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紫璇 姜 涛

从1924年至1934年，沈从文在长达十年的作家养成阶段里尝试过各种文类、题材、文体风格的写作。其中，40余篇带有郁达夫式自叙传色彩的作品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这些作品多发生在北京、上海的都市空间中，主人公的性格气质往往是作者的自我写照。除了这类典型的自叙传小说外，沈从文早年的乡村回忆和军旅生活题材的小说、散文，以及一些抒情诗和戏剧创作，也都带有个人经历、情感的直接流露，正如凌宇指出，沈从文的早期创作“在极大程度上，合成了一部沈从文的‘自叙传’”①凌宇：《沈从文传》，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第156页。。换言之，在文学风格的摸索阶段，郁达夫及其自叙传小说对沈从文早年写作具有笼括性的影响。

已有研究者注意到，将20世纪20年代文学青年联系起来的公寓生活、大学求学或旁听经历、报刊杂志和各类新式出版物的普及、对中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的热衷，共同塑造了这一代人“敏感、夸张、不求甚解又自我戏剧化的人格状态”②姜涛：《公寓里的塔：1920年代中国的文学与青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2页。。这一人格特征与自叙传的关联性无需过多说明。沈从文和他在公寓结识的朋友们也曾是浪漫主义文学的资深读者，正是这个群体构成了自叙传小说被不断阅读、模仿、再生产的社会基础。

对20 世纪20 年代的沈从文而言，“自叙传”并不是一种特定的文体风格，而是代表了文学的本质属性。他在写作自叙传的过程中形成了对于文学的理解。自叙传的写作过程内在关联着对“自我”的探寻和关注，以及忠实于自身体验的写作理念，这都和五四新文学对于“新青年”的伦理想象、文化想象相衔接，也内在契合了沈从文从湘西来到北京、在崭新的文化秩序中安排自我的初衷。

另一方面，作为20年代广为流行的文学风尚，自叙传也对沈从文的写作构成了具体的、难以摆脱的制约。如果说早年的写作还只是单纯的模仿，到了1925 年后，沈从文开始在自叙传写作的内部构建起批判性的意识，将这一文体风格的影响相对化。

沈从文将近十年的自叙传写作，始终发生在写作伦理与文坛风尚的角力过程中。对此，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指出，自叙传不仅对20年代文学青年的写作起着相当深刻的塑造、制约的作用，也内化到了沈从文的写作伦理中，成为他借以观察文坛情势、逐步挣脱文坛风尚的制约、树立写作自觉的凭借点。

一、副刊上的“文学青年”

1924年，在书报杂志的感召下，沈从文选择离开湘西到北京求学。在投考大学失败后，他只能依靠写作投稿勉强维生。次年冬天，困守在公寓中的沈从文给几位知名作家写信倾诉自己的困境。郁达夫收到信件后，不仅亲自到庆华公寓看望沈从文，还发表了《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以回信形式将沈从文的境遇拿到报刊上来公开讨论。

“公开状”发表在1924年11月的《晨报副镌》上，很快引来了一位学生读者彭基相的回应。彭基相以自己和朋友C君的真实经历加入讨论，印证了沈从文的困境在当时青年中的普遍性①基相：《读了郁达夫先生底“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以后》，《晨报副镌》1924年11月20日第277号。。就在一个月后，沈从文的作品《一封未曾付邮的信》在《晨报副镌》发表。他将自己寄信求助的经历敷衍成文，成了他在报刊上发表的第一篇自叙传。

《晨报副镌》上围绕“公开状”展开的三个文本，将郁达夫与“文学青年”的交往酝酿为一次文学事件，它不仅显示了“文学青年”这个边缘、庞大的社会群体所积聚的能量，也通过公开讨论、展示青年的出路问题，将他们受压抑的不良情绪引导到文学场域中来。这次事件事实上成为沈从文在北京文坛的初次亮相，他的作品随后在《晨报副刊》顺利刊行。

作为20年代文学青年中的一个典型，沈从文的“入场”或许不能仅仅被视作一系列偶然因素的结果，他的经历事实上构成了“新文坛”中的一个板块，需要放在新文学的生产场域、传播媒介、作者—读者关系的动态结构中去理解。

沈从文能够登上文坛的原因，除了郁达夫、徐志摩的推荐外，也与《晨报副镌》的人事变动有关。1924 年10 月，副刊主编孙伏园因“撤稿”事件辞职，同时带走了鲁迅、周作人等一群重要作者，为大量文学青年的入场提供了契机。而“公开状”事件刚好发生在《晨报副镌》改组之际，预示了副刊风气的转换。

孙伏园主持期间，《晨报副镌》基本上维持着学术与文艺、“智欲”与“娱乐”两大功能相平衡的办刊宗旨②《爱读晨报诸君！》，《晨报》1921年10月10日第2版。，除登载纯文艺的作品外，还载有学术论文、杂感、文艺批评、演讲稿，并有针对当时社会话题组织的讨论。刊登在副刊上的文学作品，也大多与社会问题保持着能动的思考关系。不过这时的《晨报副刊》带有显著的同人性质，对外界投稿的门槛较高；沈从文就曾对人讲述过自己的投稿被主编当众扔进字纸篓的情形，侧面印证了在当时壁垒森严的文坛环境下，青年打入文坛的艰难③沈从文：《致王千一》，《沈从文全集》第24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68页。。

孙伏园辞职后，面对人事变动、稿源短缺的局面，《晨报副刊》开始向青年作者降低门槛①《本报启事二》，《晨报副镌》1924年10月31日第259号。。郁达夫的“公开状”恰在此时刊出，将青年的“穷愁”作为象征资本引入文学场域，并引起读者的强烈共情，这无异于为焦虑无着的沈从文指示了一条通往文学殿堂的门径。他的“公开状”虽然表面上拒绝着青年参与文学事业的可能，却又在字里行间向沈从文发出着邀约和示范。此时已在文坛颇负盛名的郁达夫，却在信中与青年共情，以激愤的笔调控诉社会。通过“一个和你素不相识而你也明明知道和你一样穷的我”“我们两位穷汉”这样的表达，郁达夫成功构建了他与青年之间的想象性的认同，并展示了“穷愁”如何在象征领域转化为文字的财富②郁达夫：《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晨报副镌》1924年11月16日第274号。。

在“公开状”发表一个月后，沈从文向副刊读者讲述了一封撕成两半、未曾付邮的信。这样事过境迁的穷愁抒发，其实多少会暴露自叙传的虚构性。但在20 年代早期的文学接受语境中，恰恰这样的作品容易触动城市中漂泊的广大青年读者的心弦，引发强烈共鸣。这也就意味着，对初入文坛的沈从文而言，这种写法不仅容易掌握，还能很快兑换为经济收入，让他“用一支笔”可以自食其力，在城市中生存下去。在前辈作家、青年读者和文学市场的共同激励下，沈从文逐渐学着将自己的现实经历加以文学化，转换为步入文坛的资本。

“青年”在作为资源被征用到文学场域的同时，也在借助文学场中的资源实现自身。在此过程中，特定的人际网络、群体认同也逐渐形成，并制约着写作风格的养成。据沈从文后来的描述，“晨副为对抗京副起见”，形成了以郁达夫、郭沫若为核心，“黎锦明、休芸芸（沈从文笔名，作者注）、许君远、焦菊隐、于成泽、蹇先艾、默深、天心为最熟”的局面③沈从文：《北京之文艺刊物及作者》，《沈从文全集》第1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6-7页。。这其实指出了文学青年的入场与文坛权势分化、转移、对抗之间的微妙关联。“京副”在孙伏园主办下延续着过去的作者群体，重视文章的智性趣味和社会批判功用；改组后的“晨副”则显著提高了青年作者和文艺作品的比重。仅以1924年11、12月为例，郁达夫《小春天气》《秋柳》、光吾《秋思》、许钦文《等候》、植初《晚饭后》、晶清《病中》、黎锦明《社交问题》等表现青年男女情感，带有主观抒情成分和感伤情调的小说、散文，就占据了很大的比例。作为一名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沈从文并不一定了解文坛风向背后的权力结构，他只不过在副刊文学风尚的影响下，确立起了作为文学写作者的自我定位。

到了1925 年10 月，徐志摩接手后的《晨报副刊》已转变为相对纯粹的文艺刊物，而沈从文也凭借数量可观的文学作品为人所知，在《晨报副刊》作者群中据有了一席之地④徐志摩：《我为什么来办我想怎么办》，《晨报副刊》1925年10月1日第1283号。。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陆续发表了《遥夜》《公寓中》《流光》《怯步者笔记》《绝食以后》《第二个狒狒》《棉鞋》《到北海去》《用A字记录下来的事》等自叙传体的小说、散文。在这些作品中，主人公频繁游逛于街道、电车、学校、公园这类城市公共空间，用观看和跟踪陌生女性作为公寓幽居生活的补偿。郁达夫自叙传中这些经典的主题模式反复出现在沈从文的作品中，相应的形式技巧如日记体、书信体、直接引语的断然插入、人称的任意转换等，也为沈从文所谙熟。

在充分承袭郁达夫的基础上，沈从文又凭借他对各种作家创作风格的熟悉，生成自己独特的调子。比如，对于渴望加入的都市文明，沈从文往往会在一番求之不得、遭受冷遇的顿挫之后，忽而对幸福、文明的总体愿景报以冷峭的嘲讽。正如陈子展在评价他的小说《旧梦》时指出，“鲁迅先生诙谐的风趣”和“郁达夫先生感伤的调子”共同影响了沈从文的叙事语调⑤陈子展：《沈从文的〈旧梦〉》，刘洪涛、杨瑞仁编：《沈从文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1页。。不同的情感维度不仅丰富了自叙传的表现张力，也构成一种歇斯底里之后的自我开解，暗含了突破文体规制的内在动力。

二、“讲故事”与“自叙传”

1926 年，沈从文的第一部小说集《鸭子》出版，标志着他在创作领域已经小有实绩。相比于初登文坛时，“生的苦闷”在他的写作中明显有所淡化。20 年代中后期，沈从文面对的是一个文学商业化加速的“文坛时代”：伴随着报纸副刊、文学社团、出版机构的蜂起，更多青年作者涌入文坛，市场上抄袭、仿作现象频出，文学生产陷入高度同质化的空洞循环①姜涛：《沈从文与20世纪20年代北京的文化消费空间》，《都市文化研究》2012年第1期。。面对新的文坛环境，旧有的自我叙写方式不再能够满足日新月异的市场需求，也与此时作家的身份地位不符。于是，在文坛状况与写作主体意识的双重作用下，沈从文自叙传小说的叙写方式做出了相应的改变。

1927年发表的小说《老实人》中，作家“我”听另一位作家朋友自宽君讲述了他坐牢的经历。自宽君在北海公园邂逅了两位青年女学生，并发现她们正在阅读自己的小说集《山楂》。这一发现让他“心跳不已”，一种“不可解释的吸力”牵绊住了自宽君的身心——他获得了“极忠实的读者”，“且这读者的模样，又如何动人！”②沈从文：《老实人》，《沈从文全集》第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83页。作家想使她们明白自己就是小说作者，可是找不到恰当的表白方法，只好一路跟踪下去，最后被警察误会为疯子，送进监狱。

表面上，这篇小说仍然是对男子求爱而不得这一自叙传经典主题的延续。但是，叙述的调度让《老实人》与1924—1925年间那些直白抒写个人情绪的自叙传明显不同。《老实人》采用“故事套盒”的结构，具有戏剧化的外部行动和有意制造悬念的意识。将自叙传与“讲故事”结合，不仅更加投合读者的阅读期待，也为小说篇幅的延长提供动力。这表明，沈从文在小说技法的经营上已经有了相当的市场自觉。

在另一篇小说《松子君》中，自叙传故事同样简化为T君的日记，淹没在“我”与松子君对各种畅销出版物的谈论中。《松子君》《老实人》这两篇小说采用间离化的叙述手段，暴露文坛生产消费规则的封闭循环，前人对此已有充分的论述。不过，若将这类小说放在“自叙传”的问题下加以考量，就会发现《老实人》的实验性意义不只在于对文坛规则的揭露、反省，更在于以写作去质询自叙传这种文学模式的合理性，及其在“新文坛”中面临的处境。

相比从前小说中感伤、自恨的“怯汉”自我，《老实人》中的“自叙”成分带有几分自我调侃的意味。不仅自宽君的名字、职业等带有作者自我指涉的意味③小说集《山楂》可能是对沈从文1927 年9 月出版的小说集《蜜柑》的指涉；“自宽”也是沈从文在《晨报副镌》发表文章所用的笔名。，女读者议论起《山楂》中一篇的情节，“是说什么地方请他去讲演，又为这些人在无意中把他赶去”④沈从文：《老实人》，《沈从文全集》第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84页。，这个故事也与沈从文的另一篇小说《一个晚会》形成互文。《一个晚会》讲述年少成名的作家在自己发表讲演的晚会上，因为“怯汉”外表而被公众误认成捣乱者驱逐出场的故事。其中还特别写到，平日崇拜作家的女性读者们，反因少年样貌卑陋而对他避而远之。小说结尾，少年漫步街头，而公众仍在等待作家的讲演，似乎成了作家对于大众市场趣味的嘲讽。这样的态度频频流露在沈从文1926年以后的小说中。

随着作品发表和声名的积累，作家身份开始覆盖“怯汉”身份，赋予了沈从文全新的自我认知；与此同时，新旧身份之间的张力关系，往往表征为大众对“我”的误解——特别是女读者不能辨识作家身份而导致戏剧性的“爱而不得”，成为《一个晚会》《老实人》《新梦》几部自叙传小说共同的结构模式。如果说从前的自叙传小说中，“性的苦闷”直接关联着主体自我认同的焦虑和危机，现在，相似的“爱欲”问题却转换为作家如何在与读者的“生产—消费”关系中理解这份职业、摆放自我位置的问题。

《老实人》对自叙传模式的关键改写在于“一个失败的求爱故事夹杂了一个新文学如何被消费的故事”①姜涛：《沈从文与20世纪20年代北京的文化消费空间》，《都市文化研究》2012年第1期。。内层叙事中，两个女学生对鲁迅、周二先生、冯文炳等作家的谈论，将真实的北京文坛再现在故事中；而外层叙事中，主人公公寓生活的展示同样有着更深的用意：“我”与自宽君都是文学场中谋生存的“文丐”，也都是在女人面前“不中用的人”。故事由此形成了对20年代北京文坛纵向结构的整体呈现，其中既有久负盛名的文坛前辈，也有寄身公寓、卖文为生、为爱欲困扰着的文学青年。

这群文学青年中的一个典型，便是小说中“我”与自宽君提到的已故的梦苇君。1926 年，新月诗人刘梦苇过世，沈从文、黎锦明、朱湘等好友纷纷发表悼念文字。他们将刘梦苇描述成一个在事业、爱情、经济各方面遭受挫败的失意者，似乎也作为一个肉身化的文学形象，演绎了自叙传主人公的某种必然结局②黎锦明：《哀刘梦苇君》，《文学周报》1926年10月3日第244期；朱湘：《梦苇的死》，《中书集》，上海生活书店1934年版，第42-53页。。文学青年一贯以痛苦绝望的姿态向外求告、换取同情，而这种抒情方式在市场的消费下注定只能是一场毫无结果的空耗，甚至对写作者构成了致病、致死的危险力量。

到这世界上，像我们这一类人，真算得一个人吗？把所有精力，竭到一种毫无希望的生活中去，一面让人去检选，一面让人去消遣，还有得准备那无数的轻蔑冷淡承受，以及无终期的给人利用。呼市侩作恩人，喊假名文化运动的人作同志，不得已自己工作安置到一种职业中去，他方面便成了一类家中有着良好生活的人辱骂为文丐的凭证。影响所及，复使一般无知识者亦以为卖钱的不算好文章。③《老实人》，《沈从文全集》第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70-71、71页。

小说中的这段感慨，大约说明当时文坛对青年作家有着“文丐”的批评，由此可见这群副刊写作者在文坛中的地位。《老实人》中的“我”、自宽君和梦苇君勾勒出的正是这样一个类型化、边缘化的青年群体：以文学为业、靠文学为生的“老实人”一面参与着新文坛的市场交易，一面用真实的生活与写作践行着笔下虚构世界中的爱与死。

匮乏、边缘的社会位置，原本是写作自叙传作品的心理基础，但生活的扁平化、同质化导致这类“反抗的绝叫”已在文学市场泛滥成灾，只能为非严肃的阅读消费提供一时“挂在嘴角抛来抛去”的谈资。“老实人”们的悲剧性，就在于用自我叙写的真诚去换取读者同情的回应，却仅仅换来了消费性的认可。沈从文用这类“求爱”失败的故事隐喻着作者和读者的错位：作家的受爱戴、被需要仅仅取决于瞬息万变的流行趋势，但作家自我内心深处的“穷”与“欲”，却并不能“摇动这一时代的一个不拘男或女的心”④《老实人》，《沈从文全集》第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70-71、71页。。

随着新文学的市场化程度加深，20 年代中后期的作者—读者关系也发生了变化：相比于沈从文阅读书报杂志燃起了对文学事业的神圣向往，阅读行为的启蒙意义已经逐渐被狭昵的消费意识取代。《沉沦》带给青年读者的心理震撼力，也随着时代风尚的转变而消失殆尽。如韩侍桁所言，一名1929 年的读者只能从郁达夫的书中感受到“幼稚”，早已没有了六七年前读者的“狂热”①韩侍桁：《郁达夫先生作品的时代的意义》，陈子善、王自立编：《郁达夫研究资料》，花城出版社1985年版，第64页。。沈从文在这段时期不断尝试用自叙传的变体对文坛生态有所暴露，除了市场环境中的应变以外，或许更是看到自叙传写作危机与新文学内在危机之间的关联。

郁达夫模式的失效，迫使沈从文做出转变：他不仅要在日新月异的文学市场中勉力应对，更要反思文学志业达成的路径和方式。挚友刘梦苇君的夭亡警示着自叙传抒情方式的危险性和消耗性，而自宽君则作为沈从文的虚构之“我”，引导作家发现所谓“自叙”形式背后的制作性和商业性。这一实一虚两个人物，引导沈从文去摸清新文坛的运作机制，从而跳脱出人物的被动处境，获得了“听故事人”的位置②吴晓东：《从“故事”到“小说”——沈从文的叙事历程》，《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布迪厄在讨论福楼拜的小说《情感教育》时，曾将它作为作家在文学场中取得自主性的典范。他指出，福楼拜与主人公弗雷德里克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自传性投射。通过写作弗雷德里克这个“他极有可能成为的人物”，展示弗雷德里克与他所渴望的作家职业之间的关系，福楼拜也将他本人所处的整个文坛空间客观化，在小说中模拟出了文学生产化时代知识分子的存在方式。弗雷德里克屈服于“场”的力量控制、不能成为作家，而福楼拜在“场”中写出了这个故事，从而克服了自传性主人公的困境，这一写作的过程恰恰是作者对人物处境产生警觉的基础③［法］皮埃尔·布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刘晖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31-40、120-122页。。

无独有偶，批评家刘西渭也将沈从文与福楼拜相比拟，认为相比于巴尔扎克这样的“天真的小说家”，沈从文更接近福楼拜这样“渐渐走向自觉艺术的小说家”④刘西渭：《〈边城〉与〈八骏图〉》，刘洪涛、杨瑞仁编：《沈从文研究资料》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0页。。刘西渭的这一联想无意中揭示出了自叙传与作家艺术自觉之间的关联：沈从文将自叙传主人公设置为和自己境遇相似的文学写作者，通过书写他们的文学生活、情感生活，看到了制造出这种情感的消费性氛围如何对写作主体的创造精神构成了侵害。这样，自叙传的嵌套结构就不仅具有形式上的意义，更是写作主体与笔下人物的爱欲与悲哀拉开距离，获得写作自觉的时刻。

这一点，在《老实人》的结尾处体现的相当显明。“当自宽君说到出了狱时隔壁有人正在唱马前泼水”⑤沈从文：《老实人》，《沈从文全集》第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98页。，这句话类似一个讲故事收束时刻的套语，将“列位读者”拉回了“我”所在的现实时空中。“隔壁有人正在唱马前泼水”，这个走神的时刻终结了“我”对自宽君故事的沉浸。沈从文似乎以此来提醒读者，也提醒自己，对讲故事的人与故事中人的距离有所意识。

20 年代中后期，沈从文不断在自叙传的框架中尝试着虚构故事的技艺，如《篁君日记》《长夏》《旧梦》《诱——拒》《第一次做男人的那个人》《冬的空间》等小说，虚构的尝试虽不见得成功，却扩张了自叙传的篇幅和表现范围。到了20 年代末，当营造故事的技艺已经逐渐能够支撑小说叙述时，自叙传就仅仅变成一种功能性的外壳，一种有待扬弃的写作装置。

三、“郁达夫观”与自叙传的扬弃

1928年，沈从文离开北京，追随出版机构的南迁来到上海。初到上海的一两年内，沈从文凭借丰厚的作品发行数量赢得了“天才”“多产作家”的赞誉，同时也更深地卷入到了与杂志、书店、出版商的复杂周旋中。上海新书业的蓬勃发展固然带来了机遇，但在一个商业化程度更高的文坛中，出版商的盘剥、大众文化趣味的低下、审查机制对言论空间的干预等等，都令沈从文倍感压抑。“一些人买书，一些人赚钱，另一些人在旁边肚中空虚，所谓新文学运动扩张，意思就是把这关系更显明的继续维持而已。”①沈从文：《一个天才的通信》，《沈从文全集》第4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38页。在他看来，文学与商业过于直白的关系状态败坏了他对新文学运动原有的想象和期待，这致使他难以在内心深处认同自己取得的成就。与外界赋予的声名相反，沈从文在自叙传中将自己定位成一名“落伍”者，它代表了作家在变幻莫测的时代氛围和文坛环境中更为真切的自我感受②“落伍”一词在沈从文上海时期的自叙传小说中曾多次出现，1929年有一篇小说甚至直接名为《落伍》。。

1928—1930年间，沈从文接连出版了《不死日记》《呆官日记》《一个天才的通信》等几部长篇日记体、通信体的自叙传小说，这些作品的叙事重心已经从生的苦闷、性的渴望转向了有关文学写作在商业机制中异化的思考。自叙传在沈从文初到上海的时期承担了自我清理和伦理重建的作用。《一个天才的通信》是其中十分典型的一篇，值得在此略作分析。

首先，作者一再声称自己是在出版商的要求下写作通信的，而迫于生活压力，他的通信必须符合出版商和读者所期待的样子。这不但暴露了写作行为并非自愿，而且拆解了“通信体”许诺的真实，使作家的“自我”难以在通信体、日记体的形式中浮现出来。

其次，文中不断将一家人“病”的现场与“我”镇定自若的写作场景相对照，而我为了尽快写成文章换来一家人的救命钱，只得忽视家人的病痛。这意味着自叙传的发动机制——情感——已经被写作行为背后的资本逻辑所控制，也就意味着由真挚主体发出的写作，几乎必然被扭转为不真挚的写作。

最终，通信以“天才”的自杀作为结束，但通信的出版却对这一结局构成了反讽。写作故事的作者从中获得润笔，再度印证了自叙传在商品社会中异变为一种自我消费、自我售卖。

《一个天才的通信》几乎将自叙传在20 世纪30 年代的写作困境完整揭示了出来。沈从文熟练运用着各种增加文章卖点的伎俩，展示了写作主体在循环性的乏味劳作中自我掏空的过程。自叙传的写作在他日益驾轻就熟的操演中，似乎也到达了某种极限，其延续的意义与可能遭受着内部外部的挑战。

与这一过程同步的是，自叙传小说在20 世纪30 年代上海的文坛环境、社会氛围中渐渐丧失了空间。曾经大量写作自叙传的创造社成员大多转向了无产阶级文艺，而在“革命文学”的脉络中，苦闷、零余、感伤的个人情绪被视作有待克服的状态，需要通过社会科学的认知装置，转化为共同行动的情感基础。上文提到20 世纪30 年代读者对郁达夫作品的隔膜，就印证了人们情感结构、阅读心理发生的变化。自叙传小说不但失去了最初盛行时的文化土壤，还被视为颓废、消极、落后的意识形态而遭到左翼文人的批判③华汉：《中国新文艺运动》，陈子善、王自立编：《郁达夫研究资料》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61-362页。。

面对“世评不利”的局面，沈从文在1930 年写作了《郁达夫张资平及其影响》一文，将郁达夫作品放在二三十年代文学场域中进行评价。郁达夫作为20 年代青年的文学启蒙和写作上追随的对象，如何评价他在新文坛中的位置及影响，也将关系到沈从文未来的道路选择。

首先，针对郁达夫和张资平这两位写作相似题材的小说家，沈从文用“感伤小说”和“恋爱小说”给出区别性的界定：

一个表白自己，抓得着自己的心情上因时间空间而生的变化，那么读者也将因时间空间的距离，读郁达夫小说发生兴味以及感兴，张资平，写的是恋爱，三角或四角，永远维持到一个通常局面下，其中纵不缺少引起挑逗抽象的情欲感印，在那里抓着年青人的心，但在技术的精神，思想，力，美，各方面，是很少人承认那作品是好作品的。①沈从文：《郁达夫张资平及其影响》，《沈从文全集》第1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89-190、188页。

在沈从文看来，郁达夫区别于张资平式恋爱小说的根本在于他忠实奉行着文学“表现自己”的原则。在论及郁达夫时，以“兴味”“感兴”“感动”和张资平的“趣味”相区别，其中的情感态度不言而喻。当然，他对郁达夫和张资平的区分是否吻合二人作品的实际水平，其实是可以讨论的②路杨：《作者·读者·新文坛——沈从文〈松子君〉的三种读法》，《励耘学刊（文学卷）》2013年第2期。。不过，从他的评价标准可以看出，“表现自我”始终是他将自叙传小说和市场上低级趣味的文学进行区别的依据，这一原则也作为30年代沈从文对文学最根本的理解，奠定着他的工作伦理和艺术法则。

对于郁达夫在30年代的“沉默”，沈从文也给出了解释：“时代方向掉了头，这是一个理由，还有更大更属于自己的个理由，是他自己把那一个创作的砒性冲动性因恋爱消失，他不能再用他那所长的一套‘情欲的忧郁’行动装到自己的灵魂上。”③沈从文：《郁达夫张资平及其影响》，《沈从文全集》第1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89-190、188页。时代方向的改变，看起来似乎是郁达夫在文坛沉寂下去的主要原因，但沈从文却指出，作家个人生活的变化、创作冲动的消失才是更为根本的理由。他注意到郁达夫后来的作品只是《沉沦》“兴味的延续”，不能带给读者新的感动。仅从郁达夫自身的写作来看，自叙传已经暴露出了固有的内在限度。

因年龄和个人际遇的转变导致主体意识的重构，致令自叙传的写作难以为继，这也是沈从文在30 年代初所面临的问题。1929 年，他受聘于中国公学，次年与张兆和恋爱，在被大学体制接纳、人生际遇有了明显改善后，“女人不理的无聊悲愤”也就不再作为写作的驱动力。《某夫妇》《绅士的太太》《一个女剧员的生活》等小说转向都市男女恋爱生活的刻画，与自叙传式的写作姿态渐行渐远。

意识到自叙传的限度，沈从文开始在乡土和都市题材小说内作出调整，减少个人经验视角的限制。在由个体经验辐射到周遭人群的同时，对城乡文明整体性的比照、批判视野也由此建立。但是对于郁达夫的意义，他并没有像批评界的大多数人那样作出过快的否定。“郁达夫，因为新的生活使他沉默了，然而作品提出的问题，说到的苦闷，却依然存在于中国多数年青人生活里，一时不会失去的。”④沈从文：《论中国创作的小说》，《沈从文全集》第1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07、208页。当自叙传不再能够回应青年的生活问题时，沈从文不是立刻否定这类作品的意义，而是注意到了文学潮流背后关系的社会问题依然存在，依然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文学运动与文明重造之间的联系，已经在他的思考中呼之欲出。

在谈到郁达夫的“沉默”后，沈从文接下来的一段文字尤显得意味深长：

中国农村是崩溃了，毁灭了，为长期的混战，为土匪骚扰，为新的物质所侵人。可赞美的或可憎恶的，皆在渐渐失去原来的型范，鲁迅不能凝视新的一切了。但年青人心灵的悲剧，却依然存在，在沉默里存在，郁达夫，则以另外意义而沉默了的。⑤沈从文：《论中国创作的小说》，《沈从文全集》第1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07、208页。

这里虽然没有给出十分清晰的表述，但沈从文似乎注意到了“年青人心灵的悲剧”与中国农村崩溃的社会图景之间或隐或现的关联。在更大的城乡社会历史视野中理解现代中国人“心灵的悲剧”，构成了整个30年代沈从文小说创作的核心关切。正如他在肯定凌叔华的作品时所说，凌的小说中“没有眼泪，也没有血，也没有失业或饥饿”，但却能够从人生平凡琐碎的纠葛中看到悲剧性，这和近十年来年轻作者为“狭义的‘时代’”所裹挟，写出“病的焦躁”式的作品恰成鲜明的对比①沈从文：《论中国创作的小说》，《沈从文全集》第1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12页。。不难发现，沈从文对人生内容的理解角度已经有所转变，不再着眼于表面的眼泪、血、失业或饥饿，而注意到个体日常生命状态中的悲剧性。这一文学感性的取得，无疑来自他的“表现自我”观念的更新。也是在对自叙传情感模式的反省和修正中，沈从文得以突破前人风格的制约，形成自己的写作观。

1926 年，沈从文对“所谓忠实的表现自己”的理解还是浪漫主义式的，与早期创造社的文学观念别无二致：“一点不能放松的去捉着一刹那或一长片的感觉来留在纸上，不必照你所读过的什么诗文的格律去修辞，它自然会好。”②沈从文：《北京之文艺刊物及作者》，《沈从文全集》第1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8页。而在《郁达夫张资平及其影响》中，沈从文调整了这一看法：“表现自己，是不是文学绝对的法则，把表现自己意义只包括有写自己生活心情的一面？……但说到《沉沦》作者那态度，是显然在‘表现自己’一‘最狭意义’上加以拥护的。”③沈从文：《郁达夫张资平及其影响》，《沈从文全集》第1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88页。通过追问“表现自己”的意义在郁达夫那里是否完足，沈从文也在拓宽它的意涵。他为文学所要表现的“自我”注入了更为丰厚的历史经验和个人经验，使之扩充到了“以往所有生命经验的积累、扩大和化合”④张新颖：《沈从文与五四》，王德威、宋明炜编：《五四@100：文化，思想，历史》，联经评论2019年版，第291页。。

如果说，由湘西到北京的空间转移让沈从文脱离了原生社会的人际网络，制造了孤独、感伤、零余的现代个人，那么整个30 年代沈从文所做的工作都是在对乡土时空中人的“古典的完整性”、民间性的复现中，从一个困守公寓的焦灼主体实现着向古典人性形式的回归⑤巴赫金认为，人的古典的完整性和公共性的解体从根本上区分开了古典传记和现代自传两种形式。古典传记发生在希腊广场上，人的统一性展开和倾注在公开交谈和具体的社会政治行动中。那时，“人的这种完全的外在性……是在人类有机的集体中、‘在民间’实现的……人是在人类这个领域中，在人类中一个民族的区域里，完全外在化了的”；而现代自传中，个别而孤立的个体瓦解分裂成了“抽象的理想的人”,私生活的领域和意识崭露头角，闭锁的私室空间中无穷生活细节的堆叠，让“在这里人的形象失去了庄重的仪态和完全的公共外在性。”［俄］巴赫金：《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3卷，白春仁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24-341页。。倘若“自传”的写法关联着自我与生存世界的联系方式，那么沈从文对自叙传的“放弃”也就包含着某种文化选择，某种重新整理和安放自我生命经验的努力。

1932 年写作的《从文自传》可以看作一部具有转折意味的作品。当沈从文能在“自传”文体中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这同时意味着更加清晰、连贯、饱满的自我认知将取代自叙传小说的抒情自我，赋予作家全新的语言方式、情感方式。而在“文字写成的小书”与“人事写成的大书”的往来对照中，新文学所赋予的文化观念与湘西的在地经验发生着化合。随着30年代以《边城》为代表的乡土抒情小说的出现，沈从文也逐渐从自叙传写作危机中走出来，为小说写作找到了节制、健康的情感表达方式。

四、结语

沈从文的写作道路的确表明，一个“天才作家”的养成与出版机构、文学社群、读者、批评家等共同组成的现代文坛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协作、共生、分歧或角力关系。在现代文坛制度中诞生的小说家，往往只有在写作活动中不断探寻和重塑自我，在写作使命与文坛规则的冲撞中逐渐获得主体意识，才能走出前人风格的牵制和影响，摸索出一条独立的文学道路。

整个20年代的自叙传写作作为一种过渡性的实践，为沈从文的风格自律充当着参照系。它警示着作者与读者的必然距离、文学志业与文坛生产机制的紧张关系、以及抒情方式对抒情主体人格的影响，这些都为作家在“新文坛”的震荡与制约中逐渐确立艺术自律，获得相对的艺术自由奠定着基础。这样的文学通路尽管狭窄、晦暗，甚至不无几分自我隔绝，“但无论如何，沈从文的短篇小说到底引诱了许许多多年青的读者，照亮了通到文学之园的途径”①李同愈：《沈从文的短篇小说》，刘洪涛、杨瑞仁编：《沈从文研究资料》上，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