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安斌 ，童 桐 ，朱泓宇

（1.清华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北京 100084；2.中国传媒大学 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24）

2023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一部关注美国华裔家庭的科幻片《瞬息全宇宙》（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获得最佳电影、最佳导演和最佳女主角等六项大奖，成为最大赢家，杨紫琼也成为第一位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亚洲演员，在全世界社交媒体平台上引发了广泛讨论。从跨文化的视角来看，这是一部典型的关注华人“第三文化人”群体的影视作品，其成功也再一次掀起了美国社会对作为“第三文化人”的华人群体的关注①。实际上，《瞬息全宇宙》的大获成功是好莱坞近年来“华裔热”或“亚裔热”的一个缩影。从2018年获得北美票房冠军的电影《摘金奇缘》（Crazy Rich Asians），到同样获得2023年奥斯卡奖提名的动画电影《青春变形计》（Turning Red），好莱坞近年来对于东方文化的关注尤为密切。一方面，美国社会中仍然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问题，社交媒体中针对亚裔的“网络欺凌”现象频发；但另一方面，好莱坞华裔题材的影视作品又层出不穷，并且与20世纪80年代因中美政治关系回暖所带来的“中国热”不同的是，此次“华裔热”主要来自市场驱动，可观的票房促成了这一影视类型的繁荣。

在2023年3月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习近平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实现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1]。全球华人群体所创造的“第三文化”正是这种创新性发展的重要表现。全球媒体文化中的“第三文化”正在结合平台媒体的文化、资本和技术逻辑，成为一种新的发展趋势，且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努力打破西方根深蒂固的“文化凝视”，理解这一新文化现象所具有的重要启示意义。对此，笔者拟在回顾“第三文化”等关键概念的基础上，对相关现象进行理解和分析，并思考中国未来在“第三文化”视角下进行国际传播提质增效的可能性。

一、从“边缘人”到“第三文化人”的理念变迁

无论是所处社会结构还是媒体文化，在西方社会，华人群体都存在着多重意义上的概念建构。从19世纪华裔群体第一次大批“登陆”美国社会，到改革开放后全球化所带来的教育与工作流动，在美华裔群体经历了从“边缘人”到“第三文化人”甚至是“全球公民”的变迁。

（一）华人群体作为“边缘人”

回顾华裔群体在西方国家的社会形象，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历史概念便是“边缘人”，这贯穿20世纪早期有关华裔族群的影视作品。从概念源流来看，社会学家帕克（Park）在齐美尔（Simmel）的“陌生人”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边缘人”概念。齐美尔认为，“陌生人”虽然与群体同属一个空间，但是在文化上却与群体区别开来[2]。帕克则进一步以“边缘人”概念指代身处两种文化之间，却没能融入两种文化之中的人；“边缘人”在早期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中主要是指移民群体，“边缘人”与原生文化相切割，但又没能融入新的文化环境之中，具有一定的“悲情色彩”[3]。“边缘人”在之后被进一步分为“在种族上和文化上均存在差异的边缘人”和“仅在文化上存在差异的边缘人”两类[4]。前者主要是指华裔等海外移民族群，后者则指长期旅居国外后回到原生国的一类人，因为长期生活在海外，其对于原生国文化反而不甚了解[5]。

由于与主流文化相疏离，作为典型“第三文化人”的华裔群体在20世纪早期往往具有一种神秘色彩。例如，在当时的好莱坞电影中，华裔群体或是完全臣服于封建社会体系之下，或是完全归化于西方文化，形成了一种“非黑即白”的“二元板结化”的媒介形象[6]。正如20世纪20—30年代好莱坞著名华裔女演员黄柳霜，即便其在好莱坞已经成为人尽皆知的电影明星，事实上脱离了“边缘人”的身份，但是在电影中，她所出演的多是“龙女”等负面角色。这种“非黑即白”的媒介形象使得华裔群体的真实生活状态在当时往往被忽视，他们的生存境遇和融入社会的努力是“不可见”的。

近年来，学界对于“边缘人”的概念的讨论主要集中于“边缘情景”和“边缘文化”[7]。“边缘人”不仅仅是一个跨文化意义上的概念，更关乎社会阶层、政治认同等多重面向。自2016年起，美国各界出现了针对华人精英群体的“新麦卡锡主义”，大学教授等华裔精英阶层受到来自美国政府的调查。在政治压力下，美国社会又为华人群体建构了新的“边缘空间”。换言之，虽然华裔群体已经获得了一定的经济地位，也基本融入美国社会文化当中，但是在政治意义上，这一群体在美国社会中所处的“边缘情景”却并未消失。

（二）华人群体作为“第三文化人”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留学、出国工作越来越普遍，社交媒体也使得文化之间的交流越来越便捷，华人群体的文化身份早已改变，这也带来了个体视角下跨文化传播理念的转变，即从“边缘人”到“第三文化人”的转型。

“第三文化人”概念兴起于经济全球化之始，这一概念由美国社会学家鲁斯 • 尤西姆（Ruth Useem）等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是指那些成长时期被父母送至另一个文化中，或是双亲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人[8]。相较于独立于主流文化之外的“边缘人”，“第三文化人”一般精通两种甚至多种语言，并且熟知不同文化习俗，这使得他们能够在不触犯文化禁忌的前提下在不同文化之间充当“文化中介”，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

近年来，随着许多“第三文化”的华人导演和演员在好莱坞获得成功，这一电影的“梦工厂”对于此类题材也变得更加友好。在《瞬息全宇宙》的主创人员中，“第三文化”华人群体占很大一部分，他们对中国文化内涵和美国受众喜好都有一定的了解。这部电影所讲述的家庭故事也是发生在“第三文化空间”之中，剧情中的主要矛盾围绕“代表传统东方思维的母亲（杨紫琼饰演）”和“更加美国化的女儿”展开。

“第三文化人”概念发展至今也不再仅仅指代移民群体，也包括在海外有过生活经历，且具有较强跨文化沟通能力的华人，如留学生群体等。作为新兴“世界公民”，“第三文化人”既是中国文化的重要传播中介，也是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目标受众。社交媒体的泛在强化了“第三文化”群体开展文化沟通的潜能，“第三文化”不再仅仅存在于概念提出之时的课堂场景下，而是遍布全球性社交媒体的青年交往实践中。这种交往实践，一方面显而易见地造成了各种文化冲突事件的发生，但另一方面也增强了被建构的“边缘文化”的可见性。

二、“第三文化”视角下的全球媒体文化转型

近年来，好莱坞的“第三文化人”题材的兴起对于中国开展文化“走出去”具有重要意义。长久以来，好莱坞为迎合“主流”市场，通过建立一种“群体区隔”，维系着“主流”文化的统治地位[9]，华裔文化常常与“主流”文化相疏离。随着平台媒体的崛起，华人群体的娱乐经济价值得到凸显，“第三文化”群体的可见性也得到增强，在文化的生产端和消费端都占有一席之地，这对中国的“文化出海”而言同样是重要机遇。

（一）“第三文化”兴起的结构性因素

近年来，好莱坞华裔“第三文化人”题材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华人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早期好莱坞的中国题材电影多改编自《西游记》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典IP，主要面向白人观众。“第三文化”题材电影因受众较少，最初只是电影市场中的一小部分。随着人口结构的改变、电影制作模式的转型，这一电影题材在近十年里逐渐风靡。

首先，近年来，以华裔为代表的亚裔受众群体迅速增长，显著影响了电影市场的受众喜好。美国本土目前有2 000万亚裔群体，这一群体在过去20年间是美国社会增长数量最快的少数族裔，而在这2 000万亚裔群体中又有600万华人[10]。无论是近年来火爆西方国家的韩流音乐，还是笔者提到的“第三文化”题材电影的成功，都与这一人口结构的变化密切相关。2018年《摘金奇缘》上映时便一举打破了亚裔观众的观影占比纪录，令好莱坞充分意识到了亚裔观众的消费能力。如果说早期好莱坞电影中亚裔角色的出现是为了迎合多元种族的所谓“政治正确”，那么当下亚裔演员的“走红”则与亚裔受众的增多和市场的选择密不可分。

其次，流媒体和社交媒体兴起后，电影工业的生产模式逐渐从“制片厂模式”转向“流量模式”，此前美剧《纸牌屋》（House of Cards）的演员和导演选择就参考了大数据的计算结果。对于大数据的掌握，使得视频平台能够更加了解用户的喜好变迁，多元文化用户的偏好得以挖掘，这其中就包括华人群体。例如，奈飞（Netflix）、迪士尼+（Disney+）等视频平台能够及时把握市场的发展动向，在全球各地都有灵活的本土化策略，能够整合全球流媒体之中的用户品位。这些视频平台的出现使得电影制作发行的全球化也更加便利，除了美国本土市场外，包括东南亚、拉美等国家和地区的华人市场也被整合。因此，近年来，相关影视作品在使用中国元素时不再仅仅从美国单一视角出发，使用一些令人尴尬的文化元素，而是更加贴合中华文化的实际情况。

（二）“第三文化”视角下的融合叙事

《摘金奇缘》和《瞬息全宇宙》等电影的成功是对既有的“边缘人”叙事的一种反思。以《瞬息全宇宙》为例，这部电影在叙事中有意与旧时代的美国社会华裔形象作出分割。例如，该片故事场景设置在一家洗衣房中，这一空间设定有其历史意义，美国社会早期华裔移民主要靠经营洗衣房谋生，黄柳霜就被称为“洗衣房的女儿”。该片将故事设置在这样一个经典空间内，在开头描写主角一家与税务局的互动，借用税务局工作人员的“蛮横”揭示出华裔群体的生存困境，随后用一种“英雄主义”的叙事方式帮助女主角打破“洗衣房经营者”的刻板印象。值得注意的是，黄柳霜作为“洗衣房的女儿”的这一叙事也在近年来被改写——2022年，美国政府以“杰出女性”的名义，发行了印有黄柳霜头像的货币，这意味着华裔群体在美国主流文化中与“边缘人”的告别。

在《瞬息全宇宙》中，“多元宇宙”在文化层面上存在两层含义：第一层隐喻是指华人群体在美国社会存在于多元宇宙中，在美国社会各行各业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其发展也具有多种可能性；第二层隐喻在于，多元宇宙也暗指了华人群体在当前美国社会中不得不面对的“人格分裂”，在美国所谓“政治正确”的背景下，很多华裔“第三文化”群体不敢公开表达自身对于中国文化和东方理念的认同，他们在家庭、学校、社会等不同的“宇宙”中存在着不同的“身份特征”，这不仅与“第三文化”所建立的共同文化空间背道而驰，也增加了华人群体的社会焦虑，使其再度被“边缘化”[11]。

在具体的叙事策略上，这些广受欢迎的华裔“第三文化”作品主要实行一种“融合文化”策略：以东方文化为起点，摒弃既有的“他者”视角，塑造了适合西方受众观看特点的“东方家庭”的新叙事，其核心还是美国社会有关家庭与社会关系的讨论。例如，电影《瞬息全宇宙》虽然在“多元宇宙”的世界观方面借鉴了中国道家的哲学思想，但其最后仍然回归了美国社会在近年来所关注的代际冲突和身份认同等问题[12]。这些“第三文化”作品在推广中国文化的同时又有针对性地考虑了其他族群观众的观影需求，这也是这部电影为何不仅在亚裔群体中获得广泛好评，也在美国主流电影界获得认可的重要原因。

这种策略在“第三文化名人”的身上也获得印证。从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上大放异彩的谷爱凌到获得奥斯卡奖的杨紫琼，这些“第三文化名人”在其社交媒体上也有意呈现出一种更具“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色彩的形象，他们既不突出自身的东方特质，也不避讳自己与东方世界的密切联系。作为名人群体，其身上的“第三文化”认同往往能在华人群体中形成一种榜样效应，即华人群体可以认同美国文化，也可以认同中国文化，是一种具有“世界主义”的文化形象，且与西方“政治正确”下的一元化文化认同形成文化抵抗。

在短短几年内，亚裔文化从相对“边缘”迅速转变为“做亚洲人很酷”，这为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不得不承认，与韩国举国推广国家文化不同的是，好莱坞近年来的华裔题材与中国本土的文化产品并没有产生对话，相关影视作品在中国“遇冷”，中国本土的影视作品也难以“出海”。这使得华人群体虽然在好莱坞获得了更高的可见性，并且增加了海外受众对于东方文化的亲缘度，但是与中国国家形象的关联却并不大。如何将这一趋势对接到提升中国国家形象和文化吸引力方面，仍需要对当前平台语境下的“第三文化”进行进一步解读。

三、平台世界主义逻辑下的“第三文化”

无论是充满变动的理论图谱，还是正在更迭的现实情境，追求“新文化规范”的“第三文化人”，已超越了具有悲情色彩的“边缘人”，展现出其在跨文化传播领域的巨大潜力。与此同时，从传统媒体转向社交平台，如何在“平台化”（platformization）语境中思考“第三文化”的意义就变得更加重要。“第三文化人”不再局限于指涉文化工业生产意义上的“跨国文体明星”，而是在平台化的传播过程中赋能每一个平台用户和社群组织。平台媒体作为经济组织的本质，其最终目的就在于整合不同语境下的媒体文化，最终达成市场的扩大。而文化生产者甚至是社交媒体用户也得以在跨国社交平台上实现自身身份与表达的创造性转化，这从侧面上有助于建立更具融合色彩的文化空间。总而言之，平台逻辑本身也为“第三文化”的产制、扩散与创新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场所和空间，这与“数字华流”的“模式出海”，以及更多的非西方全球性数字媒体平台的理念精神相契合[13-14]，从而在“平台世界主义”（platform cosmopolitanism）的框架下，有助于更多后发国家演绎自身文化创造力，加强各国与各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互鉴。

（一）平台赋能：“第三文化人”的泛在与普及

在大众传播时代，全球华人的形象建构高度依赖广播电视等传统的媒介形态，亦属于跨国文化工业与高度商业化的体育产业的一部分。然而，以体育传播为例，在赛事直播或转播的过程中，这些“第三文化人”在被塑造的同时，也被添置了诸多“东方主义”（orientalism）的偏见与滤镜。以早前赴美参加NBA的篮球运动员姚明为例，其被建构的“第三文化”身份便掺杂了不少“西方中心主义”的想象——作为来自中国的“小巨人”，姚明被亚太裔美国人赋予了更为宏大的“黄色希望”（yellow hope），同时也被认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有助于进一步拓展充满商机的新兴中国市场[15-16]。显然，这仍然存在西方受众对中国运动员与中国形象的认知成见。尽管姚明在赛场上的竞技能力与赛场外的风趣幽默获得了广泛好评，但是其身上所背负的“国族主义”叙事与商业价值，也在西方媒体的炒作之下难以消磨[17]，这其中缺乏更充分、对等与深度全球文化交往的开展。

数字平台加速了“第三文化”的生成，其技术发展趋同倾向使得文化的跨国传播更为便利，其中娱乐信息最易突破语言和文化的隔阂，成为全球青年群体的共同文化空间。平台媒体文化的本质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与人、群与群之间的交流和互动，构成了互动性与流动性的社会行为，而“第三文化空间”的出现正是这一跨文化交流及其互动、协商过程的结果[18]。互联网平台放大了这一互动性与流动性的社会行为，由此也更利于“第三文化”的出现与衍生。这也意味着，“第三文化人”的身份标识已经不再局限于华人群体，而是变得更灵活和更具延展性。特别是在“数字原住民”的语境中，很多“Z世代”（出生于1995—2009年的一代人）网民都或多或少带有“第三文化孩童”（TCK）的色彩。一方面他们不再拘束于本土文化的陈规旧习，另一方面他们也可以更为理性、客观、辩证地看待域外文化。进而，他们可以追逐最新潮的社群网络表达规范，共享一套原生于互联网的社交秩序，游走于不同的全球性数字平台之间，发挥出更大规模的跨区域与跨文化“合意”。同时，在考察平台赋能“第三文化”的普及过程时，切不可忽视“第三文化明星”借助社交媒体平台所形成的扩散力量。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上的滑雪运动员谷爱凌已经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受众类型与媒体文化的变迁也为“第三文化名人”的出现提供了保障，更多来自中国的运动员展现出自身的“第三文化”特质，在社交媒体引起讨论。例如，中国首位F1赛车手周冠宇，网坛新生代吴易昺、郑钦文等，同样在跨国社交媒体平台上获得了较高的关注度。这些来自中国的运动员并没有刻意地突出或强化自身的国族背景，反而借助社交媒体平台的个性化表达方式将自己的融合性“第三文化”身份“展演”出来，联结了广大粉丝与用户群体，这种表达也增强了跨文化的交流与共情。

但与此同时，从技术发展的角度来理解，数字平台在全球范围的分布并不均衡，数字鸿沟依然存在。普通用户的“第三文化”培育高度依赖其“数字素养”（digital literacy）能力，这同样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而诸如滑雪、赛车、网球等运动，在欧美国家更为普及和流行，“第三文化”的传播效果也更容易在精英群体与发达国家之间产生作用。因此，如何利用“第三文化人”来拓展、深耕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交流和往来就颇为值得探讨。由此，借助平台赋能“第三文化”来实现文化交往，其所真正取得的影响效力也仍有待进一步验证。

（二）“第三文化”的平台化产制与创新

相较于“第三文化人”在数字平台上的偶像效应与社群联结，平台化的经济与文化产销逻辑也更为直接地帮助“第三文化”实现拓展与创新。在社交媒体平台与流媒体平台的作用下，多重媒介市场与多边交往关系得以整合，平台的影视文化“策展权”发挥功效，“选择”的政治得到体现，“第三文化”的产制与扩散也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开发[19]。换言之，为了实现平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可持续性，数字平台会更有意识地去“制造”源源不断的“第三文化”。无论是《摘金奇缘》还是《瞬息全宇宙》，都使得以杨紫琼、关继威等为代表的“第三文化明星”再度走红，而A24公司也依靠奈飞、迪士尼+等流媒体视频平台，持续推出“第三文化”题材影视剧作品，其中就包括2023年诱发热议的喜剧《怒呛人生》（Beef）和《西游ABC》（American Born Chinese）等[20]。值得一提的是，后者以“美生中国人”为叙事框架，直接讲述的正是一位华裔高中生如何融入美国文化的移民、适应和成长的生活故事。

《瞬息全宇宙》和《寄生虫》（Parasite）等剧集都尝试将“人情伦理”等传统东亚文化、现代都市文化与空间政治、类型化的影视剧叙事手段以及契合平台语境的视听叙事技术等进行有机融通，借助流媒体平台的订阅与点播模式，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将“第三文化”意蕴与价值观传达给在线用户，同时也激发了社交媒体平台的讨论。就平台化的“第三文化”塑造而言，新近的流媒体影视作品正打破过往美剧与西方电影有意刻画的“模范少数族裔”与“傅满洲的幽灵”等二元化华人形象。而60岁的杨紫琼摘得奥斯卡影后，她的获奖感言与视频也在Twitter、TikTok等数字平台上受到了广泛讨论。换言之，平台化的文化生产特征与新兴路径，较好地适配了“第三文化”的产制与创新，也增强了“第三文化”在国际传播中的分量与价值。

借助数字平台产销“第三文化”，给正在萌发的“数字华流”带来了新的“出海”思路和增量改革启示。从前平台化时代的“中华传统文化走出去”，到平台化时代的“模式出海”，中国国际传播已经面临着由“文本/内容”到“数字基础设施”的转型。然而，在新全球化时代，对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与“元软实力”的提升而言[21]，仅有短视频、网游、网文等平台的搭建与渠道的联通，仍是远远不够的。如何依托这些平台，夯实中华文化的融合与创新已成为下一道难题。

利用已蔚然成风的“数字基建”，打造一批蕴含中国风格和中国内涵，同时也充分容纳他国优秀文化的“第三文化”作品，或可成为一条具有世界主义色彩的协商路径。例如，观察“起点国际”（Webnovel）等网文平台，以“推荐—激励”机制（如投票、争榜、打赏等）充分调动粉丝经济的生产力[22]。审视其中的热门文学作品，也并非只能看到单一的文化与叙事风格，而是可以寻得多重文化的身影。来自巴基斯坦、印度、泰国等国家的“在线写手”也可以获得起点国际发起的“WSA（WebNovel Spirity Awards）金奖”。受用户青睐的作品中，中式武侠、茶道与西式玄幻、言情等文化元素亦可并行不悖。这不同于“美式全球化”阶段，将主导意识形态强加于人的“化全球”思路，在平等对话、互学互鉴的基础上，真正彰显出“平台世界主义”在文化传播生态与秩序重构意义上的“全球性”[23]。

四、结语

当前，全球约有6 800万华人华侨。在历史上，这些华人华侨为祖国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正在成为全球文化产业重要的生产和消费力量，也成为中国开展对外传播的重要资源。《瞬息全宇宙》在好莱坞的成功仅是一个起点，相关题材影视作品将在未来几年继续萌芽，“第三文化”也必定会成为全球媒体文化的一个重要命题。尤其是在平台媒体成为当今全球传播的“基础设施”之时，国家间的“数字疆域”正在被打破，以社交媒体、流媒体服务为核心的文化间交往越来越频繁。全球文明倡议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已成为新的时代要求，依靠这些平台媒体，“第三文化”群体也已成为重要的文化中介，正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对此：

首先，中国对外传播中应当充分把握当前全球华人“第三文化”群体崛起的契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全球视野的“第三文化”叙事。在把握中国文化元素的同时，理解海外受众，尤其是“第三文化”群体的题材和叙事偏好，并基于平台大数据理解海外华侨华人，以及更具脱域性的“Z世代”青年群体的喜好变迁，以战略传播中的“定制化传播”思维指导文化走出去的具体策略。

其次，在渠道建设方面，应当充分利用当前中国在平台媒体方面所积累的优势，整合文化与媒介资源。借“平台出海”在全球“第三文化人”中拓展影响力，充分把握短视频、网络文学等平台的“破圈”潜力。

最后，应与海外优秀华人华侨文化人才开展合作，利用其“文化中介”角色，扩展全球市场中的中华文化内涵，共享“第三文化”的阐释权。同时，也要培养和鼓励具有“世界主义”潜力的中国名人建设具有全球化视野的自主品牌，挖掘运动员、文艺工作者作为全球偶像的潜力，发挥其对于国际传播增效赋能的重要价值。

注释：

①笔者研究中所使用的华人概念是广义上的华人概念，包括旅居海外的中国人和华裔等“外籍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