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良博

罗伟章2022 年连续出版的《下庄村的道路》《凉山叙事》是两部以记录中国人民脱贫攻坚为主要内容的非虚构作品。前者记录了村干部毛相林带领村民修路致富的事迹，后者则集中记叙了凉山地区移风易俗的故事，整体都展现了新时代乡村在物质与精神层面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为了尽量避免观念先行、政治先行的痕迹，罗伟章选择“用一种真正创作文学的方式来写脱贫工作”①黄茜：《在中国书店，罗伟章、贺绍俊、岳雯共话“人与时代”》，南方都市报，网址：http：//m.mp.oeee.com/a/BAAFRD000020230227768398.html，发表日期：2023年2月28日。，即坚持以事实搭建现实真实、在主题写作下增加多维度的跨领域思考以及借助多样的叙事策略描绘艺术真实。

目前的乡村叙事存在着两种不足：一方面，由于缺乏实地置身乡村的经验，作家在小说中传达乡村想象的一大倾向是以思辨之长补经验之短，即悬置乡村故事，不屑讲述乡村知识，以高密度的文化知识来代替真实的乡村讲述；另一方面，题材主题的优先与审美的缺失，是非虚构国家叙事不少作品中存在的突出问题②丁晓原：《新时代非虚构国家叙事的审美之维——以何建明的创作为视点》，《当代文坛》2022年第6期。。在此基础上，罗伟章的非虚构写作显现出珍贵性：其讲求“现实真实”与“艺术真实”双重真实的非虚构写作，能够有效介入真正的乡村现场，从而缓解以虚构为主要特征的小说无力和现实建立有效连接的焦虑。同时，这种写法也重建了非虚构写作应具有的审美特性，使其兼具现实性、文学性、可读性，让新时代背景下的新乡村现状、新农民形象因此得以建构还原。

一、以事实抵达真实的写作伦理

“真实”或“真实性”是非虚构写作最根本、最核心的要素，也是其区别于虚构写作最鲜明的特征①宫富：《论非虚构写作中的虚构问题》，《写作》2022年第6期。。就目前的非虚构写作而论，梁鸿的“梁庄”系列是其中的代表性一类。这一类作品的特点在于，作家本人亲自置身于复杂的现实生活内部，即其在场身份是实时明确的，因此作为事件的亲历者，其非虚构写作具有天然的合法性。但对于另一类非虚构作品来说，事件已然发生，作者无法亲历事件发生的“当下”，这种针对过去事件的写作如何再现真实？其写作的合法性又如何保证？对此，目前学界达成的共识为：无论是回望历史，还是直面现实，作家所表现出的鲜明的介入性写作姿态，对创作主体在场性和亲历性的强调以及验证式的叙述，可让叙事形成不可辩驳的事实性，由此实现其“非虚构”的内在目标②洪治纲：《论非虚构写作》，《文学评论》2016年第3期。。虽然罗伟章本人并未参与到具体的“脱贫攻坚”工程中，但他以记录人民“脱贫攻坚”事迹为主要内容的两部非虚构作品，却具有令人信服的真实性，究其原因即是其积极介入现实的写作姿态，具体体现在其创作姿态的转变与原始资料的利用两方面。

《凉山叙事》与《下庄村的道路》是罗伟章由小说创作转向非虚构写作的转型之作。在谈到如何进行文体间的转换时，他认为相对于小说以虚构走向真实，非虚构写作更倾向于从事实抵达真实③赵命可：《罗伟章：真正的创作是对某种启示的忠实记录》，《文化艺术报》2023年2月22日A6-7版。。因此，如何捕捉事实则是作家接下来要面对的首要问题。罗伟章曾多次谈到自己是如何介入现场进行非虚构写作的：“我首先要做的事，是转换角色：把要我去写变成我主动想写。通过深入采访，这种转换完成了。”④赵命可：《罗伟章：真正的创作是对某种启示的忠实记录》，《文化艺术报》2023年2月22日A6-7版。“先是看，再是访。看是指提前准备，看些相关资料，而这个工作是没有气味的，但是写作需要气味，所以访才是重点。访的层面很多，不只是下庄村，还有巫山县，还有重庆市，以及与之毗邻的若干地区；也不只是下庄村人，更不只是毛相林一个人，还要拓展到当下人、时代里的人。”⑤赵命可：《罗伟章：真正的创作是对某种启示的忠实记录》，《文化艺术报》2023年2月22日A6-7版。“我的采访笔记有30万字，最后成文是20万字，但采访本身并不能获得事实，只能帮助你去发现。所以我先后去了两次，和村民住在一起。只要你真正走进现场，就能解决问题。”⑥肖姗姗：《走进昭觉最深处罗伟章叙说凉山脱贫攻坚现场》，川观新闻，网址：//cbgc.scol.com.cn/news/427586，发表日期：2020年10月29日。可以看出，罗伟章角色转换的步骤是渐进的：首先通过大量的实地采访与调研转换心态，接着开掘实际经验，兼顾个体性与群体性的命运。而采访只能尽量地与事实靠近，只有真正地与村民相处，真正走进现场，才能跨越族别的隔阂，深入乡村生活。接触现场的能量是巨大的，正是因为事实所携带的震动与无尽的感动，罗伟章放弃了自己最擅长的小说题材，选择以非虚构写作这一文体进行创作。

除此之外，笔者在收集下庄村修路、凉山脱贫攻坚事迹的原始资料后，通过文本对读，发现作者还有效地利用了老照片、新闻报道等原始资料进行对现场的复刻还原。保罗·利科在《记忆·历史·遗忘》一书中如此区分“想象”和“回忆”：二者虽都要面对“不在”的过去，但想象或虚构的“不在”是不存在的，而记忆或回忆的“不在”则是存在的。对于“不在”的过去，人们可以通过音声、影像和文字来了解，结果不在于多大程度上接近了事实，而在于表征的内容是否具有实在性⑦孙江：《对抗“虚吾主义”——虚构·非虚构之辨》，《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3期。。利科的观点有效地佐证了罗伟章叙述的真实性。以《下庄村的道路》为例，《三峡都市报》《万州日报》等当地报纸曾分别于1999 年8 月12 日、1999 年9 月2 日、1999 年10 月14 日、1999 年10 月20 日、1999 年10 月23日刊载了关于下庄村修路的特别报道，这些报道上的内容在书中都有迹可循。如在写下庄人修路条件的艰苦时，最先报道下庄村的《凿天坑》一文专用“人与兽，争夺岩洞洞”一节叙述下庄人晚上只能抢占动物洞穴睡觉的无奈：“于是大家分头找岩缝缝岩洞洞，只要勉强能蜷进一个人，就硬塞进去，几乎把山羊子猴子的窝强行占领了……所以只好在腰间拴根绳子，绳子又拴在岩缝杂数上，竟也睡得香甜。”①覃昌年：《凿天坑》，《三峡都市报》1999年8月12日第4版。在书中，罗伟章则用“工地上的夜晚”一节还原这一场景：“路修到哪里，就在哪里找地方睡。没平展地方，就分头找岩洞。‘只要勉强能蜷一个人，就硬塞进去。’而那些洞子，本身是黄猴和野山羊的家，被人强占，无处安身……见这景象，猴们集体摇动树枝，欢呼雀跃。”②罗伟章：《下庄村的道路》，作家出版社2022年版，第134、127页。可以看到，除去表达更具文学性、更书面化，罗伟章通过对当年新闻报道的有效征用，增加了叙事的真实性。

除去新闻报道外，还有对原始图片的利用。在写到下庄人如何在绝壁上打炮眼时，罗永章这样叙述道：“让山下送来孩子玩的铁环。依然系了绳子，吊于绝壁，人跨在铁环上，一条腿里，一条腿外，勒住胯部。坠下两个铁环，也就坠下两个人，这两个人合作，一人执钢钎，一人挥大锤，不把炮眼打好，就不上来。”③罗伟章：《下庄村的道路》，作家出版社2022年版，第134、127页。如果没有实际参与或者亲眼见到，光凭想象很难描绘出如此具体的修路方式。而在对下庄村修路的原始资料进行收集后，发现作家所描述的正是当年实地拍摄的照片所显示的画面。也就是说，作家在写作时充分利用了实证性质的科学方法，由此获得了读者的阅读信任。

当前的乡村叙述存在的一个很大问题即作家想象乡村的方式与真正的乡村存在着隔阂。由于缺乏乡村生活经验，他们往往以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念、思想感受预设乡村，在文本中填充大量的文化知识，以展示自己的专业优势与文化教养；用包含现代主义哲学的寓言化小说，作为叙述乡村的惯常文体，夸示中产阶级追求智性思考的美学趣味。而在这样的写作中，乡村现实往往被都市想象或都市视野所置换④雷鸣：《作家的中产阶级阶级化与21世纪长篇小说乡村想象的几种方法》，《文艺研究》2018年第8期。。罗伟章以小说为主的乡土写作也存在类似问题，后期的他越来越偏向一种知识分子式的浪漫叙事，开始重视内在真实，精致程度增加⑤陈琛：《罗伟章乡土小说创作论》，《小说评论》2020年第2期。。因此，他以积极主动的姿态介入“新山乡巨变”的非虚构写作则显现出其珍贵性：他不仅仅满足于作为一个观看者、思考者，而是以实践的、行动的主体，以科学的、实证的方式尽量还原事实，增加了叙述的可信度，重建了以事实抵达真实的写作伦理，新时代努力脱贫的真实乡村因此得以还原。总的来说，这两部非虚构作品不仅是作者与现实肌理的相遇，也是新时代背景下乡村的新风采得到展现的绝佳载体。

二、主题写作下多维度的跨领域认知

无论是以展现“当代愚公”精神为要的《下庄村的道路》，还是重在阐发移风易俗的《凉山叙事》，这两部作品的主题都是明确的，即书写新时代巨变下的新故事、新农村、新农民。但这并不意味着罗伟章在创作时就完全地以观念先行，相反，他在书写政策落实的过程中还进行了跨领域书写，这些跨界性写作一方面体现了作者在社会、文化、历史等领域的思考，昭示了此种文体的开放性；一方面又使得文本的作者意图与文本意图时而一致、时而相悖，由此形成一种艺术张力。

可以肯定的是，罗伟章侧重于表现“新山乡巨变”的写作倾向，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主流话语的启发和制约。例如，作者在谈到《凉山叙事》的写作缘起时，曾提到“扶贫路上的文学力量”这一文学行动⑥赵命可：《罗伟章：真正的创作是对某种启示的忠实记录》，《文化艺术报》2023年2月22日A6-7版。。该活动由国务院扶贫办和中国作协共同发起，主要组织作家们深入到扶贫一线，通过书写乡土中国在今日的巨变来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因此，集中展现凉山地区脱贫攻坚的过程与成就应是罗伟章的写作重点。但正如有的论者所认为的那样，生活与形象的内涵永远要大于作家意识到的范围，如果作者尽其所能地按照自己的意识对生活素材和文学形象限制、修正，使其内涵限制在自己意识到的范围之内（姑且不论他能否做到），那就必然造成马克思、恩格斯所批评的现象：将文学作品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传声筒。这必然会影响文学作品的生命。因为文学作品的生命就在它那鲜活的形象与取之不尽、挖之不竭的内涵之中。将其形象固化、内涵简化，文学作品的生命也就萎缩甚至消失了①赵炎秋：《作者意图和文学作品》，《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4期。。报告文学，尤其是非虚构国家叙事，如果只是为了“报告”而“报告”，更有可能沦为意识形态的传声筒。为了避免此种情况的发生，罗伟章并没有将自己的写作意图与写作边界限制在单一维度之内，而是试图从不同的学科领域多维度地思考还原事实的真相。

首先，《凉山叙事》叙述内容的跨界性延展了文本内部的意义空间，丰富了其社会学价值。罗伟章通过大量的社会学调查、田野调查，获得了关于彝族人民和彝族社会问题的一手材料。在凉山脱贫攻坚的历史中，禁毒与防艾滋病是两个最主要的难题。对此，罗伟章通过查阅县志与新闻报道、走访贩毒人员、采访各级禁毒干部与村民，全方面梳理出彝族贩毒吸毒的历史原因、所带来的恶劣影响、政府采取的各级整治措施及目前取得的成效。艾滋病则是吸毒带来的次生灾害，罗伟章实地走访了众多艾滋病病人，包括失去父母的四姐弟，无法自力更生的年轻夫妻等，探明了凉山人不肯配合治疗背后隐藏的落后观念。对于政府提出的防艾“1+M+N”模式，他则细致解释其含义，多角度地还原各方遇到的困境及相配合的过程。同时，他并没有止步于凉山，而是将视野放大到全国，提出了全国性防艾治艾的重要性。尤为可贵的是罗伟章的人民立场，无论对象是领导干部还是彝族人民，他都仗义执言，敢于发声。如在批判领导干部吞占老百姓低保的现象时，他诚恳地提出领导干部首先要在精神上脱贫的问题。充分的调查使得文本充满了作者深入现实生活肌理而得来的观察，由此，罗伟章从普通的个体命运出发，聚焦公共性议题与人类普遍命运，最终形成了有关社会学的田野调查式的生动文本，读来更像是一部饱含了痛感的彝族社会生活史。当然，其体现的社会学色彩的意义还在于深入到乡村社会底层，打捞被遗忘被忽视的种种人群，显示出一种人道主义关怀。

其次，《凉山叙事》还可被视为一文化人类学文本。罗伟章在叙写凉山地区人民如何脱贫攻坚时，主要是以其观念的改变为中心，因此从各种文化观念、文化行为的缘起分析彝族社会生活模式的形成是极有必要的“前情提要”。在写作方式上，他并不是直奔主题，而是引经据典、层层推演，将似是闲笔的内容信手铺开，主题最终才图穷匕见。如在叙述当地杀猪不讲求更卫生的方式，只是用蕨基草潦草烧一下的落后习俗时，他起笔先写明彝族人崇拜索玛花的原因：索玛花符合彝族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所有图腾和信仰，都是对现实的映射和期待②罗伟章：《凉山叙事》，四川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93页。。接下来以“楚王好细腰”的典故和庞贝古城遗址文物的生殖崇拜来佐证这个观点。紧接着他举出彝人传说，又往前推出李商隐诗句“望帝春心托杜鹃”中的杜鹃亦为神花。有趣的是，罗伟章在这里再次“说个好玩的事”，又信笔讲了一则与主题无关的趣闻。言归正传之后，则以“颛顼”名字的由来细细考证毕摩以索玛做除秽仪式的缘由，并列举出彝族各种用到索玛的仪式场合，而层层叙述，只为引出彝族因“万物有灵”的神灵论形成的保护环境的结论。作者在此肯定了彝族人天然的生态保护观念，认为这种貌似落后的认识观其实是对讲求“进步”的发展观的弥补。但同时，他也警惕地认识到彝族人的文化观念最终导致的是更多的封建陋习，因此在文末强调要转变思想。可以看到，文中既有展现彝族民俗风情的“地方性知识”，也有从典故传说出发对文化行为的分析，更有对人类文化的层层反思，文本的文化人类学色彩浓厚。而在写作的过程中，作者有时又会游移不定岔开话题，这些貌似与主题无关的闲语使得文本意图与作者意图产生偏离。整体来讲，此种写法一方面可以更好地让读者理解彝族文化观念，一方面则使得文本空间更为开放，为读者增添多样的阅读趣味。

最后，《凉山叙事》也可视为作者对彝族文明追寻与指认的历史学文本。在开篇，罗伟章即表明自己对于凉山“除八年前到过西昌，别的我从未涉足，也几乎一无所知”①罗伟章：《凉山叙事》，四川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2、20页。。面对这片落后的土地，他从大量的历史典籍和史料切入，包括古彝文字、彝经《物始纪略》《创世志》、利利土司遗址、《彝经源流》、彝族古代百科全书《西南彝志》等，回顾了彝族辉煌的古代文明史。除此之外，又联系中、日、美三国学者的观点考证彝族人对其他人种起源的影响。而后罗伟章笔锋一转，聊起了彝族由盛而衰的原因：带有鲜明种姓制度特征的奴隶制依旧具备顽强的生命力，时至今日，彝族依然忌讳等级外通婚②罗伟章：《凉山叙事》，四川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2、20页。。因此，作品一方面通过史料爬梳系统性地呈现了彝族文化的源远流长，一方面又通过田野调查，展现了彝族仍旧尚巫、遵循等级制等落后的民间传统，也间接性地暗示了文化本身所携带的惯性有多顽固，历史的一体两面就此展现在读者面前。除此之外，罗伟章还注意到史实只能代表部分真实的问题。如，在当前的凉山，悬崖村仍然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人大多居住在大山深处，平坝反而无人居住。对此，他整理了从先秦到民国时期彝族的整体败退史，探明了彝人居于深山的缘由大多是出于对战争的恐惧这一历史原因。但从实际出发，彝族人喜欢住在山里还是因为优越感：一、能养牛羊，积财富；二、能避瘟疫；三、能御敌。因此，从不同的历史视角总结出的事实截然不同，罗伟章从历史观点、经史典故、实际需求出发，对彝族文化展开的现代反思，呈现出历史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从不同领域出发的叙述常常是相糅杂的，它们互相补充、互为印证，使得作者可以从历史积淀、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等角度全方位地对彝族文化进行观照。这些跨领域、多层面的认知表达不仅增加了文本内涵，还有效表征了乡村现实的多面性。与此同时，这些叙述有时游离于主题之外，有时还会发散到更大的维度，它们脱离作者意图，表露出一种更为广阔更为深重的价值，使文本的意义空间更为丰富。总体来讲，罗伟章带着鲜明的问题意识，借助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学的学科视角进行的叙述并不在于总结和归纳，其更重要的作用在于对目前乡村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发散和深入，以此多方面地满足读者对报告文学的期待，而在此过程中，文学则通过传达创作主体对社会历史的各种内在认知承担起更为复杂的功能。

三、凸显艺术真实的写作策略

文学的本质即为审美，作为目前最热的一种文学创作，非虚构写作兼具新闻与文学的双重特性。新闻性的特质无须多言，文学性则可以援引俄罗斯形式主义学派的观点来理解。以雅各布森为代表的学者们主张将文学研究视野从文学场外围的历史的、社会的、个人生平的、伦理道德的话语收束到文学本体上来，即“文学研究的主题不是笼统的文学，而是‘文学性’，即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③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页。。有的论者认为，“如果动辄就将文学弄成一种地方史或山川志之类的东西，看似‘现实主义’了。但它却丧失了文学应有的灵性和诗意，不太可能成为真正优秀的作品”④洪治纲：《从“现实”到“主义”》，《长篇小说选刊》2018年第6期。。无可否认，文学性理应也是非虚构写作的关键。

从创作层面来看，非虚构写作既要忠实于事件、人物自身的发展变化，同时写作者也需要介入进去，成为一个充满知、情、意的参与性主体。因此最好的叙事方式可能是拒绝单一的事实或虚构方式：既保持对艺术作品内部的美学控制，同时又经得起外部现实的验证①刘大先：《贞下起元：当代、文学及其话语》，中国言实出版社2022年版，第323页。。由此，非虚构写作的文学性就来源于写作主体通过对现实裁剪加工从而在艺术上形成的特有的超越，具体则体现在现场感、人物表现、结构方式、语言表达等诸多方面。如报告文学作家徐剑就认为，在遵从真实的前提下，报告文学的文本、叙述姿势和经典细节的挖掘都是文学性创意标高所在②徐剑：《关于报告文学和非虚构几个关键词的断想——我写报告文学的心路旅程之二》，《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但就目前的非虚构写作，尤其是非虚构国家叙事而言，一些作者只用力于重大题材的选择、时代主题的挖掘，对于作品非虚构叙事审美性建构有所轻视忽视，并且能力不足，导致作品不同程度地出现工具化和同质化、肤浅化等问题③丁晓原：《新时代非虚构国家叙事的审美之维——以何建明的创作为视点》，《当代文坛》2022年第6期。。很明显，罗伟章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谈到报告文学写真人真事时，他认为“被要求”就意味着写作者在证明真，而不是探究真。“证明”暗含着任务性、强制性，而报告文学作家同样需要“探究”的热情，要写自己眼里的真，而不是别人给的真④肖姗姗：《从〈下庄村的道路〉谈起罗伟章：四川到重庆，是我深入现实肌理的机遇》，川观新闻，网址：https：//cbgc3.scol.com.cn/news/3535024?from=iosapp&app_id=cbgc，发表日期：2022年6月11日。。这种真实不能只是停留于表面与局部，还需深入内部，即是一种文学真实、艺术真实。落实到具体题材上，无论是下庄人历时七年艰苦卓绝的修路历程，还是凉山地区上下齐力与封建习俗作斗争的种种事迹，从中透露出的新时代人民竭力克服困难、追求美好生活的精神都自带一种悲壮性与传奇性。为了充分表现这种故事性与浪漫性，罗伟章在由小说转向非虚构写作时，在叙事策略上积极汲取小说、散文等文体的写作手法，从叙事结构、叙述视角、人物塑造、散文笔法等方面积极还原。因此有评论者会认为《凉山叙事》是一个审美的文本，罗伟章就像一个小说家在写凉山的故事⑤高丹：《罗伟章〈谁在敲门〉〈凉山叙事〉：小说家视野中的时代与人》，澎湃新闻，网址：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2160105，发表日期：2023年3月4日。。

对于目前以扶贫为主题的非虚构写作，大多以作者到实地调研采访为主线并串联起所见所闻，罗伟章则根据不同的主题，选择了不同的叙事结构。《下庄村的道路》以挖掘下庄村村民敢为人先、自强自立等宝贵精神的传承性与当代性为要，罗伟章则借鉴小说的线性叙事结构，从叙事时间与叙事空间对材料再建构。下庄村修路始于1997 年，修成于2004 年，整体历时七年。对于这段修路历程，罗伟章将其分为上中下三部分：秘境、七年、见证。“秘境”部分在于渲染说明下庄村地理环境之险及决心修路前所做的种种准备，“见证”部分主写修路结束后下庄村民继续努力发展的种种事迹，“七年”部分则是重点叙述对象。修路时间跨度很长，作者在记录时不可能面面俱到，因此罗伟章有意识地选择了极具典型性的事件进行铺设，如修路前全体村民立军令状、正式修路时炸下的第一炮、恶劣的自然环境下下庄男女顽强地战斗、接二连三村民牺牲后的不止不休……整个叙事结构按照故事的发生、发展、高潮、解决起承转合，叙事节奏有起有伏，有效地把握了典型情节与冲突，在高潮迭起的脉络中充分调动了读者情绪，下庄精神的传奇性也在层层铺垫中逐渐显现。叙事空间上则主要聚焦于下庄村，下庄外的世界一方面作为显现下庄落后的对应空间存在，一方面又是下庄精神的辐射地，下庄村从落后到先进的发展过程便得以从不同视角呈现。整个文本读来并不是材料的一味堆砌，而是有轻有重，可读性十足。

《凉山叙事》重在展现彝族人民为移风易俗所做的努力，因此作者便纵论古今，从各个角度找出落后文化观念的根源。为了拉近与读者之间的距离，让他们更好地贴近叙述对象，罗伟章采用了“书信体”这一结构。整本书的内容都在“我”写给“你”的书信中呈现，作者开篇即表示：“你放心，在昭觉期间的所见所闻，我会写信告诉你。”①罗伟章：《凉山叙事》，四川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2、126、133、164、187页。“我”即作者，书信写给的对象“你”则为每一位读者。作者在行文中不断与读者互动，如在写昭觉自然资源丰富收入却很低的问题时，他直接以“你说这个，我也一直在想”②罗伟章：《凉山叙事》，四川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2、126、133、164、187页。开头。“这个”具体指哪个问题？前文并没有提到，接下来的叙述才缓缓阐明内容，中间产生的叙述空白起到了很好的互动作用，充分调动了读者的阅读兴趣。同样的，在写到凉山准备饮食革命时，也是直接以和读者的对话开头：“说不清为什么，前天刚把信发出去，我就知道你要问这句话——‘他们真的准备好了吗？’我该怎样回答你呢？我讲些例子给你听吧。”③罗伟章：《凉山叙事》，四川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2、126、133、164、187页。可以看到，此形式还起到了叙述衔接、承上启下的作用。作者就在这样的互动中不断强化叙事与读者中间的信任关系，从而让读者感受到作品的真实性。

从叙述视角来看，两部作品都围绕第一人称“我”的叙述来展开，“我”的声音无处不在。罗伟章以“我”的视角走访、调查，不断地在与读者的互动中昭示自己的主体性，不仅显示了写作主体的在场，营造了现场感，表明了写作者强烈的介入姿态，还通过叙述者、亲历者、作者的三者合一构筑了文本的语境真实。但“我”发出的声音的意义不仅于此，还牵涉写作主体的姿态问题。梁鸿在对自己的非虚构写作进行反思时，曾提到自己带着悲悯的心态竭力“塑造”一种梁庄，因此忽略了梁庄人勇气、坚韧、骄傲的一面④梁鸿：《历史与我的瞬间》，花城出版社2020年版，第120页。。这背后所涉及的问题即是在近年来非虚构写作所呈现出来的乡村叙述中，作者始终带着启蒙的视角，乡村不可避免地被客体化和他者化。罗伟章对于“悲悯”的看法则不尽如此。他认为悲悯并非居高临下的俯视，而是生命与生命之间的对话，作者怀有的悲悯情怀可以使得写作由个体通向人人⑤赵命可：《罗伟章：真正的创作是对某种启示的忠实记录》，《文化艺术报》2023年2月22日A6-7版。。也就是说，罗伟章放下了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选择以一种同情之理解的态度看待乡村。

因此罗伟章的叙述巧妙地规避了梁鸿显露出来的问题。在《凉山叙事》中，他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学等角度所做的文化慨叹与分析有着极强的实证力和说服力，同时也代表着自己的文化立场。这些判断往往重在分析文化现象背后的成因及现实影响，态度尽量中性，不偏颇。家支是彝族地区特有的社会伦理组织，它以血缘为纽带，在庇护家支内部人员的同时又因利益的捆绑显现出强大的排他性，使得凉山很难实现政治管理现代化。对此，罗伟章并没有一味地批判，而是看到了其历史合理性：“但我们要充分理解的是，家支头人的利益权衡，不是心血来潮，而是千百年来多种因素纠结形成的准则和观念。”⑥罗伟章：《凉山叙事》，四川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2、126、133、164、187页。但他又极其敏锐，可以迅速地感受到潜藏着的不合理，如对于基层工作人员以同属家支的身份争取群众的信任与支持，他表示：“我不知道你听出了怎样的意味，反正我是觉得，这当中潜伏着一种危机。”⑦罗伟章：《凉山叙事》，四川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2、126、133、164、187页。正如封面上“以审视之眼，迎进光明”的题词一样，罗伟章一直是以审视而非俯视的目光看待眼前的村庄，客观公正地看到了一切的情有可原。因此“我”的姿态自始至终都不是高人一等的说教，也就并没有如梁鸿一般，被无力感淹没，显示出中产阶级的浅薄和软弱。“我”的自述就此显现出极大的意义：尽管现实中的边远乡村如凉山等地依旧残存着封建习俗与传统，但在罗伟章客观审视的笔触之下，乡村获得了读者的理解，并没有被奇观化。

罗伟章非虚构写作对小说技法的借用还体现在对典型人物与群像的塑造上。对于非虚构文学，对人的关注是根本。但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内，小人物都被作家的精英写作所遮蔽，作家不深入现场，不深入底层平民中间，只会不着边际地展示这些小人物的苦难和重复对苦难的书写①徐剑：《写好小人物的欢乐与忧伤——我写报告文学的心路旅程（之一）》，《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因此，以展现新农村新风采为目的的非虚构写作更要以“小”见“大”，挖掘出小人物身上的时代精神。《下庄村的道路》虽以整个修路事件为主线，但整体叙事节奏的推进则主要依靠主人公毛相林的行动。从修路前的犹豫不决，到修路时与天斗的一腔孤勇，再到修路后继续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罗伟章通过各种动作、心理、环境、细节描写形象地刻画出村干部毛相林坚毅勇敢、勇担责任、甘于奉献的品质。除此之外，他还充分调动事件来塑造人物性格的丰富性与多面性，如在写村里人失窃时，毛相林“二话没有，离开火塘，抓件棉衣披上，跨出门，迎着飞雪走下梯坎”②罗伟章：《下庄村的道路》，作家出版社2022年版，第104、107、150、152、58-59页。。到了村民家则直接一巴掌打在男主人脸上质问他为何要偷养女的钱。事实证明就是男人偷了养女的钱来填补亏空，毛相林的机智果断便跃然纸上。罗伟章并没有停留于此，他又续写了毛相林对于自身家长制工作作风的反思，由此人物更添坦诚真挚，主人公的成长线也被勾勒得更为清晰。到了最后，罗伟章却转笔写到毛相林无奈挪用妹妹的钱充当公费来修路的事，“在他看来，没经同意就拿走人家的钱，不管拿去做什么用，都是不可原谅的。他万万没想到自己也会做出这种事！”③罗伟章：《下庄村的道路》，作家出版社2022年版，第104、107、150、152、58-59页。通过层层事件的铺垫、反转与对比，一个基层干部为了实现村庄致富所经历的痛苦、挣扎与无奈更深层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不仅人物形象更为立体，也侧面表现了其甘于奉献的宝贵品质。

但如果只是停留于个人形象的塑造，就很容易写成个人英雄史。除去毛相林，罗伟章还描画了下庄村村民齐力修路的众生相，其中包括为修路甚至牺牲了生命的沈庆富、黄会元等人。更为可贵的是，罗伟章还注意到了下庄村的女人。正如他所言，“对于下庄村的留守者而言，却并没有任何抒情的空间”④罗伟章：《下庄村的道路》，作家出版社2022年版，第104、107、150、152、58-59页。。工地上的女人活得没有了男女，留守后方的女人则要独自撑起整个家庭。与其说她们在修路，毋宁说她们正在走一条更艰苦的生活的道路。因此，罗伟章发出的“一个下庄村的女人。一段下庄女人的成长史”⑤罗伟章：《下庄村的道路》，作家出版社2022年版，第104、107、150、152、58-59页。的慨叹也是对下庄女人不怕苦、不怕累精神的致敬与赞扬，女性创造的历史并没有被忽略。通过全方面呈现村民们艰苦卓绝的努力，罗伟章完成了从个人英雄主义到敢于向大自然挑战的集体主义的全面赞颂。整体来讲，罗伟章诚实地挖掘人物的生活细节与感受，重构了人物的叙事地位和价值，塑造了一众新的乡村英雄。

除此之外，罗伟章还在文中多次采用文化散文的笔法，借景抒情或直接抒发文化感怀，多层次地展现自己对写作对象的艺术体察。如在写下庄村村民因交通不便而付出的种种悲惨代价时，他突然转笔写到巫山红叶：“巫山波澜壮阔的绝美风光，红叶是其中一种，比如神女峰的红叶，就独树一帜，远近闻名……红叶予人喜庆、浪漫和遐想，却不知红叶之所以红，是因为土薄……人们在欣赏红叶、赞美秋色的时候，何曾想到过这其中的悲情。”⑥罗伟章：《下庄村的道路》，作家出版社2022年版，第104、107、150、152、58-59页。之所以将红叶与下庄人作比，是因为在作者看来，下庄人对于生活的忍耐就像巫山红叶对于贫瘠土地的忍耐一样。由下庄人的苦难联想到巫山红叶，罗伟章以典型的文人笔法拓宽了文本的文学审美空间，也使得下庄人的忍耐坚韧更显悲壮。此种笔法客观上使得文本摆脱了非虚构写作中执着于追求客体真实而使语感更偏重于新闻报道的倾向，以一种更动人的艺术感染力打动读者。可以看到，罗伟章在这里更多的是以自己的情感真实来感染读者，以此构筑作品的叙事真实。

非虚构写作的第一要义在于传达真实，这种真实除去现实真实外，也包括来源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真实。罗伟章通过叙事的强化、以人物为中心的设置及散文笔法，打破了非虚构文体对创作主体创造力的桎梏，在文体兼容中描绘出现实的更多生活的可能性。双重真实的叠加使得罗伟章对乡村进行了有效叙述：“我”的声音并没有挤压文本中的其他人，其借助多样叙事手法的叙述建立起了与农民和乡村之间的有效关系。而就文体本身而言，作为文学的一种，非虚构写作虽重在传达信息以及展示自己介入社会现实的力量，但也同样需要叙事艺术。因此罗伟章对其它文体叙述方式的借用，弥合了目前非虚构写作重信息量而少文学品相的不足，复位了叙事文学的内在规律。

结 语

任何写作都是个人表达与实现公共性的矛盾统一体。在个人表达太突出时，人们会担心这种表达因个人属性而难以引起受众的共鸣，从而缺失其公共性；但片面强化公共性，又会导致个人表达的缺位，而使这样的公共性无所依傍①杨联芬、李双：《当代非虚构写作的内涵及问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3年第2期。。罗伟章置身于山乡巨变的第一现场，多角度地展现新时代乡村的时代变迁，塑造有精神有力量的人民典型，其以现实真实为桥梁的写作实现了公共性。在此过程中，他并没有先入为主式地介入乡村，而是客观有礼地审视，因此其个人表达不仅没有将对象他者化，还获得了读者的共鸣。同时，罗伟章通过借助其它文体叙述策略的个人表达，增加了文本的可读性，也拓展了非虚构写作的文学性空间，使其既具有现实社会功效，又有文学审美功能，实现了宏大正大的题材主题与审美品格的有机结合。

在谈到自己对于非虚构写作的创作期待时，罗伟章表示：“虽然这个写作，是主题创作，但是我不把这次写作仅仅是当成任务去完成。其实，仅仅完成写作任务，并不算难，难的是写好。我想这本书人家看到的不光是脱贫攻坚，还能对凉山那片土地的历史和现状，有更深的认识，能跟我一起考着思考，走近那片土地。当脱贫攻坚任务完成的时候，我希望读者依然愿意看这本书。”②张杰：《小说家罗伟章长篇非虚构〈凉山叙事〉深度观照大凉山脱贫攻坚》，封面新闻，网址：https：//thecover.cn/news/SRluTFmKIFW，发表日期：2020年10月30日。事实证明，他的新乡村叙述以追求“现实真实”与“艺术真实”并置的态度有效介入了中国的当下和中国的现场，使其能与“正史”参行③刘知几著、白云译注：《史通·杂述》，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455页。，也为非虚构文体的写作提供了更多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