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 瑶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价值观教育普遍存在于高校课程中，不以特定的课程为评价标准，而是以课程教育的实践为存在的基础。英文的课程(curriculum)一词即源于拉丁文的currcle，意为“跑道”或“民族经验”，意味着通过某种渠道将社群的经验传递给下一代以符合社会继替的要求。[1]通过教育尤其是通过课程传递和塑造价值观的区别只在于塑造何种价值观和如何教授，不同国家和社会的大学价值观教育必然具有民族和国家的属性。美国高校的通识教育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被视为我国进行课程改革的重要参照物和思想资源。在着力推进中国教育现代化和广泛深入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进程中，以跨文化比较的视角考察美国高校课程的价值塑造的趋势和存在的挑战，在此基础上有效规避其价值观教育的弊病，对实现我国高校价值观教育的有效课程供给，发挥社会主义价值观教育的优势，坚定更强有力的文化自信，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美国高校塑造核心价值观的课程——通识教育

(一)通识教育的课程愿景：为成为美国公民做准备

由于美国的政治制度设置以及学界根深蒂固的学术独立和大学自治传统，美国高校并没有特定的专门课程进行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教育。在没有统一化指令的高校里出现了相类似的教育实践——通识教育，成为美国高等教育带有标志性的课程教育体系。整个通识教育贯穿了塑造美国公民的共同价值使命——“在服务国家培养公民的思想指导之下，为所有学生提供一个共同的民主价值核心”[2]。尽管不同学校的通识教育课程形式多样，课程种类庞杂，但都会用相似的语言描绘通识教育的教育愿景——扩充学生专业学习以外的跨学科研究，让学生掌握一般知识和常识，做好面对未来社会生活挑战的准备。通识教育旨在“提供一种机会，使他们在生活的奇妙的、鼓舞人心的冒险中走得太远并失去时间且可能失去用去勇气进行反省之前对这种冒险进行反省”[3]。而为“反省”提供思想资源的，正是通识教育课程提供的共同文化和共享的文明范式。总之，所有通识教育的课程设置背后都有一种基本的教育设定：通识教育是一种非专业的、非职业的课程教学组织方式，不是以某一个特定学科为基础或某种职业生涯做准备，而是提供一种共同文化的教育，为培养合格的乃至优秀的美国公民作准备。

(二)通识教育的课程确立：捍卫美国核心政治价值和意识形态安全

通识教育这一美国高校带有地标性的课程已经走过近一个世纪的历程。“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这个课程被仿效、被改革、被颂扬、被批判、被扭曲、被矫正”[4]，常常忘记了“为何出发”。通识教育从一种具有强大影响的博雅教育理念浸入教学实践，到最终在美国高校中落地生根获得具体的实践形态，最根本的动因是始终关注个体精神和价值意义生成，并与社会国家发展需要密切结合，成为帮助学生认同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念进而维护美国的核心政治价值和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教育工具。

通识教育课程的价值性和意识形态性是把握其课程演进的关键线索。现代通识教育可以追溯至20世纪初，世界大战波及了美国，超级爱国者急切希望国家能够用百分百的美国精神同化所有的移民，大学也随之加入普遍的政治宣传。1918年，所有的美国大学强制要求开展必修的“战争问题课程”，阐述民主政治和独裁政治之间的斗争是如何决定文明国家的命运的意在鼓舞未来士兵的士气。[5]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通识教育不断探索新的课程组织形式以适应急剧变化中的国家，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终于拥有了具体可推广的实践形态，并获得了新的内涵和权威。1945年，哈佛大学在时任校长科南特的领导下发布了著名的报告《自由社会的通识教育》(俗称“哈佛红皮书”)，这是美国现代通识教育确立的关键性经典文献，从理念到实践系统论述了关于通识教育的构想。该报告从一开始就提出对负责任的公民的期待，这份期待并不是基于架空的道德良善，而是肩负西方古典文明传承和发扬的使命，更重要的是培养美国政体理念期待的现代自由民主社会的公民。甚至在战后的冷战时期，美国国内盛行“红色恐慌”(Red Scare)时通识教育还认为是“防止西方价值的共同体免遭新兴社会政治替代”[6]的重要屏障和工具。

二、美国高校通识教育塑造核心价值观的趋势

美国高校通识教育经历一百年的流变，其间围绕不断变化的美国核心价值观塑造需求，通识教育课程在一次次调整中凸显了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的演进趋势。

(一)宏观：复合型协同化的课程育人价值目标

通识教育之所以在美国高校确立其存在的合法性和课程话语权，与美国多元文化背景下聚合共同价值观的需要高度相关，并日益在课程实践中丰富着对这一价值塑造需求的回答，形成了追求复合型协同育人价值目标的趋势。

通识教育的立意与设计都围绕着认同美国核心价值观、传承共同文明和塑造未来公民的中心目标，以此为轴心叠合涵盖多学科课程的复合型育人价值目标。美国高校本科教育都设置了通识教育课程，占据学分1/3比例，甚至更高。从根本上说，对共同价值观的认同、维护和崇尚自美国建国以来就是至关重要、不可或缺的，甚至可以说美国的国家性和民族性都来自于共同的政治信念或价值观，因而通过教育传递核心价值和塑造美国公民就是必然。

通识教育价值诉求是确定的，育人目标对价值诉求的回答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丰富。美国高校通识教育进行价值塑造的公共价值诉求可分解为三个层次：个人层面，致力于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关注个人知识、能力和思维方式的培养，更加关注人的自我认识、价值观念和生活信念等超越性维度，促进人格的完善，传承文明和培育人文精神；社会层面，培养“负责任的”公民，即培养具备相应知识、能力、意愿和社会责任感，能积极主动参与美国社会政治生活的公民，而且能主动应对美国和世界范围内的多元冲突和社会变迁，促进美国社会的进步；国家层面，培养具备“领导力”的精英群体，培养学生既成为适应多元社会又引领“变化中的世界”变革的国家精英。

(二)中观：多学科模块化的课程育人价值框架

在复合型协同化的育人目标之下，仅向学生开设一门关涉某种价值的课程难以达到育人目标，建构通识教育的中观课程框架是每个美国高校发挥创造性和体现特色的部分。变化的是具体课程门类和主题名称，不变的是课程设计的基本思路，即利用大学学术研究资源，形成多学科基础上模块化的育人价值框架，形成多学科支撑价值观教育的格局。通识教育总目标被操作化为各课程模块(主题)的具体要求和分目标，而各类课程模块(主题)下设多样的课程，学生可根据学分要求进行自由选择和搭配。目前，美国高校通识教育课程模块(主题)一般包括公民批判思维能力训练、社会伦理道德、多元文化观念、科学素养和精神的培养等内容。

总的来说，通识教育在课程模块结构上仍然是基于学科基础，包括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三大知识范畴，再兼顾各价值主题设置不同的课程类别。学校通过管控通识教育总体要求和各模块课程的具体要求，对具体课程进行预先审核批准，完成通识教育从理念到课程设置的转化实施过程。

其一，美国高校通识教育对课程议题进行筛选，各类相关的主题素材得到裁剪，成为实现价值塑造的资源，直接反映了大学的价值引导。价值观教育领域越来越涉及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预先进行教育内容的话题的提取和设置，虽没有明显的说教，但正以隐形的路径引导着学生的价值关怀。

其二，为学生的价值塑造提供一个超越专业限制的文化知识背景，创设一个价值养成的共享语境，通过共同学习为通识教育的公共价值目标奠定基础。通识教育并不意味着“通识”所有知识，在学科分野和知识分支日趋繁多的现代社会，强调通识教育在知识收纳上的全面性无疑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从课程设置上看，此类课程一般不追求课程内容的专业深度，而是培养关于科学的一般性价值观念，如探索客观规律、实证精神、创新、好奇心、求真求实等，并在科学知识的探索中贯彻和强化重要的价值观。整个通识教育的价值观教育内含在学术探讨和知识传授中，呈现出价值性与学术性和科学性相结合的特点，通识教育课程成为一种“化知识为德性、化知识为理性、化知识为个性的教化实践”[7]。

(三)微观：系统化精准式的课程育人教学设计

通识教育进行价值塑造的课程框架直观表达了价值塑造的向度，而系统化精准式的教学设计隐匿地表达了价值塑造的内在逻辑。通识教育通过一套精密设计的课程结构、严控的教学过程和细化的课程标准，潜移默化地完成更为深层的内化作用。

其一，学校层面系统化的课程审核评估机制以及课程服务制度。美国高校进行的教学规划设计、管理、研究、实施和评估反馈机制维系着多学科课程协同育人的良性运转。美国大学价值观教育管理、开展和改革都是由校内组织的一个由行政、教师代表组成的委员会执行，该机构负责发展和开发一部分重要的课程。任何课程要进入通识教育行列都必须经过这个机构的考察和审核，而所有在列的课程都会由该机构提供特殊经费支持，鼓励教师创新教学形式。教师会不断接受该机构组织的教学培训，在原有课程设置出现不适应和问题时，该机构会主动开展调研和改革。

其二，由具体的课程教学进行精细的价值塑造，贯穿价值判断能力的培养。通识教育要实现的价值塑造不仅是简单的多向度内容之合就能实现的，更在于价值塑造的教育过程，只有方法与内容一致才能达到教育效果。价值观是一种内隐的信念，价值观的培育和塑造，必须经过一个受教育主体体悟、理解和内化的过程，价值塑造的过程决定了价值观念从外入内的效果。美国大学通识教育不仅建构价值共享视域，在方法层面更是采取了倾向个体化价值塑造的策略。在一定价值边界内，将可能的价值冲突和价值难题留给了基于个体表达的公共对话和与个体领悟相关的批判思维，而通识教育主要为这些对话和判断提供工具和指引，从而在尽可能的为学生提供价值观多样性表达窗口的同时，进行价值观教育知识供给和引导。此外，通识教育将价值判断能力的培养操作化为定量推理能力、阅读能力、表达能力、合作和独立研究能力、批判思维能力等具体指标。价值判断能力是主体能把握的一种稳定、理性的力量，也是价值观教育能够培养的一种关键能力。价值判断能力具有可塑造性，因而美国大学表现出对思维素养、道德推理、互动讨论的重视，将价值判断能力的培养贯彻在价值塑造过程中。

三、美国高校通识教育塑造核心价值观的挑战

置身于当今多元化和政治冲突复杂的美国社会，高校也难以独善其身。通识教育作为汇集和反映社会思潮的课程领域，其塑造核心价值观的效度也遭到了来自高校内外的挑战。

(一)对“中立”的标榜和在价值问题上的回避

受到来自现代性理念和所谓“政治正确”的影响，课程教学领域“中立”盛行。通识教育在强调超出狭隘的职业和专业教育范畴的同时，却没有空间去进行持久的探索价值观教育。克龙曼(Kronman)对此批评道：“以一种视野开阔的、结构化的和可以分享的方式向按这些大纲学习的学生介绍由于其捍卫人生意义而被视为很重要的关于人生目标和价值的其他观点，这种努力在今天的美国高等教育中已越来越罕见了。”[8]尝试这种做法的学校越来越少，甚至还遭到很多教师和学生的否定。“人生意义”等价值问题被视为个人问题，不应以公开的有组织的方式进行讨论和研究。学生不希望在这类问题上被教导，而教师也认为自己并没有权威和能力进行引导。对价值问题悬置，以“中立”和“独立”判断为标榜的教学原则，在青年学生的价值引导问题上语焉不详。更进一步，甚至可以看出一种背离的趋势，一种教育演进令人沮丧的结局，曾经以“价值”训导为立校之本和教育之本的美国大学如今正以实际的行为偏离价值目标。或许将价值教育的功能集中于通识教育这一专门课程是一种弥补。通识教育仿佛一种标本，纪念逝去的统一化、一体化的价值观教育时光。20世纪中期，美国倡导通识教育改革正是一种普遍愿望的产物——坚信以审慎的有组织的方式探索公共的价值问题是必有的和可能的。但是，如果不被全体教师认真对待，它终将是寄托一厢情愿的价值观教育的美好愿望。更值得引发思考的是，在现代性价值与知识的鸿沟下，高等教育能否承担起价值教育的权威和功能。“上帝死了”之后，高校本身有强劲的动力去完成这一使命吗？还有哪些推动力能发挥曾经的教育引导作用，向人们提供一种可供依凭的长于个体的意义框架？深陷价值中立、身份政治、政治极化的美国社会，通识教育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探索仍未结束。

(二)对“多元”的偏重和对同一性的失语

美国通识教育从未是一项中立的事业，总是陷入阶级、种族、性别和宗教冲突的社会政治泥沼之中，在价值问题上避重就轻和价值弥漫两种现象共存。其根源在于现代美国社会的高度流动性和多样性，既造成了价值观的多元化，又使社会的同质性被侵蚀和瓦解，置身其中的教育成功与否甚至教育本身的权威性合法性都取决于对这些价值的处理。这种价值的弥漫性影响体现在目前通识教育课程设计标准、模块主题和具体内容选择上对多元主义“政治正确”式的趋之若鹜。多元主义在课程领域的泛滥，而共同性问题淡化，因为共同性或公共性问题的解决往往引向一种同一性的理解或趋向一致的认同，这可能触发现代美国社会政治认同敏感的神经。

在个体价值凸显和社会多样性突出的现代美国社会，多元主义在高校的部分实践在促进教育公平和丰富学生在校园学习经验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但把多元主义当做课程内容的标准并受到格外推崇时，在实践中就呈现了功能外溢的效果，甚至成为通识教育课程的一种隐患。“当它们成为界定教学自身的目标的重要因素时，它就变得似是而非，并且其结果也不够温和。”[9]近些年来，美国在种族问题上的矛盾日益突出，也反映了这种形式化或表面式的教育弥补效果不佳或者矫枉过正。“今天在我们的人文学科的课堂上流行的多样性是疲弱的、浅薄的和误导的。”“种族和性别越深刻地、越刚性地影响我的判断的形成，追求这一目标的想法就越显得是一种幻想。”[10]粉饰的多元主义与现实政治中真实的歧视并存，课程教学对这些避而不谈，只会让问题真的成为问题。课堂上因为政治正确产生的小心翼翼，使课堂面临看不见的天花板，无法进行真实的讨论。而用人文的简单自由主义思维插手复杂的社会政治，弱化了人本身思维的能动性和批判性。试图让学生按照设定的辨别标准和视角去认识和评价世界，一旦将目光投向生活世界，努力将化为泡影。“一个社会若以扩大个人选择自由的名义持续不断地推翻社会规范和准则，将会发现其自身会变得越来越混乱、分裂和孤立，而且无力完成共同的任务，实现共同的目标。”[11]

四、美国高校通识教育塑造核心价值观的启示

通过对美国高校通识教育的趋势和挑战进行考察，为在新形势下增强我国高校课程育人的阵地意识和教育理念，调动育人机制协同创新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各学科育人功能，建构符合中国本土实际的多学科课程协同育人机制，提供外在他者的参考向度。

(一)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高校阵地，增强价值观教育课程的话语权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是一项凝魂聚魄的国家工程。高校是培养人才的重要场所，应牢牢掌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主动权和话语权。通识教育曾经和正在发挥的文化传承和政治凝聚功能，能够在不同个体之间形成共同的政治原则、国民文化，有效建构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当下美国高校育人环节中出现的割裂和价值观教育示弱现象，尤其需要立足我国实际切实改进教育效果，增强价值观教育话语权。

学问的生产和传播作为现代大学的理念深刻改变了美国高校的课程建制和教育方式，并蔓延至世界各个角落，使学术专业化课程兴起，教师的聘任和晋升与学科专业研究高度挂钩，科研贡献产出与教师在教书育人上的作用并驾齐驱。教师专业化教学使在育人这个系统中每位教师只需负责承担“专业化”的、“课程内”的责任。这种“分工”逻辑，从整体来看似乎提升了研究和育人的效率，但实际造成了育人过程的割裂。在这样的逻辑下，无论是课程设计还是教师授课在价值引导问题上都呈现出不自信甚至是不认可，产生了价值教育的下位感。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要回到传统的教育方式和理念早已不可能，教育赖以存在的社会文化基础已经迥然不同，各种现代性价值观念文化已经就位，而关于价值、道德、意义的教学必须且只能以一种改变了的形式出现才能存在下去。它存在的主要载体仍然是课程，但课程的设计和组织方式需要重新建构，以保证所有教师和课程能在专业性和职业性教育的同时以训练有素和有组织的方式关注价值问题。当前，美国通识教育的实践证明以课程的方式推进价值观教育是可行的，但要以课程抵抗价值弥散性、多元主义和价值中立的思潮也极具难度。其实，教育总是具有倾向性的，或是价值附着的，就算是价值中立也表达了一种价值选择。我国的高等教育根植自身的社会历史文化，也就意味着对未来社会的责任系统、信念系统及其文化脉络带有某种指向的塑造。今天中国提倡的课程协同育人以及课程思政应该的指向，绝不是简单的照搬和模仿，也不是简单地对过度专业分化、过度应试的缓和性策略，而是联系着激活文化自觉、契合国家现代建设目标的本土建构。我国高校价值观教育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为核心任务和思想纲领，发挥价值观的优越性，避免青年学术被多样的社会思潮裹挟导致自身平庸化，更好展现教育的社会关怀和人文关怀。

(二)建立健全协同育人的价值观教育课程体系，实现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互动互补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关于“思想政治工作贯穿高等教育的全过程”的要求，需要创造性地回应课程建设中育人目标、制度模式、课程内容、课程形式和效果评价等方面的挑战。“通过教育建立共同的核心机制，满足人民对于群体依赖性的心理需要——这在古往今来所有政治实验中是最为高尚的。”[12]新时代，我国高校贯彻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广泛深入地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培养，在改进中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强调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使各类课程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将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强化课程协同育人的效果，这正是对全课程推进价值观教育诉求的回应。

建构高校课程协同育人机制的目标在于以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中心，以意识形态工作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工作为抓手，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真正实现“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全课程育人”，使从思政课“专耕”迈向课程思政“同种责任田”，“彰显”学科育人价值。课程思政既不是新增的课程，也并非一项活动或运动，而是一种课程育人的新理念、新模式和新设计范式。通过课程思政的革新，使课程育人在学校整体课程体系和课程教学活动中获得完整的实践形态，专业授课将与高校思政课同向同行。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显性教育课程，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渠道，是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关键课程。思政课不可替代，需要不断在改进中加强，通过课程思政建设赋予以哲学社科科学、人文艺术学科、自然科学为基础的各类专业课和综合素养课这些原有课程新的要求，或者说是突出已有课程的隐性育人价值。由于过去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特殊设置，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程和其他专业课程实行管理上的条块分割，思政课程成为单行育人功能型课程，加剧了思想政治教育和其他学科专业课程的二元对立，导致了所谓的思想政治教育和专业教育“两张皮”问题。相对于我国集中部分时间和教育资源进行每周必行的专门育人课程，美国高校在实践中以通识教育课程体系进行价值教育，这两种分别以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为主的模式，根源于两个国家不同的社会政治文化。“有形性不应该作为成功的一种自动指示器，因为无形性也可能是根植于某些复杂系统的一种高度整合方案的标志。”[13]显性教育课程可以向学生提供展示这门课程的核心价值观要素，隐性教育课程能够为价值观教育提供丰富的知识资源和学科支撑，因而两者的结合发挥各自优势最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