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小悠

(国家图书馆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北京 100081)

首崇满洲与君主专制,是讨论清前期政治史的两个重要维度。前者的实质是维持以满洲为核心八旗统治集团对国家的控制力,是由清王朝统治者固有民族属性决定的。其在意识形态层面的主要策略是强调满洲民族认同,即以“国语骑射”为符号,保持本民族特质不在人口众多、高度成熟的华夏文明中迅速消解。而君主专制,更多体现着秦汉以降中原王朝的政治传统,与满洲关外时期的贵族军事民主制并非同源。君主专制的加强,与八旗、满洲贵族的官僚化,代表着满洲政权“汉化”“中国化”的政治过程。

对清前期诸帝而言,个人权力的加强与本民族统治集团控制力的维持孰重孰轻,是因时而异的。在宫崎市定等学者看来,雍正帝在位时期,清王朝从异民族式的原始体制彻底转变为君主集权下的官僚体制。(1)[日]宫崎市定著、孙晓莹译:《雍正帝:中国的独裁君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70—176页。在保持满洲集团强力统治,与压制政敌、推崇皇权之间,这位君主显然更倾向于后者,而传统的宗室、贵族势力也随之弱化。雍正初年就有满蒙大臣抱怨道:“而今之世,满洲、蒙古断难兴盛。凡辅政大臣,皆为汉军、汉人,故汉军、汉人必兴盛。”(2)安双成译:《宗札布案满文译稿》,《历史档案》1997年第1期,第14页。当然,“首崇满洲”意识形态在雍正初年的暂时淡化,并不能解决满洲统治者对政权合法性的焦虑。在这一背景下,雍正帝开始特意提拔那些出身并非勋贵,而官僚化程度更高的满人文化精英,令其逐步取代老牌外戚贵胄,填充权力空缺,以之实现满洲集团控制力与皇权专制的协调共存。这一倾向在康熙年间已见端倪,雍正年间得到彻底贯彻。

在这一背景下,满洲科举世家逐步形成。在乾隆年间已经有所表现的满洲科举世家中,以内务府索绰络氏的代际延续性最为显著,嘉道间重臣英和,是其家族的代表人物。英和著作颇富,诗集、笔记、年谱、奏议等均有存世。今人依据留存文献,对英和本人及其家族进行研究,主要侧重文化史领域,本文则拟以英和日记《奉使陕甘日记》《壬戌扈从随笔》等为参考资料,重点分析满洲文化精英的身份认同问题,以弥补该领域的不足。

一、满洲科举世家的形成

雍正年间,科举和学校成为皇帝培养、获取八旗、满洲文化精英的最重要形式。科举考试为他提供现成的可用之材:举人出身、满门科第的鄂尔泰和翰林清贵、风雅超群的尹继善先后获得重用,分别成为首辅和最重要的封疆大吏。而学校建设则为满洲统治集团提供源源不断的后备力量:雍正七年,培养内务府人才的咸安宫官学成立,后亦于外八旗子弟中选俊秀者入学。官学的办学成绩很快显现,乾隆初年已选授翰林4人,中进士5人,举人13人,副榜、廪贡、生员等20余人(3)《内务府总管大臣来保等为请考试咸安宫官学生事奏折》(乾隆四年正月二十六日),褚若千、赵郁楠选编:《清代咸安宫官学档案(上)》,《历史档案》2017年第2期。,乾隆朝重臣阿桂、德保、观保均在此列。(4)英和:《恩福堂笔记》卷上,雷大受点校:《恩福堂笔记·诗钞·年谱》,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1页。

雍乾以降,这些后起的满洲科举成功者凭借民族、文化双重优势,逐渐在旗人高级文官选拔中占据一席之地,并形成家族内的代际传承。雍正末年鄂尔泰任首辅时,其弟鄂尔奇任户部尚书兼步军统领,乾隆年间其侄鄂昌、鄂敏,其子鄂容安、鄂弼、鄂宁等,都官至督抚。尹继善是乾隆五督臣之首,乾隆三十六年入朝为大学士、军机大臣,其子嗣众多,且都“好学能文”,四子庆桂为嘉庆时首辅,庆玉、庆霖、庆保等亦皆显达。在鄂、尹两家族稍后崛起,而对朝局具有重要影响的,还有乾嘉时期的阿克敦—阿桂—那彦成家族,以及观保—德保—英和家族等。这些家族通过科举师门、联姻结媾等形式,在八旗内部形成相对独立的政治文化共同体,即“科举世家”。满洲科举世家以科举功名和文教传统为家风标识,与清初通过血缘、军功等方式形成的“传统世家”“爵邸世家”相区别。

满洲科举世家与科举出身的汉人士大夫保持密切联系,具有民族认同较弱,而文化认同较强的共同特点。尹继善文采风流、雅好吟咏,任两江总督30余年,“视江南如故乡,渡黄河辄心开”(5)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3《文华殿大学士尹文端公神道碑》,王英志编纂点校:《袁枚全集》第2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6页。,和东南士绅建立深厚感情,却对骑射这一“旗人之要务”颇为生疏。木兰秋狝时,乾隆帝曾令其射一疲卧之鹿,继善连发三箭始中鹿身,鹿带箭逃去,继善亦无可奈何。(6)弘历:《大学士尹继善随围因请诗走笔成什调之》,《御制诗集》三集卷60,《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2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62页。鄂昌身为满洲大臣反以文字罹罪,乾隆帝痛责他与叔父鄂尔泰门生胡中藻“往复酬咏,自谓殊似晋人”(7)《清高宗实录》卷484,乾隆二十年三月丙戌,《清实录》第15册,中华书局1985—1987年版,第65页。,“见其大逆不道之辞,不但不知愤恨,而且引为同调”。(8)《清高宗实录》卷489,乾隆二十年五月庚寅,《清实录》第15册,第130页。又斥鄂昌在诗作《塞上吟》中称蒙古人为胡儿:“夫蒙古自我朝先世,即倾心归附,与满洲本属一体。乃目以胡儿,此与自加诋毁者何异?非忘本而何?”(9)《清高宗实录》卷485,乾隆二十年三月庚子,《清实录》第15册,第75页。而翻检鄂尔泰早年诗作,也常见他以中原正统自居,蔑称边疆民族为“胡”。康熙末年,因六弟鄂礼随征准噶尔,鄂尔泰有感怀诗曰:“万里轻胡虏,群公意独深。王师宁有敌,顽寇旧难寻。烽火高堂梦,趋驰少弟心。何时应罢戍,相对一开襟。”(10)鄂尔泰:《文蔚堂诗集》卷2《有怀六弟随征感赋四韵》,多洛肯点校:《鄂尔泰文学家族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33页。不但呼蒙古为胡虏,还对这场康熙帝独断专行的入藏战争颇有微词,以“罢戍”为“开襟”,与满洲传统中一闻用兵,即踊跃争进的好战风尚大不相符。

乾隆帝则更担心过快汉化导致的满洲民族认同消解,对于那些已经崛起的本民族文化精英,也抱有十分矛盾的心态:一方面不得不倚重于这一群体的学识与才干,特别是他们沟通满汉的便利身份;另一方面则反感其浸染汉俗、好为“名臣”的追求。而对于满汉政治文化共同体的形成,乾隆帝更抱有强烈警惕,并曾以鄂尔泰家族为反面典型告诫满洲读书人:

满洲本性朴实,不务虚名。即欲通晓汉文,不过于学习清语、技艺之暇,略为留心而已。近日满洲薰染汉习,每思以文墨见长,并有与汉人较论同年行辈往来者,殊属恶习……嗣后八旗满洲需以清语骑射为务,如能学习精娴,朕自加录用,初不在其学文否也。即翰林等,亦不过学习以备考试,如有与汉人互相唱和,较论同年行辈往来者,一经发觉,决不宽贷。(11)《清高宗实录》卷489,乾隆二十年五月庚寅,《清实录》第15册,第131页。

乾隆末年,为抑制阿桂这位军功卓著,又在满汉文化精英中享有极高威望的重臣,皇帝重用近幸和珅,保持皇权在行政运作中的有效性。嗣位的嘉庆帝受阿桂、朱珪等人影响,对“文治”的信仰远远超过乃父,且厌恶和珅专断,是以亲政之后,极力重用满汉文化精英。又因为旗缺较多、升迁更易,那些围绕在阿桂身边的旗人科举成功者,如铁保、英和、百龄、蒋攸銛、那彦成等,在嘉庆初年迅速崛起,进入统治核心,进一步引导旗下子弟向学之风。袁枚曾不无夸张地称赞乾嘉之际“近日满洲风雅,远胜汉人,虽司军旅,无不能诗。”(12)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7,王英志编纂点校:《袁枚全集》第3册,第717页。

二、从两种日记看英和的身份认同

乾隆年间形成的满洲科举世家中,以英和为代表的内务府索绰络氏的代际延续性最为显著。英和的性格塑造与宦途穷通,和他的出身密切关联。后人凡谈及英和,往往强调其“起家词林,为八旗士族之冠”的清贵属性,重视对其政绩、文学、书法成就的考察,却常常忽略他的内务府近臣角色。而英和本人也终身纠缠于“翰林儒臣”与“皇家世仆”的双重角色中,成也由此,败也由此。

笔者曾整理校注英和稿本日记两种,即《壬戌扈从随笔》(以下称《随笔》)与《奉使陕甘日记》(以下称《日记》)。(13)《壬戌扈从随笔》系稿本, 1卷2册,现藏清华大学图书馆;《奉使陕甘日记》系稿本,1卷1册,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前者所记为嘉庆七年英和随扈皇帝木兰秋狝及拜谒东陵诸事;后者所记为嘉庆十一年英和奉旨偕内阁学士初彭龄赴甘肃查办案件的沿途情形。两种日记虽然篇幅不长,但内容丰富、信息量很大。私人日记的原始性、主观性、细节性,是呈现当事人情感史、心态史的最佳材料。日记中,作者对人对事所表达的态度,是真诚流露,是避而不谈,抑或刻意掩饰,与其生平著述相结合,即可窥知一二。

(一)《奉使陕甘日记》中的“八旗士族之冠”

英和家族很早就显现出亲近汉文化的自觉。其高高祖布舒库曾随豪格大军征陕,途中娶肤施汉女张氏为妻,开始满汉通婚。(14)英和:《恩福堂笔记·述事赋》,《恩福堂笔记·诗钞·年谱》,第16页。受母系影响,高祖都图喜读汉文书籍,又“深以读书望后人”,甚至在卜地营葬时,要求堪舆者“为吾卜一世代秀才地足矣”。(15)英和:《恩福堂笔记》卷上,《恩福堂笔记·诗钞·年谱》,第28页。雍正二年,英和大伯祖富宁考中举人,开启家族科举之路。到英和之孙锡祉、锡章为止,其族人共考中进士7人、举人7人,其中最显赫者是英和本支,有所谓“四世五翰林”之目(16)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5,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92页。,与同时代最顶尖的汉人文化精英家族相比肩。

英和之父德保、堂伯观保均为乾隆二年进士,同年进入翰林院,先后官至礼部尚书,成为乾隆朝满洲读书人代表。虽未在政治上取得鄂尔泰、尹继善、阿桂那样的地位,但二人频繁典试提学,其中观保任会试考官2次、乡试考官3次、学政1次;德保任会试考官5次、乡试考官4次、学政3次。(17)李桓辑:《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82《卿贰四十二》,清光绪十七年增刻本,第23—41页。他们培植的大批门生故吏,成为英和入仕后的重要依靠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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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时人所见,英和之所以在嘉庆初年飞黄腾达,盖因其父德保拒绝权臣和珅的联姻请求,招致报复,让同样被和珅掣肘的嘉庆帝格外同情,特加提挈。(18)英和撰、郑小悠校释:《英和日记》附录《恩福堂年谱》,凤凰出版社2021年版,第107页。事实上,乾隆后期,和珅备受以阿桂为首的满汉士大夫群体孤立,急切希望通过与英和家族的联姻打通障碍,而德保拒婚正是严以门户之见。这一举动无疑为英和在嘉庆年间日益强化的满汉士大夫共同体中赢得口碑。

从这一视角审视,《奉使陕甘日记》称得上以英和为中心的,清中期科举史、士大夫群体社交活动的动态展现,许多不经意的细节,都可以作为科举史研究的活态样本。

首先,《日记》中英和笔触最亲切的,是父子两代通过科举师门构建的世交网络,代表人物是方维甸与那彦成。方维甸时任陕西巡抚,其父方观承是观保、德保兄弟业师。两家结好于微时,显达后也保持着密切联系。乾隆四十六年,方维甸又以德保为会试座师,两家更有“渊源结最深,当代孰能仿”(19)英和撰、郑小悠校释:《英和日记》,第39,63、86,80,38,89页。之说。此次出京未几,英和就在直隶安肃县瞻阅了方观承的祠堂、遗像,随即写下长诗,回忆两家旧交。途经西安,则屡有“晚赴葆岩中丞约,亥正二刻归”,“申初,葆岩中丞过谈同饭,亥初散”,“方葆岩中丞、朱晋阶方伯约游少陵原”(20)英和撰、郑小悠校释:《英和日记》,第39,63、86,80,38,89页。等记录。古人习惯早起早睡,英和每日行程多在申酉间结束,而旅途奔波中竟与方维甸由申至亥畅谈四个时辰,关系之密切可见一斑。那彦成是阿桂之孙,阿桂与德保雍正末年是咸安宫官学的同窗,那彦成亦以德保为乡试座师。嘉庆十一年,那彦成在两广总督任内因事悖旨而遭革职,发往伊犁效力赎罪,在兰州城外遇到英和一行。《日记》记载:“行至半途,遇那绎堂三兄于路旁土地,坐谈数刻,始放手。”(21)英和撰、郑小悠校释:《英和日记》,第39,63、86,80,38,89页。二人分别后,英和又作《怀那绎堂前辈》诗二首,为之忧虑挂怀。《日记》提到那彦成处,无论称呼、动作、诗作情感,都显得与众不同。

其次,英和一行沿途所过省府州县,除地方文武照例迎送外,那些与他有科举师生、同年关系之人,也都前来迎送问候。为了显示这些人与自己的特殊关系,英和特意将他们的身份标识出来,注明某岁同榜、某岁通家,而予以特殊礼待。譬如到达直隶省城保定、入住莲池书院后,英和先接见了藩司、臬司、首府等一应大员,随后则有“试用令吴宝裕、牟安儒、王铨、包棻四人,皆乙丑通家,亦来叩见”。(22)英和撰、郑小悠校释:《英和日记》,第39,63、86,80,38,89页。乙丑即嘉庆十年,英和是当年会试副主考、四人座师。该科进士于当年五月分发各省试用,嘉庆十一年仍是在省城候缺的试用令,若非“通家”渊源,则没有单独拜见钦差的资格。同样是乙丑进士,被分发到陕西的候补知县王森文、林庆章也在西安见到了座师。《日记》记录:六月“十一日午初一刻拜折,即起身,将军、抚台,文武各官俱送于城外,乙丑通家王森文、林庆章单送。”(23)英和撰、郑小悠校释:《英和日记》,第39,63、86,80,38,89页。时任陕西巡抚方维甸与英和世交挚友,这样单送的举动,自然能为王、林二人在陕西的发展提供潜在帮助。

按照清人说法,英和担任副主考的嘉庆十年会试称得上是一个响榜(24)朱寿彭:《安乐康平室随笔》,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07页。,其间有官致显达者,如穆彰阿、孙尔准、那清安、宗室宝兴、郑祖琛、彭寿畴;有以学问清才名世者,如徐松、李兆洛、姚元之、孙原湘等。榜运之响哑固然有运气成分,但座师的提携力度与门生的仕途发展,显然密不可分。德保“待门生情意最挚”的家风(25)吴熊光:《伊江笔录》下编“熊光己丑曾登中正榜”条,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可庐巾箱钞本。,被英和继承下来。《日记》中提到的嘉庆十年进士,大多因为殿试名次不高而被分发各省去做知县,按照当时的制度安排,仕途前程无法与馆选翰林,或是留为部郎的同年相比。即便如此,英和仍然单独接见、仔细记录,其待清华高第者之优厚自然更甚。

(二)《壬戌扈从随笔》中的世仆与儒臣

然而对于英和家族来说,比科举世家身份更根深蒂固的,是内务府皇家世仆角色。英和在参加科举考试之前,就曾获得一个低微官职——内务府会计司笔帖式,一年后,14岁的他还差点被挑去作拜唐阿杂差,这正是英和家族内务府世仆身份带来的。英和祖上初为睿亲王多尔衮府属,后归入内务府包衣,高、曾辈多为内务府司官,联姻各族也多在此列。乾隆年间,虽然观保、德保兄弟考中进士,出任外朝要职,但其女仍循例参加内务府组织的宫女选拔。英和长姊入宫之初即在嘉庆皇帝生母令妃位下学习规矩,随后成为乾隆皇帝的瑞贵人;(26)《乾隆至嘉庆年添减底账》,《国家图书馆藏清代孤本内阁六部档案续编》第4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5年,第1362页。观保之女也通过同样途径被赏赐给皇五子永琪为侧妃。和珅向德保求婚时,邀请同为内务府出身的皇亲金简作媒,特意强调英和家族与皇室的亲昵关系。

作为少有异才的内务府子弟,英和从小就被乾隆帝认识,也得到特殊关照。儒臣名士和天子世仆的双重身份,使英和既受益,又困惑。嘉庆六年,只有30岁的英和就成为嘉庆皇帝的倾诉对象,这位君主私下里对英和抱怨:“宵旰筹军,忧勤备至,何以天意尚不欲奏功耶?”英和对曰:“此正天心仁爱,欲吾皇知为君难耳。”嘉庆皇帝又问:“岂天知三省教匪平定后,朕意将有所放乎?”英和则对曰:“皇上数年来兢兢业业,天早鉴之,惟父母爱子之心要万年如一日也。”(27)英和撰、郑小悠校释:《英和日记》附录《恩福堂年谱》,第108页。这样寻求安慰式的对话发生在年龄悬殊的君臣之间,当然以密切私谊为基础。也正因为亲密无间的家臣身份,英和才能屡次不避莽撞专擅之嫌,对国家政务和皇帝私务提出意见,令朝野侧目。

不过,英和自幼所受的正统儒家教育,与对士大夫共同体的强烈认同感,使他不愿意承认一个基本现实:自己的发迹之快、信用之专,主要基于皇家世仆的出身,而非翰林儒臣的价值。这一微妙的内心感受,在《随笔》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仕途上风光无限的英和在这次木兰之行中任务繁重。作为南书房行走的文学侍从之臣,他负责处理避暑山庄各宫殿内的“笔墨帖落”,又多次奉旨赓和御制诗。作为理藩院侍郎,他要引导哲普尊丹巴呼土克图和蒙古王公觐见皇帝,并组织招待外藩宴席。不过,最辛苦的职任还是内务府总管大臣,这需要他在行进途中“每日前驱至行宫,必入内查看,出候圣驾。”(28)英和撰、郑小悠校释:《英和日记》,第5,1、2,9,13、17、18、19、25页。如七月二十日启程当天:“丑初三刻,自海淀杨家井之直庐启行。辰初二刻,至南石槽行宫,著白马褂跕班。巳初三刻,召见一次。是日,上启跸时,有含经堂太监刘进忠冲突仪仗,妄控总管。上命管圆明园臣苏楞额审办,申正复奏。复召见,命缮谕旨。酉初二刻,回帐(账)房。是晚微雨,旋晴。”(29)英和撰、郑小悠校释:《英和日记》,第5,1、2,9,13、17、18、19、25页。丑初三刻启程,行路、跕班、召见、缮写谕旨,直到酉初二刻才回到账房,全天高强度工作将近16个小时,非年富力强者不能办。至于充当管围大臣,则要作为御驾前导,遍历木兰围场的深林大岭,处理围猎中的各项突发事件。(30)英和撰、郑小悠校释:《英和日记》,第5,1、2,9,13、17、18、19、25页。

不过,即便作为内务府总管大臣、管围大臣的工作更加烦剧,与宗室、外藩,以及八旗、内务府官员的交涉更多,但在《随笔》记述中,英和仍不遗余力表现自己的士大夫身份。因为奉命主管山庄各处笔墨,英和约挚友谭光祜同行襄办。谭光祜出身显赫的江西南丰谭氏,其父谭尚忠官至侍郎,兄光祥是英和会试同年,此次亦以礼部主事身份扈从。二人一路形影不离、频频唱和,诗中各以“书生”“儒臣”相称,交谊之笃厚跃然纸上。英和在承德期间往来宴饮、联句唱酬的主要对象如朱珪、戴衢亨、赵秉冲、黄钺、张燮等,均为汉人士大夫,满人则只有同为进士出身的刑部侍郎瑚图灵阿,以及能文善画的姐丈伊铿额。

此外,英和作为管围大臣,本不应参加围猎,但嘉庆皇帝特意强调他的满洲“世臣”身份,要他射猎示勇。英和先在巴彦喀喇围场射得兔雉,后又在巴彦沟围场跃马逐鹿,射中献尾。嘉庆帝大喜,以花翎、黄褂赐之。对于这桩出尽风头的好事,英和的叙事角度却另辟蹊径。他以此事寄诗京中二子,诗作:“黄裳翠羽趁金貂,数十年来孰幸邀。尽是读书能食报,好持定力坐深宵。”内注:“又自喜花翎、黄褂自章嘉文端公(即尹继善)后三十余年,我满洲翰林出身,兼而有者仅见。”(31)英和撰、郑小悠校释:《英和日记》,第5,1、2,9,13、17、18、19、25页。以武邀赏,却用作教子读书,而非奋勉习射的事例,其身份认同与对子弟的期冀可见一斑。

(三)英和的得意之机与造祸之门

特殊的出身与少年早达的经历让英和对于朝廷大政和皇家私事都具有强烈的主人翁意识,而缺乏小心谨慎的臣仆姿态,容易低估制度改革的困难程度,更与嘉道年间因循保守的官场风气相抵触。在朝廷大政方面,英和反对捐纳,议开矿厂,倡导财政改革,力主兴海运以代河漕,这些建议无论成行与否,都对相关利益集团有所触犯,激起部分官吏的强烈不满。道光帝即位伊始,曾向其咨询政事,英和建议新君清查地方陋规加以限制,减轻民众负担。然而谕旨一经下达,各地督抚纷纷激切反对,皇帝推出英和作为牺牲品,称他“仍留枢密之地,恐不足以服众心”,免去军机大臣要差。(32)国史馆修英和本传,李桓辑:《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39《宰辅三十九》,第29页。

对于皇家私务,英和虽长期充任内务府大臣,管理皇宫禁苑内务,负责帝后的婚丧仪式、陵寝工程,却动辄以重臣、儒臣立场进言,劝谏皇帝在私人用度上克制节俭。譬如嘉庆九年,英和以“三省甫定,民气未苏,警跸所临,虽事事轻减,而长途供亿,不能不借资民力”为由,谏阻皇帝巡幸五台山。(33)英和撰、郑小悠校释:《英和日记》附录《恩福堂年谱》,第110、130页。嘉庆十九年,奏请降低木兰秋狝频率,甚至以天子之孝不同庶人为辞,建议皇帝减少谒陵祭祖次数,“或三年或五年始一举行,则民力益得宽舒”。(34)英和撰、郑小悠校释:《英和日记》附录《恩福堂年谱》,第110、130页。

英和所持“裕国之道,先求裕民”之说,虽是儒家意识形态下的持正之言,但涉及皇帝家事,就难免令其口不言而心不悦。碰到性情敦厚,对他较为信任的嘉庆帝,虽未尽接受,尚能有所包容。而道光帝秉性刻忌,易于动摇,英和的大麻烦便接踵而来。先是道光六年十二月,直隶人陆有章等向户部呈请在宛平等五州县开采银矿。这与英和多年来开放矿禁,裕课足民的想法相吻合,于是答应代为奏请,而未计其他。道光帝先命地方官派人勘查,随即以开矿地邻近西陵祖茔反悔,下旨严斥英和:“朕思各省银矿,向俱封禁,况畿辅重地,且附近易州一带,讵可轻议开挖?著直隶总督、顺天府停止委员履勘。至该民人具呈时,该部即应饬司批驳。英和身为协办大学士,非不谙政体者可比,乃率行据呈具奏,事虽因公,但视朕为何如主?冒昧之至,不可不示以惩儆。”(35)《清宣宗实录》卷111,道光六年十二月戊午,《清实录》第34册,第858—859页。为此将英和由协办大学士降调理藩院尚书,并退出南书房、内务府总管等内廷职任,是为其晚年失势的开端。

英和以儒臣立场管理宫廷事务的做法,还大大开罪了内务府同侪。道光八年,英和督办宝华峪陵工,因追求节省影响了工程质量,以致地宫浸水,险些被定为死罪。姚莹有如下记述:

万年吉地初营宝华峪,上命庄亲王及大学士戴公相度地形,而公督工程。公荐户部某郎中为监督。先是,公为内务府大臣,久习知吉地工巨,财力匮耗,颇以尚俭为言,与上意合。尝燕暇从容举汉文帝薄葬事,上称善。至是,遂议于旧制小有裁省。道光五年,余在都中闻某为监督,节省工费三十万。曰:“嘻!其败矣!昔嘉庆中吉地年久费巨,工犹未善,盛公以此得罪,某何能省费若是?其工可知矣!英公必为所累。”友人刘元恩在工,当议叙。余戒之曰:“君其辞之。”刘曰:“诺。”七年工竣,戴公、英公皆晋宫衔,某擢内阁侍读学士。某故粗鄙,希旨节省,工不坚而众恶之。八年,上闻地宫有水,使人视之验。车驾临视,则孝穆皇后梓宫下见水迹。上大悲恸,逮问诸人。公及二子革职,戍黑龙江。(36)姚莹:《煦斋英公》,李桓辑:《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39《宰辅三十九》,第35、36页。

内务府作为宫廷事务管理机构,贪腐成风,碰上营建陵寝等重大工程,尤是聚敛之机。姚莹所谓“昔嘉庆中吉地年久费巨,工犹未善,盛公以此得罪”,即指嘉庆帝妻舅、内务府大臣盛柱等人承建昌陵,贪墨巨款,陵寝甫经建成就损坏大修一事。昌陵耗资巨大,尚因侵吞工款成为“豆腐渣工程”,何况宝华峪营建之初就立意“节省”,预算减少30万两,“工不坚而众恶之”是必然结果。

事实上,道光帝虽有节俭之名,却不想委屈自己的万年吉地。最终落成的慕陵虽然规模不大,但材质结构异常精美,隆恩殿及东西配殿的木构件全部采用金丝楠木,造价惊人。英和以汉文帝薄葬故事向道光帝进谏,符合他损上益下的一贯主张,却违背了皇帝心意,也不符合他作为内务府总管大臣本应代表的群体利益。地宫渗水事出后,英和被问拟斩监候,皇太后力持不可以私事诛戮大臣,乃得免死,改为流放黑龙江。以朝廷重臣而不以皇帝私事加诛,当然是一种开脱的说法,然就其双重身份而言,硬要按照内府世仆身份治罪,也并非全然没有道理。若在更强调“满洲之道”而轻视“大臣之体”的乾隆朝,英和很可能性命不保。

余 论

与前代相比,清王朝的统治者主要面临两大难题:一是华夷之辨意识形态下政权合法性天然不足;二是政权稳固后,人口激增和疆域迅速扩大导致的社会矛盾空前复杂。在此情况下,加强八旗统治集团,特别是满洲核心小集团对整个国家的控御能力,既是统治者的偏私之情,也是维系政权安全的必然之选。在控制强度与效率的把握上,清中前期统治者往往根据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各有依违。前者强调八旗满洲的主导地位和特殊性,其表现之一即是对国语骑射等“满洲之道”的推崇,新清史学者将其归结为一种独特的“满洲认同”。但就控制效率而言,没有哪种制度比君主专制下的官僚政治更适宜17、18世纪的中国。传统的满洲之道在形式上表现为国语骑射,但制度内核则是八旗共治的贵族军事民主,必然不能得到入关后诸帝的认可,即便竭力构建满洲认同的乾隆皇帝也是如此。

重用官僚化的满人政治精英实现“满官决大事,汉官理文牍”的制度设计,不失为一个较合理的统治策略,这也与天下承平,绝大多数满洲子弟远离战场后的现实选择相适应:太平年景,作为社会管理者的文官更易获得社会资源与地位,即便从龙旧臣后裔,到雍正年间也难免弃骑射之业不顾,多慕为文职。(37)《清世宗实录》卷16,雍正二年二月丙午,《清实录》第7册,第267页。正如已有研究所指出:“社会认同是超越族群关系的一种社会心理”,满洲子弟“在战时所形成的英雄主义气节,逐渐被和平年代下朴素的价值观所取代,开始寻求新环境下的社会认同。”(38)李立民:《清代宗学、科举与宗室知识精英的社会认同——兼论新清史“满洲认同”的转向问题》,《北京社会科学》2020年第9期,第107页。

作为统治集团成员,满人从事文职的门径比汉人多得多。但显然,科举中式,既是天花板更高、名声更佳的入仕起点,又联结了与汉人知识精英的认同纽带,这让他们在仕途中更加左右逢源,如鱼得水。而一旦这种身份被家族化,形成婚宦圈,其主要成员无疑会被视为满汉知识精英共同体中的政治明星——英和的发迹之快与遇事有为,就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

但满洲民族性的内化,又终究不能不与他们如影随形。在欧立德看来,18世纪伴随着国语骑射旧俗的式微,凝聚满洲认同的因素经历了一个由文化到制度的内在转向。“随着文化上与汉族的差距趋于缩小,充当八旗组织成员的资格,与属于满洲民族性的其他感情因素相结合,成为确定满洲身份的决定性指标。这样,原来仅仅负责管理和整顿满洲人生活的八旗组织,又成为保存满洲民族特征的场所。”(39)[美]欧立德撰、华立译:《清代满洲人的民族主体意识与满洲人的中国统治》,《清史研究》2002年第4期。这一观点虽然过于强调制度惯性在族群主体性意识上的作用,而淡化政治形势、社会环境的影响,以及满洲内部不同阶层、群体自我认同的分化,但仍不失为一种有启发的解释方式。

即如英和本人虽然竭力伸张自己“书生”“翰林”的文化认同,以清流世家重臣身份立朝,但作为内务府皇家世仆,仍然要承担保守旧俗的义务,即便在高度文治的嘉道年间也是如此。内务府大臣这样的“浊官”职任,几乎伴随他全部的仕宦生涯,大量琐碎的皇家私务被隐藏在他与满汉同年、通家的携游唱和之中。最终,这位深受朝野瞩望的满洲儒臣,因为价值观与职务立场的冲突获罪,被发配到满人祖居的白山黑水之间。“才不竟用”的遗憾背后,是身份认同带来的现实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