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

应该是1983 年9 月中旬，我走进了新疆文联，那是我在文联踏出的第一步。离开文联的最后脚印是在2017 年4 月中旬。算起来差不多三十四年。

第一次走进文联的那天，是走进民主路靠近和平剧院的那座三层楼。那座楼是1950 年代的建筑。土黄色的墙，绿色的铁皮屋顶，门窗天花板是绿漆，棕色的木地板，木质的楼梯。楼道里有人说话，会有回音。墙体很厚，宽宽的窗台，放很大的花盆和文件筐还是绰绰有余。整座楼冬暖夏凉。

记得我是带着敬畏的心情走进那座大楼的。因为那座楼是我走出大学校门，开始职业生涯的第一座楼。用那个时候的话讲，走进这座楼就是“走上社会了”。

进门的第一天。我一个人站在二楼一间挂着“组联处”字样的办公室门前，脚下是有点松动的木地板，年久失修，走在上面会有木板摩擦的声音。搞卫生的大姐告诉我，楼里的人正在开大会，就在楼道西头有两扇门的会议室里。我便走向那两扇门，尽量不让脚下发出声响。还好，我那时的体重四十七公斤，下脚轻，不会惊动里面开会的人。

透过虚掩着的门，果然见一屋子人在开会，烟雾缭绕的，大概五六十个人，衣服颜色差不多都是军绿、灰、深蓝，偶有颜色鲜亮的头巾和时髦的卷发，桌椅有点像中学教室的，一排一排。正说话的人显然看见我了，因为他的位置正好对着门。他看见了我，但并没受干扰，而是自顾自讲话，在座的人也都听得认真。印象里，说话的人一看就是领导，戴着一顶黄色的帽子，白色的衬衫挽着袖子，肩上还披着一件深蓝的中山装。那座楼到了九月，室内便有些凉意。毕竟，它是一座兴建于1950 年代的老楼了！

后来我才知道，那个说话的人是王玉胡老先生，而那天是他最后一次主持文联工作会议，因为他要退休了。那天，跟他在一起的文联领导还有铁依甫江、库尔班阿里，如果没记错，应该还有刘肖芜老先生。他们当时在新疆文艺界赫赫有名。

我很感恩自己在文联三十多年的经历，文联在自己成长的同时，也让我们成长。

在文联当文学编辑的那些时光，尤其使我受益。

我们《新疆民族文学》编辑部对面是当年的《新疆文学》编辑部。那间办公室有张黄色的桌子，木质的，上有三个抽屉，下有两个门，桌面宽宽大大，黄色的油漆斑斑驳驳，显示它曾经的沧桑和荣耀。而《新疆文学》的老师们对它也总是津津乐道，说当年茅盾在新疆曾用过那张桌子，1960 年代王蒙在新疆也曾用过那张桌子，后来的几任主编也都是那张桌子的主人。有老编辑调侃说，谁有幸成为那张桌的主人，谁就能沾上那张桌子的灵气。于是，很多日子里，我们几个年轻人便会有意去触摸它，礼敬它。灵气不知沾没沾上，但内心的成长因为有了那样的“古董”，总是有所积累的。

我们《新疆民族文学》杂志两任老主编郭基南老先生和郝关中老先生，毫无疑问也是影响我、使我难忘的两位长者。

郭基南是锡伯族作家、诗人，精通汉文、满文、锡伯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曾被特别邀请到北京，参加故宫满文文献的整理。而我参加工作的那几年，他已经到了快退休的年龄。他有得是资历和经历，却一点架子都没有，活脱脱一个邻家老头儿。一个普通的邻家老头儿，做事儿却那么兢兢业业。早晨上班，他甚至比我们年轻人还早到办公室。他家住南门，每天骑自行车上班。冬天夏天皆是如此。他并不知道他的早到，给我们几个年轻人带来的困扰——毕竟，年轻的我们需要懒床，割舍不下的晨梦对郭老早已无所谓了。害得我们为了不让他感到我们“没眼色”“不懂事”，也得赶早去办公室，然后假装提一暖瓶开水，或擦擦桌子，帮他整理一下他编辑过的文稿。时间长了，我们发现，其实他并没有在意我们。郭老编辑稿件时从不用钢笔，而是用毛笔。红色的和蓝色的墨水瓶，在他的桌子上至少有四五瓶。毛笔用墨水多费啊，蘸几下，墨就剩半瓶了。他用毛笔编辑，方格稿纸上一圈红一圈红，又一圈蓝一圈蓝。与这些红圈蓝圈一同印在稿纸上的，还有他桌子旁的窗台上一盆大叶子海棠花的落花。海棠花开无尽，郭老师划的圈圈也会无尽。就在他那些无数个无尽的圈圈中，我学会把来稿中疙疙瘩瘩的文字语句，变得有序，读起来流畅。然后，把学到的功夫再用到自己的写作中，让自己的文字更具有文学的语感。

郭老退休了以后，郝关中老师接任杂志主编，成为我的另一位人生导师。郝关中老师是新疆著名的维汉翻译家，曾翻译作品《离骚》《聊斋志异选》《鲁提菲抒情诗选》《纳瓦依抒情诗选》等，也是王蒙在新疆时的老朋友。1985年，我的第一篇小说《额尔齐斯河小调》在《民族文学》发表。那天，我走进他的办公室，看他正在读那篇小说，便有些忐忑，下意识往后退，准备撒腿开溜。根本不知道他会说什么，万一被数落了咋办？只见他面无表情地说：“回来，回来！”我便又走回去，等待发落。却听他说：“你这个娃儿起点挺高！好好写。”然后他抽了一口烟，发黄的手指弹了弹烟灰，他抽烟很厉害，是多年搞文字养成的。烟灰弹到桌子上，他熟练地吹了一下，又说：“当然，我可提醒你，以后想写东西，千万不能沾上官僚气，更不能沾上铜臭气。”这是郝老师的原话，我一个字没动。只是，到今天我也没有真正搞明白，他为什么看了我的小说后，把“官僚气”和“铜臭气”两个词联系起来说，因为那篇小说写的只是一个小盲童和奶奶的故事，这两个词与小说内容半毛钱关系都没有。但是，随着时光推移，随着我的成长，我已然明白那其实是一个长者对晚辈的人生教诲。

文联的七十年，我有一半的时间在它的怀抱里。1990 年，文联搬离了民主路的那座三层老楼，去了位于红山商场旁的新大楼。这是应了那个年月自治区繁荣发展文艺事业的需要，确实解决了文学艺术界艺术家们工作和活动的困难，文艺家奔走相告。记得当年新大楼里，大家议论最多的是大楼的设计理念。了得啊！一座楼的设计灵感竟然来源于一支钢笔？！没看见吗？这座楼的楼顶就是笔尖啊？它直冲蓝天，楼体的中缝就是笔尖缝的延续，是墨水通过的切口，墨水途经中缝，流向笔尖。十五楼的大会议室，其实就是钢笔笔尖的气孔，它位于笔尖的中间位置，钢笔不会漏墨正是因为有它。由此，我们搬进新大楼时的心情可想而知，况且对面还是《新疆日报》的大楼。这座大楼与红山比邻，矗立于河滩公路旁，旁边有老邮局大楼，有红山商场，还有揽秀园，西大桥，西公园，这座城市的文化制高点非我们楼莫属！那种感觉确实令人骄傲。再别说1990 年代初，整个乌鲁木齐没有几座大楼像文联大楼那么气派。关键是，我们还有电梯！足见上级部门对文化事业文艺事业的重视。

1990 年代中期，因为整个经济形势的影响，维修经费不足，大楼电梯停了，大家每天爬楼，最高的要爬十五层，有调侃说，上班从一楼爬起，到了楼顶，也该下班了。那几年，大家心里虽然少不了几句牢骚和怨言，但当那段断电的日子成为往事，电梯复行，大楼重新装修，却蓦然间为那段日子里大家的坚守而感动——整个大楼没有哪个杂志、哪家协会和办公室，因为没有电梯停止办公。

就在这座楼，老一代的编辑一批一批退休。有人回内地了，有人因身体等原因离开了我们。他们都曾为自治区文艺事业的发展做出过力所能及的贡献。我也从一名普通编辑成长为编辑部副主编，《西部》副主编，文艺理论研究室主任，到县里挂职驻村，进入文联党组并做作协的工作。一路走来，收获总是沉甸甸的。

近几年，走进文联大楼，看到的皆是年轻的面孔。他们大多是大学生研究生，有知识有学历，真正是起点高的一批人。我和很多与我同龄的人一样，既羡慕他们拥有的青春，又对他们寄予厚望。毕竟，他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未来与希望在他们身上。只是，他们看我们的目光，会不会也像当年我们看老一代文艺家那样，抑或，在他们眼里，我们像当年那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