苇青

有一个人，自走出大学校门，进入一个单位，在其中一个部门的一个岗位上，不挪窝地一气儿干了三十四年，却始终痴心不改，乐此不疲，就像一棵树立在那里，任四季更迭轮回，既不自卑，也不张扬，只是一天天地生长着。

如果真是一棵树，三十四年，能长得多高多粗？

这个人就是我，这个单位就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这个部门就是《西部》杂志社，这个岗位就是文学编辑。

当此新疆文联成立七十周年之际，我回忆起了我与文联不离不弃，厮守至今的许多往事。我与文联结缘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事了。究竟早到什么时候呢？早在我还没有出生，早在新疆文联还没有成立。

此话怎讲？

其实，世间万事万物皆有其“因果”，并非是孤立存在和发展的。1945 年，美国给日本扔了两颗原子弹，日本被迫无条件投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但自此美国便手握原子弹在全球搞“核讹诈”，遂成“世界霸主”，我国也频频被其霸凌。为摆脱这种备受欺辱的局面，我国遂在1955 年秘密开启了原子弹研制，掀开了“两弹一星”伟大工程的序幕。就在那一年，自山西太岳革命根据地南下四川，在成都公安战线工作战斗了六年的父亲，经组织极其严格的审查，调入国家第二机械工业部下属的“519 地质勘探队”，到遥远的新疆，为国家寻找原子弹必需的铀矿。这是“两弹一星”工程最基础的工作。第二年，也就是1956 年，父亲利用招聘工人的机会，顺便把我和我祖父母接到新疆。那时我七岁，刚上小学，而新疆文联才成立了三年，《西部》杂志则刚刚创刊。“原子弹”是“远因”，而我到新疆文联则是“近果”。到新疆文联工作时，我二十七岁，退休时六十一岁，时间跨度三十四年。

我为什么说我在文联工作是痴心不改，乐此不疲呢？说来话长。

我还是个初中学生时，一次路过“老文联”的原址——乌市民主路上的一座三层楼房，有人告诉我说，这座楼里都是作家和艺术家。当时，我心里忽然就有了一个念头：我长大以后，如果能到这个楼里工作，该是多么开心的事啊！

但那只是一个“闪念”，就像闪电一样瞬间出现，又瞬间消失。可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念头深深地长久地潜伏在我的内心，像一粒植物种子埋在一抔干燥的黄土里，毫无动静，仿佛并不存在一般。我该干啥还是干啥，像“阿Q”“撑船便撑船，舂米便舂米”一样卷入“文革”当红卫兵，上山下乡当知青，在小学当老师，到大学当学生。直到大学毕业前夕，这粒种子忽然如大梦初醒一般，冒头了，疯长了！

那时，大学毕业后的去向原则上是“哪来哪去”，但也不尽然，我最终被分配到了“新疆文艺创作研究室”，不久之后，恢复了她的原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我如愿以偿到了新疆文联，进了我曾十分仰慕的那座三层楼房，而且干的还是我所喜爱的文学编辑工作。你看，命运之神是不是太眷顾于我？我是不是个“幸运儿”？既然如此，我将不忘初心，坚持始终。否则，对不起命运之神！

往事如烟，先讲讲文联大楼吧。“老文联”那栋民主路上的三层楼房早在二十世纪末就在改开大潮中被拆除，现在的年轻人对它毫无印象，它只存留在老人们的记忆深处。新文联大楼其实也算不上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落成，坐落在友好南路上，西大桥的西桥头处。坐北朝南，是一种现代风格的十五层高楼，正面看，方方正正，有棱有角，侧面看，其造型与法国巴黎的埃菲尔铁塔相仿。置身于顶层的大会议厅，透过明亮的大窗，北望红山雄姿叠翠，天山博格达峰骄阳看雪；南眺雅玛里克山，半山青绿半山黄，人民公园绝美景色尽收眼底。

我在老文联楼里工作了十五年，在这座新大楼里工作了十九年，共计三十四年。

记得1973 年考大学时，我以还不错的成绩闯过了录取大关，可是喜悦却转瞬即逝，刚刚公布了成绩，就发生了张铁生事件，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好在最后还是承认了既有的成绩，否则，我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有可能与大学失之交臂。有惊无险哪！

当时大学志愿我有三个选项：一、关内某省医学院公共卫生专业；二、哈工大步枪制造专业；三、新疆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我毅然放弃了关内和大东北而选了第三志愿，否则，我与新疆文联就无缘相守一生了。

到文联报到是1976 年9 月3 日，分配我到《新疆文艺》编辑部当编辑。《新疆文艺》创刊于1956 年，最初刊名《天山》，后更名为《新疆文学》《新疆文艺》《中国西部文学》，最后定名《西部》。虽刊名几番更迭，但办刊宗旨不改，优良作风不变，坚持至今，已逾六十七载矣！

报到上班才六天，伟大领袖毛主席遽然离世，神州六亿“泪飞顿作倾盆雨”！两天后，我奉命随老编辑陈柏中老师前往石河子采访兵团干部职工悼念毛主席的活动。人民群众对伟大领袖的离世所由衷表现出的巨大悲痛和对领袖无比真挚的深情，令我感动万分！这是我从事编辑工作首次到现实生活中的体验。从此以后，“下生活”就成了我编辑生涯里的常态。几十年来，我南疆北疆并东疆，三山两盆任徜徉。我真的很喜欢“出差”。

编辑工作在外人看来是很舒服的，坐办公室嘛。其实是很辛苦的，长年累月地组稿、看稿、改稿、校对，与作者交流、给作者写信，等等，不一而足，既劳心费神，也很损伤身体。我的眼睛视力由最初的近视一百度，渐渐发展到五百度，眼镜与我朝夕相处；一度曾因颈椎剧痛，低不下头，伸不直颈，苦不堪言。但我却从未因此而厌弃编辑工作，因为，我爱这个工作，其中的乐趣，特别是从中产生的成就感，让我甘之如饴。

上班第二天，当时编辑部的负责人韩文辉老师指着窗台上的来稿说，把这些稿件看完，看能不能从中挑出一些好的或较好的。窗台上堆满了自然来稿，摞得足有两尺来高，有四五摞之多。

我断断续续用了两个月时间看完了那一窗台稿件，从中初选了十几份稿件。发现这十几份稿件中竟有三分之一的稿子出于同一个作者。这位作者是阿克苏农一师的一位上海支边青年。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讲明他的稿件较之一般稿件要好许多，但离发表水准尚有一定的差距，希望继续努力云云。

不久，编辑部与阿克苏文学刊物《阿克苏文艺》联合举办文学创作培训班。我有幸随当时负责人之一的王嵘老师一起到阿克苏参加这一活动，想着是见一下这位作者。可是，学员名单上却没有他的名字，就问《阿克苏文艺》的主编张风水同志。张风水说他不知道还有这个作者，因为从未见过他的稿件。我说，这个作者基础不错，能不能也让他来参加培训班。

那位作者当晚从塔河南岸渡过塔河赶到阿克苏。我见他时，他身上还挂着棉絮毛毛，他是在轧花厂的机器旁接到了通知，顾不上回家换衣服，直接赶过来的。就在这次培训班上，他在编辑的帮助下，经过数度交流修改，终于完成了一部不错的短篇小说，并很快在《新疆文艺》上发表，是为其处女作，也是其成名作。就此，他成了新疆小说界的一匹“黑马”，两级刊物的骨干作者之一。为此，我有了一种沙里淘金终得金的愉悦感和幸福感。

像这类作者还有很多很多，每个编辑都有类似的经历。编辑们不辞辛劳地深入农林牧区、厂矿企业、军营校园，甚至偏远荒僻之地，挖掘出了不少小说、诗歌、散文、评论作者。“新边塞诗”三员领军主将，周涛、杨牧、章德益都来自基层。董立勃、赵光鸣、刘亮程也是从业余作者逐步成长为专业作家的。

在这些作家及更多作者的成长过程中，《西部》杂志的一代代编辑们都无私地倾注了他们的心血。为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发展奋斗，为作者全心全意地服务奉献，就是《西部》杂志社不变的初心和肩负的重任。

在《西部》创刊五十周年（2006 年）的时候，我在《西部》上刊发了一篇卷首语，把编辑精神浓缩为“铺路石”。古诗有言，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我为我在新疆文联和《西部》杂志一气儿做了三十四年的“铺路石”而感到自豪，感到喜悦和幸福。我是一个幸运的人，此生不悔到文联！

最后，我想寄语成长中的青年编辑们，奋斗吧，不负韶华谱华章！奉献吧，甘当“人梯”“铺路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