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邓彤博、王阳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广州 511300

引言：

城镇化过程产生了大量的流动人口，据《2017 年流动人口分析报告》显示，从年龄结构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占比64.7%；从流动模式来看，在流入地超过一半家庭有3 人以上同住，平均家庭规模为2.61 人；无论是流动范围还是流动时间，省内流动均略高于省外流动人数，流动人口在现居地平均居留时间超过4 年，且超过半数家庭在现居地有长期生活的打算。由此可见，农民工群体迁移规律是：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主力军，跨区域、家庭化迁移趋势增强，且大多具有定居意向。2010 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社会和学者开始聚焦和研究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家庭即使举家迁移到城市也不代表迁移过程的结束，因为受住房供给和自身需求能力的约束，即使他们对留居城市有较大意向，但相比于城市居民在住房获得、居住质量和居住条件方面的情况仍较差。因此，只有农民工家庭实现自有住房居住，才算具有城镇化意义的农民工迁移。当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的第一阶段城镇化已基本实现[1]，接下来第二阶段跨区域、家庭式迁移农民工的住房差异亟待验证。2014 年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指出，要加快转变农民工群体为新型产业工人和城镇新市民的步伐，促进农民工社会融合。已有研究表明，住房的可获得性和居住情况直接关系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是衡量社会分隔和融入的关键指标[2]，稳定、可承担且环境良好的住房可以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帮助他们建立文化认同，促进社会融入[3]。

在当地拥有自己的住房是社会融合过程中必要的一步，对于流动人口居住选择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丰硕，总体划分为制度因素和非制度因素。制度性和结构性的因素造成农民工和本地居民的住房机会有所区分，农民工住房市场在各国普遍遭遇政策歧视（户籍分割住房市场，歧视性住房贷款市场）[4]，倾向户籍地居民的政策会造成农民工难以“赶上当地人”的住房拥有率，此外，社会保障尤其是住房公积金这一可以降低城乡壁垒促进购房的保障措施是否覆盖到外出工作的农民工也是对比城市家庭重要的考量因素[5-6]。非制度性因素主要指经济特征和人口特征因素。新迁移经济学理论认为，个体的研究决策是为了实现家庭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7-9]，中国农村由于家庭收入不稳定，会鼓励成员外出工作，使家庭收入多元化规避收入风险。因此，迁移到城市的高工资对农民工的吸引力不仅在于流动人口预期收入的提高，还成为移民家庭资本增加的重要途径，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劳动力市场职业生涯的发展也预示着从租赁到购房市场的住房改变的可能性[10]。个体特征方面，个体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以及婚姻状况、子女数量同样影响农民工居留意愿和住房选择[11-12]。

从社会人口角度对家庭化迁居的特征关注度不足。学者们从社会学角度出发，认为在城市定居或返乡与文化差异以及对原籍地的持续依恋有关，强调心理感受，是一个“动态的社会过程”[13]。这种依恋包括在城市或家乡需要照料的孩子、父母，与周边朋友频繁互动以及良好的社会关系网络。对城市的依赖会降低返乡的可能，促进在当地购房定居；反过来对于家乡的依恋会鼓励返乡，降低永久定居的倾向[14]。由此推出，城市的家庭人口规模会影响到农民工留居和购房意愿，那么举家迁移的家庭是否在当地购房概率要高于非举家迁移的家庭呢？根据农民工在流入地的融入程度，学术界对于农民工在流入地的居住轨迹有两种观点：“同化理论”[15]和“分层理论”用来解释农民工身份和与两地联系度对农民工住房决策的影响。同化背后的驱动力是文化适应和社会经济流动性[16]，农民工寻求的是更好的学校、更高的声望和更完善的社区。新生代农民工与当地居民由于偏好和经济社会特征不同，在初期居住条件会有所差异，定居在住房市场最不受欢迎的地方且以租赁为主。同化理论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民工在社会文化方面逐渐适应且经济地位得到改善，他们的住房模式逐渐与当地人靠拢，如与当地居民在同一小区购买房屋，甚至有些移民群体房屋所有权率超越了本地居民[10,17]。由此可见，居住时间是决定房屋所有权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同化理论帮助农民工与当地人减少了住房模式的差异，但地方分层理论扩大了双方的差距。对某些移民群体来说，同化可能很容易，但对于距离当地较远的群体，如跨省流动相比于省内流动将更难融入当地社会[18]。迁移的起点和终点距离越大，农民工可以获取的信息就越少（如当地语言、子女教育、工作信息等）。

1.农民工的家庭化迁移

本文采用2016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2016 年的调查总样本量为16.9 万人，涉及家庭成员45 万人，本文关注的重点是新生代农民工住房问题，故剔除了流动人口中非农户籍和老生代农民工样本，样本数为76396 户家庭。

1.1 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规模

据2010 年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显示，家庭平均规模为3.1 人，图1 来自“2016 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新生代农民工总体家庭规模中，3 人户家庭占比最高为41.05%，符合家庭平均规模。在流入地的农民工家庭规模中，有30%的家庭为3 人户家庭，占比最大，其次为1 人户家庭和2 人户家庭，分别为18.2%和19.07%。流入地的4 人户家庭占所有家庭比例的17.25%，其余为少量5 人户及以上规模的家庭。

图1 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规模（%）

1.2 新生代农民工迁移居住模式

由于标准核心家庭为流动家庭的主要结构，本文在考察农民工流动模式中，将家庭结构划分为两大类型，核心家庭和非核心家庭，核心家庭进一步细分为夫妇核心家庭、标准核心家庭和缺损核心家庭。

家庭迁移模式中，约27.5%的受访家庭为非家庭式流动（即独自一人流动）；12.05%属于半家庭式流动（即受访者与部分家庭成员一同流动）；剩余60.46%的为举家迁移（即受访者与所有家庭成员一同居住在流入地），完整家庭式流动的家庭迁移模式是当下人口流动的新趋势。就家庭结构和家庭迁移模式的关系来看，在几类核心家庭中，举家迁移均占比最高，夫妇核心家庭为82.05%，标准核心为70.74%，缺损核心家庭为55.87%，而非核心家庭中，非家庭式流动模式占了一半以上。

表1 新生代农民工迁移模式与家庭结构的交叉分析

1.3 新老生代农民工住房自有率

由于户籍制度和政策导向原因，农民工群体很难在城市获得政策性住房，少数农民工选择购买商品住房，农民工群体以租赁住房为主，自有住房率很低。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城市居住人口的住房自有率为69.78%，而2016 流动人口监测数据反应的农民工群体在城市购房和自建房的比例为17.05%，农民工住房获取甚至未达到总体城市居住人口的四分之一。

新生代农民工和老生带农民工群体均以租赁住房为主，住房自有率较低。图2 可见，但两大群体的差异性在于，老生代农民工比新生代群体具有较高的住房自有率。老生代农民工的住房自有率为19.35%，比新生代农民工住房自有率高6.51 个百分点，且住房自有率的趋势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上升，三十而立，在36 岁到达高峰值，小幅下降后继续呈上涨趋势。新生代住房自有率明显低于老生代的原因可能在于，第一，年龄较大的老生代农民工较新生代农民工拥有更多的经济积累，提升了购房能力；第二，老生代农民工比新生代农民工在流入地居留时间更长，老生代农民工平均在流入地居留时间为7.53 年，比新生代农民工多3.34 年，对流入地认可度更高，因而更可能选择定居流入地，购买当地住房。

图2 各年龄别流动人口住房自有率

2.结论和讨论

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工的家庭化迁移是发展趋势，新生代农民工正逐渐成为流动人口的主力军，这一群体区别于老生代农民工，留居城市意愿更强，因而新生年代农民工的住房问题日益成为城市融入的关键指标。以往研究对于家庭迁移模式与新生代农民工住房获取的探讨不够全面，本文旨在推动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民工社会融入，利用2016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围绕举家迁移和新生代农民工两大热点问题。

总体而言，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当下的住房条件较差，流动人口与当地居民的融入水平亟待提高，李克强总理在2019 年两会报道中提出“要努力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而住房问题是关键所在。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助力新生代家庭迁移式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第一，继续完善流动人口住房保障体系，放宽住房政策的户籍约束，根据在流入地的工作年限、家庭迁移情况、居留意愿等方面逐步将农民工流动人口纳入住房保障体系，增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留居的获得感和安全感。第二，根据流动人口家庭的生命周期制定切实可行的住房支持政策。鼓励企业为单身的青年农民工群体提供宿舍；对于无子女的夫妻核心家庭，可提供“廉租房”、“公租房”等政策性住房；对于核心家庭以及有子女的非核心家庭这类需要购房的流动群体，规范相应的房屋租赁市场和商品房购买市场，提高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幸福感。农民工的流动时间、家庭迁移模式，以及迁移距离的不确定性使得农民工住房解决仍需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需要针对农民工家庭迁移模式的特点和对于住房获取的影响，有针对性的设计适应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政策措施，以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保障农民工群体的居住需求，提高城镇化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