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文军

（桂林市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中心，广西 桂林 541001）

2023年9月9日，是辛亥革命武昌起义领导者蒋翊武在桂林就义110周年纪念日。关于蒋翊武被捕地点及就义时间等情形，多年来众说纷纭。为厘清真相，笔者收集了大量史料，有当年袁世凯、黎元洪与其下属的电报往来；有当年的《时报》《新闻报》等新闻媒体报道，有蒋翊武之遗书，有陈荆撰《蒋翊武先生就义历略》及文后26人跋语，有当事人万武、贲克昭等人的回忆，还有当年照片等，经过互相参证，试图客观还原蒋翊武在广西被捕及在桂林就义之史实，并全面展示民主革命先驱者蒋翊武先生的最后一段人生历程。

一、出走广西

辛亥武昌首义的革命胜利成果，被封建专制势力的代表袁世凯窃取，1913年3月，国民党领袖宋教仁在上海被暗杀。蒋翊武果敢号召武力讨袁，首倡“二次革命”，在岳州与谭延闿谋划发动起义。蒋翊武以鄂豫招抚使的名义发表讨袁檄文，并警告黎元洪不要与袁世凯狼狈为奸。

由于袁党势力强大，二次革命失败。1913年8月6日，北京政府发布“大总统悬赏通缉蒋翊武之令”，8月13日，湖南取消独立。关于蒋翊武出亡桂林的具体时间、经费筹措、道路选择等，友人杨道馨回忆：“当谭督取消独立之日，公在岳规划窥鄂之时，公得使署密电，始仓皇返省，僦居光复里，乃资遣同志杨子鬯、廖湘云、胡冠南、杨少炯、梅子逵诸君分途谋再举；己则商所以出亡者。余为主张公出上海之一人，当约同省议会长黄右昌诣日领大河乎隆则处，交涉保险事，日领答以是晚武陵丸可到，到即电知，并负责保险。而公以长江多旧识，恐有失，决志走广西，邀余同行。余因主张不合未之应。同县易震即树人所称易蹇者，曾为桂林之游，遂与偕焉。公更姓唐，微服以行。行抵兴安县属唐家市，为搜查烟土之军人探知，以为唐蟒也，且解全、解桂。”［1］其友人粟戡时回忆：“癸丑失败，曹梅村、柳汉彝与余谋，使君乘某国军舰脱险，既定而君忽先行，卒及于难。”［2］陈荆则回忆：“民国二年八月十三日湖南取消独立之日，先生由岳州返长沙，寓南关外礼和洋行。向谭督筹款七万元，以五万元配置同志，以二万金拟由水道出上海，恐汉口有阻，复由火车出萍乡，取道江西。适李烈钧、林虎失败，退入老关。先生恐江西稽查有失，改道广西。时广督陈炳焜先生旧友，张俭望门，冀作旦夕之客。”［3］

据上述之回忆，1913年8月13日，湖南取消独立之日，蒋翊武匆忙由岳州返长沙。用从谭延闿处所筹来的七万元，以五万元资遣杨子鬯、廖湘云、胡冠南、杨少炯、梅子逵等同志。蒋翊武原打算由水道达上海，乘坐日本船舶出海外，但担心易被长江沿线熟人认出，转而拟乘火车出萍乡取道江西，又逢李烈钧、林虎失败，恐江西稽查有失，遂改道广西。考虑到当时驻守桂林的第一师师长陈炳焜是蒋旧友，如遇变故或可依靠，于是蒋翊武更唐姓，携部下覃得胜（连升，《新闻报》作秦姓）、老仆唐寿臣（老八），与同县老乡易震（即陈荆所称易蹇者）微服由湖南进入广西。

二、兴安被捕

蒋翊武的被捕地点，有全州和兴安两种说法。认为在全州被捕的主要依据是“开国元勋蒋翊武先生就义处”纪念碑上的胡汉民题记中，有“至全州，为贼将所得”句，以及蒋翊武给父母的遗书：“男于八月二十九号行抵广西全州，被该省统领秦步衢查拘。九月壹号押解桂林省城。”［4］笔者通过梳理史料，认为被捕地点当为兴安县唐家司。

首先，秦步衢拘捕蒋翊武后，即电报其桂林、南宁的上司，广西总督陆荣廷（驻南宁）接报告后，即于9月2日分电北京、武昌请示如何处置。电文提到：“兹据派出驻扎全州秦旅长步衢卅一电称，已在兴安县属唐家司地方拿获该犯蒋翊武及同行之唐寿臣、覃得胜。”［5］

其次，1913年9月21日《新闻报》载《粤西截获蒋翊武详情》云：“蒋翊武由湘带从人三名，行李二担，肩舆一，潜入桂界。已过全州秦旅长防次，无人查觉。行至全州、兴安交界唐家市冷水铺地方，蒋忽步行，肩舆随后。路人询舆夫‘尔等抬何人轿子？’舆夫答云‘抬民国开国功臣武昌起义之蒋大人，自湘来此。’路人惊，报防营，哨弁立追之。搜出手枪一支，子码多件。从者唐、秦均就获，逸去其一，交秦旅长讯，明确是蒋翊武。”［6］

其三，唐兆民根据黄贯臣、王冠英、荣伟绩等目击者的回忆，在《蒋翊武被捕地点考订》一文中说：“癸丑秋，蒋公只身乘肩舆南来，道经七里铺，为巡防队侦知，尾之而行，向暮，抵唐家司，宿陈永盛伙店。巡防队藉口旅客携带毒品，要求兴安县议会驻唐家司分会派员前往眼同检查，许之。在蒋公行李中，搜出黄金白银甚多，巡防队官兵谓此非寻常旅客所能备，当别有来历，乃加逮捕，解系桂林，旋被害。”“蒋公就逮时，衣纺绸长衫，态度容与，无丝毫恐惧之色。”［7］

以上三条体裁不一、来源不同的史料明确记载，蒋翊武的被捕地点为兴安县唐家司。唐家司位于兴安县北的湘桂驿道上，与当时的全州县境相距不远（界首镇当时属全州），为水陆要冲。灵渠有水可以通航时，自湘江南下的货船需在此换船经灵渠下漓江；灵渠枯水不能航运时则在此卸货，再由挑夫挑至桂林，或挑至大溶江上船下漓江，故明代时在此设巡检司，清代设塘汛。秦步衢的部队虽主要驻防全州县，亦派巡防队在此设有关卡。

《新闻报》载“捕获蒋翊武及其从人唐、秦，逸去一人”，一行四人中，蒋翊武、唐寿臣、覃得胜被秦步衢巡防队捕获，易震则侥幸逃脱，与陈荆、杨道馨的回忆可相互印证。

三、解全解桂

1913年8月29日，蒋翊武在兴安县唐家司被捕后，并未直接押送桂林，而是押往全州秦步衢军队驻地进行审讯。据蒋翊武的同志兼好友、时任全州知事的万武回忆：“癸丑夏，（蒋翊武）赴桂林，道出全州，不幸被巡防营统领秦步衢所执。斯时，余正任全州知事。某日，有弁来借重刑具，讶而问之，弁曰‘巡防营获蒋翊武主仆，其行囊中黄白物甚伙，闻蒋为极峰以重金所购者，若论功必邀不次之赏云云’。”“秦即令人导往羁所，见则赫然蒋公也。”［8］蒋翊武误认为自己是在全州被捕，其原因就在于唐家司紧邻全州，以及其被捕后曾押回全州县秦部驻防地关押。

秦步衢经初步审讯，确认了蒋翊武的身份，他欣喜若狂，一面电告其驻桂林的上司陈炳焜，同时越级电告湖北黎元洪。9月1日，蒋翊武身加全副刑具，被押往桂林。由于当时全、桂之间未通公路，一行人步行两天后，至3日方抵桂林。陈炳锟发给南宁陆荣廷的支（4日）电称：“蒋翊武及从人覃得胜、唐寿臣等已于江日（3日）解到桂林，当即讯据供称前后叛乱事迹，直认不讳。除将供词、相片另文呈报外，谨先电闻。”［9］据时任广西第一师第一团团长贲克昭（凤亭）回忆：“蒋公解至桂林，陈舜老（即陈炳焜）命押于余之团部。蒋请见舜老，舜老藉词却之。”［10］万武亦回忆：“蒋锒铛至桂，陈不予接见，命营长贲克昭腾屋羁押，刘家正为招待，嘱优遇之。”［11］

蒋翊武之友人及同志闻其被捕后，曾试图营救。万武回忆：“余星夜赴桂，拟说陈师长炳焜释蒋，因陈尝同情我党，且与余有深交也。陈谓秦步衢获蒋氏，除电报师部外，并同时电京报功，故须等候复电，再作处理，酌情度之，已难援手，如欲释蒋，势必反袁，言毕面有难色。”［12］

时在北京的国民党人李执中，立即驰电武昌给蒋翊武曾经两活其命的某某，请他向黎元洪求情。李执中回忆说：“厥后某向余述黎氏言：他人可逭，翊武不可逭。”［13］

蒋翊武被捕后曾三次写信给黄静谦。黄氏字贞元，与蒋翊武是澧县同乡，又是湖南西路师范的同学，二人在一起奔走革命，情谊相投。黄贞元接到信，知大势已去，乃作北京之行，请求营救，及抵汉口，阅报看到黎元洪的晓白一条，称“蒋翊武行为阴险，已在广西伏法，各处将领毋得被其煽惑，致于未便云云。”［14］

蒋翊武毕竟是民国开国元勋，在当时有极高的威望，对于如何处置蒋翊武，当时的广西当局也不敢冒昧，他们一方面给予蒋翊武一定的囚禁“优遇”，一方面加强戒备，多次电告上级进行请示。

《新闻报》载：“桂林王观察使狮灵攻讦柳州军统刘古香一案已人心惶惶，现又截获蒋翊武，押在城中，胆小之辈以桂林距湘甚近，深恐湘人中之蒋党潜来劫夺，多相惊畏，故日来稽查外来奸宄，十分戒严。”［15］“惟桂林各报一概禁止登载此事。故蒋被获数日，人多无知者。”［16］

9月2日，陆荣廷以长文分电武昌、北京：“大总统、国务院、武昌副总统鉴：前准国务院齐（8日）电，奉大总统令，饬缉蒋翊武一犯。当即电饬地方文武从严侦缉。兹据派出驻扎全州秦旅长步衢卅一电称，已在兴安县属唐家司地方拿获该犯蒋翊武及同行之唐寿臣、覃得胜。据蒋翊武供称‘系湖南澧州人，年二十九岁，曾充北京高级军事顾问官。本年二月，请假回省。此次湖南独立，奉谭都督命为招抚使。嗣因取消独立，欲出洋游学，路经兴安，忽被缉获。唐寿臣、覃得胜系其雇用’等情。查该犯甘心叛逆，情节重大。除电饬秦旅长妥派兵弁严密管押外，应如何办理，乞示遵。广西都督陆荣廷叩。冬。印。”［17］

9月3日，黎元洪电告袁世凯：“准陆都督冬电，拿获蒋逆翊武请示办理等因。此次湘省独立，舆论咸归罪该犯及谭人凤两人。谭都督（延闿）亦有蒋、谭畏罪潜逃之电告，查该犯自称鄂豫招抚使，私刻关防，广发布告，逆迹昭彰。湘鄂一带党羽众多，不予迅诛，终为巨患，可否饬陆都督从速执行，以昭显戮，出自钧裁。”［18］

9月5日，陆荣廷接陈炳焜支电后，又向上级请示：“大总统、国务院、武昌副总统鉴：冬电计邀钧览。顷据陈师长炳焜支电称：‘蒋翊武及从人覃得胜、唐寿臣等已于江日解到桂林，当即讯据供称前后叛乱事迹，直认不讳。除将供词、相片另文呈报外，谨先电闻。’等语，究应如何办理，请即示遵。陆荣廷呈。微。印。”［19］

9月7日，黎元洪致开封张都督电称：“前准陆都督电，伪鄂豫招抚使蒋翊武经全州秦旅长步衢拿获等因，当经电达中央在案，兹奉大总统微（5日）电开：蒋翊武在南宁就获，已饬陆都督执法枪毙，藉昭炯戒等因，特达知照。”［20］

从以上来往的电文中可以得知，陆荣廷于9月2日、5日两次向正副总统袁世凯、黎元洪请示处置方案，黎元洪在3日致电袁世凯建议从速处决蒋翊武，袁世凯于5日下达了杀戮令。

作为武昌首义的总司令，蒋翊武与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政治上曾是盟友，亦曾是朋友。章士钊回忆称：“民国元年三月，愚至武昌，在黎宋卿广座之中，蒋翊武持酒劝客，猜拳行令，气象万千。愚亦曾与对饮一杯，此事思之如在目前，而翊武早为人算，就义去矣。”［21］但黎元洪对曾经的同志和战友的态度是欲除之而后快，不独蒋翊武，“武昌三武”之一的张振武也是死于黎手。李执中对此评论说：“武昌光复，翊武功最巨，以名分故推黎氏。黎氏多方求逸不得，久之始就都督任。翊武何负于黎氏，而必欲杀之？事之不可以理解者，此其尤也。现存黎氏屡起屡踬，身败而名亦尽裂，是为中外所不齿。有以也夫，有以也夫。”［22］

四、狱中事概

蒋翊武在狱中，并不清楚当局往来和同志相救的情况，但他对袁、黎二人是了解的，自知大数将至，却不愿做丝毫乞怜求生之态，仍想号召旧部。“蒋翊武在押，欲通电武汉、湘中，当道不允，蒋乃索纸笔写一函寄汉口某店转其家人者。呈陈师长阅过，始准付邮，于九月六日交桂林邮局。”［23］

在通电武汉、长沙未获允许之后，蒋翊武写下多封遗书，有致同志黄静谦、于哲士、吕松亭，勉以后图及托孤，有致父母及次夫人刘氏姐妹，从容处理家事及后事。

在致双亲的信中称：“男自革命后，于人无怨，于世无竞，只为他人卖弄，致遭此惨变。然事已至此，复何所言。”“各弟兄当安分求进步。”“男死，幸有宗仁。家中扶养宗仁成器，即如男尚生存也。”“现刘媳姊妹皆有孕，不久临产，如均是男，一名复武，一名幼武，一则教为实业人才，一则教为教员或政治人才。”［24］

蒋翊武表面平静，内心汹涌，既深恨出师未捷身先死，又对中国的命运前途充满了担忧。因念明末抗清名将瞿式耜、张同敞被囚桂林时，曾留下具有高度民族气节的《浩气吟》，于是，他也赋诗言志，写下《绝命诗》四首，慷慨悲歌，古今同慨。诗云：

当年豪气今何在？如此江山怒不平。

嗟我寂冤终无了，空留弩剑作寒鸣。

只知离乱逢真友，谁识他乡是故乡?

从此情丝牵未断，忍余红泪对残阳!

痛我当年何昧昧？只知相友不相知。

而今相识有如此，满载仁声长相思。

斩断尘根感晚秋，中原无主倍增愁。

是谁支得江山住？只有余哀逐水流。［25］

根据陈炳焜支电文，蒋被捕后，当局曾拍照上报，照片为万武和王其相拍摄，亦成为蒋翊武遗像。这张1940年黄旭初题“革命先烈蒋公翊武遗像”上，蒋翊武双目炯炯，英气逼人。遗像下方万武有记云“中华民国二年癸丑，公由湘来全，为驻军所获，被害于桂林丽泽门外，死难事实已详载《逸史》第一册。此像乃就义前一日所摄，因年远色退，请名画家黄养辉君重写，虎虎如生，非鬼神呵护，那能如此。公九泉有知亦应含笑也。”

五、从容就义

关于蒋翊武就义之时间和情形，以往人们或说法不一，或语焉不详。蒋翊武就义具体日期最为流行10月9日和9月9日两种说法。

蒋翊武就义时间被认为在1913年10月9日，其根据大约来自冯自由《革命逸史》所载《湖北文学社首领蒋翊武》以及1944年《中国国民党史稿》所载《蒋翊武事略》，二文对蒋翊武广西纪行大略相同：“其部下某旅桂久，称与该省军界某要人习，且深悉其非袁党，以公名望，往说必有效，乃资以行。抵全州之唐家市，为睪者所诇，遂被捕，槛送桂林。知不保，遗书同志，勉以后图。民国二年十月九日，袁世凯杀蒋翊武于广西。”［26］这两种民国权威书籍中的就义日期，对之后的蒋翊武研究影响深远，以至于蒋翊武就义处纪念碑的文物保护标志碑的说明，以及桂林博物馆通史陈列，都曾采用了这个日期。

后来，由于新史料的发现，可以确定1913年9月9日才是蒋翊武就义的准确日期。

首先，当年来往的电文。其一，1913年9月12日黎元洪致开封张都督电称：“准陆都督蒸（十日）电，庚奉两部歌（五日）电，遵即电达陈师长炳焜、秦旅长步衢遵照办理。兹据陈师长复称，遵于佳（九）日午后五时将蒋犯翊武提出，验明正身，立行枪毙，刑后拍照，另文邮呈等情。”［27］其二，黎元洪为辟蒋翊武赴某处运动之谣言，于9月20日致上海郑镇守使电称：“九月四日准广西陆都督冬电，称扎驻全州秦旅长步衢所部在兴安县处唐家司地方拿获通缉犯蒋翊武，据讯供证确凿，所有供词、相片另文呈报。八日续准微电，蒋翊武已解赴桂林。十一日续准蒸电，称奉中央命令，即于佳日午后五时遵将蒋翊武提岀，验明正身，立行枪毙，刑后复拍照，另文呈报等因各在案。乃近闻沪上乱党暗布谣言，谓蒋翊武现赴某处运动，甚且载之报章，荧惑观听，希即广为布告，俾免无知愚民被其蛊惑，是为至要！”［28］

其次，新闻媒体的报道。《新闻报》1913年9月23日报道“伪鄂豫招讨使蒋翊武在桂林兴安县界截获，押在第一师司令部等情已叠志报端。兹悉九月初九日早间，司令部奉到都督转奉大总统电令，饬即就地正法。”［29］《时报》9月17日也有报道“蒋翊武确已伏法”［30］，因此不可能是10月9日就义。

关于蒋翊武就义的具体情形，万武云：“下午四时，刘家正备饭，佐以白兰地款蒋，蒋有醉意。饭罢，即押赴丽泽门外行刑。刑场监视员是营副黄沛然，监斩员是营部副官陆云高，士兵环立，观者如堵。蒋在刑场，着纺绸衫裤，从容端坐于大红毡上，向观众演讲革命真谛，慷慨激昂，锐不可当，听众动容，有闻而痛哭失声者。执行兵士凝神静听，迟迟不肯开枪。排长某见状惊惧，恐生他变，递出手枪向公身后击之。呜呼！公遂与世长辞矣。蒋公在羁所时，余与友人王其相为蒋公拍照，蒋公殉难后，陈炳焜命以中将礼殓之，余素得血衣一袭，以及相片、红毡等物交王其相保存。某年，王曾以衣物在桂林展览。现王君已归道山，此至可宝贵之遗物，已不知流落何所。余仅存者为蒋公之画象也，此为名画家黄养辉所作，栩栩如生。一九五七年，沪上当局征求革命先烈事迹，余即以之捐献”。［31］

不过，由于万武并非当时目击者，信息来源难考，成文又在多年之后，不一定准确，其中不乏刑场演讲等演绎。以下目击人的回忆和当时的新闻报道似更可信。

据目击者、当时供职桂林镇守使署的李炳奎回忆：“考先生临行之日，为八月中旬，陈使先予办备棺木军服全套，洋毡一张等物，并以自乘之舆，与先生坐赴刑场。先生出署时，令士兵佩齐服装，列队署前，举枪致敬，先生举手答礼。其从容就义，视死如归之决心，尤非平常所能及也。”［32］

谢振民引目击者、时任镇守使署军需王叔弼的回忆云：“宴罢，用肩舆将蒋送往丽泽门外刑场。是日刑场上地面设有大红毡，执行者嘱蒋端坐其上。押赴刑场之士兵的一排人，作一字形排立于蒋之后面，当由执行之军官高呼一声‘立正’‘敬礼’！在士兵举枪向蒋敬礼时，执刑士兵的枪弹，亦同时向蒋射出，一个辛亥革命的首义英雄，就在此时，作了光荣的牺牲。”［33］

岳森引时任广西第一师第一团团长、奉命行刑者贲克昭的回忆则称：“临刑之夕，余预置酒为之饯行，蒋知之固询余，余始以省命告。蒋公遂请余购纸墨，且多置酒，并不令余同席饮，余从之。迨后酒尽三升，所备纸亦已书完，其中言国家事及其奔走情形甚详，并处分家事无巨细，遗余读之，痛泪夺眶岀。见余设备简单，意殊不悦，顾余曰：‘余一中将也，应有一连之仪仗兵，且须有军乐队，尔不知之耶?’余应之曰：‘此间无军乐，当多用鼓号兵代之，仪仗兵则遵先生之命。’蒋公欣然。稍间准备如仪，即赴刑场，蒋公从容不迫，若无事然。唯一顾及其老仆，辄为动容。行刑之后，余心至为不安。”［34］

1913年9月23日的《新闻报》报道：“兹悉九月初九日早间，司令部奉到都督转奉大总统电令，饬即就地正法。当经看管该犯之步兵第一团团长贲克昭盛设筵席，请蒋饮宴。蒋高谈阔论，毫无所怯，由午至申始散席。用三人肩舆抬出丽泽门外（向来刑人之处）。蒋在舆中，口中刺刺不休。斯时市中人如潮涌，喧挤异常，不知其作何说。到法场，使坐椅上，地铺红毯，先由某某二君持一纸高声读与蒋听，乃系饬惩之命令也。宣读毕行刑，连击二枪而死矣。时九月初九日申末酉初也。”［35］

通过梳理以上资料，目击者李炳奎、王叔弼、贲凤亭的回忆与当年《新闻报》的报道并无互相矛盾之处，与“刑后复拍照”的照片可互为印证，显示蒋翊武就义前的确受到一定的礼遇，而蒋面对死亡镇定自若，就连袁世凯治下的《新闻报》也称“毫无所怯”。蒋之牺牲，虽非万武所描述的慷慨就义，但也是从容赴死，体现了一名革命者的高尚气节。

六、丰碑永峙

蒋翊武就义后，当局亦给予一定礼遇，“监视官为购备上好棺木一具，若在他省可值价二三百金，在广西向产良木，价极廉贱之地亦费六十金，其余亦从厚殓，候其家属由湘前来运回”。［36］行刑前，蒋翊武曾“嘱其柩停湖南会馆”，湖南会馆位于城内今榕荫路，距就义处仅二三百米，但民俗向来许出不许入，棺柩不方便进城，便一直停在桂林北门外虞帝庙之南薰亭。直至1916年袁世凯称帝失败身死之后，其好友杨道馨“始获与诸同志迎公柩归葬岳麓，开会追悼。未几，余复在省议会议决，咨请湘政府拨款一万二千元，为公修墓、铸像。”［37］

蒋翊武去世后，其两名被捕的随从并未立即释放，而是被关押至1916年方解回原籍，覃得胜后以他故死于唐晋棠之手，唐寿臣则为王正雅毙命。在唐家司侥幸逃脱的易震后任醴陵知事。［38］

1921年12月，孙中山督师北伐，在桂林设大本营。杨道馨与覃理鸣、黄静谦、于哲士、杨少炯、廖湘云、安百一等以湖南籍为主的诸同志，“呈请大元帅发帑为公建立就义碑，凡所以崇勋勚而示表彰也”［39］，得到孙中山的批准。

蒋翊武就义处纪念碑位于桂林市翊武路南端，是第一批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碑为方尖塔形，青石砌筑。碑座高0.8米，为三级环四周踏阶，碑身高3.55米，底宽0.65米。正面刻孙中山题字“开国元勋蒋翊武先生就义处”，其余三面顺时针方向刻胡汉民撰书题记：“蒋公翊武，澧县人，笃志革命。辛亥武昌发难，以公功为冠。以武昌防御使守危城，却强敌，事定即引去。当道糜以官爵，不受。癸丑讨袁，将有事于桂，至全州，为贼将所得，贼酋阿袁氏旨，遂戕公于桂林丽泽门外。今年冬，大总统督师桂林，念公勋烈，特为公立碑。而命汉民书公事略，以昭来者。公之死事与瞿、张二公不同，而其成仁取义之志则一也。中华民国十年十二月胡汉民谨记。”

初秋的夕阳里，蒋翊武在桂林这片美丽的土地上从容就义，身后留下一座丰碑和一条以其名字命名的道路——翊武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