为近47亿人次，位居全国第三[27]；各类运输方式完成旅客运输量合计约为2.2亿人次。在货运量方面，2021年，各类运输方式完成货物运输量合计约为9.8亿吨，其中的公路货运量、水运货运量、铁路货运量、民航货运量、管道货运量分别为5.3亿吨、4.1亿吨、0.23亿吨、0.01亿吨、0.18万吨[28]。大量的人、货交流使得广州成为配置消费资源的核心枢纽，是广州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重要前提。

(三)强大的消费供给与需求匹配能力

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是消费供给和消费需求协同发力的结果，也是国家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29]。广州是消费市场与消费产地结合得最紧密的城市之一。一方面，广州背靠粤港澳大湾区，万亿级的消费市场是支撑广州构建内需消费体系的支点；另一方面，广州拥有强大的产业集群和健全的供应链体系，有效地支撑和响应了消费市场需求的变化。此外，广州作为华南地区唯一的国家中心城市，在文体卫食等服务领域具备无可比拟的优势，为构建服务消费体系、做大消费型服务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消费产销地之间的无缝衔接，给消费和生产循环带来巨大的正向激励作用。从消费供需两侧的协同发力，有利于推动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加速落地。

四、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现实困境

(一)千年商都对消费行业的影响力仍然有限

广州是国内外知名的千年商都，是国务院确定的唯一的国际商贸中心城市。但其商贸历史底蕴的影响力主要体现在广州一批具有影响全国以及辐射东南亚的批发市场，在纺织服饰、日用品及文化用品、农产品、中医药材等商品的定价和流通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然而，广州商贸的影响力主要作用在面向商户的批发行业，较少直接面向个体消费者，削弱了千年商都在消费者心中的地位。与享誉全国的批发市场相比，面向消费者的消费空间无论是规模还是质量都显得不足。消费载体建设品质不高的问题，限制了千年商都向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转型。

(二)城市流量的消费转化率尚待全面提升

尽管2020年广州的机场、铁路、港口三大海陆空枢纽流量均位居全球前列，但巨大的交通流量尚待转化为高价值消费流量。首先，广州暂未围绕机场、高铁站等交通枢纽建成“枢纽型”商业综合体，导致交通客流向消费客流转化的路径不畅，交通客流向消费客流转化效率有待提升。其次，琶洲地区长期的“展城分离”导致参展流量难以转化为消费“留量”。作为我国三大会展中心城市之一，广州举办会展场次近700场，场馆面积超1000万平方米，场次和场馆面积均位列全国前茅。但以场馆资源为代表的会展空间过分集中于琶洲地区，且琶洲会展空间周边配套以商务办公为主，缺少转换客流的消费空间和消费场景，导致参展人群消费行为单一，未能充分挖掘消费潜力。最后，广州游客流量的消费实现有待强化。2019年，广州旅游接待总人数约2.45亿人次，过夜游客人数约6700万人次[30]，过夜率不足三成，截留客流的能力不强，实现消费的效率不高。

(三)中心城市的消费基础有待深入挖掘

广州在美食、医疗和体育等服务消费领域有着深厚的产业基础。“食在广州”已成金字招牌，2018年，广州餐饮总收入达1174亿元，餐饮总收入位列全国第一；广州医养资源雄厚，在临床检测、医药研发等领域已形成集研发、制造、服务、商贸于一体的产业体系；广州具有良好的体育赛事基础，2019年，举办国际级、国家级单项比赛次数破百场。尽管有着强大的服务能力，但广州服务消费占全部消费综合比例仅有28%，人均服务消费金额仅0.19万美元，仅为纽约、伦敦、东京等世界一流消费中心城市的1/2和1/10，服务消费仍具备很大的提升空间。

五、国内消费中心城市的营造经验

(一)上海。围绕“两街四圈”，打造世界级消费“金腰带”

上海聚焦城市中央活动区和五大新城，构建沿黄浦江东西联动、南北协同，云集国际国内精品、引领时尚消费潮流、吸引全球消费客群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核心承载区。市域层面形成“市级商圈—区域商业中心—社区型商圈”的商业空间格局，中心城区层面围绕南京路、淮海中路—新天地、豫园、小陆家嘴、徐家汇、北外滩“两街五圈”，打造出一条世界级消费“金腰带”。

(二)北京。完善全市商业空间体系，强化消费体验

在全市层面提出建设“国际消费体验区—城市消费中心—地区活力消费圈—社区便民生活圈”的四级商业空间体系。依托国贸、SKP等国内顶级的商业项目，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消费集群。利用首都丰富的历史文化、文旅项目、体育场馆资源，打造高品质的文体旅消费地标。推动首都创意资源、商务资源、时尚资源等要素与消费结合，创建首发商圈、消费打卡地、特色消费街区等多元消费场景。

(三)成都。实施“一场景一示范”策略，打造“1+3+42”具有成都标识的高品质商圈

一是加快将春熙路商圈打造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顶级商圈，形成现代时尚文化聚集地和中高端消费目的地。围绕金融城、双流空港、锦江两岸培育3个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高端新商圈。按“都市—城市—区域”层级差异化打造42个城市品质商圈。此外，以“场景逻辑”凸显成都特色，打造地标商圈潮购场景、特色街区雅集场景、熊猫野趣度假场景、公园生态游憩场景、体育健康脉动场景、文艺风尚品鉴场景、社区邻里生活场景和未来时光沉浸场景等八大消费场景，促进新消费创新应用。

六、广州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的发展策略

(一)依托商贸基础，构建一流消费空间

构建多层级的复合消费空间。一是强化核心商圈、商街的规划建设。建构“5+2+4”的多中心城市商圈体系，推动优质商业资源核心商圈集聚。做大优质商业载体的规模，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美誉度的核心商圈。二是依托广州各区已有商业街区，以城市更新改造为抓手，推进传统商业街区差异化、品质化升级。三是依托现存的专业市场和批发市场空间，将其改造为时尚商圈、消费型产业平台或城市潮流地标，推动传统的产业空间向新型的消费空间转型。

(二)抓住流量优势，促进消费实现

多途径、多措施促进消费实现。一是以高质量交通枢纽开发推动流量转化。依托机场、高铁站、码头等对外交通枢纽，植入商业、娱乐等复合功能，建设多个枢纽型商业综合体，推动交通客流与消费客流相互引流。二是以高水平商业设施投放推动会展流量变现。以“展城融合”的概念指导琶洲地区后续建设，完善会展空间周边的商业设施的配套，充分截留会展客流，推动会展客流向消费客流的转化。三是以高品质文旅项目兑现消费潜力。做大广州A级旅游景区数量，依托广州的历史民俗文化资源、红色文化资源等，积极创建一批A级文旅项目景区；持续做强城市文旅IP，推动“广州长隆”“广州塔”等文旅地标采用自身扩建或与其他文旅项目、城市商业设施联动的方式来增强文旅项目的可玩性，延长旅客的游玩时间，充分挖掘旅客的消费潜力。

(三)立足服务基础，打造多元消费场景

发挥广州服务优势，打造服务消费场景。一是优化重大体育场馆布局，推动“馆商结合”。在体育场馆规划建设中融入消费项目，在商圈城市设计中融入体育元素，打造体育消费场景。二是依托广州的医疗、康养资源优势，构建“养、诊、检”相结合的医养消费场景。三是擦亮“美食之都”名片，提升“食在广州”的含金量。构建沿珠江两岸的国际餐饮消费地标，围绕核心商圈建设特色鲜明的美食体验区，构建类型丰富的美食消费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