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振中

（桂林旅游学院外国语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6）

基思·泰勒（Taylor，K.W）是美国著名的越南史研究学者，他经过长期耕耘，在越南史领域取得了一批具有较大影响的研究成果。本文将简要介绍其开展越南史研究的背景，并选取其先后出版的两本越南历史著作——《越南的诞生》和《越南史》，［1］通过比较研究，从中一窥其在研究越南历史过程中，学术视野逐渐拓展，学术观点不断完善的治学历程，从而更加全面地厘清泰勒的学术脉络，由此也期望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国内学术界对西方越南研究的进一步了解和把握。

一、泰勒的“越南经历”

1968年在乔治华盛顿大学获得历史学学士学位后，泰勒入伍。在接受了一些基础的军事搏击训练后，这位刚离开校园，步入社会的22岁年轻人便来到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的霍拉伯特军事基地接受长达数月的美国海外情报搜集课程的培训，随后又在弗吉尼亚州的国防语言学院深入学习了近1年时间的越南语言课程。1970年他便被派遣到越南战场。正是由于这段特殊又深刻的经历，泰勒在完成服役任务回国后，决定继续攻读历史学博士，并在1976年获得了密歇根大学的历史学博士学位。此后他陆续在日本和新加坡任教，20世纪90年代早期在河内呆了两年，此后基本上每年都会回到越南。这段经历让泰勒对东亚和东南亚的语言、文化和历史有了颇为全面的理解。时至今日，作为康奈尔大学亚洲研究所中越文化研究方向教授的泰勒，在接受关于越南军旅岁月采访时曾回忆道：“我们的任务（因其从事情报工作）不同寻常。我们执行的任务，大多数人只是在阅读惊险小说中才会看到。在越南，我们经历了疲惫不堪与恐惧不安”。正是在这种每日面临生与死的极端情境下，泰勒不禁问自己：“生存与死亡的意义何在？我是如何看待这个国家（越南）？而我又该如何去了解它呢？”［2］

越南服役以及日本、新加坡的任教经历，为泰勒的研究提供了直观的经验和文化背景的积累，亦为其之后所著两部越南史书籍《越南的诞生》（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出版社，1983年）和《越南史》（剑桥大学出版社，2013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从《越南的诞生》到《越南史》

在《越南的诞生》前言中，泰勒自称此书是在1976年提交密歇根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不断订正、补充而成的。该书聚焦的时间范围是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0世纪，从骆越时代到丁部领建立丁氏基业。以越南和中国政权的军事、政治矛盾冲突为主线，中间还先后插入与其南方相邻的林邑、西北相交的南诏之间的军事斗争，力求勾勒出越南国家意识与民族认同的形成历程。由于该书完成于当时全球冷战的时代背景下，也结合了作者的越战亲身经历，因此在研究视角、内容选取上有些狭窄片面。书中简要描述了越南各个时期政治结构、行政管理方式、社会经济的特点，但将其形成原因归结于中国政权的军事征服与政治、社会制度的强行植入，这显然带有浓厚的殖民史学的色彩，它忽视了交州地区在中国郡县治理之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所获得的重要发展，亦未能深入探讨中国郡县统治的边疆经略范式与越南固有的政治、社会组织架构和经济特点的融合作用，同时也缺乏对其南方邻国贸易、文化交流等领域作进一步研究。在2013年出版的《越南史》，泰勒续写越南历史至20世纪70年代末爆发、直至90年代初结束的柬越战争，同时与前作相比，学术视野更为宏大，反映了作者在过往研究基础上的新突破，是长期积累的成果。该书以具体历史事件分析为切入点，在前作的基础上，以通俗易懂的历史叙事方式，从不同角度如社会生活、经济贸易、文化语言等，全面考察了越南历史的动态进程，呈现了多样化的越南历史记忆。下文笔者将通过考察《越南史》中的部分内容与学术观点以论述泰勒逐渐完善的写作思路与学术视野。

三、《越南史》内容书写的完善和拓展

如果就泰勒所描述的中国南朝刘宋王朝与东南亚古国林邑的关系而言，《越南的诞生》一书中，泰勒在叙述公元5世纪中期中国南朝刘宋征讨林邑事件时这样描述道：刘宋在林邑屡次侵扰交州后才逐渐做出回击，而其回击却是早已计划好的、执行时亦不留任何情面（第90页）。接着又指出：由于当时北朝战事频繁，给刘宋足够的喘息与精力以应付南方（即交州）的事务。刘宋讨伐林邑，也因社会商人与门阀士族的崛起并创造社会效益而更加可行（第91页）。泰勒在这里详细地交代了刘宋伐林邑这一历史事件的时代背景与条件，却没有进一步指出商人与门阀士族崛起背后的原因。泰勒在《越南史》中补充如下：自晋朝丢失北方后，士族精英阶层们逃到南方成立了新的政权（即东晋），同时他们仍然牢牢地把握着军队领导权。而到了刘宋朝，皇帝开始把兵权牢牢地握在自己手中。没了在军事上锐意进取的抱负，这些士族精英们便开始把目光转向至商贸活动以期达成其腰缠万贯的雄心壮志。时值刘宋与北方政权暂时相安无事，因此位于南部边陲的诸州（包括交州）便成了其施展经商才华之地。这些人去到交州后，变成了拥有土地的士绅和市侩的商人，通过农业和商业积聚的财富也为奢侈品市场、税收、宗教传播和投资提供了更多可能。而征讨林邑可谓是一举多得，既解决了边疆安全问题，也扫除了南部海岸的贸易竞争者，还能带回大量战利品（其中必不乏奇珍异品）回交州（第32页）。以上可见，泰勒在前作的基础上，其对历史事件的观察逐渐深入并发掘出伴随着军事征服背后的社会、政治以及经济结构的调整与彼时商人们迫切需要打开通过南海到印度洋、再到地中海的“新丝绸之路”（时值北方被少数民族政权控制，通往中亚的贸易路线困难重重）。然而，泰勒亦忽视了宋伐林邑的另一时代背景与原因，即刘宋时期，林邑也曾侵扰日南等郡。①对此可参见《太平寰宇记》卷176《四夷五·南蛮一·徼外南蛮·林邑》。

关于隋唐时期中国中央王朝为加强对交州的行政治理而推行的“均田制”，在《越南的诞生》和《越南史》都有提及，不妨先看看其所处时代背景。在将其南方边界推进至交州不到20年，隋朝于618年灭亡并为唐朝所替代。在交州，政权实现和平过渡，隋朝官员旋即向新的王朝表达了忠心。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隋唐两朝均在交州推行“均田制”。泰勒在《越南的诞生》中这样描写到：该制度能方便统计户籍以便更好收税。该政策意在把土地分给已纳税的农民，否则，这些农民就将会成为大户人家中的佃农，朝廷无法征收税收（第130页）。而在《越南史》中，泰勒则对该制度做了更为详尽之说明：均田制即限制土地所有量，并不定期地重新分配农田给按规定纳税并应征入伍之民，这同时保障了政府的税收和军队的士兵来源（第37页）。由此，泰勒进一步指出该制度的施行情况及其所产生的影响：该制度在两个地区最见成效，即新开发的农业灌溉地区和没有强势力家族的地区。由此，在公元7世纪时，中国在交州的首府自红河由北向南迁移至今天的河内所在地。幸运地是，该地区自公元5世纪起，便在河道两岸筑有河堤，这一切都增加了出现大规模灌溉农业的可行性。公元7世纪出现在位于今天河内境内的行政中心，就是基于这种闲时务农、战时服役的均田制下的聚落发展而来，它同时也成为唐朝维护其自身在该区域的绝对权力之基础（第37页）。泰勒通过对具体历史事件的分析，让历史叙事不再简单地走马观花或是束之高阁，而是如一幅立体、生动形象的画面呈现在其读者眼前，从而感觉历史“动”了起来。

四、泰勒前后学术观点的比较考察

在《越南的诞生》书中，泰勒把越南与中国政权的互动简单、片面地视为后者对前者的军事施压、侵略以及政治、文化与经济上的强行植入。在该书的内容介绍部分，泰勒写道：在郡县时期，中国的统治蕴育了越南本能地反抗中国之精神，进一步说，这种精神亦适用于之后对所有外国势力干涉的抵抗。此类观点明显带有冷战背景下，浓厚的反华意识。因其一来忽视了自先秦以来交趾与中原地区的交往和汉唐以来经略越南所留下的宝贵的民族、政治、文化、经济遗产；二是转移近现代西方国家殖民越南之矛盾，美化所谓现代边疆理论，割裂中越民族历史交往纽带，以期实现其政治上的反华、排华之目的。而在《越南史》中，同样是书写郡县时代之历史，泰勒逐渐跳出了前作之观察视角，较客观地把该时期描述为中越互动下，对交州地区社会、政治、文化与经济的构建与再塑造。如在书中前言部分，泰勒以历史地理学视角切入，结合考古发现，对越南民族起源与其早期与中国的交往作出较客观的考察。以其在该书内容介绍部分（第6页）中对越南语言的发展与演变为例：自15世纪至18世纪越南语开始作为书面语言蓬勃兴起以来，作者们以汉字为灵感，通过采纳或者借鉴汉字以填补口语表达中的文字空缺；17世纪晚期大量明朝避乱臣民的迁入亦对越南语言系统的完善产生了深远影响。由此可见，近现代以来越南极端民族主义者渲染越南虽长期置于中华文明影响下，但根本上未受其影响之悖论亦不攻自破。综上所述，较之于《越南的诞生》，《越南史》除了在内容上对前者进行了续写，亦在越南历史观察视角与学术观点表达上有了创新，其表现为更加全面与客观。

五、《越南史》的不足之处

作为第一部对越南漫长历史进行详细考察与研究的英文历史书籍，泰勒的《越南史》对这一学术领域的探索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诚然如是，笔者认为该作亦有些许不足之处。其一，全文基本未见其使用脚注。如泰勒在内容介绍部分（第4页）中所述：“该书试图以通俗易懂的历史叙事方式，以期为该专业的学生和大众读者提供了解与研究越南史的路径”。略去脚注的选择，在一部面对一般大众的作品中，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没有脚注，就使得读者在阅读中难以追踪、考察具体历史内容的客观性与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同时也留下了许多没有得到回答的问题。如前文所述，泰勒对越南语言的发展与演变的介绍（内容介绍部分第6页）显得较为笼统、主观，理应深入考察汉字对越南喃字的影响以及喃字成形与应用的历史背景与条件，可参考中国和越南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如林明华《越南语言文化漫谈》和阮玉姗（Nguyên Ngoc San）《喃文喃字理论》等。又如书中第37页提及：公元7世纪出现在位于今天河内境内的行政中心，就是基于这种闲时务农、战时服役的均田制下的聚落发展而来，它同时也成为唐朝维护其自身在该区域的绝对权力之基础。此处亦缺乏对越南历史疆域地理的考察与论证，可参考陶维英《越南历代疆域》。对于叙事以来的史料有限的早期来说，问题还不算大，但对于后黎朝之后的时期来说（该时期，史料和相关学术著作大为增加），不免令读者猜测泰勒是在挑战还是支持何种叙述了。其二，主观写作意图与客观作品结构之间的矛盾。泰勒在本书开篇即写道：“该作叙述了从史前到当代越南历史之变迁，涵盖了多个话题如语言、文学、宗教和战争等”。而纵观本书结构，可以发现泰勒还是没有摆脱传统的编年体叙事方式。如在叙述李朝至黎朝之间历史时，泰勒基本把关注点放在王室的权力更迭、对内外的战争、政治的建构和少数位于权力中心的历史人物的叙述，忽略了其一开始强调的对语言、文学、宗教和社会经济与生活的考察，导致其过多关注上层精英，而对底层群众关注不足。［3］这种分裂的观点，某种程度揭示了当前越南古代史研究的难点，即目前大量使用的史料对于越南古代基层社会展示的不足，需要我们在未来的研究中，发掘和利用碑刻等新史料。全书仅仅在开篇处对越南语言的演化史作了简要概述，而在后面的章节却鲜有提及；在叙述陈朝历史时专辟一章节对该时期的诗歌与语言发展特点（第119页）作了概述，而再次涉及该话题时已是阮朝（第403页），且并没有指明相互间的延续性与逻辑性。这不免令读者觉得十分突兀。如此一来，泰勒在该作开篇时即道出的写作意图便被束之高阁，并未走向“大众”。

总之，在《越南史》书中，泰勒对前作《越南的诞生》中的部分观点进行了修正。如打破了中国和越南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采用了一种相对客观的开放态度。泰勒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以力求打破传统的历史叙事方式，给读者呈现了越南历史变迁中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语言、人口等多重视角，并尝试对他们之间的互动、影响与结果作出客观地分析与评价。同时对于读者来说，尤其是历史专业读者，应对其中的具体内容和背后的学术观点深入考察，形成自己的批判性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