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明易

朱文钧（1882—1937），字翼厂，别字甄父，号幼平，浙江萧山人，曾任故宫博物院特约专门委员，喜好收藏明清家具和书画碑帖。王世襄在其自选集《锦灰堆》中盛赞朱氏收藏：“本世纪前期，北京以收藏珍贵家具著称的有：满洲红豆馆主溥西园（侗）……而收藏既富且精者，首推萧山朱氏。”[1]朱文钧收藏金石碑帖久富盛名，但其藏书也丝毫不逊色于同时代之藏家，其家藏书目《萧山朱氏六唐人斋藏书录》（简称《六唐人斋藏书录》）著录颇多宋元旧椠及名家题跋古籍，具有很高的版本价值。

目前，学界对朱氏的研究成果多集中在其碑帖收藏上，对其藏书关注较少，而与傅增湘交往之事更少有笔墨涉及。傅增湘与朱文钧交往甚密，其许多经眼、校勘之书均从朱文钧处取得，而朱文钧之子、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朱家溍先生称傅增湘为“沅叔叔丈”，可见二人关系决非寻常书友。对傅、朱两位交游往事加以研究，在了解二人在古籍收藏和校勘等方面的治学旨趣大有裨益。本文通过查检年谱、题跋等文献，尝试还原二人的交游脉络。

1 藏园集会

傅增湘与朱文钧之交往，始于辛亥革命之后。据朱文钧长子家濂所撰《先君交游录》载：“先父翼厂先生自辛亥以来，从事文物之搜集。三十年中，得交同好五六十辈。……先父与先生缔交以来，相互通假，赏奇析异，三十年中过从甚密。”[2]23大致从1912年以来二人或已相识，但论具体交往情况，从朱家濂撰《先父翼厂先生年谱长编》获知，应始于1921年。此年1月，朱文钧受邀参加傅增湘在藏园举办的祭书会。“藏园主人以嘉平月二十有二日为祭书之会，循年例也。先父与焉。与祭者尚有仁和吴昌绶、汾阳王式通、武进董康、阳湖陶湘、长白彦德、海宁张宗祥、吴兴徐鸿宝、浭阳张洵、张允亮、吴江沈兆奎。皆一时盛流也。”[2]148是年傅氏50岁，刚辞去教育部总长职务，居住在北京西四石老娘胡同七号，此处即为“藏园”所在；朱文钧时年40岁，任盐务署运销厅厅长，住北京东安门外西堂子胡同。

1922年，傅增湘受命督办财政清理处，朱文钧一家则从东安门移居地安门外帽儿胡同。此年祭书会，朱文钧依常例参加，并携宋本《汉官仪》与会。同行者邵继全写有跋文记载当天之事：“辛酉小除夕，武进董授金、嘉定徐星署、仁和王叔鲁、长白彦明允、侯官邵幼实、海宁张阆声、萧山朱幼平、吴江沈羹梅、丰润张孟嘉，集藏园为祭书之会。……幼平以绍兴本《汉官仪》来会。”[3]851据题跋载，此年傅增湘得宋本九部，于祭书会当天和同好展玩交流，有朱文钧与徐星署两位携宋本古书参加，可谓相得益彰之美谈。

1923年2月，藏园举行祭书雅集，“傅沅叔例举祭书之典，先父与焉。得观宋本《五代史记》十二卷，考为欧史现存最古之刻本，可谓书林瑰宝。是日，同祭者嘉定徐祯祥、长白彦德、吴兴徐鸿宝、吴江沈兆奎、丰润张允亮诸君。长州章钰为之记。”[2]151此宋本《五代史记》于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中记载颇详[4]293-294，除沅叔自叙收书缘起、版式特征、校勘情况外，兼录章钰、邓邦述等人的题记。此本后经考证，应为南宋前期抚州刻本[5]，非藏园所定北宋刻本。10月，朱文钧与吴昌绶、张允亮、沈兆奎等共赴藏园为傅增湘贺寿，此年傅增湘52岁。今藏台湾图书馆的宋嘉定四年（1211年）同安郡斋刻本《楚辞辨证》二卷之卷末有上述四位与会者题跋，记载了当日贺寿兼观书之事，兹录朱文钧跋如下：

藏园主人今年所得宋本经籍曰《周易本义》、曰《通鉴目录》、曰《嘉泰普灯录》、曰《仪礼经传通解》、曰《播芳大全文粹》残本、曰《诗人玉屑》，此书次弟七矣。又当持宋绍兴本《白帖》求售者已在案头收住，此而为八部，至岁阑必逾十全之数。古缘重叠，殊可忻羡。今日来祝主人寿，曰为记之。朱文钧识。

据上述题跋可知，当年傅增湘所获宋版珍本甚多。

1928年，北京改为北平，据朱家濂编朱文钧先生《年谱》可知，“自此先父即脱离政界，专心从事著述。”[2]1611月，朱文钧获得宋婺州刻本《音注韩文公文集》四十卷《外集》十二卷，傅增湘为之作题记一则[4]603；21日，藏园举行祭书会，朱文钧应邀前往，与会者徐森玉、许宝蘅、张允亮等人，当日观书之况可见许宝蘅撰《〈许白云先生文集〉跋》[3]847。

1929年初藏园祭书会，与会者有沈祖宪、夏孙桐、宝熙、王式通、陈任中、傅岳棻、杨熊祥等人，朱文钧此次约而未至[4]524。4月，傅增湘宴集藏园，席中展示了他颇为珍爱的宋绍兴间衢州刻本《居士集》五十卷。此书为傅增湘于1920年得于刘启瑞家中，刘启瑞为江苏宝应人，近代藏书家，《藏园日记钞》中详载傅增湘于当时在刘启瑞家收书之事[6]。此次赏书，据获得之日已逾十年，傅增湘曾作诗以记当日心情：“瞥影惊飞已十年，故人重见更欣然。”[4]1040朱文钧应邀也得观此书，并为此书作跋以记之。

傅增湘初得此书以为是北宋熙宁间刻本，但通过审视书籍中避讳字可知，应为南渡之后刻本，朱文钧对此予以赞同，并加以辨识，“主人定为绍兴初本。然此刻古质犹存，当是北宋开板，断手于南宋，虽非熙宁祖刻，要是海内无二善本。主人原题谓或有执此为熙宁者，其说亦不为无见也。”[2]163沅叔阅过此跋，深感朱文钧鉴别版本功力匪浅，寥寥数语即勾画出《居士集》之刊刻源流，不禁呼为同道，另作诗以和之：

缺笔依稀到构桓，颇疑南渡补雕剜。瘦金书体存篇目，真赏偏逢朱翼庵。[4]1039

1931年初，朱文钧如约参加了傅增湘举行的藏园祭书会，许宝蘅《藏园祭书会记》记载此次盛况[7]。此次祭书会除展出傅增湘当年所收善本之外，袁同礼、徐森玉、赵万里、陈垣等也都携各自所藏珍椠与会，琳琅满目。同年，朱文钧被故宫博物院聘为特约专门委员。9月初，逢傅增湘六十寿辰，朱文钧前往藏园为沅叔贺寿，并携带了令人啧啧称奇的厚礼——宋刻本《册府元龟》第四百八十三卷残本及元至正间刻本《通鉴续编》残本，并作跋以记此事：

藏园主人六十初度，无以为寿，因检敝簏，得此册并元刊陈桱《续通鉴》两卷，以将微意。主人藏弆极富，此不过九牛一毛耳，曾何足以邀主人之一顾。然古籍多寿，亦借祝修龄之意。此《册府元龟》语尤吉祥，倘亦主人所乐闻乎！辛未九秋，翼厂手识。[4]478

这两部书尤中沅叔之怀。其一，傅增湘多年以校勘《册府元龟》为矢志，遍访各家搜罗《册府元龟》宋刻本，此次朱文钧赠宋刻残卷，可补沅叔藏书之阙；其二，元刊《通鉴续编》除版本罕传外，其印刷用元代公文纸，另具一番赏玩之趣。傅增湘得此二书，喜不自胜，深感朱文钧为其知己，“一瓻之惠，未忘于怀，连璧之珍，忽接于目，欢喜赞叹，不忍去手。”[4]477此年之后，藏园祭书会似不再举办，取而代之的是傅增湘倡导的“蓬山话旧”雅集①“蓬山话旧”雅集的与会资格需是清代进士，并曾任职翰林院，因此朱文钧此后并未参加过这个集会。。

2 校勘古籍

朱文钧收藏古籍版本精良，具有很高的校勘价值。1921年6月，傅增湘得阅朱文钧收购的三部书，分别为明嘉靖本《韩非子》二十卷、明写本《高常侍集》十卷、明弘治十一年（1498年）李瀚刻本《遗山先生诗集》二十卷，详载于《藏园群书经眼录》。其中，《高常侍集》被傅增湘拿来校勘自藏清光绪十年（1884年）年石印《唐四家诗集》本，发现很多错误，“得异字甚多，致可喜也。……翼庵惠我良多矣。”[3]668

1922年初夏，傅增湘曾借朱文钧藏宋吴幵《优古堂诗话》明嘉靖袁表钞本校勘：

萧山朱幼平藏明嘉靖袁氏写本，壬戌盛夏，假校一过。前年得洪熙钞本半部，即《读画》所据之底，覆核乃无一异字。今忽得此本，改正字句不少，入夏来第一快心之事也。闰月十八日，坐廊下听雨书此，藏园主人。[3]814

傅增湘原藏清嘉庆四年（1799年）桐川顾氏《读画斋丛书》本，1914年，又从杭州古懽堂购得明洪熙钞本《优古堂诗话》，校勘后发现两本之间无甚舛误，知其为《读画斋丛书》刊刻底本，同出一流。1922年又得朱文钧藏明钞本校勘，发现误字甚多。

此年8月，傅增湘曾借朱文钧藏清金星轺钞本《危太朴云林集》二卷《说雪斋稿》不分卷，以校正家藏民国间吴兴刘承干刻《嘉业堂丛书》本。“因竭半月之力，勘读一周，纠正如干字。”[3]643同时，傅增湘也惦念上朱文钧所藏另一部钞本，“幸朱翼庵别有林鹿原藏钞本，它日更合校之，此集庶可称完善矣。”[3]643林佶（1660-？），号鹿原，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进士，福建人，为清代藏书家。此本《危太朴文集》不分卷，经清代林佶、郑杰等递藏，但朱氏藏书录失载。查《六唐人斋藏书录》，另有《说雪斋稿》附《续集》一册，为清初钞本，有清藏书家鲍廷博题跋。

秋季，傅增湘前往钱塘江观潮。临行之前，正在校读清康熙间《通志堂经解》本《公是先生七经小传》，嘱托朱文钧以宋刻本加以校勘，朱文钧在此书上留有题识[3]20。

1923年11月，傅增湘从朱文钧处借得宋洪炎撰《西渡诗集》一卷，清宋氏漫堂钞本，以校勘家藏清光绪二年（1876年）朱氏惜分阴斋刻本[3]523；12月，借得宋周必大撰《周文忠公集》七十二卷，明平陵史继晨校选明钞本，以校勘自藏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欧阳棨瀛塘别墅刻本[3]549。另于此年得阅朱文钧藏影写宋刻本《无为集》十五卷等[8]955。

1924年，傅增湘从朱文钧借得两部书以校勘家藏。其一为钞本《梁溪先生文集》一百八十卷《附录》六卷，宋李纲撰。傅增湘于3月至9月以此钞本校勘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陈征芝刻本，“钞本脱漏讹误满纸，远不及刻本之善，然赖以补正亦不尠，……披沙拣金，往往得寳。旧钞虽劣，宁可忽视哉？”[3]513其二为明刻本《东维子文集》三十卷《附录》一卷，元杨维桢撰。傅增湘从7月至11月，以朱文钧藏明刻本，校勘影印底本为清钞本的《四部丛刊初编》本，补正甚多[3]636-638。朱文钧藏本失载于《六唐人斋藏书录》。

1928年2月至6月，傅增湘借得朱文钧藏元邓文原撰旧钞本《巴西文集》一卷，钤“李澧南藏书印”，校勘家藏鲍廷博旧钞本，“原本十一行二十四字，假自朱君翼庵，留置案头已四月矣。”[3]595

1931年9月下旬，傅增湘从朱文钧处借得钞本《张淮阳诗集》一卷《附录》一卷《诗余》一卷，此书为元代张弘范所撰，以明正德间周钺刻本为底本传钞，为清代朱彝尊旧藏。秋冬之季，傅增湘得观朱文钧所收唐韩愈撰、宋祝充音注《音注韩文公文集》四十卷《外集》十二卷宋刻本，据以校家藏《五百家注音辩昌黎先生文集》，写有详细题记。此本原为徐坊家藏旧物，其文献价值可据朱文钧与傅增湘二人共同的好友张允亮所作题记观之：“宋本唐人诗文集传于今者，大率坊间汇刻之书，得者已珍如球璧。此祝学士校注单行善本，裒然巨帙，七百年完好如新，而在在处有神物护持者乎，真惊人之秘籍也已，翼厂其永宝之！”[4]604张允亮（1889—1952），字庾楼，号无咎，河北丰润人，近代藏书家，曾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编著《故宫善本书目》。张允亮与朱文钧、傅增湘交好，上述朱文钧为贺沅叔六十大寿所赠宋刻残本《册府元龟》，原为张允亮赠予朱文钧之物，可见三人之间以书为纽带建立起的珍贵情谊。此书1934年经文禄堂主人王文进影印，化身千百，造福书林。

3 版本鉴定

朱文钧对版本鉴定颇为擅长，除上述祭书会中所提判断宋绍兴间衢州刻本《居士集》一事外，另有其他事例可证。1923年，朱文钧与傅增湘曾共观元刘屡撰《风雅翼》十五卷。“罗少眉送阅，云是元刊，朱幼平言是弘治本，细审之信然。”[8]12361924年10月，朱文钧为傅增湘当年所获宋本《客亭类稿》残本撰写题识，详述书籍版式、字体，并对其文献价值予以判断，认为其为《四库全书》底本[4]745。

1929年，傅增湘借得朱文钧藏唐李德裕撰明钞本《李卫公集》二十卷《别集》十卷《外集》四卷，此书原为清末民初藏书家徐坊旧藏。徐坊（1864—1916），字士言，又字矩庵，号梧生，山东临清人，藏书颇富，但秘不示人，藏书以名家稿钞本为重。徐坊去世后，其书流散，傅增湘一直颇为关注。《李卫公集》已无宋本传世，存世最古为明嘉靖刻本，但舛误甚多。清代藏书家陆心源藏有丁氏月湖影宋钞本，但因皕宋楼藏书被日本静嘉堂文库收购，此本便远隔重洋不得一观，傅增湘以为憾事。正好又遇朱文钧购得明钞本《李卫公集》，此本以宋本为底本而传钞，文献价值极高。傅增湘迫切取来校读，还书时附跋语一则：

……然则欲读《卫公集》者正不必远求之海外矣。校毕，为之愉快不已，因书数语以归之。嗟夫，宋本不可得见，见此明影宋钞，竟与月湖丁氏本并留天壤间，胜于嘉靖本万万也，是岂皮相者所及知哉！翼庵嗜藏古钞名校，具有神解，试取明刊并席而观，知余言之非溢量也。[4]622

傅增湘盛赞朱文钧收书“具有神解”，认为他并非只追求版本古旧，而是注重极具文献价值的钞校本，具有较高的版本鉴赏和文献识别能力。

4 性情相投

1925年3月，孙中山于北京逝世，社会局势动荡飘摇。傅增湘与朱文钧先后所写题记中均流露出嗟叹世事的情感。6月，傅增湘从朱文钧处借得明王达撰《天游杂稿》明正统六年（1441年）胡滨刻本，校勘完毕后书写题记，除详述校勘缘起及感谢朱文钧借书之谊外，又不禁道出近期校书之心情：“更年来世乱益亟，时有不可听闻之事，惟闭门却埽，日与古人为缘，差足以自遣。异时当遯入深岩邃谷中，抱蠹简以尽余年，未知彼苍其许我否？”[3]649闭门校书以遣怀，朱文钧于此也心有戚戚焉。1926年2月，朱文钧购得宋谢薖撰《谢幼盘文集》清汪氏古香楼钞本（此本现藏于国家图书馆），并撰有跋语：

《谢幼槃集》两册，古香楼汪氏抄本，无目录。余另有一本，较此为善，乃曹石仓藏书，曾经叶东卿校过，北平谢宝树有题识，乙丑嘉平购之临清徐梧生家。时危势迫，卒岁无资，乃后于故纸堆中觅生活兮，亦不可以已耶。浊世纷纭，英雄气短，书毕放笔三叹。翼厂手识，祀竈夕。

这则跋语读来令人为之唏嘘，尤其末尾一句，道出世事乱离中读书之人无奈而悲愤的情感。对于爱书者而言，古书是乱世之中的避风港，傅增湘与朱文钧面对世事发出几乎同样的感叹，可以印证二人对书及国家命运的情感有一脉相通之处。

1927年1月，朱文钧曾借傅增湘藏明末刻本《砚北杂志》一阅。此书为元代陆友所撰，其内容包含鉴赏书籍、字画、金石等，颇合朱文钧治学旨趣。借阅后朱文钧曾书题跋一则，对作者及其子字号、身世加以考证：

陆友仁，元至正时人，与倪云林为友，其子名定之，字仲安。前跋谓定之辑，恐误。友仁字曰静远。《云林集》有寄静远诗，并有赋仲安字诗，可以见其两世交情之挚，而陆氏父子之名重当时，亦良有以也。丙寅嘉平望日閲毕识此，翼庵。[4]396

此跋傅增湘当时并未得见，朱文钧将《砚北杂志》还给傅增湘后，此书一直被遗忘于书簏之中。1942年，傅增湘再次翻阅此书，才偶然睹获故人笔迹，而此时朱文钧已经去世逾五年之久，“忽睹遗迹，不禁如庵春露之感。”[4]396

1929年秋季，朱文钧得获清翁栻钞本《江月松风集》十二卷补一卷，此书经名家递藏，同样为傅增湘所喜，因此朱文钧获书不久，傅增湘即借以校勘家自藏清光绪八年（1882）刻《清风堂丛书》本，并题写跋语：

余前年领秘阁事，库籍中未见此物，意归入法书类欤。此帙流入厰肆，曩时曾一寓目，后知为翼庵所收。顷以清秋过访，于案头复见之，因乞假读。……翼庵嗜书成病，名钞妙迹，尤具真赏，还瓻之日，聊述梗概，翼庵得毋莫逆于心，相视而笑乎？[3]627-628

读此段题记，可透过文字感知傅增湘与朱文钧两位爱书好友之间的惺惺相惜。傅增湘作为民国时期首屈一指的藏书大家，对朱文钧青眼有加，可见朱氏收书眼光之独到。

此外，朱家濂编《先父翼厂先生年谱长编》中收录了1930至1931年间，傅增湘寄予朱文钧的一封书札：

广东鲜荔已到，乞驾临寒斋共啖，但不能如坡公之豪举耳。此上翼厂先生。增湘再拜。六月一日。[2]167

此封信札内容为二人交往的日常生活写照，颇具文人雅趣。

5 售书往来

1933至1934年间，因上述《优古堂诗话》，朱文钧与傅增湘、周叔弢之间有一些售书的往来之事。朱文钧藏《优古堂诗话》见载于《六唐人斋藏书录》卷八《集部·诗文评类》：“《优古堂诗话》一卷，一册。宋吴幵撰，明嘉靖袁表钞本。有先君题记并附傅沅叔函三页。”[9]281此本后入藏国家图书馆，按图索骥，于国家图书馆“中华古籍资源库”查得电子书影，辑得傅增湘跋语三则与朱文钧题记一篇。

曩年得洪熙元年写本，为读画斋付刊之底本，斠读一过，了无可取。兹就尊藏嘉靖本覆勘，乃得异字数十，是胜于洪熙本多矣。洪熙本今在椒微（注：李盛铎字）所，许翼庵我兄，增湘拜上。（傅增湘跋语其一）

《诗话》竟以贰佰四十元商定。原书亦为改装，大约须加三四元，叔弢言须正月乃付款，不免望梅林而止渴耳。此上翼庵先生，增湘再拜。（傅增湘跋语其二）

前取《优古堂诗话》一册，前持至天津与周叔弢同看，据云此乃过录本，非袁氏原钞，不愿收之，只得携回，兹所以奉还。惟叔弢颇欲得尊藏钞本《江月松风集》有荛圃题跋者，不知能让否，乞示知。此上幼平先生座右，增湘拜启，四月十下。（傅增湘跋语其三）

是书于癸酉嘉平，经傅沅叔售于富室子，给价贰佰肆拾元，并云须开正付款，予皆允之。今日忽由沅叔遣价持还，谓是过录本，非袁表原抄，不愿得之，更欲吾所收黄荛圃《江月松风集》。富室子求此久矣，予固寠人，然甚不愿与此子作缘。沅意虽美，只得暂负之耳。甲戌二月甄父书。傅信存此，以为此书他日故实。（朱文钧书）

据上述四段题跋，可大致了解这段颇有意思的往事。1922年，傅增湘借朱文钧藏《优古斋诗话》明袁表钞本校勘自己的藏本。1934年1月，傅增湘又带此本前往天津与周叔弢同看。周叔弢（1891—1984），原名暹，字叔弢，后以字行。曾任天津华新纱厂经理、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等，经营之余爱好收藏古籍，为著名的收藏家和鉴赏家。原本周叔弢愿意以二百四十元买下此书，但承诺在次年正月才能付清款项，朱文钧应允。岂料，1934年2月，傅增湘又把此书带还给朱文钧，说周叔弢认为此书不是明袁表钞本，而是据此过录的本子，不愿意继续购买。为何周叔弢能如此肯定此本非袁表钞本，其实事出有因。1933年前后，周叔弢恰好收得松江韩氏散出的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袁表钞本《梅磵诗话》三卷，此事于傅增湘《藏园群书校勘跋识录》有载，“昔年曾假得朱佑平所藏明钞吴正仲《优古堂诗话》，亦汝南袁表所录藏，其自跋为嘉靖戊申六月，与此书为同时所写，第此册乃早一月耳。岂意三百八十六年后，有人得以会合两本，并罗陈几案，以考较其得失耶？”[3]832或许是周叔弢以家藏本校对朱文钧藏本笔迹，发现存在差异，所以才有了题跋中所述二三事。

据题跋可知，周叔弢不愿继续购买朱文钧所藏《优古堂诗话》，而是着意于另一部黄丕烈跋《江月松风集》，此书《六唐人斋藏书录》有载：“《江月松风集》十二卷《补》一卷，二册，翁又张写本。士礼居旧藏，翁、黄皆有跋。有栻字印、洞庭翁栻、又张、湖山风月主人、南陵名山楼、金元功藏书记、黄丕烈复翁、杨庭壁云、群玉之居各印。”[9]238此书流传有序，有名家题跋，珍贵异常。朱文钧略带不满的指称周叔弢为“富室子”，且右侧用小字标注“某甲”，以示代称和避讳，婉言拒绝了傅增湘和周叔弢两人的请求，明钞本《优古斋诗话》、清翁又张写本《江月松风集》仍自藏。1934年5月，傅增湘去信阐明原委，并询问是否可以让朱文钧出让《江月松风集》，结果可知。此事一直延续至1936年，据傅增湘《藏园群书校勘跋识录》载，《江月松风集》后以四百元之价由朱文钧出让给周叔弢，此时朱文钧收藏兴趣转向，且经济状况稍显困顿，因此已有散书之举，至此这两部书的故事才告一段落。

6 余论

1937年5月，朱文钧因病骤然离世，享年56岁。知交零落，但情谊未散。据朱文钧之子朱家溍记载，傅增湘抗战时期，曾对朱家施以援手，“先父逝世后，抗战期间我离家到重庆工作。家中因办理祖母丧事亟需用钱，傅沅叔世丈代将此帖（蔡襄《自书诗帖》）作价35000元，由‘惠古斋’柳春农经手让与张伯驹。”[10]1944年，73岁的傅增湘再次展卷，品读当年60岁时朱文钧作为六十寿礼赠送给他的那卷宋本《册府元龟》，追溯此本渊源，感叹万千：“此数册中，其四百八十三卷乃故人朱君幼平所藏，甲子岁，余曾假得一校，题名卷尾。适辛未九秋，为余六十初度，君遂举以相赠，并言书名吉祥，藉表祝延之意。良朋雅谊，铭篆不忘。惟君下世已久，重展此册，不胜惘然。”[4]476-4771949年9月，傅增湘逝于北京，其藏书或捐赠、或收购，存藏在国家图书馆、重庆图书馆等地，两位藏书家的交游往事也随之封存于历史长河之中。而朱文钧的藏书在其生前与故宫博物院前院长马衡有约，拟捐赠于国家博物馆，但因卢沟桥事变起，家国飘摇，此事搁置，直至1952至1967年间，藏书才由其后人相继捐赠至国家图书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傅增湘与朱文钧的交往脉络，是在世事变迁、家国兴衰等背景下，藏书家与书的命运纵横交错的缩影。对于傅增湘而言，广结书缘是他一生写照。在众多师友中，有需要恭恭敬敬、被称为“筱珊老前辈大人”的缪荃孙，傅增湘常向其问学、借书；有相识近四十年，至临终仍然不忘向其展阅珍爱之书的张元济，二人一生互通信札六百多封，此后结集为《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展现了二人在古籍收购、出版、鉴定等多方面的交游往事；有世交四代、被傅增湘称呼为“三兄”的周叔弢，二人于藏书、校书之间交往甚多，傅增湘称其收藏古书“声光腾焯，崛起北方”，二人对古书的热爱或许已达到灵魂相交的地步，“每当午窗晴旭，夜漏风清，吾两人展卷细读，相对忘言，宛如坐澹生堂中，有缥函朱榻、风过铿然之趣。逸情高致，固难为不知者道也。”（《题周叔弢勘书图》）[4]1104又有与傅增湘交往密切、被称为“藏园三友”的徐森玉、张允亮、姚兆奎等。在沅叔众多师友之中，朱文钧则有其独到之处。朱文钧的藏书，极重版本和文献价值，对稿钞校本和祖本颇为青睐。傅增湘常借朱文钧所藏钞本校勘，改正讹误甚多。沅叔年长翼庵十岁，又是书林前辈，但二人交往十分平等自如，亦无政务、利益牵绊，纯粹因书结缘数十年。沅叔60岁时，朱文钧不惜割爱，以宋本《册府元龟》贺寿，因为深知傅增湘是懂得古书之美的人；而傅增湘阅书无数，能够由衷地夸赞朱文钧“嗜藏古钞名校，具有神解”，可见二人在鉴赏古籍方面已经成为同声共气的知己。

朱文钧作为近代收藏大家，同样也有广泛的交游网络，朱家濂撰《先君交游录》详载朱文钧相识相知的友朋往事：“先父翼厂先生自辛亥以来，从事文物之搜集。三十年中，得交同好五六十辈。”[2]23而这众人之中，朱家濂将傅增湘冠于其首。“先父与先生缔交以来，相互通假，赏奇析异，三十年中过从甚密。先生长先父十岁，而先父先逝，宜乎先生有‘人往风微’（先生悼先父语）之感也。”[2]23

故人已逝，但书缘并未消散。朱文钧曾言“古籍多寿”，那些书写在古籍上的题跋、记录在纸张上的日记、四散在各处的信札，终究会有再被人翻阅的一天。傅增湘与朱文钧的交往事迹是一代藏书家生活的缩影，这些因缘际会将连同古书一起，展卷拂尘，楮墨犹新，于世人面前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