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河内人（小说）

2023-12-18阮凯/著许阳莎/译

西部 2023年6期

〔越南〕阮凯/著许阳莎/译

阮凯（1930-2008），越南当代著名作家，原名阮孟凯，曾在《战士报》《军队文艺》任编辑。著有长篇小说《建设》《冲突》等，短篇小说集《花生季》，获1951-1952越南国家文艺奖。越南统一后，阮凯的写作开始转向反映越南战后社会现实生活，著有长篇小说《圣父与圣子及……》《岁末的会晤》《人的时间》等，并于2000年获得东南亚文学奖、胡志明文学艺术奖。阮凯的小说喜用对话，甚至加入心灵的对话，善于通过对话语言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因此他笔下的人物思想丰富而行动较少。他的文学创作带有较浓的思辨和理性色彩，既关注人性、人的心灵和道德等人生问题，也关注个人命运与历史、社会的关系。

译者的话：

《一个河内人》是阮凯的短篇小说代表作，塑造了河内古城的“一粒金色尘埃”——贤姨这一越南女性形象。贤姨生于富裕家庭，美貌聪慧，年少时是河内知名文学沙龙的组织者。到了成家的年纪，她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嫁给了一个小学教师。贤姨的一生经历过饥饿、贫穷、战争、流离失散，在世风日下之时，却始终体面端庄、持重恭谨地活着。小说速写了一个越南女性的一生，通过贤姨的生命轨迹，透视越南社会几十年间的变迁。属于古都河内的人性之光、精神之光，在小说中暗流涌动。

她是我母亲姨母家的表妹，我称她为贤姨。1955年，当我从抗战①战场回到河内时，河内已比原先狭小了许多，空荡了许多，我们家的亲戚也只剩下三五户，大多数人的丈夫和儿子都去参加革命了。贤姨也留了下来，抗法战争的九年时间里，她和姨父都生活在河内，孩子们也都还小。

但他们与那边的政府②并没有什么牵扯。他们之所以留下来，只是因为无法离开河内，无法在另一片土地上安身立业。况且姨父从事教育行业，他是一位小学教师。无论在哪种制度下，我们的社会都需要像他这样的人。新制度也必须鼓励孩子们学习，鼓励他们学习文化和学习做人。而政治，属于高中生和大学生这些年龄更大的人。

尽管如此，我仍忧虑不已。虽则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值得忧虑，但我还是担心这个家庭很难融入新制度，新制度也很难对他们报以信任。因为他们的住所实在太大了。他们住的那栋楼坐落在大马路上，从家里望出去，可以看到玉山寺院子里的那棵榕树。对无产阶级来说，住得太奢华是一项罪过，无产阶级的干部和他们的家人必须挤挤挨挨地住在集体区，有时甚至必须在朋友家的楼梯底凑合度日。

贤姨一家的穿着也很华贵。冬天，姨父爱穿大衣和皮鞋，贤姨身披毛领斗篷，脚蹬缀珠绒面鞋。吃食也与众不同。他们家的餐桌上铺着白色桌布，桌上摆着一个小花瓶，碗倒扣在碟子上，筷子用棉纸包起来，每个人都有自己固定的座位。

相比之下，我家的饮食模式就平民多了。吃饭时，我们夫妻俩和孩子们围坐在铝制托盘周围，食物有时舀出来盛在盘子里，有时原封不动留在锅里，大锅放在托盘中间，小锅就放在托盘旁边。我们把勺子和筷子直接伸进锅里去捞取食物，一边吃饭，一边骂孩子，或嚼得吧唧吧唧响，吃得欢声笑语，不必遵循某种餐桌规则。吃饭最根本的目的就是为了活着，为了劳动，资产阶级的礼仪再好又有什么用处呢？

我不敢对外明说，但我们夫妻俩都悄悄咬耳朵：“贤姨确凿是小资产阶级无疑了，既然是资产阶级，那就信不得。我们自家的事自家知道就行，她的事随她去，要是和他们牵扯太多，日后难免多生枝节。”

只要是河内本地人，就一定听说过白银街上富裕善良的阿秀老夫妇。他们一家住在白银街尾和鱼露街头的交界处。以前这里是码头，载着鱼露从义安来的帆船在这里卸货，鱼露的气味直窜进家里。卸下来的鱼露装在瓮子里，埋在地下，每次取出都要用白棉布擦拭干净。他们家有一整排屋子的地下都埋着鱼露，另一间屋子则用来放钱。钱都是锌币，锌币很重，带出去得用肩膀才能扛得动。

秀老先生考中最后一次乡试的秀才时，年纪已经老大不小了。后来他扔下毛笔，转执钢笔。他吟诗咏唱，举手投足、待人处事都有官宦人家的风范，对孩子也以官宦人家的规矩来教导，时刻讲究家庭门面。但他们家让世人真正敬重的根本，实际上在于那间装满钱币的屋子，那完全是由他贤惠能干的妻子一手缔造的。而秀老太太只卖鱼露。秀老先生的诗常受友人夸赞恭维，只不过是沾了义安鱼露气味的光，沾了从那些鱼露瓮子散发出来的金钱气味的光——后来子孙们暗地里仍这样调侃。

秀老太太是我外婆的亲妹妹，也是贤姨母亲的亲姐姐。他们三姐妹似乎是同一时间在河内长大的，那时法国人刚到，街上还全是棕榈叶屋。不过在三姐妹中，秀老太太的名声是最盛的。我曾看过她们在二十世纪初拍的一张合影，那张照片使我深为触动。她们长得都不算美，方脸短颌，眼睛又长又窄，还略微偏斜，颧骨也很高。但她们的穿着打扮都依着那个时代最时髦的风格：挽着鸡尾头③，身着织得稀疏轻薄的丝制四身服④和柚村绫罗裤⑤，脚上穿着鞋⑥。她们三姐妹都是典型的乡村女子，却生出了一群前卫新潮的女儿。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我的老母亲虽然还染着黑牙⑦，但已把头发盘起，脖子上和手腕上都戴着又粗又重的雕金链子。

那些年月，贤姨已经把牙齿染回白色，烫了头发，开始穿同色的衣裤，或清一色黑，或清一色白，也懂得用玉、白金或钻石来装扮自己。也是在那个年月，有一些高级公职家庭和官宦人家，或做丝绸、中医、金银首饰生意的殷实人家，允许自家成年的女儿打开客厅迎接文人雅士，就是所谓的文学沙龙。他们通常邀请一些文坛、诗坛新星或一些高等学校的男学生。文人雅士是基本的要求，但其中那些有朝一日会走上自力文团的路径⑧，成为督察官、法官、县官的公子哥儿们，才是这些女孩美梦里最重要的人物。

贤姨的家里也有一个闻名遐迩的沙龙，并非因她父母富裕显贵，只因家中有一个美貌聪慧的女儿。她话语温柔，擅讲故事，很懂得以此彰显自己的才华。我之所以能得知蓝开、戴德俊（即Tchya）和馮必得、黎文章、胡任⑨等人的轶事，也都是因为贤姨。听说，黎文章常请贤姨帮忙诵读许多无名写作者的稿件，一是因为相信贤姨的鉴赏眼光，二是因为他实在太忙了——忙于写作、抽烟和发家致富。

我曾开玩笑问：“南高是您发现的吗？”贤姨很严肃地回答：“不，是黎文章先生发现的。他当时躺在卓伟家抽鸦片，随手拿了一摞稿子做枕头，又从里面随手抽出一部来读，那部手稿叫《砖窑》，是一个当时完全没有名气的作者写的。”

河内刚解放的那年⑩，我们才二十四五岁，正值青春年少，日子过得真是欢畅快活。九年了，九年来我们远离闹市，远离电火，不能走进戏院去看一场电影或改良戏，也无法在大白天走进一个热闹的集市。但如今，我们每天每夜都生活在河内，以后也将永远生活在河内。

我们如此快乐，但为什么那些原本就生活在河内的人却不怎么高兴呢？或许是因为他们正在想方设法适应新制度、新生活和新工作，连同新的话语。有一次我去看姨父姨母，十四五岁的表弟跑过来给我开门，随后喊道：“妈！阿凯同志来了。”贤姨皱着眉呵斥他：“要叫凯哥，知道了吗？”谁知姨父这时也走过来，握住我的手，天真无邪地问：“上周日阿凯同志怎么不过来玩呢，我们一家都在等你来吃饭。”贤姨长叹了一口气，转身走开。

我说：“国家如今独立了，贤姨也很高兴吧？”贤姨回答：“高兴是高兴，但闲言碎语也不少，总还得考虑一下生计。”

贤姨认为，干涉过多，不是管每天早上要锻炼身体，每天晚上要组织文艺活动，就是管夫妻怎么生活、男女如何相爱，甚至还要管主人付给佣人多少佣金。后来街道还动员大家辞退佣人。

贤姨家原本有两个佣人，一个厨师和一个奶妈。奶妈是厨师的妻子，生下两个孩子后就送回老家去给外婆带了。解放后，贤姨让厨师回老家耕田，但奶妈留了下来，因为主仆的生活还得互相依靠。每天奶妈去买菜，总有干部跟着她，找机会问她：“你有没有被主人家虐待？佣金给得公道吗？他们的政治态度如何？”奶妈破口骂起来：“如果他们不厚道，我早就卷铺盖走人了，还用得着您来撺掇吗？”奶妈把这件事讲给全家听，说：“这算什么革命，注意的全是这些鸡毛蒜皮的琐事！”

如今奶妈已经去世了，回老家四年后，她就去世了。她从十九岁开始一直帮贤姨照顾孩子，直到四十五岁才回到老家，对贤姨一家来说形同亲人。厨师后来也没再续弦，因为孩子们都长大了，他自己又当了乡里一家商店的经理。每年一到姨父的忌日和过年时，他都带着自己家的大米、绿豆、粉丝和酒，上城里来看望贤姨和孩子们。

我并没有把贤姨写进我的干部履历里。论关系，这门亲戚算不上亲近，就算在我家门口放大炮，也不一定能打到他们家。更何况她还是小资产阶级，若与她牵扯过多，难免为自己徒增麻烦。我仍然坚信她是小资产阶级，因为她有一副过于小资的面貌，而且年纪越大，这种面貌就越显露。

我曾问她：“为什么您不去学习改造？您也很擅长隐瞒嘛。”

贤姨笑得很甜：“我还够不上标准。”

我也笑起来：“您还够不上啊？”

她坦然地回答：“我虽然看上去像小资产阶级，活得也像资产阶级，但我从来没有剥削过任何一个人，怎么能算得上资产阶级呢？”

我沉默不语，因为她的确说是事实。贤姨的铺子只卖各类纸花和竹编花篮，外加少量明信片和纪念手册。她的纸花都做得很漂亮，卖得很贵，但税率不高。整个家里只有贤姨一个人制作纸花，她的孩子们则负责出去购买材料，或者在春节和洋节生意繁忙的时候帮忙做一做纸花的花蒂。

贤姨的很多朋友也表示惊诧：“您看上去这么像小资产阶级，没被拉去学习改造也是怪事啊。”贤姨轻声回答：“你们不懂，但国家会懂。”

贤姨自然比那些妇女们聪慧多了，也比她的丈夫更识时务。直到河内解放后，贤姨还有两栋别墅，一栋自己住，另一栋在米线街上，租出去给别人住。当时姨父是一介教书匠，家里孩子又多，赚的钱能够一家吃喝就万幸了，之所以有余钱去买房子，是因为他编写的小学教材得到了教育部的认证，后来公开印刷发行了。

1956年，贤姨把米粉街的那套房子卖给了一位刚从抗战战场回来的军人。一年后，有位干部来贤姨家里询问房产情况，提到了米粉街的那栋楼。贤姨不咸不淡地回答：“请您去您刚说的这栋楼看看，直接去问房主，看看他们怎么回答。如果您还有疑问，请您再回来问我。”

也是在1956年，因为新政府不再允许开设私塾，姨父便盘算着买一台小印刷机，转行经营印刷生意。

贤姨问他：“你会操作机器吗？”

姨父回答：“不会。”

“你会排字吗？”

“不会。”

“那你就得雇工人，要雇工人就得当老板，在现在这个制度下，你还想当老板吗？”

姨父性子本就胆小，很快就打了退堂鼓。

贤姨对我总结道：“如今这个制度不希望个人致富，只希望他们吃得饱，稍微饿一下更好，饥饿是荣誉，不是耻辱。所以我们只要吃饱就够了。”做纸花生意固然没法发家致富，但足够一家人吃饱了，还有闲暇，也不必担心忧虑什么。

我又问：“那姨父和表弟表妹们呢？”

“你姨父虽然还没老，但以后也只能当一个闲人了。表弟表妹们将来可能要当干部，我得努力养活这一群寄生的家伙，即使他们有能力可以养活自己。”

我外家的贤姨和内家的黛姐11，都是头脑非常实际和精明的女人。她们善于提前盘算一切事务，且算得极准，因为他们不爱竞争，也不好面子，不像世人喜欢挤得头破血流。她们也没有浪漫或不切实际的幻想，事情想好了就去做，做过了，就不再关心天下人如何谈论。贤姨曾对我坦言：“我的一生从没被任何东西诱惑过，包括制度。”

贤姨直到快三十岁才嫁人，既没有嫁给什么官员，也没有给沙龙上的那些文人雅士一丁点承诺。青春年少和他们交往玩乐一时就足够了，到了真要做妻子和母亲的节骨眼儿，她还是选择了一位善良勤奋的小学教师当丈夫。这件事震惊了整个河内。其实有什么好震惊的呢？她早就思量好了。

在生了小女兒，也是第四个孩子后，她对丈夫说：“从现在开始我不再生养了，如今已经四十岁，如果你我能活到六十岁，小女儿也二十了，可以自立了，不必依附于哥哥姐姐们生活。”从此他们不再生育。

贤姨曾对我说： “你太欺负你媳妇儿了，家里大事小情都不让她拿主意，这不是什么好事。一个家庭里如果没有一个女人坐镇当‘内相’，这个家庭也不会有什么出息。”

贤姨的孩子们还小的时候，每每一家人齐坐在餐桌边，贤姨都极注重纠正孩子们的坐姿，端碗、拿筷子和盛汤的姿势，还有用餐时的说话礼仪。她还教导我的孩子们：“你们都是河内人，言行举止都要有准绳，不能活得随意放浪。”有一次我争辩道：“我们这代人生活在战乱年代，您还按和平年代的那一套来教育后代，实在很难效仿。”她怔了一会儿，说：“我只是教他们学会自重，懂得羞耻，至于选择什么样的活法，由他们去罢了。”

1965年年初，河内开始为赴南方战场打仗12征兵，因为是首次征兵，所以征选的范围很广，十八岁至二十五歲的青年，无论是改良剧演员、话剧演员，还是乐匠、画师都被选上了，还有很多中学教师，都是河内最优秀的男青年。听说最后选了660人。那时贤姨的大儿子刚中学毕业，便自愿报名去参军，投身抗美战争。1965年4月，他去了太原13集训，7月起便离开太原去了南方。去南方前的某一天日暮时分，他们曾在河内停留过几个小时，但没有人知道。

我问贤姨：“表弟去打仗，您心里愿意吗？”贤姨回答：“我痛苦、心疼，但心甘情愿，因为我不希望他像寄生虫一样，依附于朋友们的牺牲活着。他敢去参军，也说明他懂得自重。”

有整整三年，贤姨没有收到过大儿子的一丁点消息。不久，二儿子又报名参军，要求到中部战场去和哥哥并肩。他说，如果大哥牺牲了，他就延续大哥未竟的使命。我问贤姨：“您还同意让他去吗？”贤姨满面愁容地回答道：“我不鼓励，但也不阻止，阻止他就是在劝他另寻生路，让他眼睁睁地看着朋友们赴死，这也无异于亲手将他杀死。”贤姨接着又咂咂嘴：“我也想和其他母亲一样，不能低人一等。要活一起活，要死一块儿死，独活独乐有什么意思呢？”

幸运的是贤姨的二儿子学习很优秀，以高分考上了大学，所以学校将他留了下来。我去祝贺贤姨和表弟，贤姨说：“现在看来是他比他哥幸运，但如果他哥还活着，也不知道谁比谁更幸运。”

贤姨看待国事家事，大抵就是这样的态度。

1975年12月，贤姨让她的女儿来我家，邀请我们夫妇俩参加欢迎阿勇表弟回家的接风宴。

贤姨说：“他背着背包走进家里的时候，我还问他，您想买点什么？”若是我在路上碰到这么一位上尉同志，也万万认不出来这是阿勇表弟。他太瘦了，皮肤太黑了，满脸胡须，身上再也寻不出半点河内小伙儿的痕迹。

在新制度下生活的这几十年，贤姨每个月都会组织一次朋友聚会。每次聚会邀请十到十五位宾客，通常都是一些河内老市民，或从前京城里的风云人物。每逢聚会日下午，纸花店早早就关了门。女士们陆陆续续先到，便直接冲进厨房里帮忙做饭。各位先生们到得晚，都穿着大衣，戴着毛呢帽，即便脱下外边的外套，里面还穿着套装，系着领带，但都已发白破旧。

席面摆好后，依旧只有几位先生坐着谈笑，不见女士们的影子。随后，中堂的大门洞开，女主人率先亮相，簪钗篦梳，珠围翠绕，如同舞台上的演员，光彩夺目。继而七八位或满头霜白或乌白掺半的女士们出现了，她们穿着绒料上衣或呢面大衣，戴着玉饰或项链，往来踱步，身姿袅娜。

平日里，各位女士爱穿短棉衣和深色裤子，脚踩木屐或拖鞋，一条毛料方巾松松垮垮地围在脖子上或包在头上，像灰姑娘一样，说话也放肆无拘，口无遮拦。因为她们都是平头百姓，都有言谈粗俗的权利。但此时，她们都变成了高贵的人，该怎么和她们相处呢？

贤姨问我：“每个社会都得有自己的所谓上流阶层，来为全社会定下价值体系。依你看，在我们如今的社会，上流阶层是哪个阶层呢？”我大笑道：“贤姨啊，我认为，上流阶层非我们的军人阶层莫属。”

那时，军队风气深入到全社会的每个角落，无论是待人处事、说话谈吐，还是娱乐方式、文章风格，都以军队风气为盛。那时军队刚取得胜利，军人得到了全社会的尊崇和爱重。而今天，军人阶层已经失去了往日的独尊地位。现在是各类真真假假的公司老总、顾问、经济专家上位的时代，是他们为全社会颁布所谓的价值标准。

还是回到那天晚上的宴会上吧，那天，几个没落的河内上流阶层人士设宴招待两位从全国最大城市回来的军人。说实话，阿勇才是那场宴会的主角，而我只是一个沾了阿勇光的配角罢了。在那场宴会上，我好像说得太多了。我说西贡比河内大多了，人多多了，风景美多了，西贡人也比河内人斯文礼貌。或许是我说了冒犯的话，在场的人都静默不言，没有人问话，也无人评论。

不一会儿，有一位长者转向阿勇，问道：“同志，您在部队里有什么高兴的事情可以讲给大家听听吗？”阿勇说：“各位叔伯阿姨，部队里只有一些不太高兴的事情。”一位女士说：“说吧，你远道回来，有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权利。”

阿勇说，这半年来，他从没有一刻停止过想念那些十年前和他一起离开河内的同伴，那660人中，而今在世的只有四十来人。

他说起跟他同在一个兵团，也同为上尉的一位朋友，名叫阿戌。

那年，从太原驶来的火车在河内站停靠时，已是夜半时分。天下着瓢泼大雨，电灯昏暗，影影绰绰地投在树叶上，在荒无人迹的道路上，倒映在河内火车站的站台。火车刚停稳，不知从何处响起了嘹亮的喇叭声：“乘客们请注意，乘客们请注意！火车从太原……”阿戌坐在阿勇身边，从阿勇旁边探出身去，几乎整个人都探出了窗外，头朝喇叭响的方向偏去，他小声地叫起来：“阿勇，阿勇，那是我妈的声音，那是我妈的声音！”

士兵们不被允许离开车厢，也没有哪位亲人能提前得知消息，在火车站等着见他们最后一面，最后再说一说话。一切行军消息都是机密。

阿勇继续说——

“阿戌在春禄战场牺牲时，我回到河内，只想赶紧跑到火车站播音室，去见见阿戌的母亲，和她说几句话，因为这十年来我和阿戌每天都在一起。但直到几天后我才真的敢去——我实在不知道应该如何对一位牺牲了儿子的母亲开口，尤其是当她儿子的同伴仍然活着，而且活到了现在，活到了今天的时候。阿戌的母亲从人群中走出来，但我一眼就认出了她。阿戌曾和我说过，比起父亲，他长得更像母亲。我见到阿戌的母亲，才张口说了一句‘阿姨，我是阿勇……’泪水便已涔涔滚落，继而放声大哭，哭得像个孩子。她紧紧抓着我的手臂，但没有哭，只是战栗着说道：‘忍住，孩子，忍住，我都知道了，几个月前我就知道了。’”

许多年过去了。我长期居住在胡志明市14，偶尔有事跑一趟河内，都会顺便去探望贤姨。姨父已经去世，贤姨的孩子们也有了各自的家庭，他们也开始老了。我们家的祖辈还在世的只剩下几人，其中就有贤姨。她过了七十岁，身体羸弱了许多，已彻底老去。但她依然是属于今天这个时代的人，依然是未掺任何一点杂质的纯粹的河内人。她家的待客区还是在那扇比人还高的木雕屏风后面，数十年如一日，从未改变。

客厅里摆放着一部雕着磬的红木沙发，一把镂刻精美的红木矮凳，一面单门佛龛立柜，柜子里摆着一个祭红釉瓷瓶、一个中国汉代的香炉、一个中国江西产的人参蒸盅，还有几个稍微平常一点儿的釉瓷瓶，形状怪异，不知道是什么年代的。

我进去时，贤姨正在擦拭一个红釉水仙花盆，花盆两边有两个铜焊的龙头，盆口和盆底也都镶铜，十分华美。外面气温冷冽，细雨纷飞，落得行人衣襟微微发潮，但并不湿透。这时一位擦拭水仙花盆的老妇人（若是一位少女或许更恰如其分）映入眼帘，此情此景充满浓浓的年味儿和河内味儿。我不禁想在这里多住上几天，直接在河内过个年。

今年肯定没有水仙了。河内人都坐火车跑去谅山做买卖了，怎么就卖不了几颗水仙呢？可假使有水仙，又有人知道怎么给水仙种球剥皮么？更何况，刚从死亡和困苦中脱身的人们那种喧闹、纷杂、逐利的心理和生活状态，实在让他们难以有足够平静的心去欣赏一株水仙庄重的美丽。

贤姨问我：“这次来河内，你觉得街上光景如何，民情怎么样？”

我笑着说：“河内从没有这么快乐过。街上一片欢快，人们的脸庞上也喜笑颜开。”

“很多人都说，河内复苏了。”

我说：“只说对了一部分。河内的躯壳或许复苏了，灵魂却还没有。只消看看、听听大街上河内人是怎么做买卖的，和他们饮食吃喝、言语谈吐、待人处事的样子就很清楚了。”

这么说其实有些严苛。因为发生了几件让我愤懑且痛楚的事情。有一次我在潘庭冯大街上骑自行车，骑得很慢，一边骑一边想事情。一个骑车的小伙子风一样疾驰而来，车轮直撞到了我的车屁股下，所幸最后及时刹车。我回过头，轻声细语说了一句：“小伙子去哪儿，这么着急？”他没有回答，骑车超过了我的车，随即转过身来骂了一句：“去你大爷的！”我愣了很久才反应过来。

还有一个早晨，我去探望栋多郡的一位朋友，因为很多年没去，路也忘了怎么走，时不时要停下来问路。回答我的人要么说话很粗鲁，要么斜着下巴，还有人瞪大眼睛看我，就像在看一头怪物。

我曾和朋友夫妇抱怨起河内人的无礼，那位正在给孩子喂奶的年轻母亲说：“你穿得这么土里土气的，还骑着自行车，他们会看不上你也正常。下次试试戴上毛呢帽，穿上大衣，骑着名车，他们肯定立刻变得彬彬有礼。”我皱着眉无奈地笑起来：“原来如此！”

对于我对河内不怎么令人开心的评价，贤姨不置一词。她对我感慨道，最近几年来，她思考事情的方式越来越唯心，就像村野老妇那样。某一年夏天，河内来了一场风暴，狂风彻夜呼啸，早晨推开门看向玉山寺，直叫人吓了一大跳。那棵老榕树倾斜了树干，树冠压在神殿上，一部分树根挣裂地面裸露在外，倒头直指向天。那一瞬间，她的第一个念头是异事发生，时移世易，那是某种不祥的征兆，预示着一个时代的终结。

对于每一个已经老去的人来说，过去的时代永远是黄金时代。每一代人都有他们自己的黄金时代。但河内并非如此。无论在什么时代，河内永远美丽，永远有独属于某个年华的美丽。贤姨如此说道。能这么说的人，又怎么会老呢？

几天后，她又告诉我，市政府派出几辆吊车开到河岸的另一边，将绳子系在榕树树干上，缓缓向上拉动，每天移动一点儿。一个月后，古树就复活了，还抽出了嫩叶，它还是那株属于世世代代河内人的老榕树。想来也怪，原先大家都以为榕树已死，只能砍来当柴火，可它居然复活了。贤姨又说：“天地循环有道，万物之生死，无法提前预料。”

贤姨原本是一个慧心巧思之人，还想将这慧心再升高一层，直至深入形而上、不可知之境。但要知道，在这世上还有诸多不可知之理，无法被规训、束缚在可知之理的框架内。

贤姨的确极聪慧，极谦逊也极大度。一个像她这样的人也得死去，实在令人惋惜，就像河内的一颗金色尘埃，最终也不得不飘落、沉没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然而，这些金色尘埃将在河内每条大街小巷的角落里熠熠闪光，终有一天会乘风而飞，为这座古都播撒金光。

注释：

①指1945-1954年越南抗法战争。

②指北越政府。1945年8月，越南八月革命胜利后，日本被逐出越南，9月2日，胡志明領导的越盟（即后来的越南共产党）在河内宣布独立，发表《独立宣言》，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即北越政府），与法国政府在南方扶持的保大帝傀儡政权分立而治。

③越南成年女子的一种发式，用头巾将头发包起，末端露出一小束发束，形似鸡尾，随着脚步摆动，显出妇女的婀娜身姿。

④越南北方女性的传统服饰，背面是一个完整的衣摆，前面的两个衣摆可以打成结，或任其悬摆。

⑤柚村是升龙古城（即今河内）的一个村子，以绫罗丝织业著称，柚村绫罗华贵精美，古时候只供给皇家使用。

⑥因天气炎热，为方便劳动和行走，以前的越南人常打赤脚。

⑦古代越南人有染黑齿的习俗，以黑齿为美。

⑧自立文团是越南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文学团体，其成员阮详三等人后来都走上仕途，显赫一时。

⑨均为越南20世纪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