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露锋

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在推杯换盏的谈笑之中收回了兵权，打破了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历史魔咒。不过，赵匡胤的“仁慈”是有代价的，那就是巨额财政支出。也因此百姓负担沉重，军力孱弱，且从此打开了以钱赎权的潘多拉魔盒。

赵匡胤鼓励功臣宿将及时享乐，他采用以待遇和财富赎买权力的政策，将功臣们尤其是节度使曾经拥有的大权逐渐分解掉。北宋官员的正式收入在历朝历代中是最高的。

以宰相为例，其年收入以购买力计算，大约相当于现在200万元人民币，这已是明朝宰相首辅收入的5倍以上，而拥有宰相待遇的远远不止三五人。杯酒释兵权之后，节度使的待遇是最高的，比宰相还要高出三分之一左右，而拥有节度使待遇的人，比拥有宰相待遇的人还要多出许多。

以钱财换回权力，基本上消除了对王权的内部威胁。赵匡胤的后继者们，包括南宋诸帝，延续了这个传统，形成了惯性思维。他们不仅用于国内政治，还延伸到对外关系，企图以钱财填补与虎狼邻国之间的权势落差。但这只是一种错觉和幻想，对外并不像对内那么灵验。

北宋建立时，北方游牧部族建立的辽国已经崛起为庞然大物。更为要命的是，辽国把幽云十六州控制在手中，中原王朝赖以屏障的万里长城以及山西、河北北部的众多军事重镇，几乎都落入辽国掌控之中，宋朝北疆已经无险可守。自北宋建立之初，宋辽之间就战事不断。宋太宗两次北伐均以失败告终，自知力不如人，国防策略全面转向保守。

宋真宗继位后，宋辽战争烽烟再起，双方军队在澶州对峙。当时北宋国力已经超迈太宗时代，完全可以一战，但真宗仍然屈辱求和。他承续了前辈的传统——用钱摆平，他相信岁币可以解决边患问题。于是，宋朝每年向辽国交纳一笔巨额岁币，包括白银10万两、绢20万匹，后来每年又增加白银10万两、绢10万匹。

面对咄咄逼人的西夏军队，宋仁宗也如法炮制。虽然前线守将建立起了较为牢固的防线，控制住了西夏的扩张，但宋仁宗仍决定和谈，每年向西夏输送银7.2万两、绢15.3万匹、茶3万斤。

北宋岁币应对的是辽国和西夏，而南宋应对的主要是金国。金军大兵南侵，宋军节节取胜，本来形势有利于宋朝，但宋高宗没有北上恢复故土的打算，他杀害了主战将领岳飞，向金国割地称臣，还每年交纳银25万两、绢25万匹。此后67年中，宋朝以岁币的名义向金国共输送银1485万两、绢1485万匹、铜钱300万贯文。

宋朝交纳岁币一事，到底该如何评价？对手的心里话最能说明问题。《齐东野语》书中《淳绍岁币》一文记载，金国大将金兀术在临死前，留下一句遗言，谈及岁币问题：“江南累岁供需岁币，竭其财赋，安得不重敛于民。非理扰乱，人心离怨，叛亡必矣。”金兀术认为，让宋朝连年支付巨额岁币，是搞垮宋朝的不二法门。每年巨額的白银、绢帛，宋朝统治者必定不会自掏腰包，最后都会转嫁到百姓头上，使得宋朝百姓在正常赋税之外，又多了一项沉重负担。长此以往，宋朝民力耗竭、怨声载道，以致众叛亲离。民心一失，宋朝江山岂能稳固？由此看来，宋朝支付岁币，不仅失去了金银，也失去了民心。

与此同时，宋朝一味地通过妥协、议和来苟且偷安，不仅在敌人面前暴露了自己的软弱，激发了他们的贪婪和野心；重要的是，造成将士的怯战、怯敌心理，极大地影响了军队战斗力。

宋朝每次求和，不仅输送大量岁币，甚至奴颜婢膝，称臣称侄。统治者本应知耻而后勇，大力发展国力军力，报仇雪耻。但他们大多不思进取，抱残守缺，将议和视为治边的良药，把岁币奉为对外的圭臬，国祚急剧衰败，便在情理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