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晖 周丽秋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0 引言

当代英国作家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1946—)是2011 年英国布克奖和2021 年耶路撒冷文学奖获得者。 从20 世纪80 年代开始,巴恩斯陆续发表了12 部长篇小说、三部短篇小说集、四部侦探小说、三部散文集、一部回忆录以及众多的新闻和评论。 巴恩斯的创作在当代英国作家中独具特色,自成一格,其代表作《福楼拜的鹦鹉》(Flaubert’sParrot,1984)曾引起文坛的轰动,引发学术界“对小说界限的质疑”(Peter, 2011:47)。 他对小说形式的大胆创新不但打破了传统小说的叙事范式,而且开创了别具一格的创作风格,他本人也因标新立异的形式实验而成为“英国文学界的变色龙”(Dominic et al., 2011:2)。 巴恩斯极高的写作天赋赢得了当代文坛小说家、批评家和读者的赞赏,对同时代以及后来的文学创作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当代英语小说界名副其实的先锋作家。 1998 年出版的《英格兰,英格兰》是巴恩斯在千禧年之交献给英国的一部长篇小说,被认为是“一部关于英格兰的小说”(Peter, 2011:108),甚至被认为是一部“略带卡通色彩,感人至深的讽刺小说”(James, 2007: 64)。 小说讲述了个体和国家因无法协调记忆、历史与自我身份认同的矛盾冲突而走向堕落的故事,对后现代社会下国家文化记忆和身份形成机制进行批判性探索。

对于这部小说,学者们主要从三个层面进行解读:一是从后现代理论视角对消费社会进行分析,对遗产和企业之间的合作进行批判,认为巴恩斯将“英国遗产产业的崛起推向讽刺的极端”(Kim, 2017:587);二是从“英国性”和民族认同的关系出发,认为“尽管英国文化遗产非常宏伟,但集体自我意识却在混乱的海洋中消失了”(Corina, 2019:128);三是在国家身份建构的视角下“关注旅游报道和风景如画的概念,以及当代旅游业、广告业和遗产业为创造一种适销对路的国家认同感所做的努力”(Berberich, 2008:167)。 这些研究成果对于理解《英格兰,英格兰》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文聚焦主人公玛莎,沿着玛莎重返老英格兰时代这条伦理线,分析记忆碎片化的后现代伦理环境下个体和国家面临的身份认同危机与伦理困境,并通过个体和民族国家在面对历史与现实的问题时,如何做出正确的伦理选择并重构自我伦理身份,来探索巴恩斯在“记忆”主题上的伦理关怀。

1 个体记忆的悖论书写:伦理身份认同的危机

文学伦理学批评注重从人物伦理身份的建构和身份认同的危机分析作品中的伦理问题。 在文学文本中,“所有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都同伦理身份有关”,伦理身份是“一个人在社会中存在的标识”(聂珍钊,2014:263)。 个体的伦理身份是对民族国家身份的重要感知方式,同时国家身份也反映在个人自我身份建构之中。 《英格兰,英格兰》中的玛莎通过追寻完美的个人记忆和完整连贯的民族记忆来发展自己的伦理身份,但记忆的不可靠性却让玛莎陷入伦理身份认同的危机。

首先,玛莎始终铭记着有关英格兰拼图游戏的家庭记忆,而这段不可靠的记忆使得玛莎无法完成对自身性格的塑造,影响其对伦理身份的认同。 小说开篇便提出一个关于记忆的难题:“你最初的记忆是什么?”,玛莎坦诚道“不记得啦”(2)。 关于记忆对身份的影响,马克·柯里(Mark Currie)曾表明“解释我们是谁的唯一方法是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选择具有我们特征的关键事件,并根据叙事的形式原则组织它们”(Catana,2020:11)。 一个人的伦理身份由记忆塑造和揭示。 为了追寻完美的个人记忆和对自我身份的塑造,玛莎编造了关于英格兰拼图游戏的“最初记忆”:“她最初的记忆是坐在厨房地板上……她的英格兰诸郡拼图摊开着。”(3)她试图通过组装英格兰诸郡的游戏,在民族国家身份中拼接自我的意识和身份。 在玛莎的回忆中,童年的小玛莎喜欢玩英格兰拼图游戏,却常常找不到“诺丁汉郡”拼图,而那缺失的一块总会出现在父亲的口袋里。 因此,父亲口袋中的“诺丁汉郡”拼图既意味着国家的完整性,也意味着玛莎身份的完整和建构。 后来,父亲离开母亲和她,玛莎想象着父亲也带走了“诺丁汉郡”。 玛莎的英格兰拼图从始至终没有完成。 时光流逝,当这对父女再次相见时,玛莎向父亲索要缺失的“诺丁汉郡”拼图,父亲却完全没有了印象。 这段虚假记忆不仅让父女关系更疏远,同时也使玛莎个人和国家身份的故事充满了不确定性。 可见,只属于玛莎自己的不可靠记忆无法塑造其自身的性格和身份。

其次,玛莎的个体记忆与他人、集体记忆的交汇融合,即通过回忆高中阶段所接受的历史文化传统熏陶,从集体记忆角度塑造个体的伦理身份。 然而,玛莎以反抗学校规训来拒绝集体记忆对自身伦理身份的塑造。 历史与宗教是学校教育中的重要一环,也是民族精神和国家文化的象征性表达。 玛莎却以篡改祷告词的方式抵抗学校对她的规训。 表面上她与同学们一起地哼唱赞美诗,但背地里她却念着“我们大大的三明治”“给肝和象鼻虫涂上黄油”(14) 等另类的祷告文。 玛莎不虔诚的祷告行为很快被老师和同学发现,她被迫在全校师生面前公开祈祷,但是她却没有真心悔改。她假模假式地大声祷告,故作热切虔诚的姿态,让老师和同学们误以为她已经痛改前非了。 其实她只是蒙骗老师,看到“梅森小姐越是狐疑,玛莎就越是得意”(15)。 由此可见,学校通过历史、宗教向学生们注入热切的信仰,以期完成对英国学生的身份塑造。 而玛莎以特立独行的方式反抗学校的规训,拒绝了学校重塑其伦理身份的可能性,体现出其伦理身份的不完整性。

再者,关于英格兰乡村的社会记忆与玛莎的个人记忆、家庭记忆、社区的集体记忆相互呼应,标志着文化记忆在身份建构过程中的发展、融合与转变。 尽管玛莎一直对自身记忆书写的真实性充满怀疑,但是玛莎坚称关于英格兰乡村的记忆是“清晰而难忘”(7)的。 乡村“通常被认为是形成英国民族身份的关键因素”(Christine, 2008:169)。 玛莎在记忆中展现了英格兰乡村的田园魅力。 年幼的玛莎在妈妈的帮助下开荒,独立自主地“把豆粒埋下地,浇水,等待,除草,浇水……”(22),并收获了79 粒圆蔓生菜豆。 在农产品比赛上,琼斯先生凭借形状扁滑、颜色通体碧绿的豆子摘下了桂冠,输了比赛的玛莎十分伤心,玛莎的妈妈耐心地开解她:“它们天生就是这样。 它们就是这样塑造了自己的性格。”(22)妈妈的话成为了玛莎对其性格塑造和身份建构的隐喻,也揭示着玛莎从自然的主体向建构自我伦理身份转变的过程。 巴恩斯继承了英国传统文学中对英格兰乡村的书写传统,英格兰乡村成为了文化记忆的象征。 通过对英格兰乡村文化记忆的再现,尤其是民间传统节日的复现,玛莎试图以此建构自身和民族的身份。 可见,个体的记忆只有被放置到群体的环境中考虑才有意义。 身份认同不是一种凭空想象,而是“处于社会关系网格中、相互依存而且善变易变的个性”(赵静蓉,2015:2),是最本真的个性与社会建构的结果。

玛莎在叙述中承认:“过去绝不仅仅是过去而已,而是使得当下得以自洽之物”(6),表明了记忆和主体身份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揭示了记忆的伦理关怀。 正如阿莱达·阿曼所说,“历史成为可以提供关于自己来历和身份认同的工具,在过去之中寻找当下的根源”(阿莱达,2016:45)。 而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上说,历史书写需要关注的首要问题就是研究文本中有关家庭记忆、集体记忆和文化记忆等记忆书写背后的“伦理身份”,回答“我是谁,我们是谁”的问题,从而探究记忆对于文化认同和身份的建构。 巴恩斯将记忆引入玛莎的身份认同之中,玛莎的身份塑造和认同与国家的身份建构紧密联系在一起,玛莎的身份危机俨然成了英格兰国家身份危机的隐喻。 由此可知,巴恩斯通过玛莎的不可靠的记忆书写,揭示了后现代语境下个体和国家缺乏归属感的身份认同焦虑。

2 文化记忆的选择:民族身份的想象和建构

安德森(Anderson)在《想象的共同体》中将“民族”定义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因为“在政治表现上为民族国家的‘民族’的身影,总是浮现在遥远不复记忆的过去之中。 而且,更重要的是,也同时延伸到无限的未来之中,正是民族主义的魔法,将偶然化成命运”(2003:13)。 民族的文化记忆是共同体内成员联结的纽带和想象方式。 民族通过文化记忆保存一代又一代的集体知识来确保文化的连续性,从而使后代重建他们的文化身份。 因此,群体的文化记忆在想象和建构民族身份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 作为后现代社会国家文化记忆和身份形成机制的典型探索,《英格兰,英格兰》不仅讲述了近代以来英国民族国家认同的伦理困境和诉求,还展示了群体通过对文化记忆的传承,对英国民族身份进行的想象与建构。 这主要是通过一个“英格兰,英格兰”旅游项目建设的中心故事来实现,旅游项目将具有代表性的英国民族特征的文化记忆像拼图一样组装在怀特岛上,从而打造英国民族身份的商业化版本。

商业巨头杰克·皮特曼爵士敏锐地洞察到了英国作为世界强国的衰落:“你得面对现实呦……我们不再是老大了。”(45)杰克爵士对英格兰民族有清醒的认识,意识到“帝国的终结”使得英国出现空前的民族身份焦虑和危机。 因此,杰克爵士致力于以传统文化与企业相结合的方式,打造“英格兰,英格兰”旅游项目建设,通过对文化记忆的宣传并试图提供一个重塑民族认同的模式。

首先,文化记忆“附着在一些客观外化物”(阿曼斯,2015:54)上,空间化是文化记忆常用的媒介手段,因而皮曼特公司在怀特岛上建造了一些典型英国建筑、遗址、纪念碑的复制品,如大本钟、白金汉宫、多佛尔白崖、简·奥斯汀的旧居等。 其中,“白金汉宫”是英格兰民族认同的缩影和核心象征,是民族身份的传统文化符号。 旅游项目在自然的空间中加入符号,使得整个自然场景成为了文化记忆的场域。 在这里,皮曼特公司将一种社会意义上的认同归入实实在在的建筑群形式,文化记忆成了具有特殊意义的可见性符号。 民族意义上的文化认同,被外化在众多的建筑物上。 这样既方便游客进行游览,又能进行文化交流,促进集体认同的建构。

除了复制纪念性的历史建筑、遗址等艺术形式外,皮曼特公司还“复活”了历史文化名人。 其实,悼念亡者是文化记忆的重要形式,是一种“典型的对‘集体起到促进作用’的记忆”(阿曼斯,2015:58)。 皮曼特公司对柴郡奶酪酒吧游戏情节的设定十分独特,他们精心雇佣了相貌高度相似的演员扮演文坛巨匠约翰逊博士。 “复活”的约翰逊博士不仅上演具有“中世纪英格兰圣人”(244)情怀的独角戏,还能与现代客人一边吃午餐,一边就小岛的旅游项目展开跨世纪的交流。 游客们在怀特岛上与历史名人进行隔空对话,在记忆中重新建立了与亡者的联系,从而确认自己对民族的认同。 可见,“塞缪尔·约翰逊博士”名字背后隐藏的是一种社会意义上的集体认同。

其次,对存在于集体的民族记忆中的神话、传奇进行改造在文化记忆中同样占据了重要角色。其中对罗宾汉的改写就是典型一例。 罗宾汉传奇是一个古老的英国传说,传递了中世纪英国人民的阶级压迫反抗史,是英国人民集体的共同记忆。 然而,这个深入人心的传奇故事,遭到了当代历史学家马克斯博士的质疑和解构。 第一,传奇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阶级冲突。 博士认为这是一群被“信奉机会平等主义的雇主率领着的边缘人”(178)。 第二,传奇人物存在性别含糊的问题。 依据幸存的历史资料,罗宾汉当中的“玛丽安小姐”是一位确定无疑的女性。 同时,“罗宾”二字其实源自不列颠的哑剧传统,哑剧中亡命之徒总是由一名女性扮演,所以领导者本人的性别是模棱两可的。第三,他判定这极大可能是一个同性恋团队,强调其社会边缘人的身份。 在博士的研究基础之上,“英格兰,英格兰”公开招聘了同性恋和少数族裔,对罗宾汉传奇故事进行改造。 为了同时吸引同性恋和少数民族旅游业,“英格兰,英格兰”最终采取了两个不同的团队,一个是由罗宾汉率领的纯男性团体,成员由少数族裔组成;另一个则是由玛丽安小姐率领的独立派女性团体。 可见,罗宾汉传奇并没有照搬和忠实于历史文化传统,而是“重新定位传奇”(175),创新性地在经典故事的呈现上大胆地融入了现代的思维。

如果说罗宾汉传奇的改造是对传统文化记忆的改写,那么“妮尔·格温”的故事则是对传奇故事的重组。 考虑到现代旅游业对性的需求,项目经理提议从历史名人中寻找出一位代表人物。 最后杰克爵士想到了英格兰的活化身——“妮尔·格温”,认为她“赢得了整个民族的心”(113)。 历史上的格温从一个街边小贩到专业戏剧演员,再到查理二世两个私生子的母亲。 格温的成长演绎了从平民到皇室贵族的逆袭故事,被认为是英格兰王朝复辟时代民族精神的生动体现。 在英国人的集体记忆中妮尔·格温是民间女英雄,是英格兰民族身份认同的强有力象征和情感来源。 鉴于此,皮曼特公司对妮尔·格温的故事进行重写,他们将历史人物格温的实际年龄调整的年长一些,粉饰其作为国王雏妓的事实,将她的阶级出身由贫穷的无产者改为中产阶级,抹去其道德方面的污点,避开私生子问题,同时“去掉社会和宗教背景”(114),将她打造成为游客们心目中的“英国卡门”形象:“乌黑的头发,明媚的双眸,穿着一件剪裁特别的白色荷叶边衬衫……全身散发着活力”(218)。 此处皮曼特公司对传统的妮尔·格温故事进行扩充、删减和改编,实际上是对现实世界中文化记忆和身份认同之间矛盾性的投射,是为了建构和强化完美的民族身份而对传统文化进行再创造和美化的过程。 小说写的是现实世界中英雄文化记忆的隐喻与象征,事实上也是发挥作为民间传奇的文化记忆对民族认同的重要作用。

再者,小说不仅表现了文化记忆在历史传承中的重复、改写和重组,还存在大量以虚构为主题的文化记忆。 其中“英格兰,英格兰”的商标设计便立足于马克斯博士杜撰故事中的人物:19 世纪中期,一个来自海边的女人拎着一篮鸡蛋去集市,她像往常一样走在悬崖边上的小路,突然一阵海风把她吹下了万丈悬崖。 正当大家绝望的时候,女士手中的伞在下落过程中撑开了,裙撑也鼓了起来,就像两顶降落伞一上一下地支撑着气流,保护她完好无损地降落在海滩上。 尽管情节漏洞百出,但是这个充满魔幻色彩的故事还是赢得了杰克爵士的青睐,故事的核心元素“伞、帽子和撑开的裙子”最终被设计成了复古的摩登形象:一个杨柳细腰和身穿大衬裙的曼妙女士在风中飘落的图景,她一手撑着伞,一只胳膊挎着一篮鸡蛋,大摆长裙高高蓬起。 从文化记忆的角度看,“英格兰,英格兰”团队肯定了英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有意将故事情节置于英国传统文化的空间中,以故事中的虚幻意境描写了旧时代女士的生活,表现出民族文化特色。 故事女主人公的服装也呈现出维多利亚时代女性服饰的标志性元素,具体表现为通过束身胸衣和硕大的裙撑塑造细腰、大裙摆的X造型。 大衬裙象征着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纯洁、端庄和被驯服的女性气质和理想。 这些服装造型承载了深厚的历史使命,并成为了历史经典。 皮特曼公司借助魔幻的手法来再现历史生活,对传统文化和传统精神进行新的价值选择和艺术创造。 “英格兰,英格兰”商标作为国家身份的标识被赋予了身份属性,凸显了文化记忆民族认同的主旨性。

不仅如此,小说中真实人物英国国王和王后等出现在“英格兰,英格兰”主题公园之中,并与虚构的人物、场景产生关联,在真实与虚构之间构建起对英国民族的想象与认同。 皮特曼公司以丰厚的待遇向国王和王后抛出橄榄枝,邀请他们出席怀特岛“英格兰,英格兰”旅游项目的开幕仪式。 这是一场交织着真实与虚构、传统和创新的文化盛宴:国王和王后先是乘坐直升机对整个小岛进行游览,暗含着皇室对“英格兰,英格兰”的官方认可;接着真实人物和虚构人物同时登场,皇室接见了莎士比亚、弗朗西斯·德雷克、塞缪尔·约翰逊博士这些英国历史名人的替身演员。 其次,国王在白金汉宫的复制品外对皇家禁卫军和骑兵卫队进行检阅和敬礼。 其实阅兵典礼在现代英国中,是最为经典的象征性仪式,也是树立民族信心和自豪感的重要形式。 此外,英国皇家大赛、伦敦出租车、戈黛娃夫人骑马出场等各种历史、传奇故事纷纷再现,彰显了文化元素和时代脉搏的交汇和融合,谱写着古老而庄重的乐章。 显然,“英格兰,英格兰”开幕式的顺利举办无疑是证明了文化记忆对于民族认同以及国家身份想象与建构的成功。

阿莱达·阿曼斯认为“回忆的进行从根本上来说是重构性……它被召回的那一刻会发生位移、变形、扭曲、重新评价和更新”(2016:22)。 皮曼特公司对文化记忆复制、改写与虚构的详细描述,揭示了文化记忆重构的过程。 传统的文化形式和内涵被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以创新性的姿态展现出传统文化之美,彰显记忆对民族国家身份建构生成的影响。 正如学者评论“这部小说融合了许多英国文化过去的不同痕迹,包括许多神话和传说,并探索了任何关于一个国家文化记忆和身份的叙述的复杂性”(Nünning, 2001:59)。 可见,巴恩斯从文化记忆中提取灵感,以商业对文化记忆的官方宣传强化英国民族认同来映射当下大英帝国的衰落,对建立在文化记忆基础上的民族认同进行深刻反思,其意在以商业化的形式来塑造当下英国人民对民族身份的想象与建构。 那么该如何警惕文化消费给民族国家带来的灾难甚至是文明的倒退呢? 巴恩斯没有给出明确的可行方案,但是通过小说中企业项目的演变以及老英格兰的伦理选择,我们可以一窥其义。

3 记忆即身份:身份重构的伦理选择

巴恩斯惊人地行走在荒谬和高度严肃之间,对后现代历史文化和民族身份观念进行批判性的探索,从而巧妙地提出了它的中心问题:记忆即身份。 当国家传统的文化和历史被利益所操控时,国家应该如何重构自身的身份? 记忆对于身份认同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以纪念碑、神话传说、仪式等文化形式作为媒介的文化记忆“不仅有助于‘身份凝结’,而且具有‘重构的能力’”(陈俊松,2016:164)。 文化记忆的文学表现为以集体的形式反思自身历史的同时,非常清晰地体现了文化记忆的当下性。 文本对文化记忆的回溯,其目的是指向当下个体和国家身份的重塑。 因此,小说《英格兰,英格兰》的第三部分聚焦个体和国家面对记忆、历史与自我身份认同的矛盾冲突而作出了重构各自伦理身份的伦理选择,对文化记忆进行反思,探究文化记忆批判性改写的现实意义。

文化记忆对于怀特岛身份的重构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怀特岛因为文化记忆作出了脱离英格兰成为独立国家的身份选择。 文化记忆储存着传统和社会交往信息,只有书写这些记忆才能解释社会文明中断层、冲突、革新等现象,尤其是那些内容涉及“被压抑的内容回归”(Bentley, 2007:14)。 首先,杰克爵士还原了历史上被压抑、被操控的英国王室抢夺怀特岛土地的文化记忆,并向国际法庭提交“购买小岛的协议无效”(203)的请愿书。 事实上,这一切都是为了怀特岛脱离威斯敏斯特宫的统治作准备。 紧接着岛国议会正式宣布“怀特岛”独立,改国名为“英格兰,英格兰”,市议会升级为国家议会,并赐予杰克·皮曼特爵士岛国总督的称号。 皮曼特公司对全世界媒体宣布“英格兰,英格兰”申请加入欧盟。 这样,皮曼特公司在怀特岛上精心打造的“英格兰,英格兰”企业旅游项目演变成了独立的国家。 怀特岛上原始的文化记忆与复制品之间的商业游戏,复制品“英格兰,英格兰”取代原件英格兰,获得了最终自主权,成功建构了独立国家的身份。

怀特岛和英格兰因为文化记忆重构了各自的身份,前者由英国小岛变成了独立的国家,后者则从当代英国历史倒退回了怀旧乡村的时代。 巴恩斯在小说中严肃谈到记忆与身份的关系,批判“老英格兰已经失去了它的历史,因此——既然回忆就是身份——也就是失去了他一切的存在感”(293)。 大量的复制品取代了老英格兰的独一无二,复制品取代了原件,也就造成了老英格兰的灭亡。 一方面受怀特岛旅游业影响,基于旅游业的老英格兰整个体系以惊人的速度陷入崩溃之中;另一方面,列强的疯狂掠夺,使得老英格兰的民族矛盾愈加突出。 老英格兰危机四伏,内忧外患导致政府的统治地位摇摇欲坠,最终作出了重新回到前工业化的盎格鲁时代的抉择。 老英格兰依据盎格鲁时代的诸国设省,并将国家名称改为“英吉利亚”,宣称与世界彻底隔绝,重新回到过去。 对一个国家而言,回到盎格鲁时代是否是一种回到过去的方式? 依据巴恩斯的说法,小说最后一部分是“关于一个国家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重新开始的问题,以及重新开始意味着什么? 答案和以前一样吗?”(Vanessa,2009:61)巴恩斯没有对老英格兰的现实选择做出正面评判,而是聚焦十几年后,年老的玛莎离开皮曼特公司重返英吉利亚,回到了老英格兰的前工业时代,以人物玛莎的视角对老英格兰重返怀旧乡村的纯粹的可能性进行了分析。

小说中玛莎对英吉利亚乡村的聚焦是巴恩斯对“老英格兰”理想化、怀旧的投射,试图从文化记忆上恢复一种超历史的英格兰乡村神话。 玛莎回到英吉利亚,所见的英格兰乡村田园生活与往日的繁华喧嚣时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英吉利亚的国家背景设定在没有电线、公共交通、路灯和大广告牌等等的旧式乡村。 在这里,一个国家运转的重要生命线已经消失殆尽,城市萎缩了,大型交通系统也被抛弃了,只有夷为平地的郊区。 村舍被重新铺上了芦苇和茅草,乡村里野生动物自由自在地繁衍、野兔数量倍增、鹿和野猪重归树林,树篱再次筑起,蝴蝶飞舞,重现了老英格兰古老蝴蝶图谱的景象。 由此可见,传统英格兰乡村是一种民族认同信念,植根于每一个英国人的心目中。 英吉利亚以其浪漫主义的情调对老英格兰进行追忆,即通过复刻老英格兰时代乡村元素,将传统的英格兰文化记忆熔铸在英吉利亚乡村中,从而确立英吉利亚的民族身份。 除了乡村自然景观替代了原来城市的工业化配置,英吉利亚也回归了传统的经济和农业模式。 这里,巴恩斯对乡村英格兰自然生态和人文经济的再现,反映了对老英格兰文化的强烈怀旧之情。 英吉利亚这种带有浓厚怀旧色彩的意识形态将国家建设成为一个象征田园挽歌的乌托邦空间,以作为当代堕落民族的最后希望和精神上的避难所。 然而,“英格兰,英格兰”的《伦敦泰晤士报》讽刺英吉利亚是“昔日贵妇人,今日落魄女”(293),对英吉利亚试图拯救或恢复已逝世界的努力进行公开嘲讽。

回归怀旧乡村的英吉利亚面临着染上古怪的色彩和衰退失败形象的危险。 英吉利亚并非想象中的美好与宁静,玛莎还指出了英吉利亚乡村生活的消极方面,如盗窃、近亲婚姻和仇外心理等问题。 面对乡村存在社会混乱、犯罪猖獗、治安恶化等问题,政府不得不启用手足枷锁等措施来控制社会治安和恢复秩序,然而治安状况却没有明确的改善。 同时,部落为了维护内部团结和防止外人占有本部落的利益,加上农村交通不便、文化水平低以及生活条件落后的因素影响,英吉利亚仍保留近亲结婚的旧习,因而乡村随处可见智力低下、精神分裂、先天性耳聋等乡村傻瓜。 岛国“英格兰,英格兰”为了打探老英格兰的现状,秘密派遣飞机到韦塞克斯上空进行巡视,并看到了意想不到的落后与衰败境况。 他们甚至将英吉利亚刻画为一个酩酊大醉的乡巴佬颓废地“躺在手动泵边任水浇淋”(297)。 在玛莎和外面世界看来,英吉利亚是一个落后的、神秘的、被排斥的、惯犯的国家。作为回归故乡的候鸟,玛莎不禁质疑“英吉利亚做得对不对,不知道一个国家能否逆转其进程和习惯。 这仅仅只是一意孤行的返古吗? ……还是说是一次勇敢的新尝试、一种精神复兴和道德的自足呢”(300)。

巴恩斯在小说第三部分以玛莎为主要视角再现英格兰田园挽歌的经典场景,表面上是为了老英格兰的逝去而写,但他的真正目的是对乡村神话进行解构,揭示英吉利亚背后虚构和幻象的本质。 在英吉利亚,有一位“最地道、最投入的村民”(305)——马蹄铁匠杰兹·哈里斯,这位村民是美国人,本名杰克·奥辛斯基,是美国电气公司在老英格兰的法律顾问。 现在,他在英吉利亚换上了古老的名字和技术,假扮铁匠和乡下人,宣传“捏造出来的民间传说”(285)。 极具讽刺的是,老英格兰的《民间传说大全》在英吉利亚无人问津,反而是哈里斯虚构的传说受到了当地居民的热烈追捧。哈里斯的故事折射出了英吉利亚人相信他们的历史根基孕育在英格兰传统之中,这种传统引领着他们为自己的身份寻根,从而构成了书写英吉利亚国家历史至关重要的来源。 然而,真假民间传说的鲜明对比不仅暴露了英吉利亚缺乏共同历史文化记忆的现实,而且虚假的民间传说从根本上否定了英吉利亚这种怀旧乡村的真实性。 正如巴恩斯所总结的那样,“除了玛莎,每个人都改了位置、职业和名字……这是一个虚构的村庄”(Vanessa,2009:65)。 巴恩斯借英吉利亚居民的身份认同意识投射其背后“英吉利亚”这个共同的国家身份,刻画出对国家身份的深刻思考。

同样,小说结尾对乡村庆典的再现进一步证明了英吉利亚回归田园世界的不现实性。 英吉利亚决定恢复传统农业展的乡村庆典,并成立代表团向真正在英格兰乡下长大的玛莎请教。 玛莎依据童年农业展的经历和留存下来的官方小册子“《地区农业和园艺协会参赛规则手册》”(289),向代表团提供了真实的意见,然而却未能被代表团采纳。 村民们选择“从零开始”(289),重新打造融合了英格兰乡村元素的民间传统项目,如“柠檬水和姜汁啤酒售卖摊、九柱戏、用保龄球赢猪……化妆比赛”(307)。 从文化记忆的表征上看,英吉利亚以村庄的乡村庆典呼应了小说第一部分的农业展,似乎是复制了国家文化中的节日庆典。 实际上,虚构的民间项目揭示了英吉利亚和传统英国乡村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关联,历史连续性所依赖的人与怀旧乡村之间联系也已经被斩断。 其中农业展会上关于“真实人物”标准的辩论对英吉利亚乡村的解构表现得淋漓尽致。 化妆比赛中,村民们扮演的角色分别有维多利亚女王、白雪公主、罗宾汉等等,其中杰兹·哈里斯扮演的艾德娜·哈雷被认为没资格评奖,理由是艾德娜·哈雷不符合真实人物的比赛要求。 面对质疑者的反对,哈里斯反驳道:“白雪公主和罗宾汉也不一定真有”(308),从而引发了关于“什么是真实人物”的思考,最后村民们却得出了“只要别人相信有你,你就是真人”(308)的荒谬结论。 小说反讽性的阐释可以说指出了巴恩斯探索英国乡村与身份重构关系之间的复杂性。 任何身份在英吉利亚都会面临崩溃,而当地居民和英吉利亚想要重构自身身份的愿望一直持续到小说结尾也没有达成。 可见,在英吉利亚的现实世界中重返田园挽歌时代纯粹是一种浪漫主义的幻想,正如学者所说:“巴恩斯对英吉利亚田园诗般的描绘解构了老英格兰怀旧的生活方式……想要重新体验或重温旧时代是不可能的。”(Nünning, 2001:71)

巴恩斯在小说中对文化记忆的书写突出了后现代英国文学中备受关注的主题:记忆即身份。怀特岛因为对文化记忆的复制,旅游项目“英格兰,英格兰”代替了英格兰,成功构建了自身的国家身份,而老英格兰因为失去其历史传统文化而倒退回英国乡村时代,企图在过去的复古怀旧中重塑个体和民族国家身份。 英国的田园乡村成为召唤英国符号的一个重要历史文化象征,因此在小说的结尾怀旧乡村重新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英吉利亚企图将国家建设成为一个象征田园挽歌的乌托邦空间,以作为当代堕落民族的最后希望和精神上的避难所。 然而,巴恩斯在小说中对这种怀旧模式和民族国家身份建构的关系进行了强烈的批判,对建立在虚构和幻想田园乡村、恋古情怀背后的个体、民族国家身份进行解构,在后现代的语境下对英国乡村神话进行彻底祛魅。

4 结语

巴恩斯在《英格兰,英格兰》中以记忆为关键词,通过书写大英帝国衰落后个人和国家的生存境遇来反思当下。 他聚焦主人公玛莎,并沿着玛莎重返老英格兰时代这条伦理线,分析个体和国家面临的身份认同危机与伦理选择的困境,展示了个体和国家背后记忆与身份之间的冲突和博弈,揭示了记忆对民族国家身份建构生成的影响,蕴含了深刻的伦理意义。 由此,虚构的小说成为历史的镜子,历史在当代语境中被重新建构,当下在历史的关照中对现实展开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