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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20世纪上半叶“红色”意蕴的政治转化

2023-12-13苏全有郭德荣

安徽史学 2023年5期
关键词:赤色共产党革命

苏全有 郭德荣

(1.河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2.河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有关“颜色”的词汇史是学术界新的关注所在,比如黄兴涛等曾对“黄色”一词做过专题研究。(1)黄兴涛、陈鹏:《近代中国“黄色”词义变异考析》,《历史研究》2010年第6期,第83—98页。不过总体看来,相关研究显得很不够,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有待强化。以“红色”一词为例,目前学界的相关研究主要围绕“红色旅游”(2)尹晓颖、朱竑、甘萌雨:《红色旅游产品特点和发展模式研究》,《人文地理》2005年第2期,第34—37、76页。“红色文化”(3)李水弟、傅小清:《红色文化之源: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求实》2008年第5期,第15—17页。“红色精神”(4)陈新、曾耀荣:《试论红色精神与党的思想建设之关系》,《江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第66—71页。“红色历史”(5)石仲泉:《全方位展现红色苏区历史的创新之作——评〈中国苏区史〉》,《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3期,第123—125页。等展开,却对“红色”一词本身的政治意蕴转化,往往一带而过,缺乏专题探究。此外还有一些科普读物提到“红色象征革命和胜利”(6)印度XACT出版集团原著、王琼编译:《小时候我想知道的:国旗·货币》,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1年版,第10—11页。,工具书对“红色”的词义进行了界定(7)许钟宁:《语用修辞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23—126页。,甚至有小学生作文(8)邵文琪:《找寻红色的寓意》,《南京日报》2019年2月19日,第A11版。也触及到了这个问题。与学界蜻蜓点水式的“点到为止”形成截然反差的是,“红色”一词本身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3月4日讲话中所强调的那样:“共和国是红色的,不能淡化这个颜色。”(9)《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摘编》,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7页。有鉴于此,本文拟对20世纪上半叶“红色”一词的政治意蕴转化展开分析,以推动相关研究走向深入。

一、“红色”一词中“革命”含义的国外传入

传统意义上的“红色”表示颜色类别,并含有“尊贵”“警示”的意思,这是常识。之后“红色”一词受国外影响开始蕴含“革命”含义,则与当时世界革命风潮不无关系。随着一战的爆发,世界上各地的社会革命如火如荼,包括欧洲地区、亚洲地区、美洲地区,这些亚欧国家都发生了革命运动。世界革命的铺天盖地,是“红色”一词开始蕴含“革命”意蕴的基础。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至20世纪20年代初,“红色”一词(更多的代之以“赤色”或“赤化”)的含义出现了微妙变化,即开始蕴含有“革命”的含义。这一政治意蕴的重大转换,包括俄国在内的国外传入至为关键。至于其传播渠道,主要体现为对俄国等欧洲国家及日本、美国等国革命运动的报道。

(一)俄国方面

“红色”一词蕴含有“革命”含义,与俄国的影响密切相关。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民从俄国十月革命中看到了希望。而“赤之名起于苏俄十月革命,以赤色为旗帜”(10)独秀:《反赤运动与中国民族运动》,《向导》1926年第146期,第1346页。,如此“红色”一词的政治化引申,自然而然地影响到了中国。正如时人所道,“及欧战停后,久被压迫的劳工运动,社会革命思潮,势如排山倒海,全球沸腾。俄国赤色革命,因地理紧接的关系,便也震动了卧榻之侧,鼾睡不醒的中国,社会主义名词的传播,社会问题解决的要求,一时也便不胫而走,不翼而飞的遍叩鼾睡者之门,而告以如何如何。”(11)大任:《十一年的国庆与十一年来山西政治之全盘的观察》,《申报》1922年10月15日,第19版。当时还有报道指出了中国“工潮中所含之赤色素”,文章道,“工人所揭櫫,竟为实行改造邦国计划,党中势力最大者,有俄罗斯研究社,且于俄国革命纪念日,公然有工人在教育会场,向赤色旗致敬礼”。(12)觉:《工潮中所含之赤色素》,《益世报(天津版)》1922年12月8日,第6版。我国“红色”一词蕴含“革命”含义与俄国十月革命影响的关系于此可知。

俄国对我国的影响,可从国内当时有关报刊上刊载的文章中体现出来。1917年《申报》报道了俄国革命在中国的影响。3月28日俄国“举行全国庆贺大会”,当天哈尔滨“租界内各国商人,均停止营业一日,悬旗祝贺,俄商号门首皆悬大小国旗与革命旗(纯系红色),数十幅或数百幅者”。(13)《哈尔滨之俄事消息》,《申报》1917年4月5日,第6版。文中提到,“革命旗”是红色。1918年,李大钊发表《Bolshevism的胜利》,文章大声疾呼:“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4)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新青年》第5卷第5号,第442—448页。这一影响巨大的著名预言,将“赤旗”与俄国革命紧密联系在了一起。1920年,《时报》报道了俄国之“赤色列车”“宣传劳农主义”(15)《俄国之赤色列车》,《时报》1920年8月27日,第11版。另见《铁路协会会报》1920年第96期,第81页。,《民国日报》等报道了海参崴的“赤色政治”(16)《海参崴之赤色化》,《民国日报》1920年3月9日,第7版;《海参崴实行赤色政治》,《民国日报》1920年3月21日,第6版。,《盛京时报》则连载《赤色俄国一周年记》,对俄国革命做了全面报道。(17)《赤色俄国一周年记》,《盛京时报》1920年10月14日,第1版;1920年10月15日,第1版。1921年,《晨报》报道了莫斯科的劳动大学,强调该校是“纯为制造真红学者之学校”。(18)《莫斯科劳动大学之内容》,《晨报》1920年9月19日,第6版。“真红”就是真革命。1923年,《申报》载文提及“俄国国旗,旧用双鹫形,现改用红色旗,为波尔希维克党红色革命之标识”。(19)耿光:《欧洲新兴国之国旗》,《申报》1923年10月22日,第11版。红色旗是红色革命的标识。1924年,《东方杂志》又介绍了苏俄国旗,“上海俄领属之升旗礼:苏俄国旗飘扬沪渎以此为第一次,旗为红色”。(20)《苏俄国旗飘扬沪渎以此为第一次》,《东方杂志》1924年第21卷第19期,第1页。“红色”国旗寓有“革命”含义。

一些人还用诗歌形式对“红色”的革命意义进行了表达。1920年上海《星期评论》刊登《红色的新年》,这首诗歌一共有七节,最后两节与“红色”直接相联系,诗中写道:“黑暗里突然的透出一线儿红。这是什么?原来是北极下来的新潮,从近东卷到远东。那潮头上拥著无数的锤儿锄儿,直要锤匀了锄光了世间的不平不公!呀!映着初升的旭日光儿,一霎时遍地都红!”“现在是什么时代?一九一九年末日二十四时完结了,你瞧!这红色的年儿新换,世界新开!”(21)《红色的新年》,《星期评论》1920年第31期,第A1页。这首诗赋予了“十月革命”以“红色”的含义。1921年,《东方杂志》刊载《新思想与新文艺:俄国的自由诗》,也介绍了俄国的“红色诗歌”。(22)化鲁:《新思想与新文艺:俄国的自由诗》,《东方杂志》1921年第18卷第11期,第67—68页。还有一些诗歌的解释性评论,说的更为明确。1921年,《小说月报》载《赤色的诗歌(第三国际党的颂歌)》,诗后说:该诗“可称为赤化的革命的声音。不惟可以藉此见苏维埃的革命的精神,并且也可以窥见赤色的文学的一斑”。(23)C.Z.、C.T.译:《赤色的诗歌(第三国际党的颂歌)》,《小说月报》1921年第12卷号外 ,第235—236页。其“赤色”里面的“革命”含义已十分明显。

由此可见,我国报刊上有关俄国的文章已赋予“红色”以“革命”的含义。

(二)意大利、土耳其等其他欧洲国家及日本、美国方面

1.意大利、土耳其等其他欧洲国家

我国报刊在报道意大利、土耳其等欧洲其他国家时,也赋予“红色”一词以“革命”含义。

有关意大利红色革命的报道。1920年,《新中国》载文《意大利赤化与非麦独立》中提到:“意大利北部米兰五金工人占据工厂,禁锢厂主,又复树立红旗,收集军械,布置防务,俨然欲与政府为敌”,以图“根本打破旧时之资本专制主义”。“首相乔里蒂Giolitti已投降于革命之工人。拟强迫资本家承认此种模仿初期布尔塞维克之工厂苏维埃制。”(24)张煊:《意大利赤化与非麦独立》,《新中国》1920年第2卷第8期,“国外大事记”,第7—8页。该文提及意大利工人高举“红旗”与政府为敌,“意大利赤化”运动的发起者为“革命之工人”,这凸显了“赤化”里的“革命”意味。1921年,《人声杂志》载文《意大利之赤色运动》:“意大利农民,近又纷纷起事,民主党与社会党之冲突,已遍布全国。”(25)《意大利之赤色运动》,《人声杂志》1921年第2期,第16页。“赤色运动”指的是“农民起事”“民主党与社会党之冲突”,其“革命”含义很明显。同年,《共产党》载《意大利业已赤化之表征》一文,将米兰议会“高唱革命歌”及“又表示欢迎列宁及劳农俄罗斯之至意,并力促其政府速与俄国通商”(26)江春:《意大利业已赤化之表征》,《共产党》1921年第3期,第39页。理解为意大利赤化的表征,“赤色”里的“革命”意味鲜明。

有关土耳其红色革命的报道。1920年,《共产党》载《赤色土耳其之分区大会》称:“赤色土耳其之分区大会已在顿河流域若托夫地方(Rootoff)开会,该会致电庆祝南方前敌军队并举列宁,托落次基,金诺威夫(Zinroviff),师大林(Stalin),诸人为名誉会长云。”(27)《赤色土耳其之分区大会》,《共产党》1920年第2期,第50页。同年底,《益世报》也有转载。(28)《赤色土耳其之分区大会》,《益世报(天津版)》1920年12月5日,第2版。该文将土耳其贴上赤色的标签,是因为该国会议推举列宁、斯大林等为名誉会长,于此可见“赤色”与“革命”的关联。

除此之外,其他欧洲国家的革命也与红色联系起来。比如法国,早在1789年巴黎革命者攻陷国会大厦并在其上空插上第一面红旗,红色便与“革命”联系起来。(29)邵明娟:《俄汉颜色词语言世界图景研究》,哈尔滨工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25页。再如德国,该国的“妇女红色联合会”也引起了我国舆论界的关注。(30)阿为纳:《德国妇女红色联合会》,《中国青年》1927年第6卷第23期,第607—612页。有关北欧的瑞典和挪威等国的“赤色化”报道(31)《北欧工党之赤色化 瑞典瑙威加入莫斯科万国职工大会》,《民国日报》1921年3月29日,第2版。,也不胜枚举。

2.日本与美国

欧洲之外,对日本与美国的相关报道,亦影响了“红色”一词中“革命”含义的形成。

有关日本红色革命的报道。1920年,《民国日报》载文提到日本军队内部“新思潮滔滔涌来,严立于兵营的大铁棚,渐被他的威力涌破。士官学校的教官中,常出非常猛烈的平等论。士官大学学生,亦多染纯然的赤色化。少壮派将校,多喜私读禁书,以慰其不平不满之郁闷。”(32)晋青:《日本军队渐染赤色化》,《民国日报》1920年9月14日,第4版。日本把“赤色化”隐喻为新思潮,“赤色”中的“革命”意味很明显。1921年,《黄报》介绍了日本的“红色革命”。“日本近日因受社会主义影响,国内青年及劳工团体纷起红色革命,政府虽尽力防范,其势并未稍衰,且蔓延于僻处田野之农人。”(33)《日本绿色运动之发现 继红色革命而起 乃农人开会讨论》,《黄报》1921年12月15日,第3版。“红色革命”是受了社会主义影响。1922年,《时报》载《日本驱逐赤化宣传之俄人》言:“侨居兵库县鱼崎町之俄人伊温哥于洛夫,以有赤化宣传之情由,已于昨日受退去命令。”(34)《日本驱逐赤化宣传之俄人》,《时报》1922年7月24日,第2版。日本驱逐俄人以防止赤化。有关日本赤化的报道很多,这对我国“红色”一词中“革命”含义的形成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有关美国红色革命的报道。1921年,《共产党》载文提到:“美国I.W.W.的一个指导者赫维特氏”说:“我是希望美国I.W.W.一致投票赞成或加入国际赤色劳动组合协会的。我只是因为亲眼看见国际赤色劳动组合协会的理想实现才活着的。这就是我全部的希望。这就是I.W.W.的理想。”文章最后说,“他完全承认要组织纯粹革命团体,作为革命的急先锋。这是表明一般美国产业组合主义者,已经渐次承认共产主义更广泛的政治哲学的倾向了。”(35)《美国I.W.W.与国际赤色劳动组合协会》,《共产党》1921年第6期,第56页。作为一个美国机构的指导者,赫维特氏相信赤色劳动组合协会是活着的,并且“要组织纯粹革命团体”,其中所蕴含着的是“赤色劳动组合协会”与革命的关联。同年,《民国日报》载文《芝加哥社会党之赤化》写道:“此间社会党开会并列队游行,表示拥护苏维埃俄罗斯,但皆严守秩序,警察禁止党人暴露红旗,故无红旗发现。”(36)《芝加哥社会党之赤化》,《民国日报》1921年5月6日,第3版。拥护苏维埃俄罗斯就是赤化。有关美国“赤化”的报道,在1920年代初时有出现。(37)《美国防止赤化方法》,《民国日报》1921年1月4日,第2版;《共产党人希图赤化美国海军》,《益世报(天津版)》1922年5月18日,第6版。

此外,还有一些国家的革命活动也对中国“红色”一词的“革命”意蕴转化产生了影响。如戴季陶1919年提到“弥漫全世界的‘赤色化’”,就涉及俄国、英国、美国、奥地利、意大利5国。(38)季陶:《意大利的“赤色化”与其反动》,《星期评论》1919年第28期,第1—3页。同年李大钊发表随感《赤色的世界》写道:“今天一个消息,说某处创了一个劳农共和国。明天一个消息,说某国立了一个共产党的政府。他们的旗,都是‘赤旗’,他们的兵,都是‘赤军’。这种的革命,人都叫作‘赤革命’。这样演下去,恐怕世界都要变成赤色。”(39)守常:《赤色的世界》,《每周评论》1919年第29期,第4页。李大钊所说的“赤革命”,强调的是广泛性。此外还有外蒙古(40)《外蒙之两大政党 一赤色派一贵族党》,《大公报(天津版)》1921年10月15日,第3版。、墨西哥(41)《墨国严禁赤化》,《盛京时报》1922年7月28日,第2版。的“赤色”报道。世界各地的“赤革命”,成就的是赤色世界,成就的是中国“红色”一词的“革命”转向。

综上可知,“红色”一词尽管很多是以“赤色”或“赤化”之类的词语出现,然其本身蕴含、产生“革命”含义则是不争事实。如全国教联会代表“江西程其保演说,谓一入湘境,见土地尽呈赤色,即足见湘人之革命精神。”(42)《十八日代表游山参观详纪》,《申报》1925年10月24日,第7版。由此可知“红色”与“革命”的关联。这是因为有关俄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红色革命的报道影响很大,以及有关日本、美国等红色革命的报道,合力构成了“革命”含义的产生。

二、防范“赤化”“红色恐怖”与“革命”含义之发酵

防范“赤化”是国民党与北洋军阀等反动势力防范共产党的影响,“红色恐怖”(亦称“赤色恐怖”)是国民党与北洋军阀等反动势力对共产党所领导的暴动的污称。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国共两党关系趋于破裂,随着北洋军阀濒临灭亡时的狗急跳墙,“赤化”与“红色恐怖”这两个词成了热词,这直接导致“红色”一词中所生成的“革命”含义,在国外报道的基础之上加速发酵。

(一)防范“赤化”与防范“红色恐怖”

“红色”一词中“革命”寓意的张扬,与20世纪20年代中叶之后国民党与北洋军阀等反动势力防范“赤化”与防范“红色恐怖”有关。

防范“赤化”方面,20年代初舆论界即已关注(43)硁:《因蒙事联想赤化之可危敬告国人》,《大公报(天津版)》1922年9月14—18日,第2版;19日,第3版。,政界亦有训令颁布(44)《严防共产党之两训令 一防工党煽惑工潮 一防学生宣传赤化》,《民声》1924年5月26日,第2版。,地方上也设有监察所(45)《中俄铁路运输之限制》,《申报》1920年12月25日,第6版。等机构,不过这多与北洋政府有关,且非舆论主流。然而1925年孙中山逝世之后,国共关系逐渐由合作而对立,连孙中山逝世后俄国人、中国共产党强调的“孙中山与俄人,有如何如何关系”,都被认为是“孙中山死后之面目”“被共产党涂成红色矣”。(46)《孙中山死后之面目 被共产党涂成红色矣》,《世界日报》1925年3月21日,第2版。因此,防范“赤化”成为国民党的重要指向,西山会议派、孙文主义学会等纷纷登场,国共合作一变而为国民党防范“赤化”。(47)石嘉:《日本馆藏档案所见大革命时期的国共关系》,《近代中国》第30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年版,第114—116页。与此同时,在北洋军阀统治区,防范“赤化”较前更是甚嚣尘上。如《申报》在1925年下半年连续刊登严防共产党赤化运动之类的文章:7月13日,《冯玉祥防范赤化之训令》;8月28日,《浙教厅严防学校宣传赤化》;9月22日,《济垣各校满布密探以防赤化学生》;10月28日,《华租当道防阻赤化运动》;12月21日,《中外当道严重取缔赤化》。上述《申报》的系列载文,都是将“赤化”与共产党革命运动联系在了一起。

其他报刊亦多有防范“赤化”的报道。如1925年《东三省防范赤化之津闻》(48)《东三省防范赤化之津闻》,《益世报(天津版)》1925年11月3日,第10版。等,1926年《东南防范赤化办法》(49)《东南防范赤化办法》,《盛京时报》1926年9月7日,第2版。等,1927年《杨增新防范赤化之政策》(50)《杨增新防范赤化之政策》,《新闻报》1927年7月1日,第10版。等,1929年《防范苏俄宣传赤化 市府昨接政府通令》(51)《防范苏俄宣传赤化 市府昨接政府通令》,《大公报(天津)》1929年3月24日,第12版。等,不一而足。

比之“赤化”更进一步的是“红色恐怖”。相比较而言,“红色恐怖”一词的风行要晚于“赤化”,其中,1927年是重要节点,这同样与国共关系破裂有关。在防范“红色恐怖”方面,1927年《申报》曾提到浙东共产党“定阴历十一月五日大暴动”,“至低造成流寇式的红色恐怖”。(52)《浙东共产党暴动计划败露》,《申报》1927年11月24日,第10版。同年,舆论界多次提及“红色恐怖”,如《新国家》之《中国红色恐怖的一瞥》(53)枕薪:《中国红色恐怖的一瞥》,《新国家》1927年第1卷第9期,第105页。,《中国青年》之《武汉红色恐怖何不起来?》(54)田田:《武汉红色恐怖何不起来?》,《中国青年》1927年第7卷第15号第165期,第357—360页。,《无敌周报》之《红色恐怖之再现》(55)《红色恐怖之再现》,《无敌周报》1927年第8期,第17页。,等等。

1929年下半年,《申报》又刊载有多篇报道,其中8月2日就连载了3篇文章。《各地严防八一暴动》一文称,在北平,“今日平军警戒备八一节甚严密,除全城岗警一律双岗荷枪外,交民巷各口各城门等,较重要处,并加派军队,实弹守卫”。在江阴,“警队严防八一赤色运动,城乡特别戒严”。天津、福州等类之。(56)《各地严防八一暴动》,《申报》1929年8月2日,第8版。国民党统治下的全国各地把8月1日作为“赤色运动”日,加派“军警把守”,以防止共产党再次发生“暴动”,“红色恐怖”与共产党暴动直接挂钩。《赤色恐怖日之防范》一文载:“昨日(一日)为赤色恐怖日,苏地县市公安局特宣布临时戒严,军警当局均组织巡查队,梭巡城厢内外,城门亦提早关闭,禁止集会结社,检查行旅及栈房。”(57)《赤色恐怖日之防范》,《申报》1929年8月2日,第11版。该报道将8月1日定为“赤色恐怖日”。《赤色纪念日禁止集会》一文提到,“鄞县党部及市县行政,昨奉省令,以八月一日为赤色纪念日,所有一切集会,均一律禁止,党部等昨已各出布告知照矣。”(58)《赤色纪念日禁止集会》,《申报》1929年8月2日,第11版。这里,8月1日成了“赤色纪念日”。12月,该报又刊登《中央通令防范赤色纪念》提及:在南京,国民党“中执委会以查获逆党通告,有‘八一’纪念的教训,以作准备十月革命纪念与国际青年纪念的根据经验等语,特通令各级党部,并函国府,转饬所属各军警机关,一体防范。”(59)《中央通令防范赤色纪念》,《申报》1929年9月29日,第7版。赤色纪念成了国民党防范共产党活动的重要目标。

1930年,《针报》也载文介绍了苏俄国内的“红色恐怖”。(60)痛心:《苏俄国内之红色恐怖》,《针报》1930年2月19日,第3版。

上述国民党与北洋军阀等反动势力的防范“赤化”与“红色恐怖”行为,使得“红色”一词与共产党革命的关联日益紧密。“红色”已不仅仅是颜色类别,而被赋予了“共产党”“革命”等特指。

(二)“红色”内涵的极端异化

20世纪20年代中叶之后,随着国共两党冰炭对立、刀枪相向,以及北洋军阀兴风作浪,“红色”一词犹如“红色恐怖”“白色恐怖”的截然对立一样,其喻义形成了极端鲜明的差异化理解。

国民党出于防范“赤化”与防范“红色恐怖”的目的,努力将“红色”妖魔化。

最能体现红色被妖魔化的事例是禁用红色。1928年,《国闻画报》载《禁用红色商标》一文指出:“国俗对于红色,视为吉利。自共党尚红,共党所到,竟不吉不利矣。去冬,广州共党暴动,高揭红旗。今广州当局,为剿灭共党故,凡有迹近红军意味者,无不严禁。大有谈虎色变之概。顾有民众烟草公司,新制香烟,以红色双圈为商标……公安局长邓彦华尤为触目心惊,亟下令禁止。略谓日前红旗香烟出售,已召共祸之灾,今兹又以红圈命名,该公司目睹惨象,何忍出此?仰尅日将此项双圈嚜头香烟,停止出售,酌改其他牌名,以免扰乱人心,淆惑观听云。”(61)铜驼:《禁用红色商标》,《国闻画报》1928年第5期,第1页。红色由吉利而“不吉不利”,在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广州,商标都不能用“红”字来命名,“红色”成了“革命”的象征。

同年,《幻洲》载文《红色犯禁》中提到:“带有共产嫌疑的红颜色,委实令人恐怖。广东政府既禁止旗帜用红色(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底红色将来或者要改),前任公安局朱局长又出示不准贴红色的标语了。我们贵国人民习尚,素以红色来表示喜庆,都不免战兢兢要改别种色彩才是。”(62)称愚:《红色犯禁》,《幻洲》1928年第2卷第7期,第393—394页。“喜庆”的“红颜色”“令人恐怖”,广东政府还要禁止红色的旗帜,以致“红色”成了共产党革命的代名词了。

禁用红色的结果是红色竟然意味着危险。1930年,《智识》刊文道:“哥哥对弟弟们说:‘你们在外面行走的时候,如若碰见红灯,或是旗,就可以晓得前面有危险的了。’弟觉得很奇异的问道:‘表示危险何以一定要用红色呢?’最小的弟弟抢着说:‘恐怕是表示赤化的意义罢!我常听得先生讲:赤化是祸国殃民的,算最危险的一桩事。所以用红色来表示危险。’”(63)《表示危险何以要用红色》,《智识》1930年5月31日,第3版。“红色”表示“赤化”,是“祸国殃民”与“危险”的,这推动了“红色”一词的革命化。

与国民党、北洋军阀等反动势力所控制、影响的舆论相对应的,共产党控制、影响的舆论则从正面强化了“红色”一词的革命意蕴。

以红旗为例,1927年毛泽东以中共湖南省委名义致信中共中央:“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再打则必会再失败。”我们应该“立刻坚决的树起红旗”。(6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09—210页。同年《布尔塞维克》载文亦道:“这一面青天白日旗,不独在群众中失去了信任,并且他所代表的已经毫没有别的,只是白色恐怖的旗帜”。人民“义无[反]顾地要竖起镰刀斧头红色旗前进。只有这面红旗是领导全被压迫的人类到光明的大道上去”。(65)尹宽:《拿下青天白日旗,举起镰刀斧头红色旗!》,《布尔塞维克》1927年第1卷第4期,第9—13页。关于红旗的设计,何长工后来回忆说:秋收起义“第一师成立后,我和杨立三同志负责筹办部队的印章、旗帜。这样,我们第一次打起了工农革命军的红旗。”(66)何长工:《难忘的岁月》,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6页。这面军旗旗底为红色,象征革命,旗中央的红星代表中国共产党,五星内有镰刀、斧头,代表工农,意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67)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会、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编:《毛泽东与人民军队新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54页。

再如杂志的红色封面,1929年《社会》载《红色封面的意义》一文写道:“这次本刊封面的红色,颇引起一般人的惊奇”,“红色是热烈暴燥愤怒反抗的象征,又是血的色彩。表示在极大黑暗势力压迫之下,非以热烈的感情和流血成仁的决心是不能恢复自由,保障生存的。个人的生存,即多由奋斗牺牲而来;整个民族想求生存,更是非由赤血流成的江河里裹渡过去不成。”(68)《红色封面的意义》,《社会》1929年第2期,第1页。所以“红色”代表流血反抗,代表奋斗牺牲,代表民族的独立与生存,其中的“革命”意味得到彰显和强化。

无论是否定层面的妖魔化,还是认同层面的革命化,对“红色”一词而言,都是作为颜色类别本意的异化。20世纪20年代中叶之后,这一趋势得到了强化。

三、共产党对“红色”一词中“革命”含义的自我认定

1930年左右,随着国共十年内战的逐步展开,“红色”一词的政治含义更加趋向于等同“革命”,共产党自身对此已然认定,这集中体现在共产党所办报刊及所编教科书两个层面。

(一)共产党所办报刊中“红色”一词“革命”含义的定格化

共产党所办报刊中,所载文章、诗歌,都认同“红色”一词的“革命”之意。

在文章方面,1929年,《布尔塞维克》载文《中国共产党为八一国际赤色日宣言》提到:“共产国际决定于八月一日,号召全世界革命群众,站在全世界革命的利益上,拥护第一个工人阶级的国家苏联,拥护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反对帝国主义一切进攻苏联与瓜分中国的阴谋。共产国际号召全世界革命群众,准备用直接的武装行动反对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用革命暴动推翻帝国主义。”(69)薛:《中国共产党为八一国际赤色日宣言》,《布尔塞维克》1929年第2卷第8期,第1—3页。在“国际赤色日”里宣言要“武装斗争”,要“革命”,毫不遮掩地将“赤色日”与“革命暴动”紧密相连,在这个宣言里,赤色(即红色)就是革命。1930年《劳动》刊物第22期载文《纪念“二七”快来加入赤色工会》,第28期载《红色的五月:加紧准备“红色的五一”!》,第37期载《扩大赤色工会的组织》,这些文章所显现的“红色”一词“革命”之意都很鲜明。

到了30年代及之后,“红色”等同“革命”日渐泛化、常态化。如1933年,《红色中华》刊载致“中央苏区少年先锋队员们”的一封信,信中说:我们“将闽北少年先锋队在红色五月中的几项动员工作的成绩简单的告知你们”,包括扩大红军,配合红军作战,慰劳红军等。(70)黃智仁:《闽北少先队通讯:红色五月的动员工作》,《红色中华》1933年第107期,第3页。信里将第五月里所做的关于“革命”的活动称为“红色五月的动员工作”,从而为“革命”活动赋予了“红色”的特征。

诗歌方面,1929年,《川康日报副刊·丧钟》载诗《你——赤色的五月》写道:“呵这伟大的时代哟!你革命的五月!你是我们不能忘去的一月,你是我们革命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呵太阳发出了赤红的光辉,我的心哟!牠好像颗炸弹似的快要爆裂!呵伟大的时代哟!你——赤色的五月!”(71)岛菱:《你——赤色的五月》,《川康日报副刊·丧钟》1929年第2期,第3—4页。这里 “赤色的五月”等同于“革命的五月”。1930年,《戏剧与文艺》载诗《但我爱那红色的光明》中写道:“那漫野,那漫野起了一阵红火”,“烧着高枝的树,燃着低茎的草”;“据说破坏一切的时期呵到了”。(72)鸣琦:《但我爱那红色的光明》,《戏剧与文艺》1930年第1卷第8—9期 ,第164—166页。该诗提到“红色光明”的时刻即“破坏一切的时期”,“破坏一切”意即“革命”。1933年,《红色中华》载《红色“五一”》诗歌写道:“一九三三年的‘五一’,世界工人团结起,拥护祖国——苏联和中国革命,同资本家作坚决的拼死斗争,反抗帝国主义血腥的屠杀和压迫!在我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英勇红军活捉了许多白军师长;缴获了堆积如山的枪炮,击败着敌人的四次‘围剿’!”“在今年的‘五一’节,广大工农的革命热忱正在沸腾,英勇的红军在前方拼命杀敌人!”(73)斯顿:《红色“五一”》,《红色中华》1933年第74期,第2页。“五一”变红是因为革命。

上述文章与诗歌,均登载于共产党所办报刊之上,因此对“红色”一词的“革命”内涵毫无遮掩,且习以为常,成为自然。

(二)共产党所编教科书中“红色”一词“革命”含义的定格化

如果说共产党所办报刊作为公开的舆论阵地,所载文章或诗歌,宣传的色彩更为浓郁的话,共产党所编教材中的课文将“革命”一词与“红色”一词等同,则不仅仅是传承,更是大众认同的充分证明。“红色”与“革命”相等同,这在20世纪30年代《赤色初级国语教科书》的课文中比比皆是。

1930年,赤色学校编著的《赤色初级国语教科书》第1册第5篇课文《红军》中说:“红军,红军,是工农的武装。”在第25篇课文《建立苏维埃》中写道:“工农兵士一齐来,手拿红色旗,建立苏维埃。”在第36篇课文《早起》中写有:“公鸡啼,小鸟叫,弟弟妹妹起身早,穿好衣儿戴好帽,跑出门外四处瞧,呀,红日已高升,红旗遍地飘,红日照着红旗,越显得鲜明和热闹。”(74)赤色学校编:《赤色初级国语教科书》第1册,浏阳列宁图书馆,1930年印,第4、14、19页。无论是红军还是红旗,专指革命的喻义明晰。

在《赤色初级国语教科书》第2册第16篇课文《红军》中写道:“红军是工农自己的武装,红军是为工农谋利益谋解放的军队——是工农革命的主要力量之一。我们要推翻反动统治,必须扩大红军,实际的参加红军。”第17篇课文《月月红》中说:“月月红,红满园;国际旗,红满天。哥哥来!弟弟来!摘来月月红,配在红旗边。真美丽,真自然!我们打着这个美丽的旗帜,走遍人世间,自由平等都实现。有屋住,有饭吃,有衣穿。”(75)赤色学校编:《赤色初级国语教科书》第2册,浏阳列宁图书馆,1930年印,第8—9页。两篇文章专门宣传红军和红旗。

《赤色初级国语教科书》第4册第7篇课文《谜语》中说道:“红面公公真奇怪,五个星儿挂胸怀,足迹踏遍五大洲,眼光照射全世界,身藏刀斧杀强人,无产阶级都喜爱。”在第10篇《习体操》课文写道:“夕阳挂树梢;禽鸟未还巢;这时红孩儿,整队习体操。”“月复月,年复年;习体操,休间断。练成铁骨和钢筋,将来好去当红军。当红军,杀敌人,杀他一个不留存。”在第15篇《看新剧》课文中说:新剧是“白军投诚”,“剧情是:白军士兵和下级官长,因不堪军阀的虐待;同时感觉替军阀挡炮火,把性命牺牲,毫无价值,于是一齐拖枪到红军投诚。”第16篇课文《两个政府的区别》里写道:“红孩儿问先生道:‘苏维埃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有什么区别呢?’先生说:‘苏维埃政府,是工农兵自己的政府,替工农兵谋利益的政府;政权由工农兵自己建立。国民党政府,是豪绅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集团,是剥削和压迫工农无产阶级的政府;政权由军阀官僚豪绅地主操纵。’”第17篇课文《红日》中写道:“可爱的红日,从东方渐渐的出来了,把严酷的白霜,一会儿灭掉!一道温和的光线,向那花儿草儿鸟儿……尽量射照。一刹那间,鸟儿乱叫,花儿草儿都欢喜的欲笑,红日呀!你是我们的救星,祝你永远地光明,永远地照耀!”(76)赤色学校编:《赤色初级国语教科书》第4册,浏阳列宁图书馆,1930年印,第5—10页。一册教科书中有5篇文章涉及红色,红色喻义革命成了习惯、自然。

上述所列,无论题目,还是内容,都说明了“红色”与“革命”息息相关,“红军”“红旗”“红日”“红孩儿”等均为“革命”的意象,明确了“红色”即“革命”的含义。

“红色”一词被广泛运用到报刊、教科书等社会文化领域,并不断地扩散、发酵,加以民众热爱共产党等合力促动,终致“红色”一词中“革命”含义得以生成、强化,进而定型。连日本人都认为中国共产党、红军等为“赤色势力”;(77)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经济调查会编:《支那赤色势力の现段阶》,大连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1936年版,目次第1—3页。英国人亦称延安为“红色的延安”,称共产党所办的大学为“红色大学”;(78)[英]彼得·弗来敏等著、哲非译:《红色的延安》,上海言行出版社1939年版,第29、46页。美国人也说,共产党的领导者为“红色领袖”。(79)《一九三九年第一部好书韦尒斯〈续西行漫记〉开始预约》,《申报》1939年3月8日,第4版。延安,“这个由西北贫瘠的山中的窑洞所形成的小城镇是生趣盎然的;它八年来作着红色中国的中心”。(80)[美]根室·史坦因著、伊吾译:《到红色中国去——红色中国的挑战之一》,上海晨社1946年版,第2页。

综上我们可以认为,“红色”一词从古代传统的颜色类别及其附属的高贵、警示等含义,到了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至20年代初期,受国外革命报道的影响,包括俄国、日本、美国等国家,其内含开始生变,进而蕴含“革命”意蕴。20世纪20年代中期之后,“赤化”“红色恐怖”中“革命”含义开始发酵,并在20世纪30年代由共产党自我认定而最终定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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