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金兰 姬 鸣

电子媒介极大地影响了人类生活，我们每个人也在利用新的媒介技术与传统媒体的内容相啮合。如果说传统的印刷媒介给予了人们一个沉思与想象的空间，那么电子媒介则更倾向于提供一个充满动感与缤纷的世界。这使它既能调度起受众的热情与兴趣，又时常令受众不自觉地忽略对现实行动的控制与反思。因此，我们必须直面电子媒介带来的各种问题。

一、数字时代的媒介记忆

媒介可以被定义为传播系统，这些系统构建了一些未知的传播者和接收者群体。媒介是记忆得以发挥其有效作用的直接平台，人类几乎所有的记忆都关涉到媒介记忆。媒介记忆是指媒介保存和传播信息的能力，人们可以通过媒介再现和重构过去的事件和信息，并由此影响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

(一)媒介记忆何以作为集体记忆的延伸

进入数字时代，记忆分享的障碍已经逐步被打破。媒介记忆作为媒介和记忆交叉的概念，被视为不断地记录、建构和互动的记忆实践过程。[1]集体记忆作为社会群体所共享的符号体系，承载着社会所指向的主流价值取向，影响着群体成员对于当下事件的判断和选择。[2]正是由于这些共同的集体记忆才使人们能够凝聚在一起，也正是由于这些主流集体意识的存在，才保证社会能够不断走向正确的发展方向。因此，任何社会秩序得以正常运转都需要基于一个共同的记忆，这些共享的集体记忆形塑并强化了社会群体中的集体认同。

不断变革的技术已经深度介入记忆，并改变了集体记忆生产、存储、流通、获取与利用的机制。集体记忆是基于当下，需要对过去记忆的不断形塑，它需要依赖各种媒介来保存、强化或重构。集体记忆的传承离不开载体，其传播离不开媒介。媒介作为集体记忆共享和传承的平台，它拓展了集体记忆的界限与深度。作为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在新媒介技术支持下，集体记忆呈现出鲜明的流动性与多元性。如今记忆的数字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它既能够给予人们更多接触人类积累的集体记忆的机会，又可以保证优秀的集体记忆不断传承。数字时代出现了更加多样化、更加普遍起作用的新记忆形式，这些新记忆形式连接着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形成了媒介记忆。这使得媒介记忆成为个体记忆的聚合与凝结，从这个意义上讲，媒介记忆是个体记忆通过不断凝聚，从而达到向集体记忆的延伸。

(二)数字时代媒介记忆何以会失真

数字时代会创造保存集体记忆的全新形式。由于集体记忆的建构是服务于当下社会所需要的，因此在集体记忆中，过去已经发生的既定事实，都可能被有目的地加以选择性再现或重塑。当新媒体普遍介入时，集体记忆更多的表征得以被不断创造，与此同时，群体成员所能够接触的表征也大大突破了原有的边界。由不完善的社会媒介系统进行记忆的书写，可能会出现信息紊乱、媒介失忆等问题，使得原本清晰有序的媒介记忆变得零乱、失真[3]，也造成各个不同版本集体记忆的不断竞争。这一切皆由于媒介记忆是流动和变化的，记忆的基因可以再编辑，记忆的纹理可以再梳理。在编辑和梳理的过程中，媒介记忆自身也会出现混乱，从而出现主流记忆被虚构、篡改的风险。

此外，被割裂的媒介记忆表征也导致集体记忆信息的失真。记忆失真是那些媒介记忆信息被人为地包装、隐匿并进行“直接销售”，从而歪曲了它本有的意义。海量相互迥异的表征将集体记忆的原有内容冲击得支离破碎，导致集体记忆本真意义的流失。在碎片化的信息获取和群体互动过程中，现实空间及虚拟空间中的符号流动速度加快，媒介记忆包含的集体意义由于缺乏逻辑和应有的深度而变得扁平化、易流失、易被替代。这直接导致很多真正的集体记忆难以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充分的共享，也难以得到群体成员的持久认同和广泛理解，使得集体记忆变得难以凝结和传承。主流形态的集体记忆受到排斥，也造成技术赋能下记忆建构的真实缺场，出现更大范围的媒介记忆失真。

二、数字时代的“媒介化生存”

互联网在冲破时空壁垒的同时，建构了与以往现实生活不同的虚拟空间。在这个空间，即时性的大量信息涌入人们的生活，人们来不及思索每一条信息的真实与否或意义所在，就已经被接二连三的信息所淹没。在这种情况之下，大众媒介尤其是主流媒体，发挥媒体正向导向功能，通过建构正向的集体记忆的方式，将分散的个人进行联结，形成集体认同，促使真正的社会共同体的形成就显得尤为必要。

(一)“信息——行动比”的失衡

数字时代，信息碎片充斥人们的视野，媒介已成为主导人类一切记忆的平台与纽带，信息分享障碍逐步被打破，人类记忆也正在由实体记忆转向数字记忆。人们可以通过媒介所获得的信息用来指导自己的行动，但数字时代物质媒介转换为符号媒介后，其保存方式虽然变得更加便捷，但并不意味着其负载的留存信息对行动的指导更有价值。大众传媒和互联网给我们留下了无微不至的集体表征信息，但信息的海洋却削薄了历史的厚度，让我们混淆或忘记了一脉相承下来的传统和记忆。信息爆炸造成了集体记忆传播与继承上的变化，对群体成员来说，在信息获取和社会成员互动中，有关集体记忆的信息量急速膨胀，进而可能导致核心信息的淹没，还有可能导致成员对信息的理解和阐释，与真实发生的信息产生矛盾和冲突。被激活的记忆在媒介空间中被“引爆”并急剧“沸腾”，显得杂乱无章，这直接打破了人们信息与行动之间本有的平衡。

媒体语言由于是无语境、独白式的，这促使个体在自我构建过程中持游戏态度，在不同的社会话语方式中不断地重塑自己。[4]但是，在重塑中，个体并不一定清楚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具体的身份或角色。在这样模糊的状态下，媒体语言代替了受众群体，这使得信息和行动之间的关系变得无指向，媒介信息所内含的意义变得更加抽象与模糊。就是这些大量生产的无关信息，完全改变了人们的“信息——行动比”，令人无所适从，进而变得默然。这种“信息——行动比”的失衡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表达，符号传递的集体意义与它们的发送者、言说者与指涉对象可能存在巨大的分离。

“信息——行动比”的失衡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青少年对集体记忆的学习变得支离破碎，注意力被割裂。面对这样的世界，个体仿佛已经变得无能为力，只能被动应付。技术理性已经悄悄渗入并占据了青少年的生活。麦克卢汉(Mcluhan，Marshall)说：“任何技术都一定要将自己加之于我们身上。”[5]通过技术轻易得到的信息与青少年个体利用信息所获得的行动能力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这些源源不断的干扰信息与他们所实际追求的生活很少有关系，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对主流文化、集体记忆的理解，阻碍了他们的有意义行动。信息和行动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抽象而疏远，以致青少年的生活被分离成许多缥缈、难以捉摸的目标，生活变得更加碎片化、外在化。

(二)“生活外在化”的无奈

青少年过去的生活是渗透到传统的户外游戏当中，现在他们的生活却充斥着各种电子媒介，导致其日常生活经常是漫无目的、悬浮着的，这种空虚感即来自太过于“外在化的生活”，他们缺失了接触真实生活世界、接触同伴的传统游戏。众多的电子产品和媒介会转移他们的注意力，以至于个体慢慢减弱了将理想付诸行动的动力。纯粹符号性的媒介记忆必然是冷冰冰的，它缺乏真正的情感交流。在这种数字化的虚拟生存空间中，青少年群体的身体渐渐隐退，随之思想也在慢慢隐退。与身体退隐相联系的是他们对集体记忆认同的退隐、彼此之间交往的变异以及日渐蔓延的集体性孤独。人与人之间不再是直接的面对面交往，而代之以符号的交往、媒介技术的交往，这是“生活外在化”的一种明显表现。

另外，新的被建构的媒介记忆打破了传统社会记忆的静止性，并导致不断拓宽的、散漫的“生活外在化”的氛围延伸，也导致青少年由记忆的承载者变为旁观者。生活中不是所有的媒介记忆都能提供真正的行动指导或解决问题的方法，甚至有可能会使人们的生活变得肤浅而低质。在众多繁杂的媒介记忆面前，很多青少年分不清想象王国和真实生活的界限，分不清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虚拟的，致使每个人不得不在数字空间中被“凝视”着。

“生活外在化”的直接后果就是个体为满足自己的喜好，他们会进行主观性极强的对集体意义的阐释和理解，导致集体记忆中主流集体意义的流失，从而失去正确的价值引领。群体成员通过各种媒介技术来获得集体记忆的内容，当新媒体普遍介入时，更多的表征得以被创造并不断浮现，社会事实变得模糊且遥远，集体记忆建构失去了真正的原点。

(三)个体“无思”状态的泛滥

一方面，数字记忆是个体生物记忆的延伸，通过数字媒介我们可以随时随地获取自己所需要的历史信息。另一方面，数字技术也加剧了媒介记忆真实性与精准性的危机。面对复杂的现实世界，青少年依靠其自身的辨别能力很难进行正确的判断与选择。不实的数字记忆会破坏他们的行动能力，使个体更多地成为被动的观察者与消费者，陷于被动的“无思”状态。电子媒介交流对青少年具有强有力的吸引力，它使说话者与听话者之间的关系变得微妙：远在天边，又近在眼前，因而可能扰乱了媒介与个体传送或接收的符号的本真意义，以至于社会生活变成一种外在的操作过程，个体成为被动接收信息的角色。

数字时代，人们更愿意看视频、图片以及鲜明、流畅的新闻标题，或者具有冲突性和戏剧化的情节。个体记忆的碎片化和浮浅化直接源于人们在媒介信息接受过程的改变，这一过程变成一种快速的、消费式的“采买”过程。其直接后果就是媒介技术带给我们“生活中肤浅的感知而非深刻的认识”“浅薄无聊的观点而非深思熟虑的判断”，青少年被彻彻底底地浸泡在一个似乎是全新的信息化世界中。

电子媒介屏幕上的媒介记忆信息会源源不断地出现，这些以图像形式出现的信息其力量足以压倒书面文字。一方面使媒介记忆以铺天盖地的架势直接插入到人们的生活中，另一方面又使人们的思考短路。青少年记忆建构的选择能力慢慢缺失，也逐渐失去愿意主动判断的习惯。他们只是单方面的接收信息，不愿意主动思考，更不用说产生思考的爱好。“音讯倍增从根本上损害了大脑对意义与噪音进行有选择地辨别的能力。”[6]知识碎片化、阅读标题化、思考表象化的媒介信息助长了人们的语无伦次和无聊琐碎，助长了大量虚无缥缈的声音。

三、数字时代的教育回应

“媒介化生存”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不可回避的选择，因此，媒介记忆的教育责任从来都不是一个或有或无的问题。在这样一个没有守门人的媒介信息时代，青少年群体不得不处于技术无处不在的审视之下。他们是新媒体领域的参与者，他们会通过参与粉丝社群找到表达自我的渠道，还会悄悄躲在家长背后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因此，作为教育者应该有媒介意识、警戒意识，学校教育也应该有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应该思考如何利用媒介做些什么。

(一)培养审慎的媒介信息选择能力

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充斥着媒介记忆的世界里，也不能离开这样的世界，但是个体在记忆过程中会具有很强的选择性。数字时代的个体记忆面临知识骤增、信息失衡等各种各样的精神压力和传播困境，特别需要寻找一条适合自己的信息选择、信息记忆和再现的独特路径和模式。我们需要不断剔除或过滤掉那些重复信息或者垃圾信息，从而致力于去关注、思考和记忆那些有意义、有价值的信息。

其一，培养学生主动选择媒介信息的意愿与能力。数字媒介带给我们的是可以选择的记忆，即我们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选择自己愿意记忆的内容。但是，如何选择却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需要学生具有媒介素养——分析、理解和选择大数据的能力，以便他们从汹涌流入的信息洪流中找到意义。因此，我们要教会学生不应孤立地看到一缕缕的信息，而是要了解媒介记忆系统中相互关联的信息织锦，使每个学生主动学会如何在杂乱无章的媒介记忆中选择信息，如何在这种媒介化的环境下更好地生活。

其二，形成审慎的态度和行动。教育其实就是对个体记忆进行的一种积极的社会化塑造过程，这一过程必然也是集体记忆社会性的再造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新思想和替代性的观念会出现在各种数字媒体环境中，若要避免电子媒介“符号暴力”的消极影响，“审慎应成为一种关键德性”。[7]学校教育需要在媒介记忆建构方面提供给青少年平衡的、宽松的、对称的信息来源渠道，让他们从一开始接触媒介就能学会相互对比，这是一种新的世界观、方法论，而不是让他们在完全无菌、无杂质的环境中成长。教育者需要注意这些信息传播渠道，指导学生如何保持一种审慎的态度，同时还要引导学生形成良好的网络自控力，避免出现网络学习中的“信息迷航”现象。[8]因此，培育审慎的媒介信息选择能力应是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信息超载不是我们面对的实质问题，而是如何应对“信息欠载”，即我们缺乏足够的信息帮助我们最有效地在互联网上航行。我们需要的是正确航行的信息，或者说我们需要帮助青少年学会如何剔除破坏性的负面信息，教给他们如何使用媒介、选择媒介，即在方法论上给予更多的平衡和指导。我们无法为他们建立起一道固定的“屏障”来保护他们不受外界影响，因此需要“从思想上把他们武装起来”，以便让他们能进行正确的价值选择。

(二)转向“生活内在化”的实践活动

其一，青少年需要走出这个“生活外在化”的世界。青少年群体成长于多元复杂的媒介环境中，这就使他们从家庭和学校接受单纯线性的、封闭的文化熏染已不可能。网络虽然有其局限性，但也能够使青少年用各种方式挑战自己的想法，实施自己的计划，从而获得成长的体验。参与实践活动，身体可以被看作是一个自身的媒介，因为心理和头脑的记忆过程不仅位于神经之间，而且发生在身体层面。个体的亲身在场参与活动为集体记忆的传承提供了一个极为有效的记忆系统。在阿伦特(Arendt，H.)看来，我们都经历着一个公共的、共享的世界[9]，她强调，人只有在公共生活中才能实现自我价值，才能获得真正的存在意义。个体通过实践行动可以接触更多更丰富的集体记忆，接受不同的观点，获得思维水平的不断发展。如果青少年缺乏对集体记忆的亲身体验，则难以塑造较强的集体认同，促进学生自由与首创精神成长的教育，应该是契合他们的“内在化生活”，且能够培养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自我感觉更有能力、更为自信、更善于表达。

其二，通过参与各种纪念活动实现集体记忆的正确价值引领。在康纳顿(Paul Connerto)的观点中，人作为个体本身就是集体记忆传承中一个重要的媒介。纪念性事件属于媒介记忆的重要内容之一，媒介通过对纪念仪式的存储和记忆，并进行传播，推动了集体认同的形成与提升。学校教育可以着重突出纪念空间的精神意义，真实的纪念性空间产生的力量是不容忽视的，由其衍生出的纪念性仪式，更是将有关纪念的事件和人物的价值导向渗透进个人和群体的思维模式中，通过活动，集体记忆可以在庆典仪式上进行周期性的再现和强化。当然，纪念活动只是展现青少年“内在化生活”的一种方式，学校需要引导的有意义的内在生活有很多，这种生活可以是来自于对社会的奉献、与朋友和家人的沟通与交流，可以是靠近大自然的亲密接触活动，也可以是诉诸内在道德价值观的实际行动……这些付诸于实践的行动能够实现青少年群体真正“内在化的生活”。

(三)提升批判性思维与行动能力

媒介记忆带来的是全方位的持续不断的信息冲击，这样的信息影响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它们并不是简单按照接受者的愿景设计的，每一种媒介都有其自身的目的和诉求，都有其自身对接受者的迎合性猜想和塑造想象。由于青少年对社会的认识大多通过传媒技术获得，与真实媒介记忆的联系会被部分地切断。教育者需要引领青少年发挥数字媒介的积极作用，使多元媒介环境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特征，成为他们成长发展过程中积极的“重要他者”。

其一，注重“有思”的批判性思维培养。“有思”的批判性思维包括青少年对信息进行辨别、分析、判断的能力，批判性和创造性使用信息的能力，以及信息质疑和评估的能力。这些能力的提升有利于让他们学会如何分享、使用、信任、评估，防止把注意力聚焦于各种媒体报道不实的话题上。构建或重构集体记忆的本质是对过去历史的反思性观察和表达，这个过程有赖于当下批判性思维要素的加入。“思维是内化的对话”[10]，青少年拥有批判性思维，通过不断地向内审视和反思，提升自己的内在思维品质。他们借助现代电子媒介参与到学习世界中，就可以自由地在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中间不断切换。学校可以通过各种实践活动鼓励青少年群体更加深入地思考社会问题，采取各种措施鼓励他们更多地反思娱乐游戏世界里所发生的一切，并把娱乐游戏体验与日常生活中的学习议题联系起来，这样才能更佳地付诸行动，实现“有思”批判性思维的培养。

其二，提升青少年的行动能力。媒介以虚构或非虚构的方式改变人们思考历史人物的方式。媒介技术为我们提供了许多以前不可能获得的各种形式的信息，人们在讨论媒介记忆信息时并不总是被动地接受和服从这些信息，但教育者还是应该给予青少年理智和道德上的钥匙，让他们了解参与活动的意义与价值，增加他们的思考力与行动力。[11]提升主动性、思考力、判断力和行动力经常被认为是新时代青少年所必需的。有了正确的判断与认识，他们才会有正确的行动。学校教育者需要有促使青少年对集体记忆进行主动认知、理解和思考的措施，以便使他们能基于集体表征进行更准确的意义表达和阐释，从而完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由此，青少年个体可以根据自身需要发展出驾驭新力量的批判性思维与行动能力，保护自己免受媒介信息的操纵，在各种各样的传播媒介和实践活动互动中，他们也能产生更多的自主权、选择权与行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