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 巧

0 引言

中国古代私家藏书是一种内蕴极其丰富的文化现象，从文化形态学的角度来看，它既有汗牛充栋的图书、巍然矗立的藏书楼等物态文化，又有在长期藏书活动中形成的措理之术和风尚、习俗等行为文化，还有藏书家主体因素潜层的心态文化[1]。近现代的私家藏书亦然，但因其特定的历史环境，使之与当代的文化联系愈加紧密，从私家藏书的化私为公可见一斑。与自宋朝后私家藏书发展日渐繁荣的江浙地区不同，天津私家藏书的发展高潮时期应为20世纪初叶，虽然发展较晚，但在近现代藏书史上当有一席之地。近现代天津出现了如周叔弢、李盛铎、陶湘、卢靖、严修等大藏书家，不仅藏书质量上乘，在利用藏书上面也有颇多值得称道之处，然天津的私家藏书研究一直缺乏系统性，自然也就缺少对其物态、风尚、行为等诸多文化的挖掘。天津师范大学王振良教授的《沽上琅嬛：天津藏书楼与藏书家》（以下简称《沽上琅嬛》）依托于天津藏书楼的形态，梳理了24位天津近现代藏书家（家族）的故实，有助于丰富天津私家藏书物态文化研究，深化学界对天津藏书文化乃至天津城市文化的认知，重新审视天津私家藏书在中国近代藏书史上的地位。本文旨在以该书为中心，解构天津近现代藏书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关系，分析该书的社会文化价值。

1 《沽上琅嬛》在天津藏书研究中的地位

纵观中国藏书史的地域研究，天津在其中并无太多着墨，更遑论专著。追溯以往的研究，关于天津藏书的研究呈现出分散的特征。《七十二沽书脉长》[2]作为“津门书香记忆”历史文化征文的结集，涵盖了天津历史中关于著书、藏书、购书、贩书、印书、读书的故事，既具史料性，也具可读性，然不同作者切入的角度不同，不能完整地呈现某一切面。雷梦辰《津门书肆记》[3]将从事古旧书业40余年间所记之私人藏书事迹摘录出来，共略述52位藏书家，该书史料性较强，但缺乏考证与详述。《近代天津十大收藏家》[4]介绍了近代天津出现的十大收藏家的故事，单篇内容详细丰富，虽并不全是藏书家，但仍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在藏书家个体研究中，以周叔弢、刘明阳、延古堂李氏家族、陶湘、李盛铎的相关研究居多。凡有影响者均已引起研究者的注意，且从藏书家的多个身份深入挖掘他们对后世今人的贡献，只是仍然缺乏系统性。

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教授王振良因嗜好藏书，多年来注意收集天津藏书家的资料，对天津藏书的发展已有颇深之了解，他认为“天津本土和寓居天津的藏书家，足以构成天津城市文化的特色风景”[5]306，且其多年来从事天津文化与地方文献、全民阅读与灰色书刊、口述史学与公众史学等方向的研究，便有了《沽上琅嬛》这部融藏书文化与城市文化于一体的作品。该书最初的基础是以《天津的藏书楼》为题刊登于《藏书家》的两组文稿，后来王振良以“天津藏书楼”为主题申报纪录片拍摄项目，《沽上琅嬛》中的24篇文稿，有23篇即是为纪录片撰写的文本，因此可读性极高。正如李国庆先生所评价的：这是一部好书……是一部别开生面的学术性与可读性兼容的专著，此书具有资料新、分量重、雅俗共赏的特点，具有揭示近代天津文化底蕴，表彰藏书家对天津文化建设作出的杰出贡献的价值与功用[5]1-12。

2 藏书文化与城市文化的融合

私家藏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可以将其放到社会历史环境的总相中进行考察，分析社会历史环境与这一文化现象相关的诸因素，彼此间的互相关联，作用与反作用的具体情况[6]。纵观《沽上琅嬛》一书，以24个藏书楼与藏书家（家族）为主体，从人物生平、藏书事迹、藏书归处等方面阐述了藏书文化与城市文化的故事，作者并未从文化角度详细分析私家藏书文化与城市文化的联系，而是以藏书楼的历史沿革与藏书家的人生轨迹来建构天津文化与历史记忆。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对天津藏书家内涵的揭示；藏书楼中体现出的建筑文化的变迁；藏书活动反映的藏书家的文化心态与理念；藏书家其他活动对城市文化的反映。

2.1 寓于天津文化中的藏书家内涵

王振良在展现天津城市文化时，除了对藏书楼的引入与关注，最基础的是对藏书家内涵的揭示。对于藏书家的界定，范凤书认为“藏书家”这一称号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有相当数量的超过一般人的收藏，所藏图书具备相当的质量，藏家本人应进行一定的整理和应用[7]。王德恒等将天津藏书家界定为原籍在津或寓津及藏书在津，藏书万册以上或藏有一定数量的善本书籍者[8]。以上两种定义都强调了藏书的数量与质量。《沽上琅嬛》虽然没有明确指出对天津藏书家的定义，但在选择与叙事的过程中已经呈现出作者所认为的概念。首先，与王德恒等一致，该书所选择的藏书家均出生于天津或寓居于津或藏书于津，这一部分主要显现于书中对藏书家生平与天津的渊源叙述中。纵观24个藏书家（家族），如表1所示，“在近代的天津，虽然并不缺乏具有全国影响的藏书大家和名家，但他们大多是寓居津门而籍贯别属，……真正着籍天津的藏书家屈指可数，因此延古堂李氏在天津藏书史上也就有了特殊意义”[5]26，其他藏书家中的天津人则有严修、金钺与蔡成勋等。

表1 《沽上琅嬛》中藏书家（家族）基本情况

续表1

藏书家寓居天津的原因也是多样的。如因工作业务寓居于津的，胡宗楙生于武昌，以知县分发江苏，后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北上天津，随孙多森襄办实业，孙去世后辞职，仍居于津，最终完成藏书16万卷的宏愿。张重威因1932年任中南银行天津分行襄理而定居于津。也有随家人工作而迁居的，如刘子山于1918年创办东莱银行，总部设于青岛，后于天津设分行，因为业务发展迅猛，总行迁至天津，刘子山、刘少山父子便一同过来。

其中，辞官归隐于津的藏书家比较多，均可称之为寓公群体，即晚清遗老遗少与后来下台的北洋政要[9]，如出身清代翰林、后为民国总统的徐世昌，曾任晚清顺天府府丞、民国总统顾问的李盛铎，北洋政府江西督军的蔡成勋等。天津藏书家寓居于津的原因可能有三点：一为水陆交通便利，二为接近政治中心，三为租界中相对安全[10]。具有多重身份的他们，虽然在天津社会人口中占比不是很大，但极大地影响了天津的社会生活和价值取向，成为了天津城市文化发展的重要印记。

在藏书家的内涵中，作者并不十分拘泥藏书家所藏书籍的数量与质量，而是有自己的判断。如陈一甫，作者认为“对陈一甫的藏书质量，评价素来不算太高，这其实是一种误读。因为任何人藏书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陈一甫的这个过程可能相对漫长”。据其考察，“陈一甫早期藏书质量确实偏低。等到退职之后，陈一甫有了更多闲暇时间，乃措意于版本目录之学，藏书质量也日益精进”[5]136-137。由此可见，作者是抱着一种理解与关怀的态度去研究天津藏书家的。

2.2 藏书楼中的建筑文化变迁

作为藏书文化中物质形态最显著的部分，对藏书楼的关注可以从侧面反映出藏书文化与城市建筑文化的变迁。《沽上琅嬛》以藏书楼的今址作为开端，引入藏书家与天津的渊源与藏书事迹，再于文中表述藏书楼的建造与现状，其间有结构布局，亦有古今对比，使人对藏书楼有更具象的认识。

对于天津城市文化而言，租界是促进其近现代城市面貌形成的重要因素。藏书楼亦受租界文化的影响，可以发现24位藏书家（家族）的藏书楼具有以下特征：第一，藏书楼的位置多居于英租界，且多为西洋或中西结合的建筑；第二，受建筑特征的影响，近现代天津“藏书楼”多为一座楼中的一间或数间，而古代多以一院的一楼出现；第三，现存者多已成为文物或历史风貌建筑，承担文化传播的功能。藏书楼的建筑特征，反映了当时天津的建筑文化，遗留下来的建筑实体也成为新的文化财富。

据《沽上琅嬛》所述，24个藏书家（家族）中，至少有一半都居住在英租界地区。英租界地区存在的时间较长（85年），且为天津最繁荣稳定的租界，居于其中既可以保障人身安全，也有助于图书的收藏与保存，且藏书家大多有较好的经济基础，足以支撑他们在租界定居。除李氏家族藏书楼藏经阁的所在地——荣园是中国传统建筑风格外，其他藏书家的居所或藏书楼多为西洋风格或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这是因为自天津通商开埠以来，租界的开发和西方思想的引入，使得城中的富商权贵都以“洋”为美，不再固守中国传统建筑的市屋门楼，开始崇尚西式楼房，模仿西方的城市建筑[11]1。

藏书家在天津寓居的时期主要集中于1900年至1940年间，这正是天津近代建筑发展的兴盛期与延续期，前半段本土建筑文化有意识地主动融汇西方建筑，后半段具有中西建筑特征的新建筑应运而生，很多留学归来的本土建筑师在建筑业界也逐渐站稳脚跟[11]51。《沽上琅嬛》中，梁启超的住宅由意大利建筑师白罗尼欧设计，潘复的旧宅原是西欧风格花园住宅，后1919年由法国建筑师改造设计，渠本翘的韬光楼则由比利时建筑师设计，是局部三层的西式楼房，可见此时藏书家们更青睐于西方的设计师。而翁氏家族的住宅与周明泰的居所均由沈理源设计，渠晋鹤与蔡成勋的住宅由阎子亨设计，他们都是中国本土建筑师的代表。沈理源（1890—1951）与阎子亨（1891—1973）是同期著名的建筑师，除设计了较多的著名建筑作品外，还培养了许多建筑人才。

通过《沽上琅嬛》的介绍，可以发现承载着藏书家人生轨迹的住宅、藏书楼虽有部分已消亡无存，但大部分仍然保留了下来，成为天津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如吴重憙故居、梁启超故居、周叔弢故居、陶湘旧居、蔡成勋旧居、金梁旧居等，不仅成为天津城市景观艺术的主要载体，更是天津文化传播的重要介质。

2.3 藏书活动中的先进文化基因

天津城市从传统期到近代期的转换过程，也是乡村文化跟城市文化、东方传统农业文化跟西方近代工业文化、中国本土文化跟西方殖民文化撞击、调适、整合的过程[12]。在过去的研究中，似乎认为天津是具有“文化弱势”的，未形成深厚的文化底蕴，有学者认为从“卫嘴子”到“哏都”，折射出的都是天津以市井文化为核心的文化状态，蕴含在天津文化中的先进基因反被淹没[13]。从这个角度而言，《沽上琅嬛》的藏书家活动展现出的恰好是天津文化中的先进基因，反映出了近现代天津开风气之先的一面。

2.3.1 藏书家的藏书心态

古代私家藏书的文化心态有多种多样，但其根本的思想基础，是中华民族历久弥坚的文化认同心理。文化认同的心理促使人们高度重视历史文化遗产，而注重保藏、传承文化典籍便是这种文化心态突出的行为表象[14]。《沽上琅嬛》通过陈述藏书家藏书的动因、活动与目的来表现他们的藏书心态。从整体来看，尽管24个藏书家（家族）藏书的目的和情趣各不相同，且随着人们思想逐渐解放，藏书的观念也有所变化，但于藏书的类型上面看，仍然以“国粹”居多，大部分藏书家仍好宋元旧椠、明清善本，即使因治学收集有新书、西学文献等，仍会收集经史子集类的相关书籍，可见他们对文化典籍的敬意和热爱，反映了天津藏书家们对传统文化的认同。

在一众藏书家中，卢靖藏书类型颇为丰富，除古籍善本外，还有六七十种的数理著作，亦旁及历史、政治、经济、法律等领域，王国维、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的新书也多有收藏，而后两种多为治学之用。严修蟫香馆除传统的经史子集外，旁及各类西学文献与汉译名著，梁启超则是“举凡经史子集及东瀛之本，凡研究趣味所及者，均在他的搜集之列”[5]182。藏书家们的藏书类型与所作著述，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们藏书致用的思想。

在《沽上琅嬛》中，作者也陈述了藏书家收集藏书的动因，较为显著的是受到家学渊源的影响。作者每言及一位藏书家，必溯源至祖父、父亲一辈，将藏书者的家风娓娓道来，后又及儿孙辈，以点出私家藏书的世代延续性特征。如吴重憙的父亲吴式芬、岳父陈介祺都是著名的藏书家，吴重憙受父辈熏染，在吴式芬旧藏基础上，继续大量搜求、鉴赏、整理藏书[5]7，再如“无论藏书、校书，还是刊书、著书，胡宗楙均深受父亲影响”[5]121。

除此之外，作者还陈述了藏书家们的交游情况，反映出藏书家们的活动亦受朋友的影响，如任凤苞天春园藏志便是经周叔弢动员捐给国家，促进了天津图书馆方志藏书的发展。

2.3.2 藏书家化私为公的理念

民国期间战乱频仍，藏书家们的收藏成为当时与现在都很珍贵的古籍文献，尤其是敦煌遗书与海源阁藏书等。来新夏认为中国的藏书文化包含着浓郁的人文主义精神，它的核心是“仁人爱物”。所谓“仁人”便是把书与人的关系紧密地联系起来，使所藏尽量发挥其作育人材的社会功能[15]。与之相对应的是近现代藏书家化私为公的开放理念，具体的实践为：第一，藏书家在自觉的基础上成立图书馆，将私家藏书开放给社会各界，徐树兰先生的古越藏书楼便是如此；第二，通过出售、捐献与寄存的途径将私人藏书转变为公共藏书；第三，通过收购的形式成为图书馆的馆藏[16]。《沽上琅嬛》中笔墨较多的部分便是藏书家聚书又散书的过程，据其散书的过程总结，天津藏书家多以出售与捐献两种方式向社会开放图书。

天津藏书家的捐书或售书行动可分为两个时期。一为20世纪初至民国时期，这一时期多受西方图书馆文明的影响，是藏书家文化自觉的实践。“文化自觉论”由费孝通先生提出，其内涵主要为“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17]。《沽上琅嬛》中所涉及的藏书家或通过创办图书馆，或将所藏图书捐赠或售予图书馆，均为文化自觉的自主实践，促进了近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二是1949年以后，多受爱国理念的感召，形成典籍捐公的热潮。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系列的社会变革运动改变了社会经济基础，思想观念也随之改变，民众的公有意识逐渐增强。因此，在爱国理念与公有意识的共同作用下，藏书家们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纷纷参与典籍捐公行动，《沽上琅嬛》中至少有15位藏书家都在这一时期进行了捐书行动。其中，以周叔弢的捐书举措最为著名，其将藏书分数次尽献之——1952年8月捐古籍善本给文化部，被拨藏于北京图书馆，1972年又拟捐赠查抄退赔的图书文物，得到了文化部门的嘉奖，为古籍保护传承作出了巨大贡献。刘少山将所藏之海源阁珍籍山本捐赠予国家，亦多为人称道。

2.4 藏书家在其他领域的建树与社会文化内涵

《沽上琅嬛》中的24个藏书家（家族）主职工作涉及教育、实业、慈善等多个领域，为当时天津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同时也为天津留下了一定的精神财富。在教育方面，最著名的当以卢靖与严修为主。《沽上琅嬛》中叙述了卢靖对教育的深刻认识，他认为教育促进了西方科技的发展，进而造就了军事的强大，甚至提出“科学战”的概念。作者评这一思想在今天也不落后。同时“卢靖终生聚书，但从不追捧孤本秘籍，所藏均求实用，乃至直接服务于教育实业”[5]55。作者也叙述了严修的教育事迹与理念，在教育领域，作者并不是孤立地言藏书家在教育界的史实，而是着重强调他们创办图书馆及捐书等在教育中发挥的作用。

同时，许多藏书家藏书活动涉及的地域分布广泛，在天津及其他地域开办矿业、银行等实业，促进了当地的发展。如渠本翘的实业经历主要在晚清的山西，其与祁县乔殿森合资，接手官办晋升火柴局，改名双福火柴公司，成为山西最早的民族工业，又在阳泉成立保晋矿务有限公司。除实业外，渠本翘对教育事业也有参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在祁县创办中学堂，向学堂图书馆捐献了数量不菲的古籍[5]104-106。胡宗楙的实业经历也很丰富，出任过直隶全省工艺总局提调、北洋滦州官矿工司经理、直隶劝业道署总务科科长兼矿务、邮传两科科长等[5]121。部分实业家在走上实业道路之前，曾身居官场，也反映出当时的政治文化：藏书家们选择实业救国，主要是受到了晚清洋务运动与民国实业政策的影响，虽二者的政治目的有着根本的区别，表现为“救大清—兴实业—行新政”的三位一体与“救中华—兴实业—富国家”的三位一体[18]，但客观上都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

同时，多位藏书家还参与了社会公益事业。明清两代天津的一些盐商富豪，笃信佛教，积德行善，盐商文化与宗教文化的融合促进了天津城市慈善事业不断进步[19]。及至近现代，天津藏书家仍重视慈善，如1939年天津大水，金钺与章梫、金梁、陈一甫等创办天津保婴会，专门收养弃婴等。

3 基于《沽上琅嬛》的学术思考

《沽上琅嬛》主要以叙事的方式来展现近现代天津的藏书文化与城市文化，既有对藏书文化本身的凸显，又有将其寓于城市文化中的旨趣。但其在古今对比的视角运用、学术性与通俗性融合方面，仍有值得探讨之处。

3.1 古今对比的深度与广度

王振良在论述天津藏书楼与藏书家的时候，充分体现了“由古知今”与“由今知古”的历史感，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认为“古今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20]，《沽上琅嬛》一书详细地叙述了藏书楼与藏书家所藏书籍的过去与现在，以古今对比的方式增加了书籍的通俗性与具体性，同时简要勾勒出天津乃至整个中国的历史变迁。但这种古今对比更多是针对文化现象的古今对比，缺少宏观或更深层次的古今比较，因此仅限于一种视角的运用。如同作者在后记中所提到的，在写作中多遇文献抵牾之处，大都无法做具体考证辨析，故对于无法核实真相的内容多予舍弃，极少数不能回避者则取逻辑合理的说法。而且藏书楼和书斋名号，与实体虽有所对应，但因空间与时间转换复杂，想要全部厘清几无可能[5]307-308。这便是客观存在的“古”与“今”的矛盾，可见“古”与“今”的对话是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在后续的历史研究中如何通过提高古今对比的深度与广度来还原历史的本貌，并提供可为当下借鉴的启示，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3.2 学术性与通俗性融合的利与弊

不同于其他类型的藏书史研究，作者在《沽上琅嬛》中，并未将藏书楼与藏书家所在的社会背景完整地叙述出来，而是借由藏书家生平经历与境遇得以展现；作者也不是完全以藏书为中心的表述，而是由藏书楼切入，重点围绕藏书活动展开，以文化作用的视角进行叙述，以同时发挥供学术研究参考与促进文化传承的作用，这便是该书学术性与通俗性的融合。囿于体裁与篇幅的限制，该书虽力图但也并未全面展现一些藏书家的故实，但仍然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一是随文有许多资料的出处，可为后来者溯源；二是在搜集资料与行文过程中，与多位藏书家的后人交流过，吸纳了部分口述资料，也可为之后的研究提供借鉴。同时，该书寓理解与评析于生动的叙事之中，融人物生活与故事于历史事件之中，打破了学术想象与现实感知的桎梏，不仅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参考基础，也切实地实现了藏书文化与城市文化的结合，促进了文化的传播与交流，达到了研究的最终目的，即理论与现实的双重落地。但严格来说，此书的通俗性略高于学术性。该书虽每篇都从不同的点构建了藏书家的线与面，但没有成系统地揭示个人与时代的关系，更倾向于“述”而少“论”，读者需要进行补充性的“再构”方能深入了解本书与其构建的文化。因此，在研究与写作过程中，如何根据研究目标平衡学术性与通俗性的关系，也是值得商榷的问题。

4 结语

回顾我国关于区域藏书史的研究，许多藏书发达的城市均有藏书史专著，以江浙最为丰富，其他区域则有安徽、福建、江西、甘肃、云南等地。《沽上琅嬛》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天津藏书专著的空白，丰富了我国的区域藏书史研究，为后续天津藏书史研究提供了参考与借鉴。同时，该书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王振良已在天津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城市记忆》节目中，完整讲述了24个藏书家（家族）的故事，因其所及藏书楼中有13处位于五大道历史文化街区，不仅有助于提升五大道的文化品位与历史价值，更有助于深化外界对天津的文化认知，实现藏书文化与天津文化的大众传播。由此可见，《沽上琅嬛》有着很高的社会文化价值，是藏书文化与城市文化融合以建构城市记忆的通俗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