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渝玲，王 欢

（苏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在劳动实践中，生产要素以一定结构组合，形成系统化的社会生产方式。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的论述展现了人类社会系统化劳动生产的样态。孙喜杰和曹荫全指出，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的提法构成了生产力的“概念系统”[1]；王峰明提出了生产力的“对象系统”，区分了作为“系统质”的一般生产力与作为生产力“要素”“结构”“环境”的具体的生产力[2]；郭明飞和陈继伟则提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关系的实现机制是以生产要素为中心的生产力循环与生产关系循环的交叉催化过程[3]。已有研究整体勾画出了马克思生产力系统的样貌，但对于生产力系统的发展规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作用方式以及生产力系统与人和社会发展的联系等均未进行深入研究。马克思所描绘的生产力系统并非孤立、静态和机械的存在，基于系统总体视角能够发现生产力各要素之间以及各要素与系统整体之间的相互依赖与制约，结合系统层次发展规律可以探求生产力要素和结构动态的演进形式，根据协同演化定律能够发掘生产力系统与生产关系的耦合性及演化态势。事实上，马克思的生产力系统是由相互联系的生产力要素基于一定结构而形成的，具有动态演化性质的“协同系统”。在马克思视域中，生产力系统的要素、结构组成、系统功能、运作规律及其与外部环境关系等表现出鲜明的协同性特征。从系统哲学视角出发来把握马克思生产力思想，对当代中国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生产力范畴的系统范式分析

生产力是基于人类劳动生产活动讨论的范畴，马克思从不同视角和层次阐述了数量繁多的生产力概念。在传统视角下，诸多生产力要素在参与生产过程中展现出各具特色的生产力形态，形成类别各异的要素生产力。在系统范式中分析能够发现，马克思所描述的生产力具有系统性特质，他所考察的生产力由各类生产要素构成，各种要素内部以及要素与要素之间的相互关联演化成一种系统结构，系统在与外界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互的过程中促进系统结构由无序状态转化为有序状态。

（一）生产力是人类劳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系统性力量

马克思对生产力的研究与其思想逻辑转换同步，生产力范畴在马克思理论体系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在《巴黎笔记》中，马克思首次使用生产力概念，但亚当 • 斯密和李嘉图等学者的生产力理论并未真正引发马克思的思考。直至初遇李斯特的国民生产力理论，马克思不仅注意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劳动者的戕害，而且将生产力的重要构成即劳动作为其人本主义批判的对象。马克思在对李斯特的批判中指出，资产阶级将人与各种物化的“力量”等同，将人视为“生产力”。但根据文本背景，马克思在此处谈及生产力实则是在批判资产阶级追求生产力过程中对劳动者的奴役，但他也从具象的水力、蒸汽力、人力、马力中抽象出生产力的本质，即“力量”。这种由具体到抽象的方法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了更进一步的拓展。在对社会历史存在的生产基础进行分析时，马克思终于在自己的理论体系中形成了对生产力本质的部分规定：“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4]532由此可知，这次的规定首先确立了一个分析领域，即人类生产。同样使用共同活动界定生产力，马克思的共同活动的基础是人类劳动生产，赫斯的共同活动基于主体间抽象的交往，由此确证马克思的生产力是在人类劳动生产中讨论的范畴。而共同活动正如上文所指出的，实指受分工制约的相互协作，将共同活动方式界定为生产力，表明马克思视域中的生产力并非单指实体性的力量，而是在物质生产中抽象出的另一类客观力量。至此，马克思在从具体到抽象的思想逻辑中确立了生产力本质，即人类劳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客观力量。

在唯物史观中凝练的生产力范畴伴随马克思思想逻辑转换，被赋予新的任务，即作为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具体场域。马克思第三次经济学研究中，提及诸多类型的生产力，包括“资本的生产力”[5]388“劳动生产力”[6]“主体生产力”[7]53“社会生产力”[7]867“自然生产力”[7]843“精神生产力”[8]173“物质生产力”[8]173“自然本身的生产力”[9]等。这些不同类别与层次的生产力是马克思从分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而观察到的力量。作为人类物质资料生产的组成部分，个人、社会、劳动、资本、主观、客观等不同层次或类别的生产力在具体现实的生产中承担着不同的任务。它们相互作用且相互依赖，在物质生产活动中表现为有机整体，是保证人类生存与繁衍的物质基础。从系统论视角来分析，马克思客观描述的生产力整体上符合系统的定义，实质描述了生产力系统要素或结构在人类物质资料生产中体现的力量。由此推断，马克思观察分析的生产力本质上是系统性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生产力是人类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系统性力量。

（二）要素、结构、环境：生产力系统的科学规定

一般系统是由多种要素有机构成的整体性存在，并且各种类要素之间通过一定的关系联结，结构方式的差异意味着系统要素的总和呈现出不同的性质，系统结构决定系统功能，系统与环境通过交换物质、能量、信息实现相互作用[10]81。在系统论视角下，可以找到不同类别与层次的生产力系统，马克思所考察的生产力是由系统要素、系统结构、系统环境等范畴构成的系统性存在。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劳动者为获取生存资料，通常会基于已有劳动资料建立一定的协作关系，在与自然界进行物质能量交换的过程中，生产出人类生存与发展所需的材料。

1.生产力要素

从主体与客体层面分析，社会劳动必须的因素主要包括“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5]215。参与社会劳动实践的人是一种主观主体的存在，物的要素是客观客体的存在。马克思文本中所出现的主观生产力或客观生产力，正是对人与物的因素在劳动生产过程中展现的人类力量的描述。从劳动生产实践的具体过程层面分析，劳动生产的基本性要素包括“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5]206。劳动作为人类生产的基本单位，构成生产力的基础。以机器为代表的劳动资料，不仅超越性地提升了劳动生产率，而且成为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标尺，通过描述“蒸汽、电力、机器的巨大生产力”[11]，马克思将劳动资料的生产力属性具体化。而包括自然物和人工物在内的劳动对象，既作为被加工的对象，也参与着生产力的建构过程。它们在人类生产过程中作为物质生产的前提存在，直接影响劳动资料的水准，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生产力的构成部分。马克思所强调的“自然生产力”[7]843就是描述进入劳动过程的各种自然物展现出来力量，“大生产——应用机器的大规模协作，……使自然力变成社会劳动的因素”[12]356。除了上述实体性的要素外，以科学技术为代表的非实体要素也存在于生产力系统中，所有要素按照一定方式结合、相互配合构成现实的生产力。“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归结为脑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7]96人类劳动生产过程是基于生产力要素进行的，以物质形态或精神形态存在的生产力要素在生产力系统中承担着不同的职能，生产力要素的效能从根本上决定着生产力系统的整体表现。

2.生产力系统结构

要素是生产力系统存在的基本条件，要素与要素的关联方式则决定了系统结构，影响要素运作方式与系统整体功能[10]86。劳动者、劳动对象与劳动资料等人类生产要素，在具体劳动过程中的关联方式呈复杂非线性样态，这些要素的内部联系及其相互关系构成了生产力系统结构。首先，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劳动资料的联结呈多元复杂化的趋势。马克思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时指出，工厂手工业时期生产活动由工人使用不同工具协作完成，机器大工业时期则演变成机器的联合，而物与物联结方式变革又引致生产效率提升。马克思所描述的机器一般由“发动机，传动机构，工具机或工作机”[5]429三类机器构成，这三类机器的联结展现出超越工人的协作力。不同类型的机器使得“劳动对象顺次通过一系列相互联结的不同的阶段过程”[5]436，这种机器与机器的联结形成马克思所说的“真正的机器体系”。同类机器内部或机器与机器之间的联系反馈到系统论中，表现为劳动资料的联结转化，在劳动者的操作下，带来划时代的生产力变革。其次，马克思考察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时，还发现了劳动者之间的联结方式的历史变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早期，劳动者在同一生产过程中协同劳动，单个劳动者承担多项职能，协同劳动的规模较小，联系较为多元；工厂手工业时期，则是将不同种类的手工业者结合在一起，并将同种类的手工业分解成独立操作的集合，每位工人承担单项操作，这种分工是细化的特殊的协作，相较于简单协作的早期，协同规模扩大，工人在生产流程中形成单一线性的联系；机器大工业时期，在具体的生产过程中，工人使用工具完成的操作被单个工具机替代，工人之间的协作被机器与机器之间的联结取代，工人成为维持机器运转的附庸，他们的联系以机器为中心展开。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演变进程中，劳动者相互联系的规模逐渐扩张，联系对象趋于单一，劳动者主体间的联系演变成以机器为中心的联系。此外，进入人类生产过程的劳动对象内部也存在一定的联系。劳动对象中自然物内部存在天然的联系，不同类别的原材料按照人类生产需要以一定的比例存在。劳动对象作为人类劳动施加作用的物质材料，经由劳动资料与劳动者发生联系，其质量和数量状况直接影响生产力系统运作。

除了各类生产要素内部的联系外，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等生产要素之间存在复杂的联系，不同生产力系统结构标志着不同的生产力水准和社会状况。在这种相互联结的系统中，劳动资料联结样态是影响人类生产过程的重要因素，它决定着劳动者关系的变革，并且作为劳动者与劳动对象接触的媒介，影响生产力的发展态势。“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5]210而以科学技术为代表的非实体性生产力因素在生产力系统结构中扮演着多种角色。例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则是将整个生产过程按照其本身性质分解划分，各个部分的操作步骤及其相互联结，“由力学、化学等等在技术上的应用来解决”[5]437。马克思的表述体现出社会生产力的系统集成性，即包括劳动者、科学技术和劳动方式在内的要素在不同时代以不同方式联结，生产力要素内部联结及其相互联系构成了生产力的系统结构，生产力系统结构则决定了生产力系统功能，也即生产力的现实表现。

3.生产力系统环境

系统之外与其相关的事物总和构成系统环境，这种环境是系统交换物质、能量、信息等的客观范畴。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孤立的系统熵，即系统的无序度总是自发性增长，“而保持开放性的系统中既包括系统本身不可逆发展过程中引发的正熵，也包含与外界环境进行交互作用带来的熵流，这部分可正可负”[10]115。这即意味着保持开放的系统能够通过与外界环境的交互作用引入足够负熵以抵消自身所必然产生的熵，在系统保持开放的状态下熵的减少，促使系统的无序度降低，从而走向有序状态。马克思所描述的生产力系统即在开放状态下，通过与外界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等元素的交换，促使系统由无序状态转向时空或功能有序的状态，当生产力系统发展至一定阶段，形成耗散结构。自然界是生产力系统与外界环境交换的起始点，因为劳动生产的基本过程就是从自然界获取劳动材料与劳动对象，并经过劳动加工，形成人类生产生活的物质资料。无论是原始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土地等自然存在物是人们劳动的基础，正如马克思所说：“土地是他的原始的食物仓，也是他的原始的劳动资料库。”[5]209人们在发展过程中也在试图“利用自然力和许多其他的生产力”[4]568，将自然力纳入生产力系统中，用于人类生产生活。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一切生产力都归结为自然界”[12]170。

社会是人们在物质生产中交互活动的产物，一定的生产关系衍生出相应的政治、文化关系，形成一定时期的社会关系，生产力系统存在于社会环境中。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生产关系随之变革，并带动社会关系结构的转变，以此保证生产力系统从外界引入足够的负熵流，并从无序状态向有序状态转化。马克思分析了不同时代所有制条件下劳动生产的方式，确证了“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4]523，也就是说，生产力发展至一定阶段，自然地衍生出与生产力发展相匹配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以此保障生产力系统的有序运行。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生产关系伴随生产力发展进行局部调整以适应生产力系统的现象更为明显。简单协作模式中积累的物质条件奠定规模经营的基础，由此工厂手工业模式得以形成，孤立的手工业结合在一起，劳动者的操作趋向独立化与片面化，“由于分工，劳动生产力提高了”[5]416。而规模生产的工具为组装机器与形成机器体系铺垫，劳动者与劳动者之间的协作被机器与机器体系所替代。从生产的社会形式来看，人类历史便是一定生产关系从生产力的助推者变为阻碍者，从而被与一定生产力更相匹配的生产关系替代的历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一定时期内因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得以建构维持生产力系统运作的有序结构。但当社会生产力发展至一定阶段，劳动者个人生产力与协作产生的集体力越发归结为资本的生产力，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此时这种生产关系带给生产力系统的不再是负熵，而是导致生产力系统混沌无序的熵流。与此同时，与这种生产关系相适配的政治、文化关系又会加剧生产力系统与社会环境的冲突程度。自然界与社会是生产力系统的典型交换环境，在持续的能量与物质交换过程中，随着熵的递增，生产力系统个别或部分参量变化，当参量增加或缩小至一定阈值即意味着涨落会触发原有的系统结构，使其由渐变转向突变，促使系统由混乱无序的状态转变成一种在时间、空间以及功能范畴内皆有序的状态。新系统意味着新的有序结构生成，这种时刻与外界环境进行交互作用的有序结构被称为“耗散结构”[10]117。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生产力系统生成不同规模和类型的耗散结构。马克思所描述的原始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均以一定的耗散结构形式存在。在这种新型系统结构中，物质资料生产将以新的方式进行，与此同时形成与生产力系统更相匹配的生产关系，衍生出生产力系统的社会环境，包括自然和社会在内的环境始终是维持生产力系统的必要条件。

二、层次递进：生产力发展的系统法则

系统的层次性是基于要素及其有机结构差异划分的等级秩序[10]206。当前夸大单一要素功能与忽视要素关联结构的做法，实际是忽视了生产力系统的整体层次性。作为生产力系统形成的基本单位，不同层级的要素奠定了系统的层次化属性；而要素结构决定要素参与生产的方式，不同要素结构意味着不同的系统结构和功能。在历史视野中，生产力系统的发展形式表现为生产力要素、结构与系统整体的层次递进。

（一）系统层次：生产力要素的差异体现与协同指向

普遍存在的系统层次既是生产力要素差异的客观体现，也是生产力要素协同进化的路径指南。以劳动生产资料为代表的生产力要素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路标，也即生产力系统层次划分的标尺。工厂手工业时期，资本家占有的是“由协作和分工产生的生产力”，而“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5]444。机器展现了实体性生产力要素的差异性，而以科学技术为代表的非实体生产力要素往往引致颠覆性的变革。科学技术本身不作为直接的生产力参与生产时，其对生产力要素的科学化塑造也从根本上改造生产力系统。在现实生产的具体实践中，人类认知结构也逐渐解构再塑，形成一种将劳动生产方式分解并依赖自然科学进步使其革新的思维模式。从社会发展的历史视角来考察，各个时代人类劳动生产的要素存在质的差别，并且生产要素的革新与演化造就不同层级的生产力系统。

在具体现实的生产力系统中，新型生产要素的形成和扩散一般会经历渐变和突变两个阶段。跨时代的生产力系统出现之前，其内部一般会经历一定时间跨度的渐变。也就是说，层次性不仅体现在不同时代的生产力系统之间，而且在同一时代背景中不同类别的子系统内演绎。不同类别子系统内生产力要素的发展步调存在差异性，但这种差异性表现也明示了相对落后生产力子系统的发展方向。“一个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必定引起其他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5]440，相互关联的生产部门总是在资本的催促下完成革命。生产力要素的差异造成生产力子系统的层次性，这种在生产力效能上的层次性差异不仅影响同种部门生产力系统的变革，而且带动关联部门生产力系统的协同发展。在差异性协同运动中，以科学技术为代表的生产力要素总是从根本上改造其他生产要素，促使生产力要素由低级层次向高级层次转化，由局部转化蔓延至整体协同转化，当系统整体完成生产力要素的层次性提升，人类社会就完成一次进阶。

（二）量、质、时空：生产力结构塑造与功能优化

系统的层次性转化起始于要素的变革，完成于系统结构的再塑造。在层次化的系统中，生产力要素在量态、质态、时间和空间等范畴组合凝结成的系统结构，决定着生产力要素的系统功能。从等级秩序视角来考察，系统结构的解构和重构是系统层级转化的必经历程。量态组合是指构成生产力系统的要素在数量上相互协调的关联状态。在相对稳定的技术条件下，量态组合的目标就是在一定生产规模中将生产力要素进行数量上的配比，以发挥生产力要素的最大效能。资产阶级“为从事每种专门职能的工人小组的相对人数或相对量，创立了数学上固定的比例”[5]401，并且要进一步获得这种特殊协作的集体力，就必须按比例增加工人人数。同理，资本的不变构成部分也需增加，包括相应的建筑物、原料等生产资料。劳动者、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均按比例规模化增长，自发形成的协作以及工厂手工业在量态扩容中，“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有意识的、有计划的和系统的形式”[5]421。量态组合转化是基础性的系统结构转变，质态组合转化则是以科学技术突破为基础、以生产力要素在技术上相互适应为目标的关联状态变动。大工业时代以劳动资料的变革为起点，在机器的发展中，资本将操作工具的工人替换为自行操作工具的机器，劳动者成为生产设备的“照料者”；“难于加工的材料日益不可避免地被征用”[5]440，铁取代木材作为常用的原材料，个别生产力要素变革带动关联要素转化。由局部到整体，劳动者、生产设备、劳动对象等要素之间的关系结构重塑，新的质态结构展现出系统功能的优势。时间结构与空间结构转换在量态与质态结构转变过程中协同进行。生产力要素进入或退出生产过程的先后顺序及其工作时长因生产组织形式变换而转变，为达到量态与质态结构转变的最佳效能，生产力要素的空间结构在经验积累中臻于完善。工厂手工业时期，劳动产品的生产时间按照劳动产品的生产步骤分配给各单位劳动者，伴随分工细化与量态结构转变，劳动者单位工作时间缩短，劳动产品生产的整体时间相对减少。在空间结构上则表现为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并列组合，劳动对象按照生产步骤在一定空间内传递。机器大工业时期，“在发达的工厂中，起支配作用的是各种特殊过程的连续性”[5]437，为了这种连续性，“同种并同时共同发生作用的工作机在空间上的集结”[5]435成为必要。并且生产流程中的单位操作时间骤降，劳动产品的生产时间缩减，包括机器、劳动者在内的生产力要素工作时间延长，生产力整体提升。

生产力要素与生产力要素结构的层级转换协同发生，生产力结构转换是基于生产力要素变革建立新的协作形式。无论何种形式的生产力，“它的优越性都是由协作的一般性质产生的，而不是协作的这种特殊形式产生的”[5]393。也就是说，要素量态、质态与时空结构转换促进生产力系统整体功能的提升，源于分工协作的进步，协作的具体形式伴随生产力要素的变革发生转变。生产力要素的联结促使各种生产力要素在生产过程中越发表现为“社会的劳动生产力”。

（三）层级突破：生产力守恒转化与阶段性过渡

对层次化的系统来说，要素的层次性提升是系统层级转化的基本条件，系统结构的协同演化是系统层次提升的必要步骤，系统的层次演进是要素与结构辩证统一转变的进程。系统在层次转换过程中遵循着物质与能量守恒的原则[10]209，基于阶段性的积累，生产力系统螺旋式上升。因此，各个层次的生产力系统是更高层次生产力系统的过渡环节，即中介系统，层级转化即生产力系统经由中介系统转向更高形式系统的过程，这也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体现。

从时间维度来考察，每一阶段生产力系统的物质、能量、信息取决于前期人类活动的积累，阶段性的生产力传承也即生产力系统的层次转换，从主体与客体视角来考察，生产力系统的层次转换包含“客观转化”与“能动转化”两种形式，前者是指生产力系统中客观存在物的相互作用及其转化，后者是指生产力系统中社会关系与思维领域的转化，即人们实践和主观能动作用的转化。在生产力系统的层次转化中，“物质在其一切变化中仍永远是物质，它的任何一个属性任何时候都不会丧失”[13]。对客观转化的部分而言，物质与能量遵循绝对守恒定律，在转化过程中，要素保持着某种不变性质；而能动转化部分总是基于客观存在物进行层次升华，一定阶段的客观存在物总是匹配一定阶段的能动部分，这种匹配性就是两者之间的相对守恒。因此，生产力系统的层级转化总是遵循着守恒定律。

在时间序列中，生产力系统遵循守恒定律完成螺旋式上升，因此，每一阶段的生产力系统也即未来生产力系统的中介系统。存在差异对立的生产力系统总会经过中间环节，经由中介系统，突破现有结构的功能界限，实现朝向对立面的转化，中介系统是生产力系统迈向高阶状态的必经步骤[10]213。“资产阶级赖以形成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是在封建社会里造成的。”[14]36封建社会也即资本主义社会完成生产资料积累与社会关系准备的中介环节，当资产阶级的生产力水准能够打破封建社会束缚时，它便以一种崭新的形式出现。由此，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确立，新的生产力系统完成层次转化。而在这种生产力系统内部也存在着系统中介环节，即同种生产力系统结构与功能优化的阶段。简单协作、工厂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时期意味着不同层次的生产力系统，每一阶段的生产力系统也即未来生产力系统的中介环节。“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15]，生产力系统总是经由中介系统发展至更高级的状态，并以更为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存在。

三、协同演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互动规则

现实的物质资料是各个历史阶段人类生产生活的基本条件。一定的物质资料生产决定了一定历史时期人类生产生活的相互联系，一定时期人们相对稳定的生产关系设置了物质资料生产的价值激励模式，由此确定了一定时期内人们生产的方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并非以机械的方式进行，而是基于两者的内嵌结构实现协同演化。历史发展进程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推动人类劳动生产模式走向社会化。

（一）循序建构：生产力转化中的生产关系演变

在唯物史观视域下，马克思揭示了生产关系的发展准则，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生产关系总是以适应生产力发展为目标进行演变。而生产力系统的转化表现为由要素、系统结构到系统整体的层次演化，因此，由生产力系统所决定的生产关系，其演变过程表现为循序建构的样态。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分析表明了生产关系的内涵与性质。按照马克思的论述，一定时期的人们总是基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演化出对应的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关系。按照考察领域划分，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核心的在直接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关系即为狭义的生产关系，沿此将视域扩展至整个社会时，人们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各个环节所生成的经济联系构成广义的生产关系。直接生产过程中的经济关系决定着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各个环节的经济关系。在一定意义上，生产力系统的运作即为生产过程，生产力系统结构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就是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的在直接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联系。这其中既包含生产资料所有者对劳动者的权力支配关系，也包含劳动者在具体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劳动关系。在系统论视域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结构镶嵌于系统结构中，因此，生产力系统结构作为整体性的存在决定着局部的具体的生产过程中的关系，并由此延伸至广义的社会生产关系中。因此，生产关系跟随社会生产力系统结构发生转变。

人类基础性的历史活动始终是物质资料生产本身，生产性要素以一定关系联结成生产力系统，各类要素的相互联结使得系统以一定方式运行，生产满足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条件。生产力要素始终是人类物质资料生产的基础条件，要素在质、量、时空等范畴的演变都将导致相应的系统结构变化。直接生产过程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在系统结构中伴随生产力要素演变而变革，在生产力系统整体转化中，新的生产关系伴随新的生产力系统结构产生。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同层次的生产力演变出不同形式的生产关系。不同阶段，人们采用不同的劳动工具进行不同程度的物质资料生产，由此产生不同的社会关系。部落所有制时期人们依靠捕猎与简单耕作，社会关系结构以家庭关系为主；古典古代或国家所有制下，人们开启简单工业模式与海外贸易；封建社会时期，手工业式的工业环境中衍生出封建土地所有制、私有制与帮工学徒制度。由此，马克思得出结论：“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4]523也就是说，不同的生产力要素构成不同的系统结构，物质资料生产以不同方式进行，在系统结构中，参与物质资料生产的个人之间会产生不同的联系。与生产力协同发生改变的包括对应的劳动生产方式以及相应的经济关系。生产力系统的历史演变遵循由量变到质变，伴随时空范畴演变的规律，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在生产力系统的演变过程中循序建构，并由直接生产过程演绎至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

（二）价值激励：生产关系助推生产力发展的实质凭借

人们生产的物所凝结的价值具有能够满足人们需要的属性，对物而言，其本身对人的价值源于人的创造。所以，物的生产的意义在于为人提供实现自我需要的平台。但是，“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4]724。因此，从这一层面上来说，生产关系的意义在于建立人参与劳动生产活动的机制，使人能够在社会化生产活动中创造满足自我的价值，价值也即激励个人积极参与劳动生产的有效凭借。不同类别的生产关系意味着不同的生产机制，生产机制的效能影响一定生产条件的发挥水准，即生产力的水平。而人与人的生产关系是具有层次性与隶属关系的系统，因而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作用机制也具有一定的层次性。从整体上来看，以所有制关系为基础的经济关系反映生产材料归属，说明人与生产资料结合方式、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关系以及生产成果分配方式[16]，因而从根本上影响生产力系统的运作。生产力的发展使得以公社制为基础的所有制形式解体，私有制形成，劳动者与土地相分离，直接构成货币购买劳动的客观条件，资本积累由此展开。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分离导致劳动者只能参与资本家的生产过程，借此创造价值以维持个人及家庭的生存，资本家凭借其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占有劳动者创造的价值。在这种价值生产与剥削模式中，资本家与劳动者面临不同的“激励”模式，“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14]739。由物的支配权衍生出对人的支配，资本家即在这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中扩大生产，以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

人与人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劳动关系直接影响生产要素的结合及其效能，这种劳动关系因为生产要素的客观转变以及资本家和劳动者的主观改造而发生变化，从而参与建构下一阶段的生产力系统。科学技术从根本上改造着生产要素，资本趋利本质决定了资本家必然会在权力关系的掩护下，促使劳动者之间的协作关系伴随生产要素变革协同转化，从而转变生产方式。失去生产资料的劳动者在权力关系的支配下结成、更迭劳动关系，并将这种协作产生的集体力无偿“贡献”给资本家。首先，简单协作构成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这种模式中雇佣工人在资本的指挥下联合生产，工人之间的协作关系表现为资本的协作，资本获得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其次，工厂手工业实质是将不同种的独立手工业结合起来，并将每种独立手工业分化成独立特殊的操作，不同雇佣工人完成不同操作。在这种模式中劳动力数量规模化增长，劳动力与资本的隶属关系规模化增加，劳动生产力随之提升。最后，机器大工业时代，劳动资料的机械化实则造成工人的边缘化，而技术进步及其在各个生产部门的规模化使用产生一种矛盾现象，即“就业工人人数的相对减少和绝对增加”[5]517。也即说明，早期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冲击着具体的经济关系，机器替代劳动力致使工人的协作关系被自动化的机器体系替代。与此同时，资产阶级通过各种方式“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5]560，即通过调整劳动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发展，推动生产力进步，以便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马克思发现，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规律在于生产方式本身的革命，生产力要素量的扩张致使生产关系规模化膨胀，要素技术化变革则为采用新的生产组织模式奠定基础，引发生产关系质的变革。资本家凭借占有的生产资料建立起带有剥削性质的权力关系，并依据这种权力关系支配劳动者，使之建立适配生产力发展的劳动协作关系。在生产力的客观发展进程中，资本家为占有更多的剩余价值而转变权力关系，劳动者为获取生存资料而调整劳动关系，在扭曲的激励模式中形成适配新兴生产力的生产关系。

（三）共同进化：社会生产方式的螺旋演进

唯物史观视域下，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生产方式是马克思考察一定历史时期社会发展规律的重要范畴。三者是对物质资料生产不同层面的概括：生产力侧重对人类物质资料生产所表现出的力量进行总结，生产资料在一定程度上是生产力的代表，一定阶段的生产力既是一定阶段人类物质资料生产凝结的力量总和，同时又是下一阶段生产进行的前提；生产关系注重描述物质资料生产中的人类关系，这其中不仅涵盖劳动者内部的劳动关系，也包括劳动者与非劳动者基于生产资料归属形成的权力关系，这种关系是非劳动者凭借对生产资料的权属所建立的支配性关系；生产方式则是对物质资料生产方式进行的客观描述，一定历史阶段的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有机结合。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演进历史即为生产力、劳动关系、权力关系等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私有制是一定生产力条件下的历史产物，资产阶级通过消灭维持劳动者个人私有制的生产方式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马克思指出：“剥夺人民群众的土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5]880在人口数量与土地资源相对稳定的条件下，劳动者失去土地的所有权意味着资产阶级获得更多的土地，客观上形成雇佣劳动的基础。资本家凭借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与失去生产资料的劳动者建立雇佣关系。简单协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形式，雇佣劳动为资本积累提供有利条件，协作产生的集体力诱使资本家扩大生产规模，由此，工厂手工业模式出现。工厂手工业生产方式是简单协作模式基础上的分工协作，但其分工程度与规模远超简单协作模式。在这种分工协作模式中，劳动者转化为执行某种操作的“器官”，整个工厂手工业演变成“一个以人为器官的生产机构”[5]392。工厂手工业创造的机器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埋下伏笔。机器所展现的卓越效能使其取代劳动者成为生产的主体，劳动者变成机器的附庸。机器、技术等生产资料质的转变重塑具体生产过程，并使资本家形成依靠技术革命改善生产流程以获取更多剩余价值的实践路径。纵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历程，生产资料始终是物质资料生产进行及其方式演化的基础，生产资料量的积累带来劳动关系与权力关系的规模化扩张，生产资料质的转变重塑生产关系。以生产资料为代表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演化出最大化利用生产资料进行生产的模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带动生产方式的共同演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演化始终以获得协作的集体力为基础，伴随资本主义生产规模的扩张，协作越发展现为生产的社会化，即剥削的社会化。

四、马克思生产力思想的当代启示

在马克思的描述中，生产力呈现出系统性的结构，物质、精神、有形、无形的要素在一定的关系结构中凝结，形成一定时期人类社会的力量总和，人们从物质资料生产中延伸的各种关系经过制度化转变成为为社会运行的秩序。在人的主体性力量的作用下，生产力系统完成从要素到系统结构的层级转化，并推动社会结构的整体转型，创造出更加自由的发展环境。2021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综合考虑政治和经济、现实和历史、物质和文化、发展和民生、资源和生态、国内和国际等多方面因素。”[17]马克思生产力思想为新时代中国提高生产力、优化社会关系结构以及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一）生产力要素与要素生产力：劳动生产力的系统集成

劳动生产力的系统集成是生产力要素向要素生产力创造性转化的过程，要素质效及其发挥从根本上影响生产力系统的效能。当代社会需要注重科技创新对生产力要素的渗透性改造、自然环境在劳动生产中的基础性地位、人力资源的主体性存在。

1.强化科技引领，实现生产力要素的渗透性改造

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的考察表明，科学技术在生产力要素及其结构组合的演化中扮演着助推者的角色，劳动资料以及劳动对象在科学技术的链式集成创新中完成渗透性改造，为形成新型生产力系统结构奠定基础。习近平强调：“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科学技术解决方案。”[18]因此，当前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关键要点在于，建立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的生产力要素革新机制，实现产业技术系统性迭代。一方面，根据中国产业链布局科技创新链，强化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研究—技术产业化的链式集成创新模式。逐步提升基础研究在科技创新过程中的地位，加强各类研究之间的交互作用，实现科技创新过程的集成化与链式转化。另一方面，注重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等生产力要素的协同改造。围绕劳动资料改造需求创建综合化研发团队，形成技术创新常态化运行机制，同步提升产业链劳动资料的技术水准。基于劳动资料的技术化改造，高效率地使用劳动对象，科学开采自然资源，降低不可再生资源在生产生活中的比例，逐步提高各类加工对象的使用程度。从生产力要素视角考察，产业生产过程的革新是以技术创新为主导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等生产力要素的协同创新，并且各种要素以新的结构联结，形成一定时期内相对先进的生产模式。国家级创新系统计划是基于整体性理念进行的，每一个方面都必须置于整体视角下来考量[19]。中国的科技创新战略应注重各个创新节点建设及其交互作用，推动生产力要素的科技化转变，切实实现生产力要素的层级演进。

2.合理开发自然，保护社会生产绿色发展的基准条件

“人靠自然界生活。”[4]161在马克思视域中，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空间等生产要素均是自然的产物，一定意义上作为劳动者的人类也是自然生物的存在。部分自然要素以天然生产力的形式存在，能够转化为人类劳动生产的力量。既往征服、掠夺自然的活动实则是在破坏人类生存的基础，但人类感受自然反馈的过程存在一定的“时间延迟”。基于系统思维可以提高对“时间延迟”的认知，从而有可能改变思维方式和政策设计[20]。因此，从系统性视角出发重塑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保护社会生产的重要举措。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21]那么，必然需要建立绿色生产生活系统：首先，建构绿色生产方式。劳动生产是人类存在的基本活动，改变人类社会与自然空间交互作用的首要原则在于建立绿色生产方式，根据生产力发展的现实状况，逐步搭建起减少污染与降低能耗的生产技术体系，绿色高效地加工自然资料，逐步提升绿色生态产品的数量与质量。其次，高效合理地融合自然生产力。一方面自然元素作为生产材料加入社会劳动生产过程，另一方面自然要素以天然生产力的形态存在。伴随技术水平提高，中国应逐步扩大天然生产力的份额。最后，在保护自然环境中发展生产力。现有生产力条件下人类获取自然资料的速度远超自然资料的形成速度，保护自然环境，也即保护人类社会劳动生产的基础。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是协同共生的命运共同体。

3.提升劳动人口数量，优化人力资源年龄结构

马克思对社会生产力的考察表明，社会经济总量与劳动人口数量、低龄劳动力与高龄劳动力数量客观上要求保持一定比例。据相关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不含港、澳、台地区）劳动年龄人口总量达到峰值，为94 072万人，在总人口中的占比为69.8%；此后，呈逐年递减趋势，截至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为89 438万人，在总人口中的占比为63.4%[22]。2021年，中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再次超越0～15岁（含不满16周岁）人口[23]，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劳动人口平均年龄在人口老龄化趋势下逐年增高。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从发展生产力视角来说，一方面应当调控劳动人口的总量，另一方面应在现有生产力条件下优化劳动人口年龄结构，使“人力资源支撑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不断优化”[24]241。“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是社会内部分工的物质前提”[5]408，面向国内，根据人口整体状况与社会生产力状况，有计划地放开生育政策，并且通过调整劳动收入分配制度、增加社会福利等方式保障人口再生产的物质条件；面向国外，实施积极稳健的人才政策，探索国际人才引进策略，通过国际交流办学、合作培养等模式引入国际创新人才。总之，在提高人力资源总量的同时，进一步优化劳动人口年龄结构，将劳动人口转化为提高生产力的有效变量。

（二）解构与重构：生产力视域中社会有机体的自组织过程

“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4]602经济、政治与文化结构生成容纳生产力系统运作的社会有机体，生产力要素的层级转化客观上形成构筑新型社会结构的基础条件，经济、政治与文化结构的转换构成生产力系统整体迭代的条件，在生产力与社会关系的交互作用中，社会有机体与生产力系统协同演变。

1.基于技术——经济范式，实现经济结构的创造性转换

正在进行的科技革命带来的显著影响是数字生产力要素化与生产力要素数字化，数据本身的生产力属性及生产力要素数字化的潜能呼求相应的社会经济关系。根据数字中国的战略规划：其一，应当建立完备的数据要素所有权制度体系。原始数据、数据原始生产以及再加工环节中形成的增值数据对应不同的数据产权。其二，构建数据产业结构，推动数据在生产资料生产与消费资料生产中的应用。基于一定的算法与算力，将原始数据转化为信息或知识等，将加工处理后的数据融入生产资料或消费资料生产，实现数据与其他生产力要素的融合。其三，按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构建公平合理的数据收益分配体系。在原始数据加工中，按照生产数据的劳动贡献分配报酬；在涉及数据的消费资料生产中，数据所有者根据对数据的占有，获得相应的报酬。其四，推动建立规模完备的数据要素市场，扩大数字化产业的市场比例，实现数据要素的市场化配置。通过供求、竞争、风险机制配置数据资源，鼓励引导数字化产业参与市场竞争，建立和谐互动的数字产品消费反馈关系。习近平强调：“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25]数据与各种生产力要素的结合能够演变出新型的产业结构，传统工业、农业、金融、能源和医疗等各个行业基于数据开发应用能够进一步提高资源利用率与产品附加值，降低交易成本。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是中国社会劳动生产方式演变的必然趋向，在科技对生产要素的数字化改造中，发挥数字生产要素效能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关系也应随之创建。

2.基于逆全球化态势实现政治结构的适时转向

逆全球化是西方国家面对经济困局产生的政治应激行为，本质上是为了遏制新兴国家和平崛起，缓和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再建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规则体系。应对逆全球化带来的威胁，必然要求中国的政治关系结构根据国内外经济发展态势与政治环境作出调整，引导建立合作共赢的国际秩序，优化国内政治法律环境，构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有利局面。习近平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要顺应事业发展需要，坚持系统观念，全面加以推进。”[26]首先，发挥国家国际交往职能，建立新型全球化发展平台。资本逻辑主导下的全球化是发达国家凭借资本与技术优势实现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掠夺。新型全球化应是去中心化的多维度的国际交往形态，国家之间按照国际准则实现资本、科学技术、人力资源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各国根据其生产力发展水平参与世界分工。其次，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构建民主平等的全球治理体系。逆全球化的政治举措实际上是为了调整资本增殖战略开辟道路，应对政治胁迫的关键在于建立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模式。中国应加快推动主权国家之间的协商合作，建立平等正义的国际治理规则体系，促进全球化发展成果的合理分配。最后，加快政治体制机制改革，提升法律规章制度国际化水平。逆全球化背景下，发展社会生产力要求进一步提升政治实体的效能，加快各个部门运行机制的疏通优化，提升各类机构的协作程度。应对国际政治威胁，不仅需要拓宽中国法律制度的国际视野，而且应当加快对新兴经济形态的法律规制。在双循环发展格局中，保护经济实体的国际权益，降低国内经济循环的外部性。

3.在文化交融背景下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

意识形态渗透是经济交往与政治交往的附属品，相互对立的意识形态通过对社会群体的意识改造调节社会群体活动，试图完成对不同性质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同化与征服。在文化多样交融的环境中，必然要求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认识全球化与信息化背景下不同性质意识形态的特性，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首先，阐释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合理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合理性阐释，有助于强化人们对当前社会经济关系的认同，降低社会经济制度运行的阻力。其次，论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合法性，推动政治结构的优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一方面可以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合法性辩护，另一方面可以推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革新。通过对社会运行状态的考察，助力破除阻碍经济发展的制度体制机制，推出引导产业结构升级转换的政策法律法规。最后，整合与引领社会意识形态，保障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2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想，在政治思想、艺术和道德等社会意识中发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人民实现民族复兴的精神动力。

（三）自发与自觉：唯物史观视野中人的进阶式发展

唯物史观视域中人与社会的发展同步进行，一定时期的人总是基于一定的物质生产资料衍生出一定的社会关系，并在相应的社会关系中生产生活，直至他们的生产力要求新的生产关系，由此带动社会结构的变迁。人是社会形态演变的关键角色，各个时期的人被动或主动地改造社会劳动方式，推动社会结构的适应性转型，在此过程中逐步实现个人劳动的解放与理想交往关系的建构，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过渡与人由自发向自觉状态转变协同演进。

1.逐步解放劳动，推动智能化生产与人的创新发展

生产力作为人们在劳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系统性力量，在一定意义上是人主体性力量对象化的产物，实现生产力的高度增长必然要求人主体性力量的提升，从而改造生产方式提升社会生产力。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的主体力量对象化整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其一，主体力量的工具化传导。人类制作简易生产工具，通过生产工具发挥人的体力与脑力。其二，主体力量的机械化传递。人类利用简单工具组合成工具机，并将工具机改造为自动化运作的机器，由机器替代人类完成体力劳动。其三，主体力量的智能化传达。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人类的智力能够依附在一定的客观物质处，这些客观物质载体能够根据人类赋予的智力进行智力活动，并在一定的智力指令下进行相应的体力、脑力劳动。当前，中国科技发展状况与世界先进水平依然存在一定差距，各个生产部门的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因而人主体力量对象化的三个阶段在一定时期是共存的。人的对象化程度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一定时期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水准，决定了人以何种方式进行劳动。由必然王国迈向自由王国的过程是基于物质资料生产的极大发展而进行的，这就要求人类主体力量对象化向纵深发展，将人的创造性劳动成果转化为智能化机器，从而创造出坚实的社会生产力。在此过程中，人逐渐摆脱繁杂低效的劳动，转而从事创造性的劳动。对中国来说，在发展社会生产力过程中逐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就要做到人主体力量对象化的阶梯式发展，即逐步在各领域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智能化，人的劳动转向创新创造。

2.渐进实现交往“自由”，在和谐化社会关系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从主体向度出发，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将历史划分为“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人的全面发展”[12]52三个阶段。在生产力相对较低的条件下，人缺乏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人从属于物，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占有个人生产力为基础，社会整体发展以牺牲人的发展为前提，人受制于维持物质资料生产的社会关系。其经济关系将剥削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手段，其政治关系以维护剥削人的经济关系为目标，其思想关系以统摄人的精神为己任，发展生产力并未以人的发展为旨归，人的发展成为发展生产力的手段。从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进程上来说，中国正处于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阶段，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应当继续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调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引导升级产业结构，保障人民群众在产业转换中提升个人能力，坚持经济增长与人民收入同步增长，拓展人民劳动与财产性收入渠道，改善人民群众消费质量；应当结合经济发展形势优化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在党的领导下将人民群众全面发展的期望呈现在法律法规政策中，依法公平公正地保护人民权益；应当在发展物质文明的同时提升人民群众文化交往环境，加快现代化教育体系建设以保障城乡居民得到同等教育，加强职业教育培训以提升劳动人口素质，发展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以激活人民文化创造活力。正如习近平所强调：“我们要着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多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24]133

3.自主建构，在推动现实世界理想化的过程中实现人的自由发展

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形态的历史转变与人的发展协同演进，人在自我发展的过程中改造劳动生产方式，进而推动社会形态的整体变迁，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人的自主建构是人全面占有自己本质与实现自由发展的根本变量。在一定意义上，社会形态的历史变迁也即现实世界向理想世界转化的过程，因而一定社会形态中的人总是处于向理想世界转化的阶段，为了达成理想化的世界，人就必然成为理想化的人，即成长为能够变革社会生产方式、推动社会结构演变的人，在达成理想世界的过程中也即人走向自由发展的过程。前资本主义时代，人受制于人的统治与物的匮乏，资产阶级的社会关系中，人在物的支配下为物的增殖发展自身的能力。人在这两类社会形态中处于一定的自发状态，受到人或物的统治，只有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才能根据客观规律发挥个人的自主性，并根据社会发展规律自觉地创造历史。社会主义社会虽然处于向自由王国过渡的阶段，但是其社会结构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根本性差异。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意味着社会主义社会的物在整体上是人民的物，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根本目的是人的发展，人在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过程中促进自我发展。因此，在迈向理想的自由王国的过程中，人必须在现有的生产力与社会财富的基础上，自主全面地发展自我，在推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实现个人整体的发展，逐步推动社会结构演变，达成理想世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