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宏任

自20世纪80年代末“重写文学史”提出至今，各种版本、各种形式的文学史不断被书写，不仅丰富了文学史的内涵，也拓宽了文学史的外延。如果将诸多文学史写作划分归类，可以界定为“宏观”与“微观”两种形态。其中，宏观的文学史视野宏阔，涉及面广，但对具象内容史料深入不足；微观的文学史聚焦明确，指向性强，是对宏观文学史的有益补充。作家严平以“非虚构”写作展开“微观文学史”探幽，其作品《遗失的青春记忆》《1938：青春与战争同在》《潮起潮落：新中国文坛沉思录》，聚焦书写全面抗战爆发后和第四次文代会前后这两个短暂但重要的时间段，讲述涉身其中的人与故事。严平既通过对完备的“人”的树立完成其微观文学史的创作，又以女性审美和多主语叙事结构等特征实现“非虚构”写作的审美性，更突破了全媒体时代“非虚构”写作的局限，形成在历史和美学意义上的突破。

一、文学史书写的微观表达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书写一直处于动态中，从杨义、王瑶、钱理群、洪子诚的宏观文学史，到李辉、严平等人的微观文学史，体现了文学史写作伴随时代发展的转向特征，即从文学史观到编纂方法转向，从大文学史向小文学史、史料化转向。“由‘大’而‘小’，直至变‘微’，使得每个人都获得了书写文学史的权利，‘微文学史’在很长时段内，会是文学史书写的常态”。①刘卫东：《40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书写的四次转向》，《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

直到现在，文学史书写的情形一如陈思和、王晓明当年发起“重写文学史”时所描述的那样，“只要其真正从自己的阅读体验出发，那就不管你是否自觉到，你必然只能够‘重写’文学史。如果大家对中国新文学的整体评价都一模一样，那倒是怪现象了”①陈思和、王晓明：《主持人的话》，《上海文论》1988年第4期。。随着全媒体时代的到来，对文学史料的收集和微观化书写越发成为新的方向。通常来说，宏观指大的方面或总体方面，或指从大的方面去观察；微观与宏观相对，通常从小的方面观察、根据局部细节去研究把握。“所谓宏观的研究，应是在众多纷繁的现象中，发现其共同的、本质性的要素，探究其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形态，勾勒其发展的轮廓与线索。微观研究当然是宏观研究的基础。因此，就许多课题来说，倘若微观研究还不充分，宏观研究所得的成果就含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②章培恒：《关于中国文学史的宏观与微观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因此，宏观与微观并非对立存在，而是并行互补的。有人指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在取得相当成就的同时仍处在‘很大的不稳定性’状态，在许多问题上出现了‘分裂’，甚至连基本的价值估衡都存在着很大的分歧。而这一类情况的克服，要靠史料的发掘、辨别和确定”③吴秀明：《学科视域下的当代文学史料及其基本形构》，《文学评论》2014年第4期。。严平等一批优秀的作者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开展史料发掘工作的。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严平对北平学生移动剧团相关人物的调查走访，形成了《遗失的青春记忆》《1938：青春与战争同在》，对周扬、夏衍、陈荒煤、何其芳、沙汀等人在特殊年代的经历和晚年工作、会议及自述资料的汇总整理，形成了《新中国文坛沉思录》。

不同于一般的文学史和“非虚构”写作，严平融合了历史写作与文学写作的特点，使作品兼具了史实性和文学性——针对同一研究对象，历史学叙述通常较为宏观，起到陈述关键时间点和事件的作用，缺少人文精神与个体张扬；而文学叙述又过于主观，强调作者个人对历史事件的阐释和理解，强调偶然性与个体存在。二者各有长短，严平利用“非虚构”写作，将二者融合，既保证了尊重历史细节真实，又通过个体故事呈现出较强的文本可读性。

严平的作品主要聚焦在这两个时期：一是1937 年卢沟桥事变至1939 年，以陈荒煤等北平学生移动剧团的人物为主体，讲述时年20 多岁的青春少年们为追求理想、追寻真理而踏上革命路途的故事；二是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前后，讲述十年动乱后思想界拨乱反正，文艺界经历严酷考验的领导者们如何解放思想，带领文艺界走向春天的故事。这两个时间段，在宏大叙事框架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只有寥寥数笔或完全没有提及。实际上，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很多进步青年、知识分子都涌向了革命圣地延安，加入鲁艺或者抗大。茅盾说：“在鲁艺，聚集着全国各省的青年。他们的身世多式多样：有在国内最贵族式的大学将毕业的，也有家景平平、曾在社会混过事的……他们齐集在鲁艺，为了一个信念：娴习文艺这武器的理论与实践，为民族自由解放而服务。”④任文：《永远的鲁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11-12页。这些进步青年中，有的后来成为新中国知识界文艺界的重要构成力量。1979 年10 月召开的第四次文代会，对肃清十年动乱错误思想，指导中国文艺界未来的发展建设，起到了划时代的重要作用，其意义重大，某种程度上并不亚于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严平对文学史料书写关注的是微观的“人”及其心灵史。“这是一群北平大学生的故事。那时他们年轻，年轻的生命充满了激情和浪漫。他们做着那个年龄的人爱做的梦，发表着那个年龄的人对社会生活的种种批判……1937 年，他们走到了一起，在此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彼此依靠，生死相恋。”⑤严平：《遗失的青春记忆引言》，《收获》2008年第4期。在《遗失的青春记忆》中，严平着力描写了荣高棠、张氏三姐妹、陈荒煤、程光烈等人物在特殊年代的成长故事，还原了北平学生移动剧团成立后的细节脉络：他们在北平组织起来并离开家园，舟车劳顿冲破种种风险抵达天津、济南，与方申、庄碧华、郭同震（即后来臭名昭著的大特务谷正文）等人汇合，在黄敬的引荐下见到“七君子”之首的沈钧儒，最终在张道藩（时任国民党中央教育部次长）的帮助下获得了演出机会并开展工作。“这个结果在当时带给他们的无疑是胜利的喜悦……这一切，又都为他们后来所经历的坎坷埋下了伏笔。我曾经问过他们，当时是否意识到这一点？程光烈说：改名是有点不高兴，但也没觉得什么……关键的是，正值国共合作时期，打鬼子是第一位的，谁也不应该忘记这个历史背景。”①严平：《1937：悲情与选择》，《收获》2008年第4期。在一个个看似偶然的条件促使下，“北平学生移动剧团”被裹挟到了历史的演进中。很多历史哲学家否定历史进程的普遍性和必然性，认为“历史由于某些偶然事件的出现完全可能变成另一种方式，历史就会发生全然改观。”②张践明：《论历史偶然性与“蝴蝶效应”》，《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似乎受了这种历史观的影响，出于旁观者的立场，严平在文中发出这样的疑问“如果没有……事情也可能是另外一种结果”。这种将人和人的命运作为史料写作的角度，是过去的文学史书写中鲜见的。微观文学史中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的从现实社会活动中考察的具体的人。随着中国社会发展，人的主体性地位一步步得到认同，有学者在分析邓小平理论时也从中发现了“人学”的重要意义：“从历史发展趋势看，人的现代化过程和物质手段、活动体制的现代化过程是一致的，它们是同一历史过程的两个不可分割的侧面……从实际工作看，人的现代化是物质手段、活动体制现代化的前提。”③袁贵仁：《当代中国的唯物辩证法：邓小平著作中的哲学思想》,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9页。

人的思想活动、性格和命运，是构成完整人物不可或缺的要素。在“北平学生移动剧团”中，有忧郁的陈荒煤、活泼开朗的张瑞芳、乐观果敢的荣高棠、假小子般的管平、天真烂漫的张昕，还有胡述文、方深、程光烈、杨易晨等。这些年轻人聚在一起，除了演出进步剧目宣传抗日，更要经历战争和贫困等苦难。生死与共中，他们没有放弃对爱的渴望。书写这群人错综复杂的情感，使严平作品中的“人”更加生动丰满。严平认为：“爱情是永恒的，即使是再恶劣的环境它也会像山野的花朵，恣意地开放起来。我相信，这感情在风雨飘摇的年代里，一定是鼓舞他们抵御风浪努力前行的力量，在人事全非的今天，也依然会感动无数素不相识的人们。”④严平：《战争中的“小布尔乔亚”》，《收获》2008年第5期。作者显然觉得这段历史能够对于当下的人们产生积极的影响，这也印证了不断书写微观文学史的意义。正如克罗齐著名的论断：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每一个历史判断的基础都是实践的需要，它赋予一切历史以当代史的性质，因为无论与实践需要有关的那些事实如何年深日久，历史实际上总面向着当时代的需要和实际。”⑤张广智：《西方史学通史》第6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46页。朱光潜在阐释这一命题时说：“过去史在我的现时思想活动中才能复苏，才获得它的历史性。所以一切历史都必是现时史……着重历史的现时性，其实就是着重历史与生活的联贯。”⑥朱光潜：《克罗齐哲学述评欣慨室逻辑学哲学散论》，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64页。这样看来，“重写文学史”至今，各种文学史书写都有这样一个清晰的目的性：重建历史与当下的联系，在不断的重写中使现在和未来的人能够清晰洞见文学史上的作家、作品、思潮流派、时间点和重大事件及其所包含的意义。正如洪子诚所言：“文学理论，文学史，这些与人的意义、价值、预言、感情、经验有关的论述，必然和更深广的信念密切相连，这些信念涉及个体和社会的本质，个体和社会的关系，权力的问题等等。”⑦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41页。

在《新中国文坛沉思录》中，严平通过对周扬、夏衍、沙汀、何其芳、陈荒煤、徐觉民、冯牧、巴金这些新中国文坛领军人物的描摹，串联起传统文学史作为“事件”出现的内容：1942年延安整风、1957年反右、对电影《早春二月》《北国江南》的批判、三十年代问题、“四条汉子”“两个口号”问题、“夏陈反革命集团”事件、“离经叛道”论、第四次文代会、《太阳和人》（即白桦《苦恋》）的争议，等等。在宏观的文学史书写中，这些事件影响了中国文艺的走向，但对涉身其中的“人”却关注不够。相形之下，微观文学史写作因集中于短时段内的少量人物，便可得心应手地描写人在面对历史变故时的思想及心理变化，进而将完整的“人”树立起来。

严平在时代大变革的背景下近距离地与她所书写的人们接触和交往，让她掌握了大量的研究资料，对这些人物各自的性格脾气、品行及内心世界的掌握和理解更为透彻。比如，在她书写的这些“书生作吏”的人物中，夏衍“与众不同，始终喜欢把自己定位为知识分子，并以知识分子为荣；他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但也努力地做自己；他绝不苟同，更不会做什么讨好迎合的事情”①严平：《新中国文坛沉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45页。。作为与鲁迅发生过纠葛的“四条汉子”之一，夏衍在历次运动中都遭受了严酷的批判，但他仍秉持着知识分子的傲骨。对于自己的经历，夏衍曾做过这样的表述：“两千年的封建宗法观念和近一百年来得驳杂的外来习俗，都在我们身上留下了很难洗刷的斑痕。上下求索，要做到一清二白，不犯一点错误是不可能的。解放之前和明摆着的反动派作战，目标比较明确，可是一旦形势发生突变，书生作吏，成了当权派，问题就复杂了。”②夏衍：《夏衍全集》第16卷，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96页。夏衍晚年写就《懒寻旧梦录》，还为新时期文艺发展尤其是电影艺术创作探索了道路。在严平的书写中，夏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是倔强的、依据事实说话的、文艺界尊敬的“夏公”和“老头子”。

对其他人物，严平也依据了同样的方式，塑造了个性化的人物形象：青年时“潇洒”“有风度”，从政后忠诚于领袖但思想复杂，运动时期执行路线政策批判亲密战友而后自己亦成为被批判者，新时期反思自我、照顾团结战友的周扬；在延安随军出征创作出《贺龙将军印象记》后离开延安回川，在国统区一边躲避抓捕一边写出著名的《在其香居茶馆里》，解放后被三张调令任命从政，文革后不想再做行政工作而一心想要写作的沙汀；早年写作出绚丽细腻的诗作《预言》和散文集《画梦录》，赴延安后彻底自我改造，在历次运动中真诚地自我批判，晚年仍念念不忘创作《毛泽东之歌》的何其芳；还有冯牧、徐觉民、陈荒煤、巴金等人，都是严平的叙述中更加完备的“人”的存在，是有热爱、有厌恶、有犹疑、有违心、有自我反思的全面的人。

严平在接受采访时说：“1979年到1982年，我认为是最艰难的时刻。我写《潮起潮落：新中国文坛沉思录》这本书的出发点，就是希望大家知道这种艰难。那是从一个时代转向另一个时代，非常不容易。”③《严平：中国社科院像个大坑，像个烤炉》，“ 南方人物周刊”https://weibo. com/ttarticle/p/show? id=2309634579484992143694，发表日期：2020年12月7日。这段历史中，周扬为第四次文代会做了题为《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报告。严平通过多个人物的角度讲述了报告出台背后令人唏嘘的故事。

这些故事真切地推进了人物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作为，进而推动了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进程。可以说，这种微观的文学史书写，不仅丰富和补充了中国文学史的写作，更为当下和未来的研究者们追溯过往、挖掘更深更广的史学内容提供了帮助。

二、诗化的多主语叙事美学

洪治纲在论述“非虚构”写作的“介入式写作”时说：“作家们在叙事中的自我介入，完全是积极主动的，不是消极被动的；是微观化的，不是宏观性的；是现场直击式的，不是经验转述式的。”①洪治纲：《论非虚构写作》，《文学评论》2016年第3期。这种主动的浸入现场调查和材料分析的写作，对作者的叙事方法和手段都要较高的要求。操作不当，容易将作品沦为卖弄信息差的自述传或他述传，也容易坠入叙事对象所处的事件圈套或历史迷宫。严平以“非虚构”写作呈现的微观文学史，以其文本中呈现出的多主语的叙事手段和诗化审美特征表现出很强的文学审美特性。

严平的文本中，包含着大的主语，即作为作者和叙事者的“我”，也有潜在叙事的小主语，即各类文献资料如书信、日记、会议记录等上所记载的人。作者作为叙事者，牵引着历史追溯的脉络，引导读者走入时间的迷宫，在现在与过去间跳跃奔回，同时也将亲历者的情感变化与所思所想传达与读者。随着叙事结构的推进，严平经常将“我”隐匿在故事背后，转而变成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叙事。这样的多主语和叙事人称的变化，在她的作品中娴熟应用。当作者讲述郭同震的故事时先是在开头处这样写道：

2004 年夏天，当我开始整理北平学生移动剧团资料的时候，一天，接到张昕老师打来的电话，她说：你看到“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报道了吗？那就是郭同震干的呀！她后来改名叫谷正文了。

她的话给了我很大的震动，我立即放下受众的工作，搜集相关材料。②严平：《消失在历史尘埃中》，《收获》2008年第6期。

而当作者深入调查历史，拿到各种资料整理后，摘取有价值的内容（郭同震的日记）写在文中：

六月二十日星期一 在信阳

记者同震

天候：下雨，太阳不曾露过面。入夜雨尤大。

工作：……

会议：开干事会，准王松山去汉口，并限钟、陈、张等于二十三日回信阳。

晚会如常。

人事：早晨唱歌前我和儒弟吵嘴，晚老杨报告小胡去“风雨社”工作。③严平：《消失在历史尘埃中》，《收获》2008年第6期。

在“我”的主视角和亲历行为与历史资料中主人公的自我表述之外，作者是用第三人称的旁观者视角推进故事的。这种跳出“在场”的叙事是经典叙事学的操作模式，即摘取故事轴线上值得突出的点，以跌宕曲折的方式讲述出来，以造成读者接受过程中从“语言”到“言语”的“陌生化”。因为，“艺术的目的是使你对事物的感觉如同你所见的视像那样，而不是如同你所认知的那样；艺术的手法是事物的‘反常化’（остранение）手法，是复杂化形式的手法，它增加了感受的难度和时延。”④［苏］什克洛夫斯基:《作为手法的艺术》，《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方珊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6页。。基于这样的逻辑，严平在写到张楠多年后重遇郭同震的情形时是这样处理的：

1946 年，戴笠死于空难，毛人凤接任局长，清点戴笠遗物时，发现他在日记里写道：“郭同震读书甚多，才堪大用。”从此，毛人凤对他另眼相看。

也正是在同一时间，荣高棠、张楠分别从重庆回到了阔别八年多的北平，在军事调停处工作，张瑞芳也从重庆回到北平法通寺10 号养病。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在绿草茵茵的北海公园里，张楠看到了一个身着国民党军服、脚蹬锃亮马靴，牵着一条大狼狗的人，定睛一看正是郭同震，她非常吃惊，赶紧转身离开了。匆忙中回身一瞥，郭同震那高大的牵着狼狗的身影，深深地定格在张楠的记忆中。①严平：《消失在历史尘埃中》，《收获》2008年第6期。

通过戴笠和毛人凤来定义郭同震的“能力”，通过“军服”“马靴”“狼狗”等来确立郭同震投靠反动派之后的样貌，一个狠毒、阴辣的大特务形象便跃然纸上了。作者根据需要，或将叙事权转交给历史人物，还原当时的情景，使读者更好地代入到历史场景中，或跳出现实的作者“我”与历史人物的限制，站在上帝视角完成故事讲述。这样的大小主语与叙事人称的转换在某种意义上也达成了巴赫金“复调”式的叙事话语结构，使整体叙事更具张力，使故事更具传奇性。正如丁晓原所说：“在小说写作中需要通过想象建构故事塑造人物，在非虚构写作中则需要通过深入的采访，以适合的结构方式和具有个人性的语言方式呈现真实。文学性就存在于被选择和结构的真实之中。这是非虚构文学中文学性的一种独特性。”②丁晓原：《非虚构文学的逻辑与伦理》，《当代文坛》2019年第5期。

当叙述的主线人物缺乏“郭同震”的传奇性时，作者就会采用更加克制和含蓄的笔法，以较为纯粹的观察者姿态讲述“我”的所见所感，比如描写沙汀晚年双目失明后自己和荒煤去探望时的情形：

那天，他先是兴致勃勃地给我们表演了几下（自己做生活中的小事），然后就拉着荒煤坐下来说各种各样的事情……他说他还有很多事情想写；说自打周扬去世后他就一直想写写周扬……眼下快到清明了他很想去八宝山看看周扬、苏灵扬，但是自己的眼睛……说到这里时，他声音哽咽了，眼窝里闪出泪光，荒煤的眼睛也湿润了。③严平：《新中国文坛沉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85页。

这段完全以第三人称进行的叙述，将两个时日无多的耄耋老人见面的场景描绘出来。然而就在读者沉浸于沙汀、荒煤60 余年的革命情谊，为他们过往遭遇感到不公，为他们未来命运担忧时，作者却从第三人称转回“我”的在场叙事，将情感突然转向：

他和荒煤的对话与其说是谈不如说是喊。两个人都聋，互相大声地喊来喊去，我夹在中间，再帮他们喊一遍，屋子里顿时喊声一片，间或还夹杂着笑声……④严平：《新中国文坛沉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85页。

这样的结构性技巧使得叙事进程避免了简单化，也丰富了叙事客体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让读者产生一种“笑中带泪”的情感激荡。这是严平有益的叙事尝试，她没有卖弄文字的艺术，也没有钻入故纸堆中靠晦涩的语词游戏玩弄读者。

严平“非虚构”写作的文学性除了体现在其复杂的叙事结构、人称视角和故事时空外，其文本所呈现出的诗化美学特征也尤为突出。作为一名女性作者，严平的笔触细腻隽永，常常在叙事中夹杂以自己作为亲历者或观察者的体会，发出感叹和疑问，并在某种程度上引导读者和她一样思考和喟叹，呈现出浓郁的共情属性。在其文本中可以发现明显的中国传统女性审美传统：“儒家所主张的温柔敦厚和比兴含蓄，历代女性艺术家深受其影响，在审美理想中出现了崇尚娴静之美与追求含蓄之美的趋向。”①严明：《中国女性的审美理想》，《文艺理论研究》1990年第5期。有评论者认为《新中国文坛沉思录》是带着强烈的女性学者、女性作家特点的作品，“其中每一篇都是充满感性的充满人性关怀的散文，文笔细腻，对人物多所体察和贴心，她对材料的运用很是发微烛幽，努力从中探询心灵世界”②李洁非：《严平：独树一帜的写作者》，《博览群书》2016年第4期。。抛开富含“反叛”“抗议”意味的现代女性主义，如果单纯从写作主题和语词体系来看，中国传统女性写作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女性写作，与男性写作的主要区别在于：男性偏向理智、厚重、粗犷，女性则更加细腻、柔美和感性。因此，女性写作通常呈现出清新柔婉的审美风貌，而语言诗性化，是形成这一审美风格的一个重要因素。

形成女性诗化语言审美的前提，是作者的女性意识在审美过程中的作用。它促使作者抓住对自身生命体验的认识和思考，并从女性的角度审视外部世界。所以，“女性意识对女性审美心理有着极为重要的制约和影响。中国传统审美文化之婉约、清丽、秀雅、妩媚、隽永的阴性气质（女性气质）表现，一定程度正是长久以来对女性进行审美观照的结果”③张欢：《当代女作家审美心理结构初探》，《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7期。。在克制的文字中发现蕴藏的诗意，这是严平作为女性独特的生命体验，也是一种蕴含着哲思的审美层面的升华。如果没有这种独一无二的观察与体悟，她也无法完成对文本中一个个伟大生命的观照。

例如，在她赴台北采访完郭同震后，久远的血雨腥风的历史归入历史，看到一个复杂完整的人物行将就木，严平是这样写的：

这雨从我来到台北就一直在下，清凉的雨丝，细润无声地飘洒在人的身上脸上，它们似乎总是下不大，却又总是停不下来。有时阳光灿烂，雨丝在明丽的光线照射下丝丝剔透，温暖中带有一点点凉意，一点点甜意；有时又像雾，柔和地在四周弥漫……我想到，此刻的北京，在同一个时间里，那里也是冬季。

我走着，隔着茫茫的夜色，几十年前那些年轻的身影仿佛也悄悄地向我走来，他们曾经美丽的脸庞、矫健的体魄和如今衰老的身躯一一闪现……这一切，在台北雨后的街头想起来，让人觉得分外缥缈。

……

一个多月后，当我从北京再次拨通台北的电话时，美信告诉我，郭同震刚刚在医院里走完了他最后的路程，离开了这个世界。④严平：《消失在历史尘埃中》，《收获》2008年第6期。

这里的“雨、阳光、雾、冬季、夜色”显然具有象征意味，将书写对象年轻时代的朝气、信仰、抉择、命运蕴含在当下的天气和景致描写中。作为生活和工作在这批后来的文坛作家身边的人，作为一名女性，严平对这些人“死亡”的理解格外深刻，但她仍能采取诗意的柔美的语词来描述，这不仅体现了她对“死亡”的深切领悟，也体现了她审美意境上的克制与内敛。待后来张昕（荒煤妻子）去世时，严平是这样叙述的：

2021 年3 月14 日，当我行走在云南东川红土地上时，收到了北京的消息：享年102 岁的张昕老师走了。那一刻，我有种说不清的感觉。我知道，几乎所有熟悉她的人包括她自己都在等待这个时刻，如今这个时刻终于来了，既突然又在意料之中，既让人难过又有种放下的释然。张昕老师自由了！那是她多么渴望的自由啊！就像红山谷里飘逸缭绕的白雾，向着辽阔的天际伸展开灵魂的翅膀，弥漫升腾，再也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拦。①严平：《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中国青年报》2021年5月16日A8版。

周扬、荒煤、夏衍、陈觉民、何其芳、巴金、冯牧……他们的死亡以各种文字出现在作者的抒写中。经历过生死存亡的革命斗争，经历过信仰忠诚的自我改造，经历过潮起潮落的政治风云，经历过年迈老朽时思想解放的这些人，他们的离开，在作者看来，是一种真正的“自由”，是一个时代的终结，也是一段不可磨灭的历史篇章被封存于大众的记忆。

三、“非虚构”写作的意义突破

关于“非虚构”写作的定义，至今在学界没有定论。有人认为“非虚构是包含文学、历史、新闻、电影、电视等文体话语体系里具有‘非虚构’元素的文类集合。非虚构文艺则是介于文学和影视之间的一种‘跨媒介’和‘跨文体’概念”②王晖：《新时代中国非虚构文艺创作的基本面向》，《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9月14 日第9版。。有人主张“广义的非虚构写作包罗万象，它强调‘非’的意义，是与虚构相对的非常庞杂的文类群，包括报告文学、艺术随笔、美文、纪实性散文、抒情性散文、回忆录、日记、纪录片、口述史等等”③项静：《在白与黑的交集地带——浅谈非虚构写作与散文的关系》，《扬子江文学评论》2022年第4期。。有人认为“非虚构”写作是一种“叙事姿态或叙事策略”④洪治纲：《论非虚构写作的反自律性及其局限》，《文艺理论研究》2020 年第5 期。。综合“非虚构”的跨学科跨文体特征来看，与其纠结“非虚构”是什么，不如探究“非虚构”能干什么。自美国作家杜鲁门·卡波特的《冷血》以来，“非虚构”写作在全世界颇为流行，从中国“非虚构”发展的十几年来看，它游走在历史学、文学、传记、游记之间，尤其借助了全媒体时代的出现呈现爆炸式传播，它越来越像一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正如有人点明，“‘非虚构’写作则除了忠实于事实本相外别无囿限，因而它没有中心，亦无边界，是一片写作任意驰骋的开放地带”⑤杨联芬、李双：《当代非虚构写作的内涵及问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3 年第2 期。。

然而，中国的“非虚构”写作热潮，多将其作为“成果”而非“进程”，即更视其为“目的”而非“手段”。诚然，这些年出现了梁鸿、黄灯、袁凌等优秀的作者，也有阿来、范小青、孙惠芬等知名作家参与，出版了不少优秀的“非虚构”作品，但纵观文本内容，大多是以“小我”或“家史”为主，或讲述“我”的周遭琐事，或记录“他者”的人生。而且，除却这些尚可“以小见大”反映中国社会进程阶段性特点的作品外，借“非虚构”之名行“贩卖内容”之实的作品广泛存在。尤其在全媒体时代，“流量至上”主义和“热点”的短周期性，导致“非虚构”变成吸引受众阅读消费的“噱头”。各种打着“非虚构”名目的虚构写作招摇过市，以“造假”满足读者对“真实”的期待，以“标题党”迎合市场需求，对“非虚构”写作的社会意义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2010 年起，《人民文学》《收获》等重要的文学期刊先后开辟“非虚构”专栏。2015 年，白俄罗斯女作家S.A.阿列克谢耶维奇凭借“非虚构”写作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同年起，腾讯、网易等互联网公司嗅到了价值，陆续推出“腾讯谷雨”“真实故事计划”“ONE 实验室”“正午故事”等平台，鼓励和集纳了众多作者撰文参与，在中国掀起了“非虚构”写作的浪潮。在互联网端“非虚构”写作热背后，是因商业化而导致的“失实”与“失德”的频繁发生。为了攫取流量和利益，资本倒逼“非虚构”写作趋向于用“标题党”等手段描写亦真亦假的“私人化”问题和“边缘苦难”。“真实故事计划”的创始人雷磊直言不讳地说：“这些非专业的写作者们热情很高，但创作出来的大部分文章篇幅短小，恰好适用于新媒体的阅读和传播。可以说，新媒体为非虚构文本写作者们提供了绝佳的发声平台：一个育儿嫂写自己的生活和观察，会成为爆款式文章；一个北大毕业生送外卖的生活体验经历，能够在朋友圈刷屏。”①雷磊：《“真实故事计划”：探索非虚构文学的大众化道路》，《扬子江文学评论》2022年第4期。当爆款与刷屏成为写作者和平台的目标，其后果就是催生了大批“吸引眼球”的文章，如：《春节纪事：一个病情加重的东北村庄》《穿婚纱的杀人少女》《当一个抑郁症患者决定去说脱口秀》《飞越疯人院：密谋17年的逃亡》《太平洋大逃杀亲历者自述》……即使是“非虚构”写作的代表人物梁鸿，作品也给人以“标题党”之感，如“老贵叔：砖厂是老百姓遭殃的铁证”“建昆婶：王家少年强奸了八十二岁老太”“毅志：再也不去北京过那种非人的生活”“姜疙瘩：领回来的老婆后还是跑了”等（上述章节标题见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年版《中国在梁庄》、天地出版社2017 年版《中国在梁庄》）。在这样的媒介语境中，很多作者在写作过程中，会着重考虑作品的“卖点”与“卖相”，从选题到叙事都呈现出套路化和公式化。简言之，内容生产的功利性太强，则内容本身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便削弱了；内容生产的当下性太强，则内容本身成为传世佳作的可能性便降低了。按照恩格斯提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最高标准是“美学和历史的”来评判的话，中国的“非虚构”写作，尤其是互联网平台的“非虚构”写作，多是不及格的。

庆幸严平的“非虚构”写作没有落入这样的窠臼，这源于她作为学者的清醒，也来自对其写作对象的历史的尊重。周扬、荒煤、巴金、夏衍、沙汀、何其芳……这些影响了中国新文学进程的名字，以及每个名字背后的人生故事，对于当下和未来的读者来说，都应该是值得认真品读和回味的。借用媒介生产的一个概念——“内容为王”，手段与形式永远服务于内容。想要实现真正意义的文化引领与价值传播，文本内容仍是第一位的，学习和利用新的媒介方式，只为对优质的内容传播产生助推作用。严平的“非虚构”作品在学习了全媒体时代的内容传播要素的同时，避免了踏入“标题党”“私人化”“边缘苦难”的叙事逻辑，形成了对越来越逼仄的“非虚构”写作意义的突围。

有研究者认为“非虚构”的异军突起源于一种“回归”的倾向：“通过强化国家与民族叙事，来对当下已走向疲软的个人化写作予以纠偏，这当是所谓真实与虚构角逐、较真的焦点与内在动力之一。”②李丹梦：《非虚构之“非”》，《小说评论》2013年第3期。的确如此，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突飞猛进，媒介渠道的划时代变革不断冲击着严肃文学和其仰赖的出版业。在人人皆可写作和评述的时代，如何将文学写作与大众文化消费相结合，不仅是《人民文学》《收获》等期刊要思考的问题，也是作家作者们要考虑的内容。新的媒介环境和传播渠道的繁荣，使人民群众信息接受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也促使“非虚构”成为重要的表达方式。

“非虚构”写作的倡导者李敬泽认为：“文学的整体品质，不仅取决于作家们的艺术才能，也取决于一个时代作家的行动能力，取决于他们自身有没有一种主动精神甚至冒险精神，去积极地认识、体验和探索世界。想象力的匮乏，原因之一是对世界所知太少。”①商华萍：《“人民大地·行动者”》，《光明日报》2010年10月29日第10版。时代要求作家们投入到水深火热的生活中去，要求作者通过数据、调查和田野考察来建立“真实”。严平自己表示：“我遵守的第一位原则是真实，将叙述建立在个人亲历的基础上。同时，我又发现，讲述他们，单凭经历是远远不够的……我必须在写作的过程中为记忆和第一手材料补充历史背景，寻找佐证，也探寻那些未解的谜团……事实上，在这方面我花费了很大的力气，做了很多工作。”②严平：《新中国文坛沉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版，第360、238、329页。正是作者严格遵守的这一原则，才使得文本具备了令人信服的力量。

严平多年来长期工作和生活在她所描写的人物中间，诸多名家的往来书信、自述回忆录、日记等第一手资料，她可以游刃有余地整理分析，作为其创作的素材来源。同很多“非虚构”作家单一的“家史”或“他史”不同，严平的文本不仅综合了二者的特征，也通过“弥合”与“裂痕”彰显其独特性：一是第一视角的个人史与材料构成的过往史相“弥合”，建构起跨越时空的历史对话；二是基于尊重历史的克制而设置“裂痕”，把人物和行为及其所致的影响以“留白”的形式交于读者思考；三是叙议结合，对众多人物做穿针引线交代的同时，适度表达自己（旁观者）的历史观与价值观。在写巴金时，作者的笔下有其亲历的部分：

那是我第一次仔细地端详面前这位文学巨匠，他和我的想象不尽相同。他一头雪白的头发，瘦弱而苍老，但目光中始终闪烁着的喜悦却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那时候，我已经读过他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的《怀念萧珊》了，我不止一次地反复读着那些烫人的文字，为文章中令人难忘的细节和刻骨铭心的感情而感动得热泪盈眶。我一直以为，有着这样沉重记忆的老人或许会是一个冷峻而缄默的人，但他脸上热情而温和的笑容却似乎能够融化许多冰冷和严寒。③严平：《新中国文坛沉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版，第360、238、329页。

还有通过资料重建的历史细节：

1979 年10 月28 日上午，一架从上海虹桥机场起飞的客机载着参加全国第四次文代会的代表团成员飞往北京。……巴金在当晚的日记中写道：

七点后起……十点半前老彭开车来接西彦和我、小林去机场。王一平、洪泽、江岚、吴建、马飞海等来为全团送行。一点后到京，家宝、罗荪、张僖、吴强来接我们，坐家宝车到国务院第一招待所八〇二号……

日记一如既往地简洁、平实，没有任何情节性的内容，也没有丝毫情感的蛛丝马迹。这秉承了巴金日记的一贯风格，只是客观地记事，与文章的风格截然不同。④严平：《新中国文坛沉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版，第360、238、329页。

作者通过自己亲历和观察，加上日记、书信、回忆录等文献材料的补充完成了人物书写。这是“非虚构”所带来的成果，也是充满历史真实感的建构。“非虚构”之所以在近年成为潮流，其合理性主要有二：一是以真实性呈现“确实存在”的历史和现实，引领读者了解其未知的故事；二是以故事性降低阅读门槛，更易被大众接受和传播。“非虚构”在中国兴起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它“较明显地体现了文艺创作‘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三贴近原则，得到提倡也在情理之中”①卢艳芳：《论“非虚构”写作的特点及其在中国兴起的原因》，《新乡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从历史角度看，“非虚构”写作为文学生产带来三点新质素：“第一，融合小说、自白自传、新闻报道等特点的综合叙述形式；第二，拒绝虚构人物和情节，作家自身即为事件的‘目击者’；第三，‘非虚构’成为现实主义作家一种应对激变社会的主流叙述方式。”②杨庆祥：《“非虚构写作”的当下、历史与可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7期。严平的“非虚构”写作，在媒体融合时代的文艺大众化语境中显得尤为突出。其文本中涉猎的人物所自带的“名人效应”的吸睛效果，其行文写作所营造出的神秘紧张感也带动读者关注人物命运。在《新中国文坛沉思录》的封底，印刷着这样的句落：

周扬死后，荒煤、张光年等“我辈”皆无文章，为何？

伟人说：“何其芳，你的名字是一个问号”，何解？

1964年，电影界‘老头子’夏衍遭遇怎样的噩运？

这是为吸引读者而为之，即钱理群等学者曾专门论述过的文学作品的广告性。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伊格尔顿认为，“文学可以是一件人工产品，一种社会意识的产物，一种世界观；但同时也是一种制造业……艺术是一种社会生产的形式，就是说，它们并不将它看成一个表面的事实，交由文学社会家去处理，而是认为它对决定艺术本身的性质有着紧密的关系”③［英］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5页。。这一论述对中国文学艺术与市场经济文化消费之间的关系有很强的适用性。既然文学艺术的生产与商品的生产是类似的，那么文学艺术就和商品一样需要营销推广和销售策略才到达读者（消费者）的手中。只有生产者、市场、消费者建立起和谐有机的联系，文艺才能真正实现大众化。

严平和一批与她一样的严肃作家、作者，探索了“非虚构”写作的有益路径，深化了中国“非虚构”写作的历史和美学意义，并仍在不遗余力地写作着。《情报站：碎片拼接的故事》（刊于《收获》2022年第5期）即以程光烈为主人公，讲述了其在1946年组建情报站，为解放沈阳投入暗线战斗的故事。文本依然以写作者引入采访故事，带出多人称叙事，描写了为中华民族解放而舍生忘死的英雄前辈的故事，这一主题在当下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与国内意识形态语境中尤显意义突出。文本中涉猎人物之众多，史料之丰富，线索之繁杂，故事之跌宕，亦是严平“非虚构”写作的又一次自我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