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雪倩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天津 300350）

公共外交的兴起和我国软实力提升规划，使我国形象的国际传播成为了学界焦点。被誉为“国家相册”的纪录片因其纪实性与新闻报道、电视剧共同被视为对外传播领域的“三驾马车”，承载着叙说中国故事、建构中国国际形象的作用。本文通过研究国际反响良好的中外合拍纪录片，以“自我”与“他者”融合的第三者为视角，从微观话语叙事维度探究了“中国故事，国际讲述”这一学术命题的实践路径，旨在为我国纪录片讲好中国故事提供参考。

一、纪录片的“自我讲述”与“他者视域”

起源于哲学概念的“他者”是指外在于自我的一切事物。一切自我在主体建构的过程中都会受到“他者”的注视，他者的存在让人类在对立的反思中意识到自身，因此，二者是相互作用的［1］。表征理论认为文化意义系统的建构是由不同表征系统完成的，表征系统通过人、物、价值观念等在概念系统、概念图和符号之间建立相似性，并由语言赋予其实质意义。表征不同而带来意义上的差异，构成了“他者”凝视下的不同景观。以文字、声音、图像等话语符号为记载的纪录片恰好是表征系统下的产物，我国与外国属于不同的表征系统，在“他者”凝视下实现有效的“自我讲述”，是表征符号从浅层罗列到深层挖掘的过程，也是纪录片“讲述中国故事”这一命题的理论框架［2］。

“他者讲述”容易导致中国形象被不断误读，背离了文明互鉴、平等对话的价值立场［3］。过去，我国一些纪录片容易囿于宏大叙事模式，缺乏在“他者”视角下将“自我讲述”的形象进行“镜像参照”，导致在国际舞台稍显“传而不通”［4］。建构主义理论下的形象塑造试图将互相对冲的“自我讲述”与“他者叙述”吸纳进互动的整体，在叙事中寻找潜在对话，从而形成新的意义交集，并逐渐从浅层表征叙事走向深层价值叙事。近年来，我国与国外主流媒体合拍的中国题材纪录片，为“他我融合”视域下的多模态叙事提供了书写样本。

二、主题呈现实践：文本、影像、声音的多模态叠加

（一）文本：快速突显主题的白描在场

纪录片的文本模态由解说词和受访者讲述构成，解说词能够串联场景、引导价值，构建叙事主题。在国际传播中，言说者与受听者处于不同的文化场域，他们会因为不同的语境之差而对文本所呈现的信息产生不同的反馈——一些受众习惯通过语境传递信息，表达符号含蓄、隐晦；另一些受众则更依赖于无须解码的文本信息，这些差异大大增加了双方对话的“文化折扣”［5］。为了让不同文化场域的文字更好地向受众表达意图、传递价值，进一步将言说者与受听者串联到相近的场景中，讲解者需要调整自己的叙事位置，要关注语言符号在不同文化场域下的表意特征，用白描的叙述方式快速搭建所述场景，从而让受听者基于自身的认知勾勒出对话场景，形成一种亲临的“在场”体验。

纪录片《中国面临的挑战》将中国发展进程中面临的挑战以短小精悍的问句串联，提纲挈领。探讨中华文明精神内涵的一集，以“中国，文明意味着什么”的问句形式作为单集标题，并将其拆解为传统文化的复兴、文化融合、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关系这三个子文本，子标题文本直指主题，通过设问、陈述，最终回归到主题阐释本身，快速、清晰地搭建了叙事框架，讲述了中华文明的历史脉络与时代内涵。此外，主持人罗伯特·库恩将自己置于言说者和受听者双重视角，借助“我所看到的”“就我所知”“我看到不止一次”等反复出现的话语，呈现第三视角的对话式叙述，将白描所呈现信息的选择权交还给受众，从而使纪录片的讲述文本与受众之间通过第三视角的“白描在场”形成深层对话。《运行中国》制作团队抛弃以往纪录片宏大、严肃的风格，以诙谐、幽默的口语化表达，联系个体生活场景，讲述了当下“在场”体验中国新科技后的个人感受。

（二）图像：视觉符号的多样人际互动

图像模态经由文本模态牵引，能够完成主题框架的搭建。图像不仅可以传递空间和时间信息，还能通过镜头推动文本解说，使之具象化，缓解文字模态在感情传递上的单调，承载着信息传递与视觉享受的双重功能［6］。比如，《中国面临的挑战》以主持人库恩和太极传人身着黑、白两色太极服切磋太极作为辅助画面，将中国“和而不同”的价值理念融入画面中，增强了视觉效果。多媒体技术加持下的纪录片在进行图像叙事时具有多样化特点。《运行中国》用动画特效叠加第二个画面，同步对接解说词中的数字，以低解码符号突出高速发展的中国技术这一叙述主旨，实现了讲述者与受众的视觉互动。《行进中的中国》在讲述武汉遭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时，运用亲历武汉封城的受访者使用手机拍摄的真实画面带给受众更加真实的视觉感知。

吸收了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多模态图像分析，将视觉符号纳入语言符号意义之中，强调着视觉符号于再现意义、互动意义和构图意义层面的人际表达。例如，《中国的宝藏》以各地博物馆为起点，借助历史文物追溯中国文化根源，蕴含着大量文化图像符号，同时采用“文物展示解说”叠加“文物故事讲述”，推进了故事发展。在画面呈现上主要由出镜主持人与故事受访者的对话完成叙述，远景和俯拍镜头多呈现中国的社会面貌，近景与平视、仰视镜头则展现个体的经历叙述；在呈现古代文物与讲述现代故事的画面中，制作者使用大量近景与远景、俯视与仰视的手法表现文物本身，向受众呈现了大量视觉上具有“奇观”效果的真实信息。

（三）声音：强化、补充深描在场

声音模态具有表情达意、营造氛围的功能，声与画的有机结合可以构建情境，为文本的白描“在场”提供更加具有还原效果的补充。背景音乐具有还原场景的作用，它除了能保留源自现场的同期音，还能最大程度地还原“我所看到的真实”，这也是库恩在《中国面临的挑战》中尝试的听觉实践。纪录片的声音主要由背景音乐与同期原声构成，成就类纪录片需要根据不同的表达主题采用不同的背景音乐来呈现。例如，在展现我国社会发展成就时配以慷慨激昂、节奏明快的背景音乐，在客观陈述现存矛盾与问题时则辅以冷静的背景音。此外，文化类纪录片根据主题内容，也将中国传统民乐与西方古典乐适时调入画面内。

值得注意的是，《行进中的中国》和《运行中国》两部纪录片摒弃了以往“他者”与“自我”对话采取的“各自母语讲述＋字幕翻译”模式，而是将传统文本模态下呈现的翻译内容用声音模态进行表达。例如，《运行中国》绝大部分“自我”受访者直接使用英语与外籍主持人对话，再配以中文字幕；《行进中的中国》中的外籍主持人安龙作为“他者”，用流利的汉语与受访对话，再辅以英文字幕。这种打破原有声音模态呈现内容，对声音模态进行“跨视域”融合的尝试，是“他者”与“自我”在听觉符号系统进行跨文化融合的有益尝试。

三、话语互动实践：多模态隐转喻与互文重构

话语三维分析框架将话语实践定义为关注文本生成、传播和接收的过程，强调话语由于受不同社会因素的影响而发生的诸多变化，形成话语间的互动，是连接叙事话语第一维度呈现实践与第三维度社会实践的中介。

（一）多模态隐转喻的认同诠释

认知语言学认为，人类传达意义存在两个不同认知领域的投射，从始源域到目标域之间的概念映射即为隐喻的生成。隐喻将人类易于理解、感知的概念投射于陌生、抽象的概念，在不同文化间的表达起着建构概念、传递态度的作用。转喻指的是同一认知域内的映射关系，本体与喻体具有临近的替代关系。隐喻和转喻在话语实践中互相套嵌，隐喻重在将在场元素以不在场体验展演给受众，延展空间意义的横向维度；而转喻侧重个体与整体间的信息互替，拓展时间意义的横向维度［7］。

1.多模态隐喻

相比单一的文本隐喻，多模态隐喻将图像镜头与文本隐喻叠加形成了新的感知符号，降低了抽象认知内容的难度，更易于跨文化语境受众的感知与认同。《中国面临的挑战》在讲述留守儿童、城乡差距、城管治理、老龄化等现实问题后，将画面切到人头攒动的上海火车站，一辆高铁列车从光线昏暗的站台驶出，醒目的“和谐号”车头由远及近进入镜头画面，叙说着个体的生活选择，用隐喻展现了他们对生活继续探索的决心。同时，记者的画外音：“人来人往的火车站见证着行进中的中国，怀揣着自己的梦想，承担着各自的责任，前路如何，取决于每个正在经历历史的中国人。”将源域内的列车投射到目标域，架构了民生发展的方向，从而为受众构建了完整的在场体验。

2.多模态转喻

《运行中国》第一季在讲述中国文化产业布局与发展时使用了转喻，让跨文化语境媒介下的受众更加有效地连接起个人认知与“他者”的整体认知，这种话语的互动性替代了受众陌生的文化符号。例如，在呈现中国影视制作地——横店模拟紫禁城拍摄影视作品时，解说词以受众熟悉的符号“《卧虎藏龙》拍摄地”作为替代，从而使不同文化话语符号的意义互动中，“他者”个体受众与“我者”群体的连结变得具象，认知轮廓也更加清晰。

（二）互文重构的叠加印证

话语的互文性将任何话语都视作对其它话语的吸收和转化，作为一种话语实践，反映了言说者的社会身份，在对外建构国家身份实践中可以被视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符号［8］。大量引入他人话语，旨在增添宣传内容的真实感和客观性，使受众相信言说内容未掺杂个人观点［9］。《习近平治国方略：中国这五年》是一部典型的政论纪录片，它打破了原有的言说主体，设置了三重叙事主体，即画外音记者、学者专家和事件当事人。这三重叙事主体来自不同的国家、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叙事中没有突出的引领者，而是将三方视角的话语通过设置疑问、阐述故事、评价回应相互叠加，从而让三者之间的叙事自然地形成“对话”，并通过持续的话语流动形成了互构与印证。

四、社会传播实践：意义营构与形象认同

纪录片是形象建构的载体，不仅具有传递信息的功能，还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汇聚了各种意义和关系的空间［10］。这一观点与话语的三维向度分析模型具有逻辑上的一致——任何媒介文本作为一种话语，经过文本实践与话语实践两个维度的建构，其最终目的都是诠释文本，并通过话语的设置，传递至话语的接受群体。因此，挖掘他我融合视域下纪录片所传递的信息属性，探究它在塑造国家形象时如何利用话语邀约社会关系参与传播，如何将这些社会关系吸纳进同一空间，向世界展示什么样的形象，进而重塑社会的价值选择，完成媒介话语的意义塑造，将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故事对外讲述的话语传播实践。

国家题材叙事的媒介实践有三种传播主体，作为意志主体的国家、传播主体的媒介制作方和接收主体的受众。传统的国家题材纪录片将意志主体、传播主体与接收主体视作单向度的线性关系［11］。这种叙事空间下的接收主体未被“邀请”进社会叙事的缔造过程中来，导致跨语境受众常有一种被动进入“在场”叙事的体验，无法输出更多的认同选择。此外，新媒体技术赋权下的个体意识强烈冲击着单向传递关系，媒介话语发生的“权力分流”使得意志主体与传播主体原有的程式化、官方化关系被逐步解构［12］。基于此，三种传播主体逐渐以动态循环的关系取代了单向线性关系，话语格局吸纳着多方社会角色参与意义空间的建构，从而唤醒接收主体的情感共鸣。此外，纪录片还在串联叙事中适时地插入国际媒体报道的影像截图，作为“他者”的主持人会对媒体报道进行思考，再根据“众筹”的话语内容进行探访。《习近平治国方略：中国这五年》的第三集，邀请了来自各个国家“一带一路”项目的参与者进入叙事主体，通过改变原有的单方话语格局，营造出一种交流与共享的空间，使受众被潜移默化地进入营造的情感氛围之中，从而选择、感知并接纳意义被塑造的价值，最终完成对建构形象的认同

五、结 语

目前，我国国家题材纪录片在话语主体的选择类型上相对不足。例如，跨语境受众直接通过媒介平台参与进“他者”与“自我”对话的实例较罕见，跨语境受众可选择的媒介平台较单一；受众的话语参与大多以表层化符号呈现，深层次的符号意指不够丰富等。笔者认为，今后可以探究更有深度的话语叙事，从内容呈现、话语互动到传播空间等方面树立“他我融合”的讲述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