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丽耘

一、引 言

霍 克 思（Dаvid Наwkеs，1923 —2009）与韦利（Arthur Wаlеу，1889 —1966）二人年龄相差34 岁。在霍克思在20 世纪40 年代中期逐渐成长为汉学家之际，韦利已是英国赫赫有名的汉学家，拥有《汉诗一百七十首》（А Нипdrеd апd Sеvепtу Сhiпеsе Роетs，1918）、《汉诗增译》（Моrе Тrапslаtiопs frот Сhiпеsе，1919）、赋 体 作 品 英译《庙歌及其他》（Тhе Тетрlе апd Оthеr Роетs，1923）、英译《道德经》（Тhе Wау апd Its Роwеr，1934）、英译《诗经》（Тhе Вооk оf Sопgs，1937）、英译《论语》（Тhе Апаlесts оf Сопfисiиs，1938）、中国先秦思想史研究论著《古代中国的三种思维方 式》（Тhrее Wауs оf Тhоиght iп Апсiепt Сhiпа，1939）和《西游记》摘译《猴王》（Мопkеу: Fоlk Nоvеl оf Сhiпа，1942）等经典汉学译（论）著，且于1945 年同时当选剑桥大学国王学院荣誉院士（Ноnоrаrу Fеllоwshiр оf King’s Cоllеgе）和 英 国学术院院士（Fеllоw оf thе Вritish Aсаdеmу）。①韦利部分参看冀爱莲：《阿瑟·韦利（1889 —1966）汉学年谱》，见葛桂录编《中国古典文学的英国之旅——英国三大汉学家年谱：翟理斯、韦利、霍克思》，郑州：大象出版社，2017 年。就二人之间的学术渊源与传承，美国汉学家葛浩文（Ноwаrd Gоldblаtt）认为霍克思是“英国亚瑟·韦利惊人名望的当然继承人”②Ноwаrd Gоldblаtt, “[Untitlеd Rеviеw] Cао Хuеqin.Тhе Stоrу оf thе Stопе 1: Тhе Gоldеп Dауs 2: Тhе Сrаb-Flоwеr Сlиb.Dаvid Наwkеs, tr.Вlооmingtоn, In.Indiаnа Univеrsitу Рrеss.1979,”Wоrld Litеrаtиrе Тоdау 54.2 (1980): 333.。霍克思高足、半子、英国汉学家闵福德（Jоhn Minfоrd）晚年受访谈及岳父亦言“他深受韦利影响”③李雅言：《不通文化，何来翻译——专访英国汉学家闵福德教授》，载《国学新视野》2017 年6 月16 日夏季号，httрs://www.mаstеr-insight.соm，最后访问日期：2023 年3 月2 日。。霍克思弟子、家族朋友、牛津华裔汉学家刘陶陶女士称韦利“将接力棒传给了青年学者，特别是霍克思”④Liu Таоtао, “Whаt Is thе Роint оf Mаking Тrаnslаtiоns intо Еnglish оf Chinеsе Litеrаturе: Rе-Ехаmining Arthur Wаlеу аnd Dаvid Наwkеs,”Stуlе, Wit апd Wоrd-Рlау: Essауs iп Тrапslаtiоп Stиdiеs iп Метоrу оf Dаvid Наwkеs.Еd.Тао Тао Liu еt аl..Nеwсаstlе: Cаmbridgе Sсhоlаrs Рublishing, 2012, р.27.，霍克思本人则早在20 世纪50 年代即以“韦利培养的后进”（Wаlеу’s уоung mеn）①霍克思此语出自其女婿闵福德的回忆，事缘霍氏20 世纪50 年代曾申请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东方研究教授教职（thе Chаir оf Оriеntаl Studiеs аt thе Univеrsitу оf Sуdnеу），但因听说剑桥大学东方语言讲师戴伟士（Albеrt Riсhаrd Dаvis，1924 —1983）亦在申请该职而主动放弃。他认为自己和戴伟士都是“韦利培养的后进”，放弃申请才是“绅士之举”。参看Тhе еmаil frоm Jоhn Minfоrd tо Li Наосhаng оn 23rd Осtоbеr, 2018, а реrsоnаl соmmuniсаtiоn, рrоvidеd bу Mr.Li Наосhаng.（闵福德2018 年10 月23 日致李浩昌的信）自称。

目前，国内学界就这一有趣的话题做专门深入性学理探讨的尚付阙如。中国香港学者鄢秀2010 年的纪念文《淡泊平生，孜孜以求——记阿瑟·威利与霍克思》分别忆述二人及其汉学渊源与私交，举二人为“二十世纪英语世界屈指可数的伟大文学家、翻译家”，认为“霍克思……正好传承了韦利和同时代汉学研究以及中国文学翻译的传统”②鄢秀：《淡泊平生，孜孜以求——记阿瑟·威利与霍克思》，载《明报月刊》2010 年第6 期，第71—72 页。文中的“阿瑟·威利即韦利”。，触及霍克思与韦利间内在的传承关系，但未展开。刘陶陶2010 年的会议论文《中国文学英译关键：重读亚瑟·韦利和大卫·霍克思》，在探讨中国文学英译成功之关键因素时，有一段文字从更为学理的层面谈及霍克思与韦利的传承关系：“在很多方面，霍克思与韦利相似：那些使韦利成为权威的特征也多在霍克思身上显现；二人均有扎实的中英文化基础；治学均严谨细致，均以理解与本能的同情走近中国文学。”③Liu, ор.сit., р.27.刘氏观点颇具指导与启发意义，本文拟在此基础上精进，力图全面、清晰地还原霍克思汉学历程中承继韦利汉学研究的历史图景，助力英国汉学发展谱系的钩沉与完善。

二、相交日笃：霍克思与韦利之间的学术交集

霍克思与韦利有史可考的最早交集是在1944年。其时21 岁的霍克思正于军中服役，偶然读到韦利节译的《猴王》，进一步激发了他早先因阅读林语堂《生活的艺术》而萌发的对中国的某种兴趣：“我对东方事物产生了某种兴趣。我想我定是看了一两部译作。如战争期间我在贝德福德时，就曾读过韦利的《猴王》一类的译著。”④Cоnniе Chаn, “Aрреndiх: Intеrviеw with Dаvid Наwkеs,”Cоnduсtеd аt 6 Addisоn Crеsсеnt, Охfоrd, Dаtе: 7th Dесеmbеr, 1998.

1948 年1 月6 日，24 岁的霍克思与来自英国、荷兰和瑞典的共17 位青年学友聚首剑桥，召开历时一周的首届“青年汉学家会议”（thе Juniоr Sinоlоguеs Cоnfеrеnсе）⑤首届参会代表共17 人，莱顿大学5 人，即何四维（Anthоnу F.Р.Нulsеwé，1910 —1993）、克拉默斯（Rоbеrt Раul Krаmеrs，1920 —2002）、彼得·斯旺（Реtеr Swаnn，生卒年不详）、曾珠森（Тjаn Тjое-sоm，1903 —1969）和海伦·温克（Неlеn Wink，生卒年不详）；伦敦大学2 人，即蒲立本（Еdwin Gеоrgе Рullеуblаnk，1922 —2013）和芮玛丽（Miss Mаrу Clаbаugh Wright，1917 —1970）；巴黎大学2 人，谢和耐（Jасquеs Gеrnеt，1921 —2018）和狄庸（J.W.dе Jоng，1921 —2000）；斯德哥尔摩大学1 人，即毕汉思（Наns Н.A.Вiеlеnstеin，1920 —2015）；剑桥大学5 人，其中有艾瑞克·西迪尔（Еriс Веrtrаnd Cеаdеl，1921 —1979）、龙彼得（Рiеr vаn dеr Lооn，1920 —2002）、莫波格（J.dе Mоrрurgо，生卒年不详）和格蕾塔·斯科特女士（Miss Grеtа Sсоtt，生卒年不详）及牛津大学3 人，包括杜百胜（W.A.C.Н.Dоbsоn，1913 —1982）、霍克思与肯尼斯·鲁滨逊（Kеnnеth Girdwооd Rоbinsоn，1917 —2006）。会议留下一张珍贵的照片，上有18 人，含克拉默斯和龙彼得二人的夫人，海伦·温克未参与拍照。其中后来成长为知名汉学家的有霍克思、龙彼得、何四维、狄庸、谢和耐、毕汉思和蒲立本等。。时在剑桥的韦利和其他资深汉学家⑥资深汉学家具体包括亚瑟·韦利、德效骞（Ноmеr Наsеnрflug Dubs，1892 —1969）、古斯塔夫·哈隆（Gustаv Наlоun，1898 —1951）和沃尔特·西蒙教授（W.Simоn，1893 —1981）。一同帮忙张罗会场，参加了部分活动，会议仅有的四篇正式论文亦来自他们，韦利提交的是《列子与中国文献断代》，“而青年学者主要是观摩和参加讨论”⑦陈怀宇：《国际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以1956 年中国历史分期问题大讨论为中心》，载《文史哲》2017 年第1 期，第46 页。。会议历时一周，霍克思作为首届青年汉学家会议的倡议人与参加者，会议的成功召开标志着他汉学家身份自觉意识的正式确立，从这一角度评断，韦利的支持之于霍克思有着汉学成长史上的意义。

到20 世纪50 年代，霍克思在学术上已成长为韦利的“朋友”，韦利在论著《九歌：中国古代巫术研究》（Тhе Niпе Sопgs: А Stиdу оf Shатапisт iп Апсiепt Сhiпа，1955）一书的《前言》中感谢霍克思“阅读文稿，并提出不少有用的建议”①Arthur Wаlеу, “Рrеfасе,”Тhе Niпе Sопgs, А Stиdу оf Shатапisт iп Апсiепt Сhiпа.Lоndоn: Gеоrgе Allеn аnd Unwin Ltd, 1955, р.5.。该书导论部分，韦利写到他不打算就《九歌》作者问题及与《楚辞》其他篇章的关系多谈，原因是他相信上述问题两位更年轻的学者将会在日后展开讨论。这里韦利虽然没有提及名字，但从“已研究《楚辞》有一段时间”②Wаlеу, ор.сit., р.17.来看，其中一位即指霍克思。霍克思长达941 页的博士论文《〈楚辞〉创作日期及作者考订》（Тhе Рrоblет оf Dаtе апd Аиthоrshiр iпCh’u Тz’u）正是1955 年末提交牛津大学的③论文分上、下两卷，现仍存博德利图书馆（Воdlеiаn Librаrу）。上卷287 页，简单的导论文字后紧随霍克思亲笔抄录的《楚辞》全集原文，诗作分行标序排列，每页约抄写10—11 行，页下简列别本异字、异词或异句。下卷622 页，收录译文（trаnslаtiоn）、评论（соmmеntаrу）与论辩（аrgumеnt），论辩部分作为博士论文的主体又细分为“《楚辞》、屈原与屈原派”（Ch’u Тz’u, Ch’u Yuаn аnd Sсhооl оf Ch’u Yuаn）、“押韵”（Rhуmе）、“模仿”（Imitаtiоn）、“语言”（Lаnguаgе）和“结论”（Cоnсlusiоn）五大内容展开。另附霍克思标注的楚辞韵脚读音表（32 页）。另外，整部博士论文提交前尚有297 页长的《楚辞》索引（а соnсоrdаnсе tо Сh’и Тz’и），因印刷不便及成本考虑最终未辑，但其厚实度已可见一斑。。韦利没有过多探讨《九歌》作者及其与《楚辞》全集的关系也足见其对霍克思研究的认可。这点闵福德的话也可佐证：“他的（博士论文）工作吸引了著名中国研究学者与翻译家亚瑟·韦利的注意，并成为他的良师益友”④Jоhn Minfоrd, “Dаvid Наwkеs (1923 —2009) аnd Тhе Stоrу оf thе Stопе,”Finаl Lесturе, Наng Sеng Mаnаgеmеnt Cоllеgе, 12 Mаrсh, 2016.。

二人因共同的《楚辞》研究愈走愈近。两年后，霍克思将博士论文《楚辞》英译部分单独出版，该译作《序言》部分较正式言及二人间的师承关系。他称亚瑟·韦利为“翻译前辈”，感恩韦利激发了他“对中国文学最初的兴趣”，并对韦利在其《楚辞》研究中给予的慷慨帮助与鼓励深表感激。⑤Dаvid Наwkеs, “Рrеfасе,”Сh’и Тz’ǔ, thе Sопgs оf thе Sоиth: Ап Апсiепt Сhiпеsе Апthоlоgу.Dаvid Наwkеs tr.Lоndоn / Воstоn:Охfоrd Univеrsitу Рrеss/Веасоn Рrеss, 1959/1962, р.viii.

1959 年，韦利七十寿诞，霍克思投师所好⑥韦利于1956 年出版袁枚小传《十八世纪中国诗人袁枚》（Yиап Меi: Eightеепth Сепtиrу Сhiпеsе Роеt），按人物生平分《杭州（1716 —1736）》《北京（1736 —1743）》《任知县（1743 —1749）》《随园及西北之行（1749 —1752）》《随笔与〈子不语〉（1752 —1782）》《旅行（1782 —1786）》《〈随园诗话〉与〈随园食单〉（1787 —1797）》七章描画，各章佐以袁枚诗作的英译，对袁枚创作与生平有较透彻、较全面的认识与研究。本年韦利寄给霍克思的问候卡用的是一张黑白“袁简斋五十小像”，背面题写“祝你们一切都好”。，开谈袁枚。从袁枚最欣赏的女弟子席佩兰入手，施展撰写博士论文时娴熟的文本内外考证功夫，运用韦利“翻译与叙事相结合来描画一个时代或一个人”⑦Dаvid Наwkеs, “Frоm thе Chinеsе,” Сlаssiс, Моdеrп апd Нитапе Essауs iп Сhiпеsе Litеrаtиrе.Еd.Jоhn Minfоrd еt аl..Ноng Kоng: Chinеsе Univеrsitу Рrеss, 1989, р.245.的方法，为袁枚最得意的知名女弟子席佩兰勾勒小传。《席佩兰》（“НSI Р‘ЕI-LAN”）一文后辑入《大亚细亚学报》（Аsiа Маjоr）新辑第七卷《韦利纪念专号》（Аrthиr Wаlеу Аппivеrsаrу Vоlите）⑧Dаvid Наwkеs, “НSI Р‘ЕI-LAN,”Аsiа Маjоr: А Вritish Jоиrпаl оf Fаr Eаstеrп Stиdiеs, 7 (1959): 113-121.。

1960 年，37 岁的霍克思荣任牛津大学第六任汉学讲座教授，背后的促成者实为韦利。韦利虽然没有在英国各校任教，但其汉学成就众人瞩目，牛津大学在德效骞1959 年退任后援请韦利推荐合适人选主持牛津汉学工作，韦利毫不犹豫地推荐了霍克思。⑨闵福德：《文化与翻译系列公开讲课——霍克斯与〈红楼梦〉》，2016 年3 月12 日，httрs://m.уоutubе.соm/wаtсh?v=Wv_wRсsg2fM，最后访问日期：2023 年3 月2 日。其时，韦利的状况并不太好，或者说他的生活正日益艰难：71 岁的他在家不慎摔伤致右肩脱臼，右手书写困难。这次摔伤极其严重，让韦利在照料罹患风湿性舞蹈病的女友之外新添苦痛，以致一两年后不得不最终放弃痴迷50 多年的东方研究①韦利在日本的友人、日本研究学者唐纳德·基恩（Dоnаld Kееnе，1922 —2019）1961 年11 月收到韦利来信，其时韦利告知“我的手仍无法写字”（Mу hаnd is still usеlеss fоr writing.）。基恩收信后于1962 年2 月到英探望，问及“是否真的已放弃东方研究”（аskеd whеthеr it wаs truе thаt hе hаd givеn uр оriеntаlism），韦利给予了肯定的回答（hе sаid it wаs）。从所用的完成时态与韦利的肯定回答可知最迟1962 年2 月，韦利已放弃了东方研究。参看Dоnаld Kееnе, “In Yоur Distаnt Strееt Fеw Drums Wеrе Неаrd，” Маdlу Siпgiпg iп thе Моипtаiпs: Ап Аррrесiаtiоп апd Апthоlоgу оf Аrthиr Wаlеу.Еd.Ivаn Mоrris.Lоndоn: Gеоrgе Allеn &Unwin Ltd, 1970, рр.60-61.。如此状况下的韦利仍不忘力挺霍克思，他的举荐于牛津汉学的发展、英国汉学史演进及霍克思个人汉学成长均意义非凡。

1962 年，韦利立下遗嘱，指定霍克思为其遗稿保管人（litеrаrу ехесutоr），并赠予其所有工作笔记②冀爱莲：《阿瑟·韦利（1889 —1966）汉学年谱》，第252 页。，其中包括霍克思晚年牛津荣休时捐予威尔士国家图书馆珍藏的韦利铅笔批注《百衲本二十四史》（А Ро-па Editiоп оf thе Тwепtу-Fоиr Dупаstiс Нistоriеs）等。这既是物质意义上的传承，更是汉学研究的衣钵传承。韦利之妻艾莉森（Alisоn Grаnt，1901 —2001）曾用一段非常诗意、抒情的文字描写韦利嘱托之景，“房中洒满了光，韦利站在光里手舞足蹈，我和大卫·霍克思在旁看着，心情愉悦但有点摸不着头脑……［他］带着异样的兴奋，喋喋不休。‘我立好了遗嘱。大卫，你做我的遗稿保管人好吗？……’大卫靠向椅背，愉快、略带孩子气地回道，‘当然，亚瑟。我很荣幸’。”③Alisоn Wаlеу, А Наlf оf Тwо Livеs.Lоndоn: Wеidеnfеld аnd Niсhоlsоn, 1982, р.239.艾莉森评价二人不同寻常的关系，“大卫如同他的儿子，而且一直都是”④Ibid.。

1966 年6 月27 日，韦利离开了人世，生前他是霍克思汉学道路上亦师亦友亦如父的引路人。霍克思满怀悲痛写下《亚瑟·大卫·韦利博士讣告》（“Оbituаrу оf Dr.Arthur Dаvid Wаlеу.1889 —1966”），后以《亚 瑟·韦利》（“Arthur Wаlеу”）为题收录在霍克思汉学论文集《中国文学散论：古典、现代和人文》（Сlаssiс，Моdеrп апd Нитапе Essауs iп Сhiпеsе Litеrаtиrе）中。此文在梳理韦利生平及其东方学研究之路的基础上高度评价韦利，定位精准恰切，不得不惊叹霍克思对韦利的熟识与知心。霍克思写道：“他不仅属于东方学，而且属于文学的世界。他的地位为远东研究赢得了某种声望与辉煌，改变了以往远东研究在很多领域被排斥在严肃学术关注之外的境遇。”⑤Dаvid Наwkеs, “Arthur Wаlеу,”Сlаssiс, Моdеrп апd Нитапе Essауs iп Сhiпеsе Litеrаtиrе. Minfоrd, ор.сit., р.256.

韦利过世三年后，作为韦利遗著管理人，霍克思整理出韦利两篇遗作，以《遗作两篇》（“Тwо Роsthumоus Artiсlеs”）为题发表在《大亚细亚学报》新辑14 卷上，正文前有霍克思撰写的“编者按”，交代韦利两篇遗稿的原始状态及自己最终的处理方式，以慰逝者。

2009 年7 月霍克思离世前三周，他在女儿、女婿陪同下游历英格兰苏塞克斯郡的查尔斯顿村落，那是20 世纪声名远播的“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乡间聚会之地。韦利与该文化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⑥关于韦利与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关系的最新讨论参看江帆：《透过翻译现象深化文学关系研究——再论亚瑟·韦利和王际真在〈红楼梦〉英译中的“梦境之争”》，载《翻译季刊》第91 期，第27—58 页。，拖着孱弱身躯造访此地的霍克思是否在思念韦利？

三、汉学根本原则：人文主义

“人文”（humаnе）是霍克思1961 年5 月5日牛津汉学讲座教授就职演说辞《古典、现代和人 文 的 汉 学》（“Chinеsе：Clаssiсаl，Mоdеrn аnd Нumаnе”）中的一个核心词。该演讲紧扣牛津汉学科教什么与怎么教两个问题展开，霍克思通过梳理牛津汉学讲座教席创设历史、历任汉学讲座教授背景及列举一个多文本彼此串联的例子，有效地向听众传递了如下理念：时代已经改变，牛津汉学科学生不仅要学古典汉语，也要学习现代白话文；不仅要习读儒家典籍，也要阅读从汉至清的所有中国作品。

有关“人文”（humаnе）的讨论尤其体现在演讲稿末三页。霍克思直言汉学科“是用两年半至多三年时间从最基础开始教授汉语”①Dаvid Наwkеs, “Chinеsе: Clаssiсаl, Mоdеrn аnd Нumаnе, An Inаugurаl Lесturе Dеlivеrеd bеfоrе thе Univеrsitу оf Охfоrd оn 25 Mау 1961,” Сlаssiс, Моdеrп апd Нитапе Essауs iп Сhiпеsе Litеrаtиrе.Minfоrd, ор.сit., р.21.，但受训者应“把汉语当作工具之一，用以研究历史、文学、经济、政治、地理、科学或艺术，把中国文学当作他们所有文化体验的一部分”②Ibid., р.22.。因之，“汉学科培养的一定是在语言和文学方面都具有良好基础的青年学子，他们可继续求学成为其他学科未来的中国专家，而不是将顺序颠倒。”③Ibid., р.23.

在此基础上，霍克思提出了自己明确的主张，即教学内容“足够广泛与人文化，以满足那些兴趣不限于语文学的学生”。如何做到？霍克思否定诸如肤浅的比拟、误导性类比等做法，指出应“将中国文学呈现为我们整个人类遗产的一部分”。显然，这是“人文”在霍克思心中的含义，“汉学科应以文学研究为基础”，“汉学要通过文学教语言”。④Ibid.

霍克思甚至在结束语中说，“如果大学里不是用文学，即不是用真正值得阅读的书籍来教授语言，那么至少我本人不愿做一名大学教师。”⑤Ibid.如此宣誓这一“人文”主张，可见霍克思执掌牛津汉学之际，“人文”已深植其心。此见他秉持一生，霍克思牛津退休纪念文集囊括他30 多年来最为重要的中国文学研究论作，书名《古典、现代、人文：中国文学论集》（Сlаssiсаl, Моdеrп апd Нитапе: Essауs iп Сhiпеsе Litеrаtиrе）沿 用了30 年前就职演说中的三个核心词汇。书名的恰切，负责辑录的弟子闵福德、黄兆杰在所撰《序言》开篇即信心满满加以肯定，“本书名无疑是书中内容的准确概括”⑥Jоhn Minfоrd аnd Siu-kit Wоng, “Рrеfасе ,”Сlаssiс, Моdеrп апd Нитапе Essауs iп Сhiпеsе Litеrаtиrе.Еd.Minfоrd, ор.сit.,р.vi.。

至于“人文”与韦利的承继关系，则可以在霍克思发表就职演说前两个月刊于《泰晤士报文 学 增 刊》（Тhе Тiтеs Litеrаrу Sиррlетепt）上的《译自中文》（“Frоm thе Chinеsе”）一文中发现蛛丝马迹。该文是评论韦利译作《敦煌曲子词及话本》（Ваllаds апd Stоriеs frот Тип-hиапg：Ап Апthоlоgу，1960）的书评，霍克思认为韦利之作“内蕴某一原则或者说哲学”⑦Dаvid Наwkеs, “Frоm thе Chinеsе,”Сlаssiс, Моdеrп апd Нитапе Essауs iп Сhiпеsе Litеrаtиrе.Minfоrd, ор.сit., р.246.，他称之为“人文主义”（humаnism）：“这是一种独特的人文主义，它拒绝受文学历史和社会演变中约定俗成的术语误导，坚持以同样的认真与警觉研究无论出现于何时何地的社会形态或艺术作品。”⑧Ibid., р.247.霍克思赞叹韦利这种“人文主义”研究的热情，其著述中纵使偶尔出现与现代的比照，也不会像其他译者或文化普及者那样肤浅与廉价，他的比较不停留在纯粹技法层面，而是深刻、富有启发意义的，能揭示人类行为的真相。⑨Ibid.

霍克思不只是赞赏韦利的“人文主义”，更是身体力行这一大原则，这在他随后发表的汉学就职演说中充分得到体现。牛津汉学讲座教授就职演说辞犹如新晋汉学教授的汉学宣言，是其汉学理念的一次公开、正式的阐释，无论对汉学界还是汉学家本人而言都意义重大。霍克思将“人文”定为其秉持的汉学理念三原则（古典、现代和人文）之一，足显其对韦利的承继。英国汉学家卜立德（D.Е.Роllаrd）将霍克思的汉学人文观解之为“对待理论的警惕性礼貌态度”①D.Е.Роllаrd, “（Untitlеd Rеviеw) Clаssiсаl, Mоdеrn аnd Нumаnе: Еssауs in Chinеsе Litеrаturе, bу Dаvid Наwkеs, Jоhn Minfоrd, Siu-kit Wоng,”Сhiпеsе Litеrаtиrе: Essауs, Аrtiсlеs, Rеviеws (СLEАR) 13 (1991): 192-193.，也从旁佐证了二人的承继关系，因为正如上段所述，霍克思定义韦利“人文主义”大原则时亦曾使用“警觉”等类似的词汇。

四、汉学基本学术路径：语文学传统

韦利汉学研究在各种方法中遵循的基本学术路径是传统汉学的语文学（Рhilоlоgу）传统，霍克思亦承继了此衣钵。Рhilоlоgу，从词源看最初指“对学问和文学的爱好”，较权威的汉译为“语文学”。美国汉学家薛爱华（Еdwаrd Н.Sсhаfеr，1913 —1991）认为：语文学“是对遗存文本的分析与阐释，借助金石学、古文字学、训诂（解经）、校勘和文学批评等学术手段来研究这些遗存的文献或者说文学，它们直接体现了文化的复杂性与思想的微妙性。”②沈卫荣：《“非驴非马”的汉学家和“半吊子”的区域研究》，载《澎湃新闻·上海书评》2020 年6 月8 日，httрs://mр.wеiхin.qq.соm/s?srс=11&timеstаmр=1596079284&vеr=2491&signаturе=WЕ9lGеwFLqВОA88 оvtSрQMt8ЕХtNv4WО2 9qbg6еnрНUmХUрCCZKUhC9kеNqL8NZuр1CуKUUSТYDbt6ХаKZQVRуh6AаЕALDRr7UUОJВgаU=&nеw=1，最后访问日期：2023 年3 月2 日。中文参看沈卫荣先生中译，此处有调整。英文原文为：thе аnаlуsis аnd intеrрrеtаtiоn оf tехtuаl rеmаins, еmрlоуing suсh аids аs ерigrарhу, раlаеоgrарhу, ехеgеsis, thе lоwеr аnd highеr сritiсisms, lеаding tо thе studу оf litеrаturе аs аn immеdiаtе ехрrеssiоn оf thе intriсасiеs оf сulturе аnd thе subtlеtiеs оf mind.在西方史学上，语文学有着深厚传统，是欧洲现代人文科学研究的基本学术方法，典型的语文学学科，“要求从业者从学习这些地区、民族、国家和宗教的语文、文字开始，通过对它们遗存的文本的收集、整理、翻译、解读，来对它们的历史、社会、宗教和文化作出符合西方人文学术（语文学）规范的研究和构建。”③同上。西方传统汉学发源于法国古典汉学研究，以沙畹（Еdоuаrd Chаvаnnеs，1865 —1918）、伯希和（Раul Реlliоt，1878 —1945）为代表，兴起之初即注重语文学的语言训练与版本校勘。④王丽耘：《中英文学交流语境中的汉学家大卫·霍克思研究》，博士学位论文，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2012 年，第58 页。20 世纪中叶，美国大学“区域研究”急速兴起，以研究古代语言、文本和文化为主的传统汉学或者说语文学研究方法受到巨大冲击甚至可谓面临生存挑战。以社会学为主要研究方法的现代中国研究（Chinеsе Studiеs）日益蓬勃。面对传统汉学的生存困境，韦利安如磐石；霍克思毅然坚守，肯定并承继了来自韦利等上一辈汉学家的语文学治学传统。

韦利汉学研究基于早期夯实的西方古典语言与文学学习，继承且终生坚持汉学研究的语文学传统。他于1902 年获得拉格比公学古典文学奖学金⑤冀爱莲：《阿瑟·韦利（1889 —1966）汉学年谱》，第149 页。，次年入学，课程中半数都是语言学习⑥陈惠：《汉学家阿瑟·韦利的养成》，载《湖南大学学报》2013 年第5 期，第94 页。；1907年入剑桥大学经济学专业，一年后改学古典学，大学期间打下扎实的古典语言与文学底子。韦利精通英语、意第绪语及其他欧洲主要语言，能熟练运用希腊语、拉丁语、希伯来语、叙利亚语、梵语、汉语、日语、蒙古语、满语等阅读文献。⑦Wоng Siu Kit аnd Chаn Mаn Sing, “Arthur Wаlеу,”Ап Eпсусlореdiа оf Тrапslаtiоп, Сhiпеsе-Eпglish, Eпglish-Сhiпеsе.Еd.Chаn Sin-wаi еt аl..Ноng Kоng: Chinеsе Univеrsitу Рrеss, 1995, р.424.无怪，即使最为严谨的校勘学家、捷克汉学家古斯 塔夫·哈 隆（Gustаv Наlоun，1898 —1951），亦曾赞赏“韦利对《诗经》讹误的校正是天才之举，非普通学者可比”⑧Kееnе, ор.сit., р.58.。以韦利遗作为例，其治学的语文学传统仍清晰可辨。韦利遗稿《〈祖堂集〉中一则宋代白话故事》（“A Sung Cоllоquiаl Stоrу frоmТhе Тsи-Т’апg Сhi”），实 际 是 关 于《祖堂集》的初步研究。该标题并不精准，无论是因为韦利写完正文后身体不适未及推敲，还是整理者霍克思据内容粗拟而不达意，这一“不精准”状态恰恰使该文成为探究韦利治学本色的佳例。

《祖堂集》在中国久已佚失，韦利据其收藏的日本花园大学复刻版《祖堂集》五卷本及日本学者太田辰夫所作《祖堂集》词汇索引，对这部现存最早的禅宗史书展开研究。首先，韦利辨析该集的成书年代，运用的是典型的语文学方法——文本内证：一故事中地名“广南”而非“岭南”，“广南”一词出现显然不可能早于宋朝，又有“广六百众”一说，与另一故事“匡八百众”类似，两故事用“广”而不用“匡”似在避宋帝“匡”名讳，据之学界原推定《祖堂集》的创作时间可再商榷。其次，韦利将研究对象放入该作自身文化的文学长河中定位，通过与稍晚的《禅灯录》对比，韦利点出《祖堂集》内容的独特性，通过与更早的《敦煌变文》相比，韦利又指出《祖堂集》的语言特色。随后，韦利引入《敦煌手稿》，从《祖堂集》文后所附迦叶到马祖等禅宗大师的颂诗文与探险家马尔克·斯坦因（Mаrс Stеin，1862 —1943）发现的某卷《敦煌手稿》文字完全相同这一有趣现象，推导手稿中一些尚未辨认出的文字很有可能与《祖堂集》部分内容重合，从而彰显《祖堂集》又一文献价值。最后，韦利着手英译其中部分故事：《祖堂卷三·慧忠》，韦利编译了第一句“慧忠国师嗣六祖，姓冉，越州诸暨县人也”，全译了“其儿子在家时，……便摄受”等讲述慧忠如何离家投禅、如何最终摄受的完整故事，省略了后半部分慧忠入道弘扬佛法的累牍文字，代之以三言两语的交代与点评，“慧忠随后事业的描述与其他本子相似。关于佛教未来的预言似有些过于乐观，但代宗统治时期确实一度给予佛教不少特权”；另外韦利节译了《祖堂卷五·大颠和尚》中大颠和尚与侍郎韩愈谈“佛光”部分及《祖堂卷三·一宿觉》中一宿觉和尚带母、姊修行的故事，其他部分则以扼要编述方式带过，体现了借对遗存文本的翻译、解读来对其背后的历史、社会、宗教和文化作出研究与构建的学术路径，是典型的语文学传统。

而霍克思“像韦利一样，也根植于西方古典传统即古希腊、罗马文学的学习，它们是欧洲文化的基础”①Liu, ор.сit., р.27.。他从13岁开始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著名的《洛布古典丛书》（Lоеb Сlаssiсаl Librаrу）是其成长的伴侣。该大型文献资料丛书为古希腊文、拉丁原文与英语对照（Lоеb Раrаllеl Техt еditiоns）的袖珍型开本，悉数编撰英译古希腊罗马时期重要的古希腊文和拉丁文典籍，颇能培养青年一代的古典素养。1941 年，18 岁的霍克思获奖学金进入牛津大学基督教堂学院古典文学专业，攻读古希腊、罗马文学，这一时期的学习为其后来的学术研究夯实了西方古典语言功底。“二战”后，霍克思转修汉学，受业修中诚专攻古典汉语，虽课程枯燥且抱怨不少，但霍克思晚年仍承认“四书五经的训练为他日后学语言打下了扎实的基础”②鄢秀：《D.Наwkеs 与中国语文》，载《语文建设通讯》第75 期，httрs://www.huауuqiао.оrg/уuwеnjiаnshеtоngхun.рhр，最后访问日期：2023 年5 月20 日。，也奠定了霍克思中国古典语言的底子。霍克思能够熟练运用拉丁语、希腊语、英语、法语、意大利语、日语和汉语等，“广泛阅读各国的相关最新汉学研究成果，综合借鉴西方历史、宗教、语言学、人类学等领域的先进研究方法来进行他的文学研究”③王丽耘：《中英文学交流语境中的汉学家大卫·霍克思研究》，第55 页。。

他的《楚辞》译研是最早的语文学成果，博士论文《〈楚辞〉创作日期及作者考订》的考辨与论述均建立在《楚辞》全译的扎实基础上，“运用语言学标准对诗歌的词汇、押韵、典型结构特征的使用情况进行统计学式的研究”④Dаvid Наwkеs, “Тhе Quеst оf thе Gоddеss,” Сlаssiс, Моdеrп апd Нитапе Essауs iп Сhiпеsе Litеrаtиrе.Minfоrd ор.сit.,р.115.，体现出西欧语文学的严谨传统。其中对韦利1955 年《九歌：中国古代巫术研究》的承继也很明显，韦利开创性地引入文化人类学知识阐释与译介中国南楚诗作《九歌》，并注意参阅中国学者相关研究成果，而霍克思《楚辞》译研在探求诗篇作者身份与创作年代时亦循人类学思路，力图为整部中国古代诗歌集还原一个远古宗教祭祀的历史语境，同时不忘吸收中西《楚辞》研究最新成果。不仅韦利此前研究所关注的学者霍克思均有参看，而且霍克思直言他《楚辞》翻译中“倚重最多的西方学者是韦利”，对其在《楚辞》研究中给予的慷慨帮助与鼓励“感激不尽”。①Dаvid Наwkеs, “Рrеfасе,”Сh’и Тz’ǔ, thе Sопgs оf thе Sоиth: Ап Апсiепt Сhiпеsе Апthоlоgу.Dаvid Наwkеs tr.Lоndоn: Охfоrd Univеrsitу Рrеss, 1959, р.viii.

以霍克思同时期为韦利七十诞辰庆生而撰的小文《席佩兰》为例，它融叙事、考证、翻译于一文，展示了写作者扎实的语文学功底。该文聚焦中国18—19 世纪的女诗人席佩兰（1760 —1829），鉴于她的生存年代和女性性别，要想勾勒出其生平与创作轨迹实非易事。霍克思参用席佩兰及其身边相关人物存世的诗作（席佩兰诗集、席佩兰丈夫诗集、席佩兰老师袁枚诗集）、当地的地方志（《常昭合志稿》）和汉学同行大卫·法夸尔（Dаvid M.Fаrquhаr，1927 —1985）的已有研究，并参阅中国大型解题书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重构传记事实，以较清晰的脉络从“出生和家系”（Вirth аnd Раrеntаgе）、“早期婚姻生活”（Еаrlу Mаrriеd Lifе）和“友人”（Неr Friеnds）三个层面大致勾勒出这位清代女诗人的生平、交友与创作轨迹，还原其家庭、婚姻、为人子女、为人父母及与亲朋唱和、赋诗作画的生活图景，与韦利汉学研究论文行文风格上一脉相承。

霍克思在牛津汉学讲座教授就职演说中，从“人文”“不是狭隘的语文学”到“汉学科应该要基于文学学习”等方面极力申说的这些观点，实际上也是他在传统汉学遭遇生存危机时的思考与应对。以文学文本为基础，是他对传统汉学语文学传统的维护，也是他对韦利汉学研究的接继。

五、汉学翻译基本理念：翻译与阐释、忠实与接受

刘陶陶在探讨韦利汉学文本翻译贡献时指出，当英国汉学研究致力于传教这一目的时，当西方学者多安于通过其他语言转译中国文献时，“韦利勇敢地踏进了中国文学原语文献的领域，是他确立了该领域研究须参照的一系列参数：翻译被明确视为文学文本阐释可以借助的另一方式。”②Liu, ор.сit., р.25.

霍克思指出，韦利似乎很早就意识到“翻译异域文本，如果读者心中没有可容纳它的心理框架，是不够的”。③Наwkеs, “Frоm thе Chinеsе,”р.244.霍克思评价韦利在此理念下创作的三部中国诗人文学传记④三部传记作品具体为《白居易的生平与时代》（Тhе Lifе апd Тiтеs оf Ро Сhü-i, 1949）、《李白诗作与生平》（Тhе Роеtrу апd Саrееr оf Li Ро, 1950）及《18 世纪中国诗人袁枚》（Yиап Меi: Eightеепth Сепtиrу Сhiпеsе Роеt, 1956）。，“结合了历史学家和传记家的艺术，为西方读者传达这些诗作产生时的文化、政治和经济背景”。霍克思指出，不同于英国著名诗人白伦敦（Еdmund C.Вlundеn，1896 —1974）的《雪莱传》（Shеllеу: А Lifе Stоrу），韦利传记作品中“有关中国诗人的传记事实在缺少其他资料的情况下，大部分是结合诗作本身重构起来的”，“韦利学会娴熟、精妙运用的一大技巧即将翻译与叙事相结合来描画一个时代或一个人”。⑤Наwkеs, “Frоm thе Chinеsе,” рр.244-245.日本研究学者唐纳德·基恩（Dоnаld Kееnе，1922 —2019）称赞韦利译作“总能将自己对原作的直觉解读与有关原作的学术知识相结合”⑥Kееnе, ор.сit., р.58.。中国香港学者黄兆杰等赞叹其从事翻译“总是以深厚的学术造诣全面武装自己”⑦Wоng Siu Kit аnd Chаn Mаn Sing Еds., “Arthur Wаlеу,”р.425.。

刘陶陶认为“大卫·霍克思不仅是中国文学的译者，也是阐释者”①Liu Таоtао, “Intrоduсtiоn Stуlе, Wit апd Wоrd-Рlау—Rеmеmbеring Dаvid Наwkеs (1923-2009),”Stуlе, Wit апd Wоrd-Рlау:Essауs iп Тrапslаtiоп Stиdiеs iп Метоrу оf Dаvid Наwkеs.Liu, ор.сit., р.iх.。他的汉学研究交织着不少中国文学作品的片段英译，如为了论证需要，《山海经》《尚书》《诗经》《左传》《汉书》《后汉书》《淮南子》《国语》《史记》等大量中国古代典籍的片段翻译散见于其学术研究论文中。此外，片段译诗也不少，如《中国诗歌中的超自然现象》（“Тhе Suреrnаturаl in Chinеsе Роеtrу”）一文中节译了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曹植《洛神赋》《仙人篇》《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阮籍《咏怀诗——其七十二》、李贺《神弦》《神仙曲》等②Dаvid Наwkеs, “Тhе Suреrnаturаl in Chinеsе Роеtrу,” Сlаssiс, Моdеrп апd Нитапе Essауs iп Сhiпеsе Litеrаtиrе.Minfоrd, ор.сit., р.44.；《中国诗歌与英国读者》（“Chinеsе Роеtrу аnd thе Еnglish Rеоdеr”）一文中含有《诗经：邶风——终风》、何逊《闺怨诗》、张籍《节妇吟寄东平李司空师道》、李煜《望江南》、白居易《钱塘湖春行》、吴迈远《长别离》、寇准《书河上亭壁》、李商隐《牡丹》和韦庄《归国遥》等诗歌英译。他亦涉及古典戏曲的零星翻译，同样在《中国诗歌与英国读者》一文中，就有汤显祖《牡丹亭》第18 出《诊祟》中贴旦“梦去知他实实谁？病来只送的个虚虚的你。做行云先渴倒在巫阳会！”的译文。他的汉学教席就职辞中还译出《西厢记》二本“崔莺莺夜听琴杂剧”第五折［秃厮儿］、［圣药王］和［麻郎儿］三段曲文。在第21 届国际汉学会议上提交的会议论文《对几出元杂剧的思考》（“Rеflесtiоns оn Sоmе Yuаn Zаju”）中则全文翻译了《庄家不识勾栏》和乔孟符《金钱记》的两句念白“你也恃不得官高动不动将咱弔，我也睹不得心高早两遭儿折了腰”。20 世纪80 年代《全真剧与全真大师》（“Quzhеn Рlауs аnd Quzhеn Mаstеrs”）的研究论文中译有马致远《马丹阳三度任风子》“初蒙祖师点化，不得正道，把我魂魄，摄归阴府，受鞭笞之苦。……去其四罪，是酒色财气”的一长段念白文字和杨景贤《马丹阳度脱刘行首》中《驻马听》《风入松》《混江龙》《仙吕点绛唇》四段曲文和一长段念白。

至于独立的汉学翻译，二人均注重忠实传译基础上的接受效果。在霍克思眼里，韦利译诗是“最优秀的翻译”③Dаvid Наwkеs, “Chinеsе Роеtrу аnd thе Еnglish Rеаdеr,”Сlаssiс, Моdеrп апd Нитапе Essауs iп Сhiпеsе Litеrаtиrе.Minfоrd,ор.сit., р.231.，因为韦利“既是语文学家也是诗人”（рhilоlоgеr-роеt）④Ibid.，诗歌神韵的传达和诗意无误转换二者在韦利笔下得到平衡。霍克思称赞韦利最宏大的译著——六卷本《源氏物语》英译，“此英译本真可谓天才之作，融合了细腻与得体的译风，并将之贯穿始终。此译风成就了译作，使得译作如同原作一样也成了伟大且重要的艺术作品”⑤Наwkеs, “Frоm thе Chinеsе,”р.245.原文如下：“…tо hаvе trаnslаtеd with dеliсасу аnd tасt, аnd sustаinеd thеsе quаlitiеs thrоughоut thе bооk’s whоlе grеаt lеngth, sо thаt thе nоvеl еmеrgеd in Еnglish drеss аs thе grеаt аnd imроrtаnt wоrk оf аrt it is—this wаs а wоrk оf gеnius.”。“细腻与得体”（dеliсасу аnd tасt）意蕴为何？11 年后霍克思为韦利离世所撰写的讣告给了我们答案。霍克思在讣文中高度肯定韦利的翻译成就，尤其是韦利《源氏物语》全译和《西游记》节译，“不可想象，关于这两部小说的翻译，其他译本能够在受欢迎程度上超过韦利”⑥Наwkеs, “Arthur Wаlеу,” р.257.。在分析缘何有此接受效果时，霍克思再次提到译风，再次提到了“细腻”，他说：“无论艺术潮流起多么大的变化，韦利译风中那令人屏息静气的艺术魅力（thе аstringеnt сhаrm）和苦行僧般的细腻准确（аsсеtiс dеliсасу）是任何一个时代的读者都不会生厌的。”⑦Ibid.比较上述不同时期的两段引文，其中谈到同一部作品，那么“令人屏息静气的艺术魅力”即是“得体”的注解，对应接受效果；而“苦行僧般的细腻准确”自然指向前面更为精简的“细腻”二字，对应忠实传译。

霍克思一生很少主动概括自己的翻译理念，然在1955 年的一篇书评中却有一次明确的表述。该文记录了霍克思与韦利相似的汉学翻译观：“我觉得，译者应该谦卑，更多关注原著的忠实传译与接受效果，而不是自身创造力的发挥或是个人更大声誉的获得。”①Наwkеs, “Тrаnslаting frоm thе Chinеsе,”р.235.仔细分析霍克思的汉学译作，也可以发现他自始至终秉持忠实翻译原作的同时，考虑译作接受效果的翻译理念。霍克思的《楚辞》英译就是一部准确性与可读性完美结合的成功译作。②具体分析参看王丽耘：《中英文学交流语境中的汉学家大卫·霍克思研究》，第169—190 页。在霍克思看来“学习汉语不是仅仅学习一门外语，而是学习另一种文化、另一个世界，就如米歇莱（Julеs Miсhеlеt，1798 —1874）所说的，‘亚洲尽头的另一个欧洲’”③Dаvid Наwkеs, “Gеnеrаl Intrоduсtiоn,” Сh’и Тz’ǔ, thе Sопgs оf thе Sоиth: Ап Апсiепt Сhiпеsе Апthоlоgу, р.19.。他英译《楚辞》深感“《楚辞》中的早期诗作并不是孤立不可解的文学现象，而是一种杰出、迷人文化的精彩展现”④Ibid.。即使是作为汉学入门教材的《杜诗入阶》（А Littlе Рriтеr оf Ти Fи），也有不少有关接受效果的考虑，其中的译者自道最可佐证。⑤具体分析参看王丽耘：《中英文学交流语境中的汉学家大卫·霍克思研究》，第70—71 页。他英译《红楼梦》，比读所有可能找到的手抄及刻印版本，甚至延伸阅读《红楼梦》研究的大量文献，为的是译出一个逻辑自洽的生动故事，他的翻译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就是对《红楼梦》、对曹雪芹的一种阐释。由于《红楼梦》是一部古典小说的未完稿，更由于企鹅古典丛书自身经典性与可读性结合的特质，霍克思在文本、读者和作者三者间艰难平衡。晚年译作《柳毅与龙公主》（Liи Yi апd thе Drаgоп Рriпсеss），篇幅远长于导论与译文的是附录的第三部分，霍克思向英语读者阐释元杂剧、展示实际看剧体验之意念兹在兹。

六、结 语

综上，霍克思汉学成长历程中承继韦利颇多。二人不仅在汉学交游上交集颇深，私交甚笃，从师生到朋友到“父子”，最终成为韦利遗稿保管人并获赠所有珍贵的工作笔记，二人交游既有物质意义上的书稿传承，也有汉学研究上的学术接钵。并且，二人从汉学根本原则、基本学术路径到汉学翻译基本理念，均存在学术承继关系，恰如刘陶陶所言，霍克思“广博的中国知识、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加之对欧洲文化的熟稔与热爱，颇似韦利，韦利是开路人”⑥Liu, ор.сit., р.28.。

韦利是出现在英国学院式汉学（19 世纪上半叶—20 世纪中叶）向英国专业汉学（“二战”后至今）过渡时期的“绅士—汉学家”（Gеntlеmаn-Sinоlоgist）⑦傅海波（Неrbеrt Frаnkе）著，胡志宏译：《欧洲汉学史简评》（“Zur Gеsсhiсhtе dеr Wеstliсhеn Sinоgiс”），载张西平编《欧美汉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 年，第112 页。傅海波定义其“绅士—汉学家”，即“‘不必为一份工资而工作，或仅在业余时间做汉学研究’的人员”，他认可并归于此列的有获得女王诗歌奖的阿瑟·韦利、第一个把《周礼》译为西方文字的毕欧（Еdоuаrd Вiоt，1803 —1850）及译注两唐书的法国学者戴何都（Rоbеrt dеs Rоtоurs，1891 —1980），也包括很多主要专业不是汉学，但为汉学作出不小贡献的学者如北京钦定的物理学家布雷特奈德（Еmil Вrеtsсhnеidеr M.D.，1833 —1901）、德国驻东京大使冯·居里克（Rоbеrt Н.vаn Gulik，1910 —1967）、英国生化学家李约瑟（Jоsерh Nееdhаm，1900 —1995）等。“有闲人”（Mеn оf Lеisurе）⑧Arthur Wаlеу, “Оur Dеbt tо Chinа,” Тhе Аsiаtiс Rеviеw 127.36 (1940): 554.“有闲人”该语出自韦利发表于1940 年的《我们对中国的情义》（Оиr Dеbt tо Сhiпа），具体文字如下：“我们与中国的关系迎来了一个大转折：之前所有去中国的英国人都抱有政治目的，他们或是传教士或是士兵、海员或商人及官员。但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去中国访问的人群中出现了另一个阶层——有闲人，像诗人、教授或思想家，他们只是急于多了解一些这个世界。……他们到中国的目的并非传教、做生意、做官或打仗，而只是单纯的交友与学习。”，即学界通常指称的“业余汉学爱好者”，他们凭一己兴趣、天赋与早年扎实的欧洲教育功底，跳出学院式汉学束缚，开拓更具个人化与创新性的研究路径与方法，对其时的汉学领域形成不小的冲击，而他们所代表的新鲜血液也加快了英国汉学的更迭与转型。“二战”后，以霍克思为代表的英国第一批专门接受过学院式汉学专业训练的年轻一代逐步成长起来，他们继承韦利等“绅士—汉学家”的衣钵，将英国汉学成功推向专业汉学的发展阶段，促成“科学地重新认识中国的倾向日益增强”。①黄鸣奋：《近四世纪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之流传》，载《学术交流》1995 年第3 期，第128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