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

假如秦始皇能多活10年，秦是否会避免二世而亡的结果？假如霍去病不死于壮年，匈奴是否早被平定？假如诸葛亮长寿，蜀国会不会并吞天下……

类似的“假如”，相信每个人都会提出不少。历史是解释的学问，只能就已发生的事实进行解释，所以历史不可假设。正如黑格尔所说，“可能性是无穷的”，人类无法从“假如”的历史中得到确定的知识，也无法因此达成共识。

然而，人们仍然会关注前面的这些问题，这恰恰说明，疾病也是塑造历史的重要力量之一，只是它经常被忽视。既往的研究者们较关注“规律性”，而疾病作为“偶发因素”，似乎不值一提，这就让历史认知与直接经验分离，使历史成了“深奥”“复杂”的学问。

事实是，在很多情况下，疾病很可能是历史的决定性因素。

历代开国之君，长寿者多，而东汉中后期，乃至元朝中后期，帝王离奇地短寿，都造成了天下板荡。

在现实中，疾病不是“偶发因素”，而是经常性事件。据考证，我国历史上曾出现200多次大瘟疫，秦汉时13次，魏晋时17次，隋唐时17次，两宋32次，元代20次，明朝64次，清朝74次，它们极大地影响了历史进程。

很多作者基于古人平均寿命仅30多岁，便得出古人20岁便开始立遗嘱的观点，这显然是对统计数据的误读。古人平均寿命低，是因1/3的婴儿会在生育时死亡，而勉强渡过难关的婴儿，1/5将死于10岁前。一旦成年，古人的平均寿命并不低，《二十四史》中有传的人物，平均寿命约70岁。有学者据唐代5100个墓志铭中5053个样本，得出唐代成人平均年龄59.3岁；据宋代4783个墓志铭统计，成人平均年龄为61.4岁；据2944个明代墓志铭统计，成人平均年龄为67.6岁。

曾肆虐欧洲的“黑死病”，被认为是因蒙古西征，从亚洲传到了欧洲。西方文献甚至绘声绘色地写道，蒙古大军围困卡法城时，将病死者的尸体用抛石机抛入城中，导致疾病蔓延，在网上，一些写手称“这是人类史上最早的生物战”。但事实上，围攻卡法城与“黑死病”流行，相距20年，不可能是同一场瘟疫。到目前为止，任何有关“黑死病”源于亚洲的说法都是种族歧视的产物，无非是把不可掌控的困境归罪于“他者”。不明所以的网络写手们，反而推涨了这一刻板印象。

今人常抱怨，如今的“怪病”太多，归因于环境污染等。其实古人的“怪病”也很多，关羽、卢照邻、白居易、贺知章、忽必烈等均患痛风，汉武帝、隋炀帝、杜甫、欧阳修等则患糖尿病。苏轼则患有近视眼、左手偏瘫、耳聋、痔疮、肺病、头痛、牙病、疮疖8种疾病。古代医学条件差，大多数疾病得不到及时诊断，且资讯不发达，无法将各自的“疾病恐惧”形成共振。

其实，坊间不仅对历史有误会，对医学常识也有很多误会。

“限酒戒烟”，就是一个流行颇广的误说。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发布的结论，没有一滴酒精是对健康有益的，酒是一级致癌物，与口腔癌、喉癌、食管癌等有密切关联，受基因影响，酒精对中国人的伤害尤其大。

网上有许多“健康指导”类的文章，给读者提出各种饮食建议，整体看，这些建议是正确的，但从基因看，人体至少可分400種以上，基于不同类型的人，应采用不同的健康建议，没有一种建议适合所有人。贸然听信通用型的建议，可能会给身体带来伤害。

比如“面有微毒”，觉得古人对面粉的恐惧纯属庸人自扰，别人请袁枚吃面，他必将面泡入凉水“去毒”后，才肯食用。后来才知道，面粉中含特种蛋白，可致少数人过敏，严重者甚至会导致脸上的肉掉下来，在孙思邈的《千金方》中即有类似记载。只是随着基因淘汰，今人大多无此问题。

我们不仅要从“规律眼”“理性眼”“政治经济学眼”看历史，还要从“疾病眼”看历史，因为疾病一直都在，它随时可能改变历史走向。

也许几年后，人类仍可能遭遇重大疫情，该怎么办？其实历史已用无比丰富的案例，提醒我们该如何应对，唯有以史为鉴，方能打开智慧之门。

（摘自《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