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任大援

读完《国际汉学》总第38 期，忽感念作者之辛劳、编者之耐心，从近世几百年中外文化交流的纷繁演进中沙里淘金，揭橥于篇，使读者获知于前，得益于后，成就了汉学（中国学）①本文所说的汉学家，是指广义而言的，包括研究当代问题的中国学家，此处用“汉学（中国学）家”表示。下文为了行文简便，只使用“汉学家”，但同时指称二者的意思不变。研究的发展，由此也想到汉学在当今的发展。

本刊从1995 年创刊至今，见证了汉学研究在改革开放之后走过的路程。差不多十年前，本刊编委、前辈学者李学勤先生曾和我们谈过要思考国际汉学研究应该如何发展的问题，后来他把自己的看法发表在《法国汉学史论》的序言里，说道：“今后国际汉学研究应当如何发展，有待大家磋商讨论。以我个人的浅见，历史的研究与现实的考察应当并重。国际汉学研究不是和现实脱离的，认识国际汉学的现状，与外国汉学家交流沟通，对于我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以至于多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②李学勤：《法国汉学史论·序》，见耿昇著《法国汉学史论》，北京：学苑出版社，2015 年，第1 页。李先生的想法是具有预见性的，可惜当时我们还理解不深。在此，李先生提出对汉学的历史研究与现实考察应当并重的原则和认识现状、与外国汉学家交流沟通的方法。直到今天，我们才发现其中真知灼见的价值，同时认识到将这些原则和方法诉诸实践，尚需要进一步思考和努力。

近期我参加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国际汉学研讨会，加上平时的一些思考，归纳为以下几个问题与读者共享。

一、谁是汉学家？

按照以往通常的理解，汉学家是在高校或科研机构中研究中国历史、语言、哲学、文学、艺术、宗教、考古及社会、经济、法律、科技等人文和社科领域的专门学者。这种理解源于19 世纪初“学院汉学”取代了“修会汉学”之后，汉学借助西方大学的学术优越环境得以发展的史实。但是在当代，便利的交通、日益频繁的交流，加之中国政府“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方针”“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的实施，汉学改变了“阳春白雪”“象牙宝塔”的境况，展现了一幅“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图景。

这种变化已经有年，仅以最近一次在北京召开的大规模国际学术研讨会为例，从会议手册上统计的105 位海外学者中，传统意义上的汉学家仅占四分之一；从85 篇论文提要来看，传统汉学的主题尚不足四分之一。从这个案例中我们看到，除了传统意义上的汉学家之外，文学翻译家、职业汉语译者、专职汉语教师、外交官、记者、涉华事务官员、在中国大专院校的外教等群体，也加入了汉学家的队伍。当我们对汉学发展史进行考察的时候，必须注意到这个事实，同时也必须关注这些汉学家的成果和学术特色，将其纳入汉学研究的视野。

二、汉学具有实践性的品格吗？

上述汉学家有以下共同特点：其一，他们的汉学成果多数集中在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和汉语传授上；其二，他们都与中国有较为紧密的联系，有些在中国获得博士学位，也有一些学者在中国担任外语教师，还有的在所在国与中国的民间友好组织任职；其三，他们的学术视域多以当代中国为主。这些特点表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汉学发展有一种新的现象，即贴近社会与现实研究中国，具有实践性的品格。

这种具有实践性品格的汉学有什么特点呢？就我主观的观察，这些汉学家强调立足于现实，其成果是新鲜的，其视角也是独特的。例如，在上文提到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有一位墨西哥汉学家、翻译家，她说：“了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方式有很多。毫无疑问，教学和学术研究或许是最有效的途径，但不是绝无仅有的。还有文学，已经并继续传递着国家、地区、民族和文化的宝贵密码。”①莉莉娅那·阿索夫斯卡（Liljаnа Arsоvskа）：《从墨西哥，从拉美，译中国》，见《世界汉学家理事大会论文摘要集》，2023 年，第57 页。她用自身的翻译经验，强调通过文学翻译来了解中国人民、中国社会。这种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实践经验颇具启发性。还有一位法国翻译家在会上交流中说到，她既翻译非常“雅”的作品，也翻译非常“俗”的作品，但有些非常“俗”的中国小说，在法国读者中非常受欢迎，这引发了她的思考。

此外，有一位外籍教师是奥地利汉学家，他将在北京居住20 年的随笔结集出版，命名为《我的灵都》，该著的自序题目是《外国人应该爱北京的101 个理由》。他用独特的视角观察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极具生活气息又富有思想内涵。

三、传统汉学过时了吗？

汉学的魅力是丰厚的，其表现也是多元的。她具有书斋的气息，也具有实践性的品格。犹如车之双轮，鸟之两翼，传统的汉学与当代汉学的不同理路不可偏废。

从汉学发展史看，19 世纪学院汉学及其学术传统的影响和贡献是巨大的。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汉学当属“冷门绝学”，社会认知也以研究者为高雅超俗，和中国18 世纪以来的乾嘉考据学家颇有相通之处。他们重视语文文献学（рhilоlоgу）训练的传统，对知识的追求高于一切。在这种学术风气激励下，不仅产生了一批传世的汉学成果，也由于师承相续而形成特定的研究方法。“二战”时期，随着一批犹太学者逃离欧洲，其风气也浸润到美国汉学界，加之华裔学者的助力，形成特有的文化遗产，至今仍有传人。

20 世纪90 年代末，杜维明在中国的一次讲演中，曾提出“室内汉学家”的概念，即指那些居于书斋而醉心于汉学的欧美学者。他指出：“传统西方著名的汉学家很少到中国，他们大多在图书馆和档案馆做研究，一般完全不能用中文交谈。如美国加州柏克莱业已故去的汉学家薛爱华（Еdwаrd Н.Sсhаfеr，1913—1991），中美建交后有人建议他到中国进行学术交流，他说我的中国就在我的书房里。……另一位柏克莱汉学家卜弼德（Реtеr Вооdbеrg，1903 —1972），通十多种语言，古代汉语尤其精到。他视汉学研究为其生命，每天谈论的只有汉学，其虔诚和专注现在已不多见。”②周勤：《本土经验的全球意义——为〈世界汉学〉创刊访杜维明教授》，见《世界汉学》创刊号，1998 年，第9 页。这里提到的薛爱华、卜弼德是传统汉学家的典型，他们上承欧洲老辈伯希和（Раul Реlliоt，1878 —1945）、马 伯 乐（Неnri Mаsреrо，1883 —1945）等人，对美国20 世纪80 年代以来的汉学发展起着引领作用。对于年轻汉学家来说，了解这个传统是十分有必要的。

总而言之，我们在今天回顾李学勤先生关于汉学研究的谈话，把历史的研究与现实的考察并重，其意义之重要，甚至超过了汉学研究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