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雨

“科技自立自强”是近来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2023年8月以前的6次政治局集体学习，3次都与此有关。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一次学习会上要求：加快科技自立自强步伐，解决外国“卡脖子”问题。在第二次会上强调：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在第五次会上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支撑。他在武汉考察时强调：把科技的命脉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断提升我国发展独立性自主性安全性。这些都反映了中央对这个问题是超乎寻常的重视。那么，如此高度重视和强调科技自立自强，这和我国面临的国际经济政治大背景是怎样一种关系？如何认识中国与美西方之间在科技领域的差距？中国科技自立自强首先要从哪些方面入手？如何理解健全“新型举国体制”？ 如何看待我国的科技创新体系对于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意义？如何看“科技移民”对中美科技竞争的影响？如何看待“提升科技自立自强能力”和“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之间的关系？针对这些问题，本刊特约记者专访了经济学家、《求是》杂志研究员黄苇町。

《领导文萃》：近年来特别是在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如此异乎寻常地重视科技自立自强能力，其中有怎样一种国际经济政治大背景？请您作解读。

黄苇町：“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提出的，在党二十大报告中作了进一步强调。这个大背景就是2018年开始的中美贸易摩擦，给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带来了冲击，由此警醒了国人。美国宣布的第一批加税商品清单涉及10个领域，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術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甚至可以说，美国政府的做法就是：你要发展什么，我就打压什么。他们感到，中国在科技领域的发展太快了，要打贸易战的话，未来打不如现在打，趁中国还没有发展起来就打，及早封堵住中国的发展之路。而2022年10月拜登政府颁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则公开称中国为“全方位竞争对手”，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既具有重塑国际秩序意图，又具有越来越多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来推进这一目标的竞争对手”，他们强调美国对华政策必须立足于长期竞争，其中创新能力的竞争，被视为决定中美大国竞争结果的最关键要素。美国还利用其信息优势、算力优势和霸权地位，拉拢其伙伴国，从资本、原材料、人才、关键技术、工具等源头入手，对中国实施全方位、系统性、有组织的精准制裁和封锁，力图掐断中国获取创新要素的所有渠道，并已付诸行动。而直接关系到中美在国家安全与战略层面互动的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领域，是他们进行制裁和封锁、要求尽快“脱钩断链”的重点。

2022年10月，美国首先实施了中美建交以来对华最严格的半导体芯片出口管制政策。因为芯片被视为“数字时代的石油”。他们认为，卡住中国获取高端芯片的渠道，就卡住了中国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5G移动通信、物联网等新兴技术领域发展的“脖子”，让中国失去追赶甚至超越美国的能力，从而确保美国在未来科技和经济竞争中的优势。其中，人工智能的军事意义尤为突出。俄乌冲突期间，双方都使用了人工智能武器无人机。乌克兰作为弱势一方，大量使用西方无人机攻击俄军和俄本土军事设施，甚至突袭莫斯科，屡屡奏效。这也使美国军方“脑洞大开”，竟提出一旦台海爆发战事，就利用无人机蜂群对我舰船、炮位和人员进行饱和攻击，既能部分抵消我军兵员装备的主场优势，也能大大减少他们最害怕的人员伤亡。美国智库还将无人机蜂群定性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甚至“准核武器”，视为可以输送给“台独”势力“以武拒统”的利器，美国还宣布已打造由150艘各式舰艇组成的无人舰队。他们认为，随着智能无人系统进入实际应用和实战运用，传统战争形态正在产生颠覆性改变。由于中国已在无人机发展上占据领先地位，美方便把掐断高性能芯片供应作为“釜底抽薪”措施。而在航空航天领域，中美两国均出台了将二者视为统一整体的“空天战略”。空天安全竞争集中于两大方面：一个是以航空发动机、航空电子、导弹与导弹防御、高超音速武器为重点的军用航空竞争；一个是以太空运输和态势感知能力为基础，以反卫星能力为热点的太空安全竞争。2019年中国公司收购濒临破产的乌克兰马达西奇公司，就是为补齐我国在大飞机发动机技术上的短板。而刚上台的泽连斯基政府在美国指使下，将该公司收归国有并无偿转让给美国，在俄乌冲突中又被炸成了一片废墟，我国企业已花费的45亿美元收购资金也被赖账不还。由此可见，尽管当前世界科技强国的竞争是多方面的，但中美之间围绕科技制高点的竞争，已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主战场，成为保持还是打破美国霸权的关键。可以说形势逼人、挑战逼人、使命逼人。我国如果不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就要受制于人甚至被动挨打，这是倒逼我们化压力为动力的国际政治现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必须保持强烈的忧患意识，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这句话是有深刻含义的。

尽管当前世界科技强国的竞争是多方面的，但中美之间围绕科技制高点的竞争，已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主战场，成为保持还是打破美国霸权的关键。可以说形势逼人、挑战逼人、使命逼人。我国如果不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就要受制于人甚至被动挨打，这是倒逼我们化压力为动力的国际政治现实。

《领导文萃》：美国打压我们的资本，就在于它是世界上科技和金融最发达、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有人说，过去几十年一些国家科技发展的主要途径，就是“摸着美国过河”。我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但由于发展起点太低，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现实相比差距还很大，我们应如何认识这种差距？

黄苇町：这也是当前网络讨论的热点问题，现在只要打开手机，每天就能看到大量的相关消息和评论，这是人们“常怀忧国之心、恪尽兴国之责”的忧患意识的体现，是个好现象。现在中美关系已进入长期竞争共存的阶段，而且是以竞争为主，合作为辅。古人讲“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面对强大对手，妄自菲薄不行，妄自尊大也不行，只有客观、充分地认识双方的优劣势和发展长短板，才能采取科学的应对措施。我认为，美西方国家科技创新的一些发展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而在我国的一些发展短板中，也蕴含着实现腾飞的深厚潜力，这可以从六个方面反映出来：

第一，我国已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但还要向前列奋进。什么是创新型国家？就是将科技创新作为基本战略，大幅度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成为具有日益强大竞争优势的国家。21世纪初，世界公认的创新型国家只有美国、日本、芬兰、韩国等20个左右国家。进入新时代以来，我们党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中国在全球的创新指数排名，已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1年的第12位，但还没有完全达标。美国等处于前列的创新型国家，科技进步贡献率一般在70%以上，我国刚超过60%；对外技术依存度前者在30%以下，我国是33%；研发投入强度前者在3以上，我国是2.55。我们还不属于创新型国家“第一方阵”。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宣布我国已“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时，把“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作为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奋斗目标之一。

美国等处于前列的创新型国家，科技进步贡献率一般在70%以上，我国刚超过60%；对外技术依存度前者在30%以下，我国是33%；研发投入强度前者在3以上，我国是2.55。我们还不属于创新型国家“第一方阵”。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宣布我国已“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时，把“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作为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奋斗目标之一。

第二，虽然我国人才队伍庞大，但顶尖人才缺乏。中国的研发人员和潜在研发人员在数量上遥遥领先世界各国，大学毕业生这几年都过千万，高居全球第一，其中理工科本科毕业生占50%，博士毕业生中学理工科的占了80%。即使按美国STEM（即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这四个学科的英文首字母）博士毕业生的分类，我国培养人数也接近美国的两倍。美国理工科人才的培养，数量没有我们多，但具有相当程度的质量优势。美国历史上共有308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占世界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的47.5%，并且对应各个学科。因此美国也是原始创新能力、新兴产业发展能力最强的国家，几乎主导了信息、网络、空间、生物、新能源、纳米材料等新兴技术产业的出现和发展。美国大学占据了空间科学、地球物理等学科发展的全球前列，中国顶尖高校仅达到二、三梯队水准。在工程类学科上中国高校拥有一定优势，不过资金投入远低于美国。不论是科研机构还是企业，都存在高端人才紧缺、复合型人才缺失的问题。

第三，虽然科技专利众多，但成果转化率较低。专利申请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国家的技术产出规模。我国国内发明专利授权量近年来已位居世界首位，国际科技论文数量、高被引论文数量目前位居世界第二。然而，专利数量的过快增长并不意味着整体科研水平的提高。在2016年，就有外国学者研究发现，中国科技专利数量快速扩张的同时，质量却在下降，“注水专利”“垃圾专利”增多。一個直接后果就是科技成果转化率很低。相对于美国高校约为50%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中国的转化率只有6%左右。美国的专利技术领域分布较为全面并且质量较高。中国的专利结构较为单一，核心技术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电子通信领域，但在药品、医学技术、生物技术、发动机、环境技术等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核心技术专利分布中数量仍处于低位。从专利的层次和规模看，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不强，专利“含金量”不高。

第四，我国制造业门类齐全，但先进程度不高。我国由于工业基础深厚、人力资源丰富，是具备所有工业门类、有着完整产业链的唯一国家。联合国工业组织把制造业分为39个大类，190余个中类，525个小类，在我国可以说一应俱全。中国的制造业产值超过其他亚洲国家的总和，是日本的4倍，印度的10倍。但也必须看到，我国的制造业大而不强，总体上仍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在技术创新能力、资源利用效率、产业结构水平、信息化程度、企业国际竞争力等方面差距明显。而处于美西方阵营的日本制造业，虽然从总量数据看表现不突出，但由于注重长期传承和持续创新，因而在先进制造业领域的实力很强，日本入围全球百强制造业企业超过40家，在产业上游的原料和设备领域，无论是专利的质量还是数量都非常突出。而说起德国制造，人们往往会想到西门子、奔驰、宝马、拜耳、汉高、阿迪达斯等德国品牌，德国制造是享誉全球的高品质产品的代名词。如今，在这个只有 8000万人口的国家，竟有2300 多个世界名牌。

2022年1月，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发布《技术领域的中美战略竞争：分析与展望》报告提出，对标美国，中国在科技上形成了多数领域“跟跑”，少数领域“并跑”，极少数领域“领跑”的基本态势。因此，尽管中美在整体科技力量对比走向上差距不断缩小，但美国仍保持着全局性和关键性优势，这是我们需要清醒认识到的。

第五，我国劳动者众多，但劳动生产率提高较慢。“劳动力成本低”一直是我国吸引外资的重要优势。但由于我国制造业利用先进技术的水平不高，产品研发和技术创新能力较弱，导致我国制造业利润率和劳动生产率都比较低。2018年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28974.93美元/人，仅为美国19.3%、日本30.2%和德国27.8%。随着劳动力供应紧缺导致的工资水平加快上升，我国制造业相对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差距正日渐缩小，而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国家接受产业转移的竞争力在增强。

第六，我国拥有全球最长的产业链、供应链，但一些核心技术还受制于人。这突出表现在一些具有高科技含量的重要原材料、关键零部件、工业软件、精密仪器、数控机床、医疗设备的供应和制造方面还存在明显短板。尽管中国在一些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革命性突破，在多项细分技术领域发展迅猛，在部分细分领域取得领先优势，但在另一些细分领域的劣势仍十分明显，存在科技空白和“卡脖子”现象。相对而言，美国领先的领域则比较全面，技术积淀深厚。2022年1月，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发布《技术领域的中美战略竞争：分析与展望》报告提出，对标美国，中国在科技上形成了多数领域“跟跑”，少数领域“并跑”，极少数领域“领跑”的基本态势。因此，尽管中美在整体科技力量对比走向上差距不断缩小，但美国仍保持着全局性和关键性优势，这是我们需要清醒认识到的。

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看，我国在这六个方面的差距和短板，也蕴含着巨大的赶超潜力：我们已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有全世界最多的科技人才和潜在人才，有世界最多的科技专利，是全球具备所有工业门类的唯一国家，拥有劳动者众多的人口红利，拥有全球最长的产业链、供应链，这六个方面是任何其他国家都不具备的，这是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的最坚实、最深厚的基础。找到差距和问题在哪里，解决问题也就不远了。有这样的基础条件，加上正确的政策导向，我们完全有信心化压力为动力，使中国早日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

《领导文萃》：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对此，您如何理解这一概念的内涵？

黄苇町：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条件下实行的举国体制，是人员统一调配，经费、设备无偿调拨，有關单位无偿协作，有关技术无偿使用，主要通过行政配置资源达到“攻关”目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 “两弹一星”胜利攻关，就是举国体制的成果。而党的二十大提出的新型举国体制，则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契合，在发挥党和政府领导作用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让参与创新的企业获得和投入的生产要素相称的回报，让参与创新的个人获得与其贡献相称的收益。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护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增加社会投入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当然，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不是搞无序的市场竞争。现在芯片是我国最大的短板，国家和地方政府都高度重视高档芯片研发，给予很多政策性补贴和投资，很多企业也纷纷上马芯片项目。而真正取得有限进展的，还是少数几个生产芯片的国内领军企业，其他投入大都成为对社会财富的虚耗。2022年我国就吊销了5700多家芯片企业，但至今国内与芯片有关的企业还有17000多家。这种芯片研发遍地开花、重复建设是不符合科技发展规律的，因为芯片行业是高度科技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行业。新型举国体制在芯片研发上的体现，既要通过市场配置资源来充分发挥我国制造业具备的世界最全产业链和供应链优势，以国内大循环为主构建我国芯片产业，更要通过国家统筹安排、依托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中芯国际、华为等领军企业，集中专门人才、专门设备分工协作，才能取得重大突破。

习近平总书记说：科技攻关要坚持问题导向，奔着最紧急、最紧迫的问题去。要增强企业创新动力，正向激励企业创新，反向倒逼企业创新。加快构建龙头企业牵头、高校院所支撑、各创新主体相互协同的创新联合体，发展高效强大的共性技术供给体系，提高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成效，这也是新型举国体制的重要内容。

《领导文萃》：如何看待我国的科技创新体系？这套创新体系对于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意义如何体现？

黄苇町：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科技整体水平大幅提升，同时也存在原始创新能力不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不高、科技创新资源整合还不够、科技创新力量布局和科技人才队伍结构有待优化、科技投入产出效益较低等问题，需要下大气力解决。要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在创新主体、创新基础、创新资源、创新环境等方面持续用力，激发各类主体的创新激情和活力。这就要努力消除科研领域长期以来存在的种种积弊。例如前不久曝光的南方两所高校，一个2022年报了100多个科研项目，获得1.3亿元科研经费，但只有一两个项目能拿出点实际成果。另一个报了80多个项目，获得1.1亿元科研经费，竟然一项成果也没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把科技创新比作我国发展的新引擎，那么改革就是点燃这个新引擎必不可少的点火系。”十年来，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实质性突破。特别是近年来，我国积极构建科技大监督格局，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生态，科研作风学风持续向好态势基本形成。未来还要坚持正面引导与监督约束并重，加强对科研经费使用的审计，加强科研诚信和伦理建设，久久为功、常抓不懈。

还有研究表明，自然科学家发明创造的最佳年龄段是25岁到45岁。打造出了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的团队平均年龄只有36岁。要改革重大科技项目立项和组织管理方式，实行“揭榜挂帅”“赛马”等制度。要研究真问题，形成真榜、实榜。要真研究问题，让那些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科技领军人才挂帅出征，推行技术总师负责制、经费包干制、信用承诺制，做到不论资历、不设门槛，让有真才实学的科技人员英雄有用武之地。

习近平总书记还特别指出：“科技创新离不开科技人员持久的时间投入。为了保证科研人员的时间，1961年中央就曾提出‘保证科技人员每周有五天时间搞科研工作，因为保障时间就是保护创新能力！”这也正是我国的“两弹一星”科研开始从起步走向起飞的时间。当前国际前沿科技竞争十分激烈，“一步慢、步步慢”。如果对方的科研团队，在重奖之下可以夜以继日地拼命搞研发，我国同样的课题研发团队，却要把大量时间耗费在与研发无关的会议、活动或其他工作安排上，双方差距不仅不会缩小，还会拉大。同样，两个为攻克同一科技难题而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不同国家和企业的研发团队，早一步成功的就拥有发明专利，晚了一步，甚至只差半步的，就要向人家付专利使用费。竞争的残酷性就在于此。

《领导文萃》：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这就是科技移民，您如何看待“科技移民”对中美科技竞争的影响？

黄苇町：科技人才是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主体。当今世界，谁拥有了一流创新人才、拥有了一流科学家，谁就能在科技创新中占据优势。有人说，中美科技竞争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我国主要在14亿人口中选拔科技人才，美国却是在全世界70多亿人中选拔人才，包括用优渥的生活待遇和科研条件吸引我国留学生人才成为“科技移民”。例如中国是人工智能领域的本科储备人才的主要来源地，但并不是最受欢迎的就业地。中国的顶尖人工智能人才中，有34%在国内就业，约56%在美国就业。去美国学习人工智能专业的中国人中，有88%毕业后在美国就业，只有10%回国就业。有些中国网民一概地斥之为“不爱国”“追求西方富裕生活”等，这样“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是失之偏颇的。他们中绝大多数人还是为了利用更好的学习和科研条件，来实现人生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表现出大国领导人的博大胸怀。他说，“人类历史上，科技和人才总是向发展势头好、文明程度高、创新最活跃的地方集聚”，要“着力形成人才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发起国际大科学计划，为人才提供国际一流的创新平台，加快形成战略支点和雁阵格局，引进顶尖学者、外籍专家、华裔、留学生以及港澳台人才”。

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孙中山先生说过， 做人最大的事情，就是要知道怎么樣爱国。一个人不爱祖国，甚至为追逐个人利益欺骗祖国、背叛祖国，那在自己的国家、在世界上都是很丢脸的，也是没有立足之地的。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据说，杨振宁和邓稼先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系的同学。后来杨振宁获得了诺贝尔奖，而邓稼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就回了国，隐姓埋名地研究原子弹和氢弹，并创造了让世界震惊的成就。原子弹、氢弹爆炸成功后，1971年杨振宁曾试探性地写了封信问邓稼先：“听说中国的核武器是外国专家帮助研制的？”邓稼先拿着这封信请示周恩来总理。周总理让邓稼先回信告诉杨振宁：“无论是原子弹还是氢弹，都是中国人自己研制的。”据说，杨振宁看信后流泪了，邓稼先和国内的同行们，是依靠集体的力量，把一个民族给托起来了。杨振宁也有很强的爱国情结，所以晚年会选择落叶归根，如今102岁高龄，仍然在为我国科技发展献计献策。反之，如果一个人“长着中国脸，不是中国心，没有中国情，缺少中国味”，即使看起来学有所成，也是走不远的。

《领导文萃》：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时，为什么把“提升科技自立自强能力”和“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并列谈？

黄苇町：我们要把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有效保障国家在重要领域的安全自主可控，但不是关起门来搞研发，一定要坚持开放创新。因为在全球化时代，创新要素本身就具有开放性、流动性特点，尽管西方政客一味鼓吹与中国“脱钩断链”，但在他们本国就被打脸。我国商务部8月1日发布的数据就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7233.1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17.4%，而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33.6%。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31.1%，高技术服务业增长34.4%。很有意思的是，在叫嚣“脱钩断链”最凶的国家中，韩国、美国、德国今年上半年实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37.2%、26.1%和13.9%。我们知道，投资考虑的是中长期因素。无论是持续增资，还是全新布局，大量外资坚定地选择中国的背后，透露出的是对一个经济体增长潜力的持久信心。而且，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信息化、网络化迅速发展，特别在高水平基础研究领域，以及应对人类共同挑战和前沿科学重大问题方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国际合作和开放共享。习近平总书记公开宣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成为独立的创新中心或独享创新成果”，“科技成果应该造福全人类，而不应该成为限制、遏制其他国家发展的手段”。正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这种博大胸怀，我国始终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科技创新，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贡献。现在我国已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在应对气候变化、保障粮食安全、守护人类生命健康等方面，签订了近120个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这些联合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我们的道路正越走越宽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