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书峰

导言

民族音乐学“再研究”主要受到文化人类学研究观念的影响。人类学田野工作的“再研究”（re-studies）经典个案较多。国外代表性研究当数米德与弗里曼两位人类学家关于萨摩亚人的“重新研究”。1928年，玛格丽特·米德出版民族志专著《萨摩亚人的成年——为西方文明所作的原始人类的青年心理研究》，1983年，德里克·弗里曼继米德之后出版《米德与萨摩亚人的青春期——一个人类学神话的形成与破灭》，引发了人类学界关于田野民族志真实性与客观性等议题的“米—弗”之争①张丽梅、胡鸿保：《米德·弗里曼·萨摩亚——兼论人类学田野调查与民族志写作》，《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第76页。。对于人类学的“再研究”，有学者认为是“重访与再研究”，即重访（revisit），就是田野工作者对自身考察点的再次访问，即对自己田野工作点的回访。人们平常所谓的追踪调查大多属于此类。这类重访强调对社会文化变迁的考察，如中国人类学家费孝通、林耀华、杨庆堃等，都曾对自身的田野工作点进行过重访，属于经典的人类学“再研究”个案。当下，中国人类学界的“再研究”个案较多，比如：2003年北京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系的三位博士生张宏明、梁永佳、褚建芳分别针对60年前费孝通主持的“云南三村”调查、许烺光在大理“西镇”（喜洲）展开的祖先崇拜研究、田汝康对“摆夷”（傣族）村寨的研究。②王铭铭：《继承与反思——记云南三个人类学田野工作地点的“再研究”》，《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第132-135；135页。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