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光鸣

《西部》自1956 年创刊以来，有过多次更名，最早刊名叫《天山》，后来陆续变更为《新疆文学》《新疆文艺》《中国西部文学》，到现在的《西部》，各个更名，都代表刊物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从刊名的演变，可以洞见这个文学刊物走过的曲折而坎坷的道路。

我与《西部》的缘起，发生于“文革”后期的1973 年，当时我在《昌吉报》社当记者，这年的秋天，报社派我到玛纳斯清水河南山牧区采访在这里举办的哈萨克族阿肯弹唱会。那时的交通不便，行程艰难，我赶到目的地，才知道这个弹唱会的全称叫作“玛纳斯县哈萨克族民间歌手弹唱座谈会”。主办方是中共玛纳斯县委和县革委会，而真正的组织者却是以王谷林同志为首的一群文艺家，他们中间有王嵘、冯江、张运隆等专家。当时他们的年纪，除王谷林年过半百，其他人大约都在四十岁上下，意气风发，情绪昂扬。热爱文艺的我，突然有机会和这样一群专家相处几天，惊喜万分，又恍惚如梦。这些人里，我最敬仰的是王谷林前辈，“文革”的冲击和摧残，并没有丝毫动摇他对文艺事业的执着和坚守，我在他身上，看到一个身材高大的长者的儒雅风度，相貌堂堂，平易近人，工作一丝不苟。由于他领导有力，整个活动搞得有声有色，非常成功。

玛纳斯县清水河牧区的这次民间歌手弹唱座谈会，是“文革”以来中断多年的哈萨克族牧区文艺生活复苏的一声号角，整个新疆牧区，由此开启阿肯弹唱会重回草原的新局面。弹唱会现场热闹隆重，四面八方赶来的牧民喜气洋洋，阿肯们表演得精彩绝伦，如同盛大节日的这次阿肯聚会，向着寒凝的大地释放出一股早春的暖流。

我在这场活动的组织者们脸上也看到这暖流的映照，牧场三日，王谷林带领众专家紧张工作，翻译整理弹唱作品工作夜以继日地进行，大家热情高涨，不知疲倦，都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鼓足了劲，毫不松懈。至此，我才搞清楚，停刊多年的《新疆文学》很快要复刊了，文艺界禁锢压抑的沉寂局面开始有所松动，大家都被这好的前景所鼓舞。作为一个爱好文学的年轻人，我和这些文艺家们有了更深的精神上的共鸣。

这个“座谈会”结束时，我们共居的临时帐篷里，王谷林同志郑重其事地交给我一个写稿任务，让我跑一趟玛纳斯县新合公社团结四队，写一写这个队的带头人巴拉提和他们学大寨的先进感人事迹。他说，这个稿子是准备在复刊号上发表的，所以嘱我采访扎实一点，且和我约定了交稿的时间。我没有想到他会派我这样一个任务，激动而愉快地接受了。回到县城后我直接就去了团结四队，在那里深入采访了几天，后来写了一个稿子，叫《第五个丰收年》。王谷林同志可能还算满意吧，总之后来的复刊号上，我的这篇文章作为该期唯一的散文，发在比较显著的位置上。这是我有生以来发表的第一个“文学作品”，发表时，我刚满二十五岁。

这期复刊号，没有叫《新疆文学》，而叫《新疆文艺》，是特定时期权衡妥协的结果。这期刊物，我至今还保存着，是1974 年第一期，同期还有赛福鼎同志和诗人周涛纪念帕哈太克里的诗作。时代的印记牢附其上，主要的特征是突出政治，包括我写的那篇所谓散文在内，确实没有多少文学价值可言，但是我愿意把他珍藏在记忆中，毕竟那是我涉足文学的第一步。

和《新疆文艺》有过这么一点缘分后，在《昌吉报》以后的两年，我又参加过一次《新疆文艺》在昌吉召开的北疆地区文学笔会，既是与会代表也是工作人员。这是“文革”后期首次举办的文学聚会，有数十位作者参加，记忆中当时的作者有杨牧、东虹等，大家都很兴奋，个个摩拳擦掌，雄姿英发，准备大干一场。我就是在这个会上，认识了陈柏中、都幸福、郑兴富几位编辑的。此后不久，都幸福到昌吉联络作者，约我在昌吉州招待所见面，嘱咐我带上自己的习作，我尊嘱前往，带了三个硬皮本子的诗歌习作，足有数百首。都幸福老师那天没有客房钥匙，只好在餐厅见我，他说要认真读读我写的那些东西，让我在外边稍候，这一候就是几个小时。他在餐桌上硬是把我那些从未示人的涂鸦之作一首一首读完，并且和我做了一次认真深入的长谈。其认真的态度，诚恳的意见和建议，我至今都不能忘怀。正是因为这些长者的鼓励，我的文学之梦，在最艰难的时代，也不曾中断过。

1975 年，我作为工农兵学员，被《昌吉报》社推荐到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为时三年。这期间《新疆文艺》又改名为《新疆文学》，我和刊物失去了联系，毕业后分配到新疆财经学院工作，也没有到编辑部走动过，但是编辑部一直没有忘记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无名作者。我回到新疆不久，都幸福老师就主动联系了我，关切地询问我的业余创作情况。我在编辑部的热切关照下，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业余文学写作，写得努力而辛苦。记得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客路青山下》写完后，不好意思直接送编辑部，是用挂号邮件寄到编辑部的。寄出后内心忐忑，不知所措，但是我很快就得到了编辑胡尔朴的回信，对作品给予充分的肯定，且通知我稿件很快发表的消息。这个好消息让我激动了数月，每天都觉得世界一片光明，这篇近万字的小说，在等待发表的刊物出版期间，由于天天背诵，差不多能够倒背如流。我的这个感受，后来在与昌吉“三剑客”的一次酒叙中，坦率地告诉了周涛和陈友胜、张侠、钱世林几位文友，我没有想到自己对这件事的平淡叙述，触动了周涛兄长的灵魂痛处，他忽然掩面落泪，四座怆然。周涛后来告诉我，打动了他的，是我对文学的那份真诚和虔诚，如同一个圣徒。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坛风气纯正，那时的文学青年，对文学的热爱确实是非常执着而真诚的，也由于根植这样的文学土壤，新疆的新时期文学，涌现出了一批优秀作家和诗人，代表着新疆多民族文学的总体水平，在当代中国文学的大景观中，独领一道绚烂风景。

我的小说创作，自《客路青山下》在《新疆文学》发表以后，渐有起色，作品的数量有所增长，质量也不断提高，这和编辑部各位编辑老师的关心鼓励是分不开的。有段时间，我的创作停顿了下来，意志消沉，情绪处在低谷，熬了很长时间写出的几部中篇小说，投稿却处处碰壁，使我的创作积极性大受挫折，感觉文学写作实在是太熬煎人了，由此萌生退意，打算放弃业余写作了。这个时段我经常得到编辑部各位师长的安慰和鞭策，让我重新获得勇气和信心，向更高的阶梯攀登。我听从了他们的耐心劝告，静下心来，把手头的几部中篇小说重新审视，进行认真修改，终于获得一个小小的创作丰收季。1985 年前后，我的中篇小说《石坂屋》《远巢》《芳草地》《云游》《背影》《黄昏行旅》《乐土驿》等相继在《中国西部文学》《青春》《边塞》等刊发表，得到读者的好评，《文学报》等国内媒体也给予了大篇幅报道。这个时段已由《新疆文学》更名的《中国西部文学》，首次把“西部文学开发者征文奖”的红色证书颁给了我，表彰我的小说在西部文学崛起中所做的贡献，使我受到莫大的鼓舞。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新疆作协推荐我去鲁迅文学院深造，这期间《当代》发表了我的中篇小说《西边的太阳》。得知《当代》和鲁迅文学院有意举办我的作品讨论会，新疆作协立即联合兵团作协，派王嵘、张孝华、孟丁山几位领导赴京与会。这个研讨会由四家单位联合举办，京城的重要评论家悉数出席，发言热烈，对作品给予高度评价，同时对西部文学的未来寄予极大期望。这是我文学创作道路上的高光时刻，对我的鼓励极大，创作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这个讨论会后不久，我荣获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颁发的炎黄杯“人民文学奖”，这是一个有分量的文学奖项，也是我文学创作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

我后来的文学之路，就是从这个里程碑出发的。我中后期的小说，从中短篇到长篇，形式到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现实，以及作品蕴含的思想内容，都比前期小说有所提高，发表空间有更广阔的拓展，但无论我行进在多远的远方，都不能忘怀《西部》对我的提携和知遇之恩，我对这个刊物满怀深情，远超一般人想象的程度。《西部》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走过一段迷途，刊物在经费难以为继的情形下，走了一段弯路。我在公开场合，多次坦率地提出自己的意见，表达了自己的忧虑。有朋友私下劝我不要做出头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过去算了，但我没有做一个明哲保身者，坚持把自己的意见发表出来，绝不让它烂在自己的肚子里。后来刊物拨乱反正，回到它原本的位置上，让所有关心它的人都得到莫大的宽慰。我正是那最感宽慰的人之一。

十年前的一天，我收到《西部》杂志社黄永中社长和沈苇主编的约稿电话，让我写一写刊物六十周年的有关人事，我答应了却不知该从何处写起，细想起来，我和《西部》一起走过的路，差不多有四十多年的时间了，期间所经历的人和事，实在是太多太杂了，记一笔流水账，可能可以写上数万字，太啰嗦了，于是就放下了，反正有的是时间，拖拖再说。但是紧跟着年轻编辑孙伟的催稿微信不断，让我坐不住了，就钻进书报堆里，翻找以前存留的旧刊，《西部》各个历史时期的那些期刊，有的找不到了，有的被送进了地下室。在尘封多年的旧纸堆里，我除了找到那本1974 年版的《新疆文艺》复刊号，还找到我的小说处女作《客路青山下》发表的那期《新疆文学》。更让我惊喜的是，我在那个包裹得很严实的纸匣子里，还找到了一本1986 年第九期的《中国西部文学》，这是一本“创刊三十周年纪念特刊”，我认真奉读，百感交集。

这期三十周年特刊，隆重推出了王蒙、梁晓声、张承志等作家的一组短篇小说，周涛、章德益、郭维东、雷霆等诗人的诗，周政保关于新疆文学发展战略的评论，中篇小说推出文乐然的《好的去处》和我的《芳草地》，“编者的话”写得激情四射，令人感动。更让我感动的是封二封三上的那些黑白照片，有王蒙、刘肖芫、王玉胡、王谷林、张承志等领导和作家的生活照，还有一张新老编委在南山的合照，照片中的人都是我非常熟悉和敬重的文坛前辈和文友，有刘肖芜、王玉胡、陈柏中、韩文辉、周涛、孟驰北、吴连增、都幸福、郑兴富、周政保、文乐然、尚久骖等，所有新老编委都是笑容满面，神态轻松愉快。封三上的正副主编陈柏中、吴连增、都幸福、郑兴富四人工作照也是如此，四人当时正处盛年，仪表轩昂，风度儒雅，轻松的表情写在脸上，让人看着非常亲切。除这张主编工作照外，还有一张编辑部全体工作人员的集体工作照，照片中除正副主编外，还有章德益、郭维东、胡尔朴、修仲一、董为清等几位编辑，笑得灿烂而明朗。细读这些照片我的怀旧之情油然而生，心潮激荡，难以平息。

1986 年，是《西部》刊物的而立之年，也是新疆文学的黄金年代，新人新作如雨后春笋涌现，文学的天空明媚而辽阔，文坛万象更新，到处都是生龙活虎，生机蓬勃的景象，很庆幸我的文学行程赶上了这样一个大风催生的时代。因受那个激情洋溢的时代的感染和推动，我的创作很快进入了一个成果较为旺盛的时期，也算我的第一个创作高峰期。

从1986 年到现在，四十年过去了，时光流逝得迅疾而让人猝不及防，世界不知不觉间变更了面貌，有些变化，是属于沧海桑田级别的，让人不时感到恍惚和惶惑。四十年前留在《中国西部文学》杂志上的那些阳光明朗的笑脸，如今都被不可遮挡的暮色所笼罩，屈指细数，他们中间的好几位，今生今世，与他们在人间相遇，已经没有可能。好在我在他们还健在的时候，没有完全疏于看望和问候，因此也没有给自己留下太沉重的自责和遗憾。

1992 年秋，我从广东绕道北京回新疆，在北京办事处与陈柏中老师邂逅，相商去看望阔别多年的王谷林老师，同去的还有曾在新疆文联工作过的李俊芬大姐。王老见了我们非常高兴，相谈甚欢，他虽然离开新疆好几年了，对新疆仍然牵肠挂肚，尤其牵挂新疆文学的队伍建设和刊物建设，对我的勉励一如先前，让我深感这位文学前辈提携后进的热情，内心充满了感动。这次在王老家的相聚持续了好几个小时，近黄昏时才散，这是我和王老的最后一次见面，几年后，听到王老逝世的消息，我只能在几千公里外的新疆遥祭这位可敬的老人。

王老之后，又有刘肖芜、王玉胡、孟驰北、郭维东、尚久骖等几位德高望重的前辈和长者相继离开了我们，他们对新疆文学所做的贡献有口皆碑。除这几位以外，四十年前《中国西部文学》纪念特刊上的那些照片上的人，都已走向暮年，进入人生最后的桑榆晚境。他们中间最年轻的几位，也已经接近古稀之年，两鬓斑白了。这是自然法则，所有的人都会走向衰老，最后回归自然。最近，我最尊重的都幸福老师也辞世了，没能见上最后一面，深感痛惜。前辈们一个个远去，但他们把宝贵的精神财富留给了年轻的一代，虽退居煌煌大幕之后，却以他们对文学的热爱、探求、坚守、精益求精的品格和精神，影响并滋养着一批批的后来者。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是人类文明薪火相传的真正传承者。

陪着《西部》走了五十年，今天又看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学繁荣生机蓬勃的景象在新疆重新呈现，刊物继承了前辈办刊人的办刊传统和精神，适应新形势要求，摸索出一条新的办刊路子，坚持不懈，越办越好，特色显著，在国内文学期刊界中独树一帜，获得一致好评。与此同时，经过多年蓄积，新疆作家队伍空前壮大，五十岁左右的一批优秀中青年作家成为新疆作家的中坚力量，带动后来更年轻的一批人，形成梯队，新疆文学的影响日益扩大，走向全国的作家越来越多。这样的势头和局面，让人很自然地想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火热，让我这样的过来人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新疆多民族文学的又一个黄金时代到来了，让我们为它大声喝彩!