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何惠鉴

本文讨论位于太湖南岸的平畴沃土之地嘉兴，时间主要为嘉靖和万历两个朝代，大约为1644 年明朝灭亡前的一百年。嘉兴自古英才辈出，如诗人陈与义、朱敦儒，画家赵孟坚、吴镇、盛懋、姚绶，学者岳珂、宋濂、贝琼、孙作、唐肃、戴良，藏家项元汴、冯梦祯、汪砢玉，栖隐钱德均、周履靖，以及银工朱碧山1Lee, Sherman E. and Wai-kam Ho, “Chinese Art Under the Mongols: The Yüan Dynasty (1279-1368).” 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 1968, no. 37.，漆工杨茂、张成2同注1，参见目录289、290、293及294。另，故宫博物院藏“张成造”剔红山水人物圆盒，见《文物》1956年第10期；安徽博物馆藏“张成造”剔犀漆盒，见《文物》1957年第7期；日本京都大德寺龙源院藏“杨茂造”螭龙文盒子，见《世界美术全书》第14卷，图录90。，制墨家沈珪。闻名遐迩的还有鸳鸯湖上烟雨楼下的棹歌。3孙福清辑，《鸳鸯湖棹歌》，《檇李遗书》本。本文所遴选的晚明文人典范是李日华和项圣谟，他们出生并终身生活在嘉兴，以及他们引为契友的人士如董其昌和陈继儒。

万历嘉兴的景况，苏人浦祊在《游明圣湖日记》“癸丑十月”第“二十一日”，有过清晰的描述，他自杭州返乡，逗留故地，记云：

重游东塔寺，访朱买臣墓。余于数载前曾客寓嘉禾，见甲地之盛，人物之殷，六里街为最。而东塔居其中，金碧焕然，士女春游，月夕花朝，钿钗相竞。虽非大地名山，风俗类有可观。今复来游，则门穿壁败，佛像尘封，紫苔白草，遍生庭砌。嗟呼！不十年而盛衰之异有如此者！

游项家园，园为墨林先生小筑，奇峰曲径，深洞幽岩，引水为溪，穿林绕砌，中潴为池。其余柏亭松院，香阁书轩，古楼奇花，不可枚举。一亭一榭，一花一竹，位置不俗。此老胸中，本有丘壑。檇李名园，此其甲也。4浦祊，《游明圣湖日记》，参见朱剑心选注，《晚明小品文选》卷五，第340 页。

日记中没有提到明代煊赫一时的天籁阁，它是项元汴的名人书画藏所。1645 年，清军攻陷嘉兴，阁中珍藏悉数散尽。数年后，清初著名学者、项氏戚谊朱彝尊唏嘘天籁阁的命运，写下“天籁图书今已尽，紫茄白苋种诸孙”5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九，《四部丛刊》本，第156 页。的诗句，收录于《曝书亭集》。

浦祊目睹了东塔街肆由盛转衰的过程，这是地方经济与社会结构不稳定造成的，这种不稳定也直接导致明代许多市镇的崩塌。例如本属嘉兴产业支柱的丝织，因“用者愈众，而价愈贱”。6谢国桢选编，《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1980 年，上册，第128 页。农业的状况更糟，“嘉靖时，垦田一亩，收谷一石。万历间不能五斗……而所入不当昔之半”。7梁清远，《雕丘杂录》卷十五，《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上册，第106 页。明中叶之前，太湖与松江五府一带“田价甚昂，每亩值五十余两至百两”，至“崇祯末年……每亩只值一二两”。8钱泳，《履园丛话》卷一，北京，1979 年重印本，第27 页。而“天启四年（1624），苏州米一石一两”，已经到了“一亩地”与“一石米”等价的地步。9关于1624 至1629 年太湖地区的米价，见《启祯记闻录》卷一，参见《吴晗史学论著选集》卷一，北京，第491 页。民生凋敝的种种败象与土地荒歉几乎同时出现，二十年后，明朝统治结束。可以说，1644 年的风暴来临之前，每寸焦土上空早已雷奔云谲。

如果美好的事物无法久存，那么“人生如梦”就成了一种常见的修辞。北宋孟元老南渡后，为追忆靖康之变前开封的壮丽辉煌，写下《东京梦华录》。晚明史学家、艺术爱好者、鉴藏家张岱，前半生鲜衣怒马，常与好友陈洪绶结伴寻欢；10见拙作“Nan-Ch’en Pei-Ts’ui: Ch’en of the South and Ts’ui of the North.” The Bulletin of The Cleveland and Museum of Art, 49,January 1962, pp. 2-11。后半生因王朝倾颓，坠入山野，只能将悠悠岁月的点滴过往置于《陶庵梦忆》与《西湖梦寻》。11张岱的自传，参见《自为墓志铭》，《琅嬛文集》，收录于《中国文学珍本丛书》卷五，上海，1935 年，第140 页。另参见Arthur W.Hummel, ed.,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1644-1912）, Washington，D.C.,Library of Congress, I, p. 53；何冠彪，《张岱别名、字号、籍贯及卒年考辨》，载《中华文史论丛》，1986 年，第三辑，第167—194 页。晚明的文化之所以具有特殊性，是因为当现实和幻想的鸿沟无法逾越时，人们只能在“复古”中借“反己”为出路，甚至故意将赝品、摹本与原作混淆。合理的作伪并非一无是处，李日华曾多次称赏赝迹，12李日华，《紫桃轩杂缀》，《檇李遗书》卷三，第27 页；也见《紫桃轩又缀》卷二，第6—7 页。周容（1619—1679）在《春酒堂文存》中也以多重维度阐释了“遇”的重要。13周容，《复许有介书》，参见《春酒堂文存》卷三，《四明丛书》本，第44—46 页。同样是“遇”，周亮工撰写《书影》时谈到师法古人，可以“用古如怀远人，可使其梦中神合，不可使其白昼形现魅出”。14周亮工，《书影》卷四，上海，1958 年，第116—117 页。

明代文人伪造“古书”的风气很盛，常被诟病。丰坊是其中最出名的一例，他既是书法家，又在书法理论上颇有建树。作伪手法高超的丰坊，在同时代不乏维护者，张时彻（1500—1577）为他写序时，称此癖好是其性格孤傲所致。以“二拍”闻名于世的小说家凌濛初则是“丰坊伪书的最诚挚的笃信者和最有力的鼓吹者”，但他信从的《子贡诗传》却被清儒视为“学问之谬种”的标志。15关于晚明文人伪造古书的讨论，参见钱希言《戏瑕》卷三，《丛书集成》本，第52—52 页；也见魏同贤，《从〈诗传〉〈诗说〉谈到作伪、辨伪问题》，载《文献》1985 年第2 期，第1—10 页。

这段时期艺术品的造假也很猖獗。传项元汴撰《历代名瓷图谱》曾于1908 年由英国人卜士礼[Stephen Wootton Bushell]编译后在牛津出版。1931 年，郭葆昌等多位学者联合福开森[John Ferguson]竭尽心力，在卜本的基础上重新印制出版《校注项氏历代名瓷图谱》，引起西方学界的关注。但经过伯希和详细的考证，他认定此书并非项元汴真迹，16Pelliot, Paul. “Le pretendu album de porcelains de Hsiang Yuan-pien.” Toung-pao,Leiden, 1936, XXXII, pp. 15-58. [参考伯希和，《历代名瓷图谱真伪考》，冯承钧译，载《中国学报》2008 年11 月07 日，注62 提到“宣德铜器图中见有一象，与瓷器图谱同古玉图谱象形相近，亦无足异”，未见提到“象牙扶手”——译者]例如图谱中玉屏或象牙扶手上均无题识，与其习惯不符；而《图谱》与《蕉窗九录》实为同一环境，同一批人伪编。

项元汴的孙子项圣谟，早年受到家传熏陶，所见皆神品。伪书《蕉窗九录》中提到的高丽纸、日本漆匣与折扇、宋元精本、古墨旧拓打开了项圣谟艺术的视野。而立之年，他在《松涛散仙图》卷（现藏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自跋：

余髫年便喜弄柔翰，先君子责以制举之业，日无暇晷，夜必篝灯，着意摹写昆虫草木、翎毛花竹无物不备，必至肖形乃止。17杨新，《项圣谟》，上海，1982 年，第1—16 页。

或许是因为着意书画，项圣谟一生并未取得理想的功名。他曾被荐举到国子监读书，作太学生。18张增元在《关于元明清戏曲作家的生平史料》中举嘉兴另一位家资富厚的文人入仕为例，与李日华对比。参见《中华文史论丛》1986 年，第一辑，第234—235 页。除万历四十六年（1618）赴北京入学，崇祯元年（1628）遍游各地之外，他再也没有离开过家乡嘉兴，全身心沉浸于诗文书画的创作之中。

社会地位

项氏是嘉兴望族，门第的显耀可追溯至项忠（1421—1502）。明成化年间，项忠曾立下赫赫战功。相反，李日华出身于农民家庭，19关于李日华的生平参见Goodrich, L.Carrington and Chaoying Fang, ed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I, pp. 826-830；也见《明史》卷二八八，台北，1963年影印本，第714页。直到万历二十年（1592）中进士后，家族才被当地士绅接纳，他的侄女后来嫁给了项圣谟。一旦会试登第，地方州县便派专人将绣有金字的红绸锦旗送到中榜者家中，将捷报贴在厅堂的显眼位置。两百年后，游客在嘉兴看到为李日华立的“大魁天下”石碑坊，依然触动，这几个字也是为了恭贺他高中状元，在科举考试中得居首选而题。李日华曾辗转多地任职，官至太仆少卿。20同注19，《明史》卷七四，第165—166页。虽然壮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处于退隐状态，高官的身份和影响力还是确保了李日华生活无虞，养成了精雅的趣味。他致力于写作和鉴藏，博物好古，文章殊邈于世，成为嘉兴文人圈中的佼佼者。在项圣谟与张琦合作的《尚友图》中，李日华与其他四位名士聚坐一室，呈现了昔时艺林的盛况。朱彝尊谈及李肇亨的写山楼时，也不免回首那段高光时刻：

吾乡鲜岩壑之胜，然园亭之参错，水木之明瑟，舟楫之沿洄，纵游览所如而不倦。万历以来，承平日久，士大夫留意图书，讨论藏弆，以文会友，对酒当歌。“鸳社”之集，谭梁生偕会嘉和之，先后赋诗者三十三人。事未百年，而闾阎故老已莫能举其姓氏。玉杯锦席之地，皆化为宿草荒烟，惟李氏写山一楼，尚未椒飞粉落，宛然灵光之在鲁。21朱彝尊，《静志居诗话》，收录于陈田辑，《明诗纪事》，台北，1971 年影印本，卷六，第3383 页。

天启五年（1625），时值阉党专权，李日华再度恳乞致仕。同年，东林党领袖杨涟、左光斗因弹劾魏忠贤在狱中被折磨冤死，22同注20，《明史》卷二四四，第593—594 页。而赵南星、顾宪成也被诬以赃罪，革职削籍，23同注20，《明史》卷二四三，第590—591 页。举世哗然。天启六年（1626），党祸酷烈的环境下，董其昌刚任南京礼部尚书一年，便去官归里。作为董其昌最好的朋友，陈继儒二十九岁已弃巾服，以隐者自命，以肥遁为节，自封“山川风月主人”，但他在晚明士林中却声名鹊起。

生在承平熙洽的年代固然重要，寻求适意的境界则没那么简单。17 世纪的人们曾有如下的憧憬：

值太平世，生湖山郡。官长廉静，家道优裕。

娶妇贤淑，生子聪慧。人生如此，可云全福。24原文未标明出处，译文参考了清代张潮《幽梦影》中一段清言，此书写于康熙年间。——译者

这段文字列数了明代登上人生巅峰的几大要素，唯独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即个体的社会地位。只有跻身“士大夫阶层”，才能够享有官僚机制保障的特权，也才有机会实现这些梦想。乡试取中的“举人”和入中央国子监做“监生”不过是刚脱离平民，踏入“绅衿”圈层的第一步。能接连在乡试（考期在秋季八月，又称“秋闱”，考中称“乙榜”）和会试（考期在春季二月，又称“春闱”，考中称“甲榜”）中入榜，成为“两榜出身”，25许树安，《明朝的科举选官制度》，载《文献》1985 年第3 期，第256—269 页。获得授任便指日可待。其中也不乏特例，当遇上经济危机或边事不宁等情形，监生可以直接参加乡试，而不必先考秀才。项元汴及其孙子项圣谟，就是凭家族的特权和财富援例入监的。有趣的是，吴门画派中不少成员都是靠这样的方式获取士绅地位。这些“不由科目而才名倾一时者，王绂、沈周、文徵明、王宠、陈淳、周天球、钱榖、王穉登、陈继儒、程嘉燧……或诸生，或布衣山人……各以诗文书画表见于时”。26参见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三四，《丛书集成》本，第718 页。放眼明史，最超脱的非沈周莫属，他完美诠释了“浮浮休休，吾怀自春”的境界。

仕进制度

明朝初期，科举考试并非政府选官的唯一途径。布衣出身的洪武帝朱元璋倾向任人唯贤，量才录用。他一方面承袭元朝重视技艺的国策，另一方面也为北方世族考虑，亲擢了大批手工艺者。像光禄寺卿徐兴祖、太常寺卿杜安道早前不过是伺候朱元璋饮食、修容的小小膳夫和镊工。又如蒯祥、蒯义以木工起家，亦官至工部侍郎。金忠竟因精通方术而被委以兵部尚书的重任。不过，荐举取士的模式持续时间很短，明朝开国十三年后，即洪武十七年（1384），朝廷命礼部颁科举成式，恢复并健全从儒生中选拔官吏的制度。文官掌权的体系再次得到巩固，士人集团控制着朝野，社稷民生的各项方针均有了新的转向。身为特殊阶层的成员，他们不仅享有多种特权，甚至律例、典礼的施行也将他们区别对待。

明初选官多途并用的做法，显露出统治者面对知识分子的两种极端心理：倚重与猜忌。譬如朱元璋动辄诛戮无辜，不听劝诫，迁移十几万民夫前往临濠屯田开种，以壮京畿，那些举措都给江南文人留下了集体的伤痛与阴影，他们只能选择消极避世的“不合作”态度进行对抗。洪武十八年（1385），朱元璋选进士为翰林院庶吉士，为朝廷储备人才。科举考试至此逐渐成为选官制度的主体，也被视作入仕为官的正途。庶吉士入诸司观政三年，相当于现行教育体系中的博士后阶段，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首次。进入翰林院实习后，表现优异者才有机会除授更高更重要的官职。27杜乃济，《明代内阁制度》，台北，1961年，第62—65 页。据《明史》所载，自天顺朝始，“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而庶吉士始进之时，已群目为储相”。明代徐仪世做过统计，洪武至万历年间，宰辅一百零八人，出翰林者七十九人，庶吉士四十六人。28徐仪世，《明辅起家考》，参见陶珽辑《续说郛》，台北，新兴书局据明抄本影印，第289—291 页。由于馆选时断时续，名额不定，新科进士若能入“翰苑”，意味着有更多的机会平步青云。

文人的陶染与职责

以科举取士制度为准绳的官僚社会，需要依托完善的教育体系，才能使“天下品官子弟及民俊秀通文义者”都有受业的机会。尽管成为“白衣宰相”几乎等同于传说，但有明一代，身世寒微的文臣也屡见不鲜。著名的藏书家姚士粦（1561—1651）曾感慨：“余年二十犹目不识丁，以写照自给。”29姚士粦，《见只编》卷一，《丛书集成》本，第38 页。而生于商贾之家的杨循吉（1458—1546）回忆他求知过往时，在《题书厨上》写道：

吾家本市人，南濠居百年。

自我始为士，家无一简编……30此诗在吉川幸次郎《中国诗史》中有进一步阐释，见Genminshi gaisetsu，东京，1963年，第159—161 页。

是时，书籍的匮乏与珍稀，让许多有志青年的求学之路颇费周折。随着16 至17 世纪出版业的迅猛发展，尤其在建安、南京、杭州等南方城市，低廉的价格便可购得各样入门典籍，其中不乏为孩童特意编撰的民间通俗读本。31关于明代书籍出版的讨论，参见李致忠，《明代刻书述略》，载《文史》1984 年第23 期，第127—158 页。它们无不宣扬着学问的重要性，学子们畅想着“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背诵着劝学诗《四时读书乐》。晚明的启蒙读物中，前朝才子们的奇闻轶事最受欢迎。明初大学士解缙（1369—1415）天资聪颖，幼年妙对的故事为人们所津津乐道。钱谦益《列朝诗集》有云：“才名烜赫，倾动海内，俗儒小夫谰言长语，委巷流传，皆藉口解学士。”32钱谦益，《列朝诗集》乙集第一卷，书成于1649 年；也见程弘，《〈解学士诗〉考》，载《文学遗产》1980 年，第63 页。这些诗文传记对读书的推崇，与昔日风行的敦煌蒙书《太公家教》，或神童项橐智辩孔子别无二致。

诗书世家向来重视教育，这一点毋庸置疑。相较之下，嘉兴的乡绅名流情况略有不同，冯梦祯（1548—1605）的例子很具代表性。冯梦祯祖上发迹于“沤麻”，曾“富至巨万”，但祖、父皆目不知书，也无此家风。身为长子的冯梦祯好学不倦，而祖母却因惜油不让他夜读。万历五年（1577），冯梦祯中进士，举会试第一，选为翰林院庶吉士，累官至南京国子监祭酒，致仕后归隐杭州西湖孤山。其“快雪堂”收藏宏富，其中最有名的当属传王维所作的《江山雪霁图》，吸引了四方鉴藏同好者们的注意。冯梦祯不止与董其昌、李日华过从甚密，公安三袁也与他交好。他视嘉兴为杭州之外的第二故乡，参与了许多当地的文人活动。

此时，晚明士人对宗教的兴趣卷土重来。大批知识分子追崇禅、净两宗，又或是禅净双修，也许是想借助佛教、神学或灵修的方式来满足某种哲学上的需要。冯梦祯与他的诸多挚友都成为了名闻天下的佛教居士。他不仅拜明代四大高僧之一的紫柏真可（1544—1604）为师参学禅宗，而且还深受泰州学派（王守仁心学“左派”）思想的影响。如此看来，冯梦祯是把“顿悟”与“良知”的“心外无理”之说兼收，并非“以学愈愚”的拥趸。依照钱谦益所撰的墓志铭推测，33同注31，《列朝诗集》卷二，第620—621 页；也见《南京国子监祭酒冯公墓志铭》，载《有学集》第二部卷五一，《四部丛刊》本，第588—589 页。冯梦祯疏朗通脱，不重督课，对两个儿子的培养观念与世俗取向迥异。但我不这么认为，如果钱氏有机会全览《快雪堂集》，他会发现在日记和书信中，冯梦祯依旧流露出尊孔崇儒的一面；冯氏身为严父，始终以规行矩步、行为自持、立身行道等标准来训诫后代、整齐门风。即便冯梦祯算不上“道学家”，但信札中每每提到课子举业，让人不免联想到他敛容肃坐、日程月课、朝督暮责的模样。他要求儿子过着清教徒式的生活，对他们施以维多利亚时代式的清规戒律，谨遵“恭”“孝”二字。这种严苛的教育方式在晚明流为风气，被看作道德保障和社会准则的体现。冯梦祯在《示两儿训语》中列出了他对二子的期望：

语云：“勿谓今日不学而有来日，勿谓今年不学而有来年。”（下略）

汝曹今已长大，视贾生献策之年，陆机入洛之岁不啻及之。虽云“今人难及古人”，而汝曹资禀均非庸下，借曰未知，亦既抱子。奈何悠悠忽忽，坐失岁月，日高未起，群聚嘻笑（下略）。

汝父今年四十有八，转眼五十，仕宦之气虽衰，而烟霞之情弥固。即使老寿，岂能常在教诲汝等，亦岂能常为汝等作马牛？汝等不及今奋志成，直立必有噬脐之悔。今与汝等约，每日必早起……师友间除三餐讲贯外，不得数数往来以滋烦渎，妨人损己。少年人燕昵之爱，岂能顿绝？定以晨出亥入，或间宿斋馆，不得频进，以费晷刻。

山谷云：“学者三日不以古人文字浇灌之，面目自然无色。”汝等虽当以时义为急，如《檀弓》《左》《国》《史》《汉》《老》《庄》等书，日需记二百言。（下略）

今置日格一册，每日作过文，讲贯过经书，看过时义多少，读过古文若干言，俱填格内，如失却何件，仍注以干何事、见何人，失次日责补。（下略）

每日温四书十行，经十行，看书三页。记墨卷半篇，看时文廿篇。

手誊写所温经书，务要端楷，不得潦草。

填改及写别字，读古文经传十行。

三六九日，作时文一篇。（下略）

次日背书务要精熟，不过扑责五下。作文不通，扑责五下。

五日一次入内，省母亲起居，其夜许内宿，余日不许擅出书房。34冯梦祯，《快雪堂集》卷四五，万历本，1616 年，第8—10 页。（下略）

时任南京国子监祭酒的冯梦祯，诚然肩负着捍卫儒学传统，稳固社会政治秩序的职责。他不得不以身率先，为儿子制定近乎苛刻的督训。但我们不要忘记，宗教与哲学的长期浸润也养成了他超逸疏旷、率真洒脱的个性。如果一味追求高尚的德行，没有足够的智慧与艺术涵养与之匹配，那终究会令人生厌，变得愚昧与教条。此时，晚明大多数士人正是一边倚靠“致良知”与“童心说”洗涤性灵，一边孜孜不倦地追寻生命和自然（天趣）中迷人而富有启发、本真却精致的事物。

相比儿子的日课，冯梦祯对自己的安排，却如笼鸟得释，潇洒惬意。《真实斋常课记》就是他生活的写照：

家常五事。教子弄孙，对老妇宴语，娱小姬，有客对客，饮食随宜、不粗不侈。除此五事，则居书室。

书室十三事。随意散帙，焚香沦茗，品泉鸣琴，挥麈习静，临摹法书，观图画，弄笔墨，看池中鱼戏，或听鸟声、观卉木、识奇字、玩文石。

数日一行者四事。登眺山水，寻僧访知旧，有花时看花，起居外母。

经月必行者一事。范村、虎跑展墓。

经时或半岁必行者四事。祀先拙园，了故乡诸缘，省坟墓，随宜收买奇书，或法书名画。

五十前必勾当者，三事。游天台、雁荡诸名山，置湖庄，定山中隐居所。不偿以上课者有如日。35同注33，卷四五，第7—8 页。

从冯梦祯布置两子的功课内容来看，为举业而准备的时文和八股练习占据了重要位置。一旦教育宗旨偏向经世济民、场屋荣进，成为乡绅阶级既得利益的保护伞，那势必会导致文运日衰、士习矫伪、人心浮躁的现象。无论文武，皆以科甲为重的选拔制度，极大程度上禁锢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和才能。自北宋伊始，以“技术”或“技艺”谋生的画家、书法家社会地位普遍低下，常被归为“不入流”之列，游离于官场之外。以李时珍（1518—1593）与宋应星（1587—？）为例，即便《本草纲目》与《天工开物》为科技做出了突出贡献，但还是无力改变他们屡试不第的困境。顾炎武（1613—1682）是当时最为耿直的学者之一，他痛斥时文对明代文化与政治造成的不良影响，指出自“十八房之刻，自万历壬辰《钩玄录》始”，这类中试的文章被汇编成册推向社会，产生了十分严重的后果：

天下之人惟知此物可以取科名，享富贵，此之谓学问，此之谓士人，而他书一切不观……已谓士子有登名前列，不知史册名目、朝代先后、字书偏旁者……嗟乎！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廿一史废。36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六。

某登科进士曾询问莲池䘤宏大师：“世间何等人最作孽”？莲池曰：“公等甲科七篇头老先生为最。”37周亮工，《书影》卷一，第18 页。参见Greenblatt, Kristin Yü. “Chu-hung and Lay Buddhism in the Late Ming.” in Wm.Theodore de Bary, ed., The Unfolding of Neo-Confucianism, New York, 1975。在他看来，三场考试之中，考官评阅首场七篇时文所费时间最久，它们才是决定儒生命运的关键。张岱用“夜航船”中的闲聊来形容天下的学问时，以士人与僧人同宿夜船的笑话引玉。喜爱高谈阔论的读书人偏偏连最基本的常识问题都犯错，顷刻间，威信化为泡影。这艘回乡的旅船就如明代的官僚体系，不仅搭载了投亲的黎民，还有书写明史的有志之士。可以说，科举制淬炼出的士人集团陶铸了明代的文教环境。

1952 年，德国学者艾伯华[Wolfram Eberhard]曾建议：“想要理解中国‘士绅’阶层，不如将它们想象为宗族的概念。”在他看来，士绅是代代相传的。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有相当一部分特权阶层的子孙、亲族因时局动荡失去庇护，他们的文人传统也随之流逝。以清初河南商丘地区为例，著名书画鉴藏家宋荦（1634—1713）凭借父亲宋权（1598—1652）与清军合作，得以恩荫入仕。同为老乡的侯方域（1618—1654），虽以“明末四公子”与《桃花扇》人物原型蜚声于世，而“子孙日以斗鸡骑射为乐，非复文献家风矣”。38参见《玉晖堂诗集》卷五，《丛书集成》本，第85 页。像琅玡王氏与太原王氏这般能够田园如故、百世不绝的望族实属罕见。琅玡之门有明代“后七子”的领袖之一江苏太仓王世贞；太原之门有万历时的首辅王锡爵（1534—1610）和其孙子王时敏（1592-1680）。王时敏被尊为清代画坛“四王”之首，七十整寿时，明代归昌世的儿子、文学家归庄在祝词中再次称颂了他的家世：

吾郡属州县八，本朝三百年中，入政府者九人，其盛者及三世，余多中衰，或遂替；先生承相国、太史之业，不坠益昌，越今四世，簪缨不绝，是先生之能也。39归庄，《王奉常烟客先生七十寿序》，《归庄集》卷一，北京，1961 年影印本，第251 页。

能承先人之志，世济其美的家族只是少数，究其原因，常常从内部崩裂开始。中国古代宗法中的嫡长子继承制并未得到有效实施。据《大明会典》所记，“分析家财田产，不问妻妾婢生，止依子数均分”。40引自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北京，1979 年，第85 页。在这种制度下，大地产被瓜分，小门户收入萎缩，然费用倍增于前。为了避免这样的趋势，富家权门尽力维持“聚族而居”的原则，但“同居异爨”的现象也就混然丛生。上文提到的归昌世，其父亲明代大散文家归有光（1506—1669）在《项脊轩志》中描述了分户后的乱象：“迨诸父异爨，内外多置小门墙，往往而是。东犬西吠，客逾庖而宴，鸡栖于厅。”41归有光，《震川先生文集》卷一七，《四部丛刊》本，由四川师范学院重印出版，收录于《中国历代文选》下册，北京，1980，卷二，第828—833 页。另一位是董其昌的密友丁耀亢（1599—1669），他称与诸兄弟析产时，因父辈清白传家：“每人分地六百亩，界墙而居。”42丁耀亢，《出劫纪略》，《明史资料丛刊》，扬州，1982 年，第二卷，第160 页。兄弟几人经过登第入仕，治远近庄产十余处后，才勉强保守先业。由此可见，公卿之子即使遭遇家道中落，还是能凭借科考扭转命运。

作为名门之后，若无意功名或黜落孙山，职业选择便会受到限制。那些祖业丰隆的继承者要么闲居隐逸，要么从商，学问好的则坐馆授徒。项脊轩的后人归庄父子都曾在私塾教课。伟大的戏曲家、“三言”的纂辑者冯梦龙五十七岁方才入国子监为贡生。明代绘画与文学作品钟爱“文人书生”题材，汤显祖的名作《牡丹亭》第四出，杜丽娘的私塾老师陈最良登场，他自叙道：

“灯窗苦吟，寒酸撒吞。科场苦禁，蹉跎直恁！可怜辜负看书心。吼儿病年来迸侵。”自家南安府儒学生员陈最良，表字伯粹。祖父行医，小子自幼习儒。十二岁进学，超增补廪。观场一十五次。不幸前任宗师，考居劣等停廪。43英译引自Birch, Cyril. The Peony Pavilion,Renditions. Hon kong, 1974, p. 157。

陈最良的遭遇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真实现状，他祖父皆为“儒医”，称得上书香门第。而明初吴中名医韩奕，虽患眼疾，绝意仕进，仍然是“诸子百家，靡不博究”，44同注31，卷一，第100 页。被尊为高士。又如嘉兴同寿堂蔡氏，“家以医显，自渊斋之于熙，盖七世矣”，从南宋至元末，已有百年余。45程本立，《重题同寿堂记》，载《巺隐集》，《檇李遗书》本，叶三九正至四〇背。诗人陈昂，世称“白云先生”，寓居金陵时，无所依靠，只能改途看命，卖卜秦淮。另有浙江龙游诗人童珮，经年以贩书为业。

晚明时期，“幕客”与“山人”也是较为特殊的群体。尽管两者价值取向相异，在很多方面却不乏相似之处。“幕客”的存在，壮大了整个官僚体系。“山人”本指泊然自守、遁迹潜形的隐逸之士，在晚明独特环境的造就下，却游走于朝市，有别于传统“山人”的治生方式。其中有王穉登这类从知识流民转投大学士门下的“相门山人”；亦有王复元这种幼为黄冠，师从文徵明，待“先生殁，来栖禾城……遇奇物佳玩与缣素之迹，即潜购之”的“鬻古山人”。46关于王复元的生平，他和李日华的交游，见李日华，《紫桃轩又缀》卷二，第7—8 页；也见《嘉兴府志》卷五，第79 页。

明季“山人”称谓泛滥，背离了它在士人心中应有的形象，因此饱受讥讽与诟病。沈德符曾在《万历野获编》中专列一条，讨论“山人”。47沈德符，《万历野获（新）编》卷二三，成书于1606 年，北京，1959 年影印本，第584—587 页。落第者的群体虽然在同代眼里微不足道，也颇遭后世史家的慢待，但他们占据了受教阶层的绝大多数。想要全面地理解晚明的社会与文化，就不能忽略这一群体的存在与贡献。明末文豪徐世溥推举历代楷模时，便一视同仁：

癸酉以后，天下文治向盛。若赵高邑、顾无锡、邹吉水、海琼州之道德丰节，袁嘉兴之穷理，焦秣陵之博物，董华亭之书画，徐上海、利西士之历法，汤临川之词曲，李奉祀之本草，赵隐君之字学，下而时氏之陶，顾氏之冶，方氏、程氏之墨，陆氏攻玉，何氏刻印，皆可与古作者同敞天壤。而万历五十年无诗，滥于王、李，佻于袁、徐，纤于钟、谭。48同注14，卷一，第3 页。

晚明文坛的批评家们与徐氏所见略同，公安派领袖袁宏道甚至指出“当代无文字，闾巷有真诗”，称明朝前后“七子”对文学的贡献还不及民间词人流露真情的时曲《挂枝儿》《劈破玉》。49傅芸子，《挂枝儿与劈破玉》，《白川集》，台北，1979 年重印本，第205—540 页。虽然明代的主流文体是八股，但真正留传后世，取得成就辉煌的是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

艺术与商贸

李日华对文人世界的变化很敏感，在记录赏鉴、收藏所得的随笔漫录——《紫桃轩又缀》中，他写道：

近日书绘二事，吴中极衰，不能复振者，盖缘业此者以代力穑，而居此者视如藏贾。50李日华，《紫桃轩又缀》卷二，第9 页。

李日华似乎是最后一批纯粹将兴趣爱好视作艺术创作动机的文人画家。这种充满理想，近乎天真的态度已然与17 世纪早期的现实世界格格不入。明初社会正逐渐步入现代化，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开始向商业与货币经济靠拢；众多无官职、无学衔的知识分子壮大文人群体的同时，也正经历着局势的变迁。这种情形下，坚持文人绘画的矢志变得不切实际。明代的士林阶层也不觉得服贾会有玷斯文，卖文鬻画反倒成为他们增加收入的来源。“笔耕”“砚田”等凭借知识与智慧取酬的现象演为风气。

与14、15 世纪倨傲自矜的前辈们不同，晚明文士对买主的身份并不挑剔。归庄在《笔耕说》中解释了自己公开收取润笔的缘由：

吾家自先太仆卖文，先处士卖书画，以笔耕自给者累世矣。遭乱家破，先处士见背，余饥窘困踣，濒死者数矣；比年来，余文章书画之名稍著，颇有来求者，赖以给膳粥。51归庄，《笔耕说》，《归庄集》卷一〇，第490 页。

他直白地传递出一种新观念，文人冀图通过主动“经营”艺术，并且将其看作“本业治生”的取财途径，以实现养家糊口的目的，同时也反映了明末清初大多书画家的心声。至于这样的思想是否会如李日华所言，对艺术产生了消极影响，并不能一概而论。以董其昌为代表的“新正统派”文苑名流，显然不需要靠卖画来谋取衣食之需，而陈洪绶这种仕途无望的独立画家便不得不依“笔耕为养”。

另一方面，艺术市场的流通与兴盛也伴随着赝品的滋生。邵长蘅（1637—1704）在长诗《赝骨董》中提到苏州是作伪活动较为集中的一所城市：

阊门古吴越，陈椽如鳞比。古董大纷云，请从书画起。

铁石充逸少，朱繇作道子。当时已杂糅，近来益幻诡。

好手不自运，临笔取形似。牛马署戴韩，山水大小李。

董巨至唐仇，一一供摹拟。苏黄字郭镇，唐宋碣磨洗。

藏经无烟煤，宣和指印玺。名重贾易售，千金寻常耳。

近派重华亭，插标遍井里。不意翰墨场，驵僧乃尔尔。

次复辨鼎彝，仿佛秦汉字。药铸出斑驳，红绿纷可喜。

柴汝官哥定，直亦璠玙比。贵人负赏鉴，金多购未已。

真者岂能多，赝物乃填委。徇耳不贵目，世事尽如此。52邵长蘅，《井梧集》卷二，第15—16 页。

沈德符在《飞凫略语》中称：“骨董自来多赝，而吴中尤甚，文士皆借以糊口。”53沈德符，《飞凫略语》，第2—3 页、第10—12 页。即使为人修洁的张凤翼（1550—1636）都“不免向此中生活”，至于王穉登“则全以此作计”。北宋长卷《清明上河图》真本历经劫难的故事，也被写进名曲《一捧雪》中。54关于北宋《清明上河图》的不幸遭遇参见吴晗《“〈清明上河图〉与〈金瓶梅〉的故事及其衍变”补记》一文，载于《吴晗史学论著选集》卷一，第37—54、75、80 页。晚明或许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段，因为人们对艺术品狂热，赝品大行其道的时期。

市镇化影响

居于明中期的嘉靖至万历朝，政通人和、民殷国富，经济与文化日趋繁盛。封建勋贵庄田主对佃农的束缚与压榨逐渐松弛。江南一带纺织业和其他手工业生产日工月盛，松江喜种木棉，湖州以植桑为业，不仅有力推动了周围乡村经济的贸易往来，促成了白银货币化的转变，也很大程度上激励着各村镇自立名色，朝着内部分工与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大批新兴市镇在村落和草市的基础上，沿着四通八达的水陆商道不断涌现。地处嘉兴南三十五里外的王店镇，就属其中比较典型的一例。《方舆汇编·职方典》记曰：“市多贩粜，民务农桑，所织绸并画绢著名。”55《方舆汇编·职方典·嘉兴府部》，《古今图书集成》，1912 年，第136 册，第38 页。地方文献称此镇因工部尚书王逵致仕后迁居于此，购屋开街，召民贸易，遂得名“王店”。王逵的子孙皆中进士，历代为官。得益于四方商贾麇集，大力者跻陟官府，“王店日渐殷庶，遂成巨镇”。新镇的确立、士绅阶层的形成，既建筑在农村生产商品化和地方手工业的勃兴之上，也离不开文人传统的延续。以嘉兴府城为中心，幅员三四十里内外的城厢附郭，大都遵循着相似的发展规律。《嘉兴府志·舆地志》中对市镇村落的记载，甚至大同小异：

王江泾：

多织绸，收丝缟之利，居者可七千余家，不务耕绩。多业儒，登贤书者数有之。

新丰镇：

居民农桑多市贩，亦有业儒者。

新城镇：

其民男务居贾，与时逐利，女工纺织。居者可万余家，颇多儒，有登乡书者。

濮院镇：

旧为濮氏所居，故名，旧名永乐市。元至正间（1341—1367），惟右族濮氏一姓，迨濮氏流徙，他卜居者渐繁，今可万余家。因以濮院名镇，南隶桐邑之梧桐乡，北界本邑之灵宿乡。居民务织丝绸，亦业农贾，商旅辐辏。与王江泾相亚，而俗较驯谨，多业儒。56《嘉兴府志》卷四，第35—38 页。

17 世纪早期的旅人见闻中，嘉兴一带人烟滋繁、桑麻遍野、舟航集鳞，尽是民物滋丰、贸易辐辏的兴隆景象；白天集市里“越墟出贩者，晨驰夕鹜”，夜晚临河两岸，金柳摇风，市肆类萃。1344 年，“元四家”之一的吴镇在《嘉禾八景图》卷中摹绘了“月波桥”“双湖桥”等运河胜景。三百年后，清代诗人朱彝尊的《鸳鸯湖棹歌》组诗，抒写的也是嘉兴的人情风物。57同注5。只是，相同的地点，场景却变为“楼头沽酒楼外泊，半是江淮贩米船”。夜幕下络绎不绝的舟楫实为明季太湖流域经济发达、水陆畅通的旁证。相邻漕河码头和军事要塞不远处，有八景之一的“东塔寺”。几步之遥，便是盛极一时的项氏园邸“天籁阁”，项元汴和他的兄弟将累世珍藏尽收于此，培聚了画家仇英、项圣谟等人的审美趣味。

对传统农耕社会而言，大部分人过着安贫守道、满足现状的生活，渐渐形成一种较为内凝、保守的思维特征。农民的耕种更多是仰赖天时，“岁丰则温饱，岁歉则冻馁”。唐代诗人白居易在长诗《朱陈村》（朱村和陈村的合称）中，描述的正是这样一个居户间生死相恤、与世隔绝的古老村落。58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一〇，《四部丛刊》本，第49 页。但随着区域贸易的活跃、集市规模的扩大、交通的便利，江南地区社会生活的面貌整体上焕然一新，呈现出“商贾凑聚，往来不绝”的态势。当地乡民们根深蒂固的“安土”（安于本乡本土）观念开始动摇，出现了自发性的人口迁徙和流动。中古时期“两族村”中“一村唯两姓，世世为婚姻” “家家守村业，头白不出门”的现象确然成为了历史。从乡村移驻市镇的商民，渗透到士绅阶层的销售、运输、置地等各行业领域。休致的官吏、外来的客商，甚至不少地主缙绅都主动搬离闭塞萧条的农村，定居百物殷阜、楼屋栉比的都市，城镇人口持续增长。城与乡的两极化特性，它们格格不入的部分，构成了晚明社会最勾魂夺魄的一面。

随着城居化比例的提高，人们不再沉湎于“乡土情结”，个性解放的意识似春潮涌动；感官愉悦和享乐的欲求冲击着儒家恪守的审慎、节制观念。晚明文化的二元性，并不单指城乡的道德差异，而是从“反”到“合”的辩证过程，时代面貌竟因此大放异彩。明前期，“程朱理学”的思想几乎统领着社会。嘉靖至万历年间，它的独尊地位被削弱，知识分子徘徊在崇古与求新之间。到了晚明，“复古”与“反古”思潮的博弈加剧了价值取向上的矛盾，这些分野体现在：以笃实为宗的“程朱理学”与师心求异的“阳明心学”、八股与时务（主张“试以实事”，引介欧洲科技知识）、盛唐与中晚唐、宋与元、浙派与吴派、经典与通俗、南与北、专业与业余、宗教与世俗、禅宗与净宗、临济宗与曹洞宗等各方面，可谓举不胜举。士人面对尚侈之风和城乡之别的态度，成为他们价值观的体现和人生追求的依据。

离乡背土的做法，确实与地主阶层传统的伦理观不符。仕宦阶层则不然，他们注定要离开故土，异地为官，经历一番“侨寓”和“落籍”的过程。清代史学家赵翼写北宋游宦卜居转徙，在外淹留时，总不免追忆前欢，受困于身份与归属的认同。元末孔齐在《至正直记》中指出，“卜居”以“择乡村为上，负郭次之，城市又次之”。59孔齐，《至正直记》卷二，第5—6 页。晚明士人们的愿景相仿，远离闹市，在城郊依山傍水处栖居成为他们笔下热衷的议题。董其昌的良师诤友莫是龙在袒露个人志趣时称“人居城市，未免尘俗喧嚣，远处山林，非道流僧侣不能适。既有仰事俯育，自有交际”。可见莫氏并不提倡思隐于山野，反倒认为“去郭数里，往返君邑”60莫是龙，《笔麈》，第9 页。的市郊才是安身之处。或许是出于生计的考虑，城镇边缘的“负郭田”成为寓居首选，不仅围垦最早，获益也最多。这类土地在满足基本生存所需的前提下，增加了经济作物的比重，通过市场出售取得额外的收入。归庄在《太仓顾氏宅记》中，阐明了自己倾向远郊生活的原因，“今日吴风汰侈已甚，数里之城，园圃相望，膏腴之壤，变为丘壑”。他认为苏州城中竞筑园林，是“废有用为无用，作无益害有益”的浮靡行为。61归庄，《太仓顾氏宅记》，《归庄集》卷三，第184—185 页。其他一些晚明学者的观念相对保守。庞尚鹏在《家训》中列数了十条乡居的益处，竭力反对城居：

累世乡居，悉有定业，子孙不许移家。住省城三年后，不知有农桑；十年后，不知有宗族，骄奢游惰，习俗移人，鲜有能自拔者。予尝言：乡居有十利。62庞尚鹏，《庞氏家训》，引自胡如雷，同注39，第250 页。

可想而知，嘉靖至万历年间，贵族官僚、商贾、大地主因便捷涌向城镇时，少部分中小地主还是眷恋乡村生活的安逸，不愿迁离。

尽管诱惑一直存在，嘉靖初期士大夫阶层的“造园”活动尚未及气候。苏州、松江、嘉兴等以“江南园林”著称的城市在明初略显沉寂。倒是金陵（南京）、京口（镇江）、毗陵（常州）、无锡这类古都，成为时人遁隐离俗的首选。它们更接近唐代郊野别墅的构筑思路，如王维位于长安西南秦岭脚下的辋川别业，洛阳龙门分水处白居易的履道坊园，伊川涧谷边李德裕的平泉山庄——在闹市和自然山水交界处营建游息空间。至北宋中期，历代奉行的封闭式“坊市制”被打破，宵禁取消，早市诞生，允许临街开门设摊，置田建园的浪潮自然兴盛。北宋鸿儒司马光在洛阳城内修筑独乐园，借这片私人天地，远离朝堂，闭门修书，写出了垂范千古的《资治通鉴》。同为朝廷重臣的文彦博，幼时因“浮球之智”而家喻户晓，晚年留守西都，约集司马光等年高有德的致休官员成立“耆英会”，置酒赋诗，言欢相乐。区薮洛阳的显宦公卿们，将它打造成中国历史上唯一一座北方园林城市。再者，校书郎李格非留下的《洛阳名园记》，备述其亲历城内十余处私园的体悟，不光开专题园录之先河，也为追溯退隐文人居城还是居乡的起意提供了眉目。

治园外化了儒家遵行的为官“出处”之道，也暴露了士人心态。“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隐士素来以任达不拘、适意自由为理想，不会刻意去界别地理位置上唇齿相依的“城”与“乡”。晚明的豪门贵胄趋向建造多处邸宅，以维系半仕半隐的多元状态。如太原王氏家族，先后在太仓城中修“南园”，郭外修“东园”。王锡爵任首辅期间初建南园，传至其孙王时敏后增拓，“壮岁置东、南两园，疏筑并举”。东南两园和王世贞的“弇园”都曾被冠以“江南第一名园”的美誉，使天下文人雅士趋之若鹜。1651 年，王时敏岁逢花甲，又在去城十余里处筑“西田”别业“以避世而娱老”；王翚、恽寿平等清代名家“览西田胜概”后，纷纷为其留影写照。63归庄，《王氏西田诗序》，《归庄集》卷三，第184—185 页。

所幸，晚明文人不必为城乡之别苦寻出路。早在6 世纪，他们的精神领袖、儒道合一的践行者陶潜已写下过经典的宽慰之句：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64英译引自Waley, Arthur. tans., 170 Chinese Poems, London, 1974, p. 76。

此外，在囊括建筑营造、焚香、品茗等风物指南，为晚明“士人旨趣”提供参证的代表作《长物志》中，文震亨也有洞见：

司马相如携卓文君，卖车骑，买酒舍，文君当垆涤器，映带犊鼻裈边；陶渊明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丛菊孤松，有酒便饮，境地两截，要归一致；右丞茶铛药臼，经案绳床；香山名姬骏马，攫石洞庭，结庐阜堂；长公声伎酣适于西湖，烟舫蹁跹乎赤壁，禅人酒伴，休息夫雪堂，丰俭不同，总不碍道，其韵致才情，政自不可掩耳。65文震亨，《长物志校注》，卷首保留沈春泽原序，南京，第10—11 页。

李日华行世巨著《恬致堂集》，收录其千余篇诗文、杂记，反复表达了他对退隐后闲居田园的向往。尽管读者很难辨清书中哪部分是真实的陈说，哪部分是理想的寄辞。但从李日华对“六研斋”与“味水轩”生活的记录中不难看出，他渴望“澹荡”与“修洁”思行合一，近山水，并不意味着远朝市：

趺坐宜霜根老树，偃仰宜漏月疏林。寝室曲傍岩阿，书案平张松下。阶除步步芳草，轩槛处处名花。语鸟一笼，半睡半醒中着耳；文鱼弥沼，无情无绪处凭栏。掌帙理签，必须雪子；赓吟共钓，悉是烟流。怒则折剑挥空，曰“丈夫适志，须富贵何时”。喜则短琴横膝，曰“高山流水，定有知音”。但持僧偈，何必作酸馅领头；虽顶儒冠，定不下冷猪注脚。盟诸心矣，宁费口词。66李日华，《紫桃轩杂缀》卷一，第27—28 页。

万历时期，折中主义盛行。先是禅、净两宗复兴，继而佛教世俗化，主张普度众生，王守仁发展“新儒学”后，儒释道三教圆融成为晚明文化的一大特点。在内省思潮的推动下，人们意识到物有新旧，事有变常，不再回避“行有不得于心，然后反己也”的现实景况。阳明心学和更为激进的泰州后学，把人的主体性和绝对自由作为根本出发点，批判陈腐的纲常名教，倡导“心外无理，心外无物”之说。随之而来的，是晚明文学艺术家对本真和革新热情的高涨。如狂人李贽，抨击朱熹等宋代理学家推行的格物致知，创建“童心说”，把视角投向真率与直心。

作为个体的文人

文人的自我意识一旦觉醒，其社会身份和人际关系步入转型，表现在文学样式上，体裁的繁衍尤为炽盛。类如李日华《味水轩日记》、冯梦祯《快雪堂日记》、谈迁《北游录》（钞本脱漏较多）等日记体著作，真切记录了17 世纪文人徜徉世间和精神求索的细节，成为历史文献研究的重要对象。

如果说日记是文人内部与外部世界的心曲传真，那书信则隐嵌着他们与亲朋旧故的交流过往。自北宋起，书信的使用愈加频繁，从苏轼到他的追随者韩元吉、李之仪，许多文学家的私书被大量收录进文集或类书、笔记中，但取舍标准不一。明末是书信（启、状类公牍除外）出版的另一个高峰，汇编成册的专本与选本各式各样。其中最为出色的，当属周亮工的《尺牍新钞》，甄采明末清初二百三十位名家近千通翰札。

晚明水陆交通的改善，让旅行更为便利，游记文学进入黄金时代。万历三十六年（1608），遭遇两次会试落榜的诗人袁中道，栖隐筼筜谷数月后，静极生动，开始筹划出游，他给自己列出了若干理由：

一者，名山胜水，可以涤浣俗肠。二者，吴越间多精舍，可以安坐读书。三者，学问虽入信解，而悟力不深，见境生情，巉途成滞处尚多；或遇名师胜友，借其雾露之润，胎骨所带习气，易于融化，比之降服禁制，其功百倍。此予之所以不敢怀安也。67参见《袁小修日记》，贝叶山房张氏藏版，收录于《中国文学珍本丛书》，1933 年。

不论起因，晚明士人借俯仰山水之际，拓宽社交圈，提升修养和眼界的做法已成共识。访友伴随着访胜，访胜则免不了关注“春风花开秋叶零”。唐宋时期，闻于天下的两京牡丹，曾引得无数游人前去观赏，长安、洛阳更因此获得“花城”美誉。明末，人们偏好梅、菊，为了赶上花期，奔波远游颇为寻常。万历三十九年（1611），归庄在《看牡丹记》中描述了逐花的经历，为“候牡丹之信，自农历四月始，回环旋折，历三州县，看遍三十余家花”。68归庄，《寻花日记》，《归庄集》卷六，第375—403 页。对观花的痴迷，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园艺与盆玩的发展，但峰起营造，使得社会渐趋靡丽。清代文学家龚自珍的《病梅馆记》，便是怒斥此类现象的名篇。69龚自珍，《病梅馆记》，《龚自珍全集》，北京，1974 年，第186 页。

文人社会的尾声

结社集会是旅行中常见的活动之一，频繁的雅集，使得文人之间交流和切磋的机会明显增多。雅集的形式丰富、别具特色，对参与者、内容和流程均有明确的规定。存世诗集《鸳湖唱和稿》记录了万历二十年（1592）九位云间（松江）名士聚首嘉兴的场景，其中包括陈继儒和时任翰林院编修的董其昌。此外，青溪社也是明代中后期最负盛名的诗社之一，寓居金陵的才子们定期胥会秦淮河边“邀笛步”，作诗谈艺，尽显江左风流。70关于晚明“青溪社”的活动记录，参见朱孟震，《玉笥诗谈》卷一至卷二，《丛书集成》本，第1—31 页。

明末，文人结社的政治色彩愈发浓厚。东林党运动甚至与明朝覆灭有着直接的关系。明朝社墟后，在纪念前朝青溪社一些成员的诗句中，春秋讽喻之意盘旋而出，王光承《忆金陵昭华社诸子》诗云：

繁弦急管多华发，

锦石秋花一钓竿。

回首劳劳亭上客，

至今雨雪过江寒。71参见王光承，《镰山草堂诗钞》卷二，《丛书集成》本，第39 页。

本文译自Ho, Wai-Kam. “Late Ming Literati: Their Social and Cultural Ambience.” Chu-Tsing Li, James C. Y. Watt, ed.,The Chinese Scholar’s Studio: Artistic Life in the Late Ming Period, The Asia Society Galleries, Thames and Hudson, New York, 1987, pp. 23-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